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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发展，曾多次经历过“正常—过热—调整—偏冷”的怪圈。这种多次反复的怪圈，长期困扰了中国的政府。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这个怪圈？能不能走上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1993年开始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可以走出怪圈。
市场经济要不要有维护公众利益的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和能不能实行宏观调控？1993年宏观调控的实践回答也是肯定的。
1993年3月，我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再次摆到了国家计委面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计委坚决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坚持搞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物价，调整经济结构，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实行有上有下、有进有退、进退适度的灵活调控措施，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
一、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92年下半年，不断听到要调我到国家计委工作的传闻，开始我并未在意。到1992年底，由于我的工作去向同研究国家体改委1993年工作安排直接有关，我就在一次国务院会议后，当面问李鹏总理有没有要调动我的工作这回事。李鹏说，是研究过。他说，中央考虑，下次政府换届，如果邹家华同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你的工作就不动了，仍留任体改委主任；要是家华同志不再兼任，则调你任计委主任。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一次小组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朱镕基同志把我找了出来，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邹家华不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调我任计委主任，并说江泽民、李鹏和他本人都全力支持我到计委主持工作。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我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对于我要出任的这个职务，它的份量，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它所需要的人望，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我以前，先后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有高岗、李富春、余秋里、姚依林、宋平、邹家华。我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七人。同他们比较起来，我在党内的资历最浅，水平、经验和贡献都远不能同他们相比。我曾经先后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兼），深知计划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计委虽是经济业务部门，工作中要讲经济、讲业务，同时它又是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综合部门，工作中更要讲政治，讲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要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的部门，许多重大问题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就能处理得好的。
在到国家计委机关上班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我在表态中讲道，中央决定调我到计委工作，我知道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我会努力去做，希望能得到全委同志的支持。我已经多年没有直接从事计划工作，想先了解一下工作情况，找各司的同志听听意见。我强调说，只能是我找你们，不能由你们来找我。会后，有位熟悉的同志对我说，你这句话大家表示不大好理解，为什么只能是你找别人，而不能让别人找你呢？我说道理很简单。我初来乍到，不想先入为主，也不想别人对我施加影响。我会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各方面对国家计委的意见，主动地、不带偏见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都由我自己决定。与我的任务不相干的事，我都不想扯进去。什么事情都往我的脑子里灌，我会六神无主，陷于被动。他说，你这一着棋倒也是走得有道理。
我的这次工作变动，从改革计划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从改革的动力——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岗位，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对象——国家计委的工作岗位。这个工作角色的转换，又正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也就是计划经济要在中国最终消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的时刻。我感到有点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味道。过去对别人“指点江山”、“坐而论道”，现在则要轮到自己真刀真枪地干了，麻烦和考验会扑面而来，说话做事都必须分外用心。这种从改革的动力到改革的对象的经历，也使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上对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有种种议论，最尖锐的意见是西部一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撤销国家计委。国家计委的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也有点思想混乱，对于今后的工作去向感到无所适从。1993年初，国家计委召开委务会议，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计委工作“有位”、“有为”的问题。还有的同志说，过去国家计委机关门前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现在是车少人稀、门可罗雀，有些失落感。我到任后，他们向我汇报了这些反映。我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就不存在“位”的问题，有了“位”就要“为”，而且要努力“为”好，也只有“为”好了，才有更好的“位”。我一直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让政府在短时期内完全失去作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底子薄，国土面积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资源条件和建设能力都差异很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政府的倡导、规划、推动和协调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不久，新的问题果然推到国家计委面前，这就是宏观经济越来越热，地方和部门各行其是，而中国的市场又很不成熟，“看不见的手”在兴风作浪，“看得见的手”怎么办？作为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国家计委要不要“为”？能不能“为”？怎样“为”？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开始了国家计委主任的生涯。
二、中国经济再度过热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多次发生经济大起大落的波折现象。我查了1953年到1996年44年间中国经济的历次波动情况。在44年中，大的波动有5次，其中经济增长率波动在两位数的有4次，覆盖的时间长达20多年，被一些干部和经济学家称之为“折腾”。在历次五年计划和大的调整中，波动最大的峰谷差，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起大落，最高年和最低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差高达51.7个百分点。波动最小的是1992年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起伏落差只有4.6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波动最小的一次。最高年和最低年的经济发展波动过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有的是破坏性的影响，造成经济大步倒退，多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教训极为深刻。历年波动情况见下表：
总结历史，这里面有些什么值得研究的现象，有哪些教训值得后人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把教训变成引导国家健康发展的软实力。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主要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领导人不尊重客观规律和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造成了反反冒进的失误，“大跃进”的失败，直至“文化大革命” 的10年破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则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和总结，一个是投资饥渴症，一个是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这两者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便催发经济过热，发展失控，造成新的经济波动，甚至是很大的波折。
投资饥渴症，是匈牙利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最早提出的观点。他在书中讲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赢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投资饥渴是长期的，不存在饱和问题。例如刚刚完成了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投资饥渴症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讲得也很形象。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饥渴症同样是一种普遍现象，应当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进步，必然要进行建设，对投资的饥渴就是对建设的渴望和追求，它有正当的一面，可以起到唤醒人们觉悟的作用，可以提高发展的积极性。问题是饥渴的内容和饥渴的程度，饥渴的内容不恰当，饥渴的程度失控，就会带来负面的效应。而过度的饥渴，一旦成为政府行为，成为受个人功利主义驱动的执政目标，又失去市场的正确导向和发展的理性指导，它的负面效应就会迅速膨胀，引发经济过热，发展失控，直至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
我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过热、投资膨胀与政府换届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同比关系。左边的这张表，列出了历次政府换届的当年和第二年，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都双双攀升的情况，而这种攀升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过热，导致资源配置“错位”，物价上涨，引发经济生活混乱，以致不得不进行治理和调整，并付出更多的代价，让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到正常、合理的区间。
分析表中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除了1989年受政治风波的影响，GDP只增长4.1%这个特殊的例子外，其余各次换届的当年和第二年，GDP都是高位增长，达到或者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除了个别年份外，投资更是高位增长，成倍或数倍地高于GDP增长速度，成为催发经济过热的主导因素。
1993年的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热得快、热得猛。199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工业总产值增长2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4.8%，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6%，这些数据表明，199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示出过热的迹向。在这个基础上，1993年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再创新高，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达到30.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高达61%，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4%，6月份高达21.6%。这种形势的出现，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人才成长、经验积累都为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经过多年积累，经济实力增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外资的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都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力和财力。第三，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破除了多年禁锢人们思想的理论迷信和思想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1993年，也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政府换届年，正像我在上面所分析的，各地的新一届政府产生后，都有急于要多做些事情的愿望，换届政绩效应应运而生，神州大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待续）
市场经济要不要有维护公众利益的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和能不能实行宏观调控？1993年宏观调控的实践回答也是肯定的。
1993年3月，我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再次摆到了国家计委面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计委坚决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坚持搞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控制物价，调整经济结构，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实行有上有下、有进有退、进退适度的灵活调控措施，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
一、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92年下半年，不断听到要调我到国家计委工作的传闻，开始我并未在意。到1992年底，由于我的工作去向同研究国家体改委1993年工作安排直接有关，我就在一次国务院会议后，当面问李鹏总理有没有要调动我的工作这回事。李鹏说，是研究过。他说，中央考虑，下次政府换届，如果邹家华同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你的工作就不动了，仍留任体改委主任；要是家华同志不再兼任，则调你任计委主任。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一次小组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朱镕基同志把我找了出来，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邹家华不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调我任计委主任，并说江泽民、李鹏和他本人都全力支持我到计委主持工作。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我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对于我要出任的这个职务，它的份量，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它所需要的人望，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在我以前，先后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有高岗、李富春、余秋里、姚依林、宋平、邹家华。我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七人。同他们比较起来，我在党内的资历最浅，水平、经验和贡献都远不能同他们相比。我曾经先后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兼），深知计划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计委虽是经济业务部门，工作中要讲经济、讲业务，同时它又是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综合部门，工作中更要讲政治，讲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要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的部门，许多重大问题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就能处理得好的。
在到国家计委机关上班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我在表态中讲道，中央决定调我到计委工作，我知道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我会努力去做，希望能得到全委同志的支持。我已经多年没有直接从事计划工作，想先了解一下工作情况，找各司的同志听听意见。我强调说，只能是我找你们，不能由你们来找我。会后，有位熟悉的同志对我说，你这句话大家表示不大好理解，为什么只能是你找别人，而不能让别人找你呢？我说道理很简单。我初来乍到，不想先入为主，也不想别人对我施加影响。我会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各方面对国家计委的意见，主动地、不带偏见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都由我自己决定。与我的任务不相干的事，我都不想扯进去。什么事情都往我的脑子里灌，我会六神无主，陷于被动。他说，你这一着棋倒也是走得有道理。
我的这次工作变动，从改革计划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从改革的动力——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岗位，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对象——国家计委的工作岗位。这个工作角色的转换，又正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也就是计划经济要在中国最终消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的时刻。我感到有点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味道。过去对别人“指点江山”、“坐而论道”，现在则要轮到自己真刀真枪地干了，麻烦和考验会扑面而来，说话做事都必须分外用心。这种从改革的动力到改革的对象的经历，也使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社会上对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有种种议论，最尖锐的意见是西部一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撤销国家计委。国家计委的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也有点思想混乱，对于今后的工作去向感到无所适从。1993年初，国家计委召开委务会议，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计委工作“有位”、“有为”的问题。还有的同志说，过去国家计委机关门前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现在是车少人稀、门可罗雀，有些失落感。我到任后，他们向我汇报了这些反映。我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就不存在“位”的问题，有了“位”就要“为”，而且要努力“为”好，也只有“为”好了，才有更好的“位”。我一直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绝不是、也不可能是让政府在短时期内完全失去作用。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底子薄，国土面积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资源条件和建设能力都差异很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政府的倡导、规划、推动和协调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不久，新的问题果然推到国家计委面前，这就是宏观经济越来越热，地方和部门各行其是，而中国的市场又很不成熟，“看不见的手”在兴风作浪，“看得见的手”怎么办？作为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国家计委要不要“为”？能不能“为”？怎样“为”？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开始了国家计委主任的生涯。
二、中国经济再度过热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多次发生经济大起大落的波折现象。我查了1953年到1996年44年间中国经济的历次波动情况。在44年中，大的波动有5次，其中经济增长率波动在两位数的有4次，覆盖的时间长达20多年，被一些干部和经济学家称之为“折腾”。在历次五年计划和大的调整中，波动最大的峰谷差，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起大落，最高年和最低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差高达51.7个百分点。波动最小的是1992年至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起伏落差只有4.6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波动最小的一次。最高年和最低年的经济发展波动过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有的是破坏性的影响，造成经济大步倒退，多年都恢复不了元气，教训极为深刻。历年波动情况见下表：
总结历史，这里面有些什么值得研究的现象，有哪些教训值得后人引以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把教训变成引导国家健康发展的软实力。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主要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领导人不尊重客观规律和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造成了反反冒进的失误，“大跃进”的失败，直至“文化大革命” 的10年破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则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和总结，一个是投资饥渴症，一个是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这两者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便催发经济过热，发展失控，造成新的经济波动，甚至是很大的波折。
投资饥渴症，是匈牙利学者雅诺什·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最早提出的观点。他在书中讲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赢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投资饥渴是长期的，不存在饱和问题。例如刚刚完成了一项投资，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投资饥渴症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讲得也很形象。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饥渴症同样是一种普遍现象，应当做历史的全面的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要进步，必然要进行建设，对投资的饥渴就是对建设的渴望和追求，它有正当的一面，可以起到唤醒人们觉悟的作用，可以提高发展的积极性。问题是饥渴的内容和饥渴的程度，饥渴的内容不恰当，饥渴的程度失控，就会带来负面的效应。而过度的饥渴，一旦成为政府行为，成为受个人功利主义驱动的执政目标，又失去市场的正确导向和发展的理性指导，它的负面效应就会迅速膨胀，引发经济过热，发展失控，直至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
我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过热、投资膨胀与政府换届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同比关系。左边的这张表，列出了历次政府换届的当年和第二年，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都双双攀升的情况，而这种攀升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过热，导致资源配置“错位”，物价上涨，引发经济生活混乱，以致不得不进行治理和调整，并付出更多的代价，让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到正常、合理的区间。
分析表中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除了1989年受政治风波的影响，GDP只增长4.1%这个特殊的例子外，其余各次换届的当年和第二年，GDP都是高位增长，达到或者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除了个别年份外，投资更是高位增长，成倍或数倍地高于GDP增长速度，成为催发经济过热的主导因素。
1993年的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是，这次热得快、热得猛。199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2%，工业总产值增长2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4.8%，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6%，这些数据表明，199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示出过热的迹向。在这个基础上，1993年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再创新高，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达到30.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高达61%，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4%，6月份高达21.6%。这种形势的出现，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运行机制、人才成长、经验积累都为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经过多年积累，经济实力增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外资的进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都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力和财力。第三，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破除了多年禁锢人们思想的理论迷信和思想束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1993年，也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政府换届年，正像我在上面所分析的，各地的新一届政府产生后，都有急于要多做些事情的愿望，换届政绩效应应运而生，神州大地，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