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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23岁的郑媛媛穿着鹅黄色的短袖T恤，从城管执法车上走下来时，几米开外的人行横道上已经乱成一片。
这里是延安市的主城区圣地路附近。她的7名同事，打算查扣此地美利达自行车车行门前停放的几辆山地车，遭到车行老板刘国峰和几位车友的阻拦，双方的争执很快变成撕打，引来路人驻足围观。
有人用手机拍了现场视频。视频中，郑媛媛走进人群，与迎面过来的车友争吵，继而发生撕打。当她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时，已经仰面倒地，事后医生诊断，她被人打断鼻梁骨，额骨和眼角也有几处骨折，需要手术。
视频很快通过网络广泛传播。人们惊讶和愤怒的细节，倒不是郑媛媛受伤倒地，而是她的同事、21岁的穿着城管制服的青年景鼎文。在与店家的撕打中，他双脚跳起，重重踩在早已倒地、侧卧、并双手掩面的车行老板刘国峰头上。
事后验伤证实，刘国峰的头骨多处骨折，缝了7针。
随后，延安市发布官方公告，宣布：此次事件中的城管，有2人为正式工，其余包括景鼎文在内的6人，都是“临时聘用人员”。事发后，涉事的6名临时协管员均被解聘，其中跳踩伤人的景鼎文被刑拘，刘兆瑞被行政拘留。
6月8日，郑媛媛还躺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急症病区耳鼻喉科。这个23岁的农村姑娘，说话句子短促，不加修饰，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冲”。
她说自己还没有结婚，是个农村人，2009年延安市公益性岗位招聘时，她应聘上了这份工作。
“这几年因为工作也受了不少委屈，也挨过商户的推搡和殴打；这一次，没想到这么严重。”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她被解聘了。
延安市城管局稽查支队副支队长段玉亭证实了郑媛媛的话。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以下简称监察支队），属于延安市城管局的下属单位，聘用临时协管人员均为延安市政府人社局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协管员的工资由政府发放。
2008年调入延安市城管局任党委书记的侯世怀，在30层城管大厦7楼一间近百平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
他说，在延安市城管局的工作中，城市监察执法占五分之一，监察支队是副县级建制，下辖凤凰、南市、宝塔三个大队，主要负责宝塔区的城市管理，共有编制139人，“包括大队和支队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已经进入伤残病退的人员，也包括了向外抽调的人员，上级抽调或者外派办事处抽调。”
而据《延安日报》，从2006年起，延安市开始打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计划将中心城区面积由2005年的25平方公里增加到36平方公里，中心城区人口将由原来的47万人达到60万人。
这些变化，给编制有限的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协管员应运而生。不过，侯世怀承认，“临时协管员素质低，容易出问题。”
段玉亭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份此次涉事城管临时聘用人员的内部资料：景鼎文，21岁，初中学历；马瑞，30岁，初中学历；刘兆瑞，21岁，初中学历；康文宝，27岁，高中学历；马明，35岁，中专学历；郑媛媛，23岁，大专学历。其中，马瑞的分工是司机，康文宝则负责摄像。
侯世怀解释临时协管员的招聘标准，“是政府站在解决就业的角度设置的公益性岗位，我们局自己没有权力独自招聘，支队经费也紧张，自己找人的话，薪水发不上，所以只能依赖有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性岗位。”
在劳动保障部《关于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厅发[2003]4号）中，对公益性岗位的解释是：“主要由政府出资扶持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
一份延政发[2006]64号文件也证实了侯世怀的说法：从2006年起，全市每年开发公益性岗位1000个。该文件同时说明，这些公益性岗位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统筹开发、促进就业”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目前，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共有此类公益性协管员55名。
段玉亭说，政府对公益性岗位的要求是学历一般在大专以上的毕业生，而具体到稽查支队聘用执法人员、协管人员，倾向于两种应聘者，一是应届毕业学生，文化程度高，素质也相对高些；二是部队复转军人，曾在部队接受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
郑媛媛便符合第一种倾向的应聘者。她曾在接受采访中解释她应聘到城管监察大队的原因：“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大专，因为从小就不爱学习，根本就没心思读书，所以退学应聘到这里工作。”
而此次视频中跳踩车店老板的景鼎文，则符合段玉亭所说的第二种倾向的聘用者。
凤凰大队稽查中队原中队长张奇（此次事件中在场的两名正式工作人员之一，事后被撤销职务，行政记大过一次）在电话中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景鼎文是今年3月20日入职，当初一见面，觉得这个刚刚退伍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看起来满脸清爽，“没有太多社会气”，因此印象还不错。
段玉亭说，按政府规定，公益性岗位的招聘人员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用工协议，确保招聘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不过，签合同的年限不一“有一年一签，也有两年一签或三年一签的”。
凤凰大队稽查中队中队长张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景鼎文在参加了三天培训后，就上岗了。张奇对景鼎文也很满意，从部队出来，纪律性高。他说景鼎文性格开朗，但又不爱多说话，不过他说，“这都是正常的，这代人都是从小惯大的。”
段玉亭介绍说，在中队的培训已经是第三轮培训，第一轮是人社局确定聘用人选后便会进行职业培训，之后，在支队进行第二轮培训，到了大队，再结合具体工作经验进行培训。不过，他也承认，“长时间培训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执法力量十分短缺，才会向社会招聘，因此到岗后需要尽快开展一线工作。”
短期培训半个月或一个星期，包括执法所依据的法律，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哪些是允许你干的，哪些则是不允许的”。“这样的培训，也不是十分系统的。任务急，来不及太多时间培训。” 不过，他说中队每周二还会有集体学习，包括法律和内部条例，市容市貌的管理方式方法等等。
55名临时聘用人员，不只在招聘时是临时性的，甚至组织关系也没有进入正规系统。已作了四年临时工的郑媛媛，档案等还在学校。而景鼎文的档案，“可能还在部队，等他将来有了正式工作后，才会转走”。
因此，城管局内部对于他们的具体个人情况，如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过往经历，也并不了解，“只是简单查看他们的户籍证明和公安身份证明等”。
但在“临时工”们看来，临时工与正式工的最大区别，在工资。
“4年前是每月600多元工资，现在涨到1000元，这样的工资谁来呢？有关系的谁会让孩子来当协管？”郑媛媛说。
面对这个问题，侯世怀沉默了几秒钟后说，2006年时，延安市的公益性岗位共需资金744万元，由市财政统一负责安排和解决，以后年度则按照“谁购买、谁出资”的原则，由同级财政和用人单位负责筹集。按照国家的公开标准，用人单位需每月向各类公益性岗位的就业人员支付工资620元。
这几年的劳务酬劳标准有所提高，财政统筹部分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80元，“凤凰大队用人，再每人每月补贴130元。所以总薪水不超过1000元。”除此之外，这些“临时工”没有其余的收入，甚至也没有社保，仅有每月几块钱的工伤保险。
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延安这个三线城市，也算不上高，这里以石油和煤炭经济为主，消费水平并不低，宾馆酒店，如带网络，至少是每间每天220元，没有网络的也要180元，街头很普通的小饭馆，一个炒菜便至少要20元钱。
不过郑媛媛说，穿衣服有制服，化妆品基本不用，“工资基本够吃了”。
与郑媛媛不同，另一位涉事临时工刘兆瑞，到这里应聘看重的不是微薄的薪水，“因为暂时没个好的职业，想混点社会经验，没准碰运气还能转正。”他于4月26日应聘进入城管局监察大队，从入职到此次事发，刚满一个月。
位于延安市繁华地段的城市管理局大楼涉嫌超标。图/ 新华
在侯世怀看来，即便如此，临时工也不好找，“（社保局）打发来了，培训三五天就上岗，也没什么太多选择空间”。
事件发生后，另一名名叫史锐的年轻人遭到牵连，被误认为打人者，继而遭到人肉搜索，史锐承认自己确实曾经是一名临时协管员，但早已辞职了。
“两年前工资是600元，正式工作人员工资是3000元……临时工和正式员工的工作几乎没有差别，但有工作比在家呆着强吧。”他说。
差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制服。
5月31日事发当天，出现在视频中的郑媛媛穿的是便服，段玉亭解释说，由于政府财政原因，协管员只发一套制服，不巧那天郑媛媛的制服洗了，只能穿便服。“另外，她负责现场侦察工作，前期了解情况和解释工作，类似公安便衣，穿便衣也没什么不妥。”段玉亭解释说。但他也承认，未穿制服参与到具体执行冲突，确实不太好，“可以做现场解释工作”。
这些以临时性过渡为目的上岗的城管队员，往往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找到新的工作，随即辞职离开。
他们将临时协管员这个岗位视为自己踏入社会的临时过渡。”他说。
郑媛媛躺在病床上回忆自己的故事：上班是两班倒，早7点到下午3点是一班，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是另一班。迟到早退会扣钱，被投诉会扣钱。她说，每天巡逻，“和门市商户争吵很少，多半是小摊小贩。有时吵一吵也没什么，完了见面还会打招呼”。
正式执行任务时，临时聘用人员几乎是主力。以此次事件为例，涉事共有7名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只有两人有正式身份。
接触得多，冲突也就更容易发生。
“我平时也常跟景鼎文他们说，在街头执法时，发生纠纷，一般不要随便出手，因为就算现场让对方吃亏，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张奇说。在此次事件中，张奇没有出手打人，但在抬车过程中，有推搡的举动，并且作为中队长，对现场情况负有主要责任。
不过他说，实际在街头冲突发生时，这些血气方刚、刚穿上制服的青年常会失控。他们就像大多数被激怒的年轻人一样，选择最简单原始的应对方式：大声叫骂，或者动手。
郑媛媛承认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只要听到对方骂自己，便会冲动地回骂。“我脾气一直不好，但我也会觉得，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自己，你为什么要骂我？”
三年前，她曾与一个卖布娃娃的地摊女贩争吵，对方说：“要不是卖东西，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抹锊（方言，指收拾、撂翻之意）了”。她气不过，便争吵起来。郑媛媛身形瘦小，争执起来并不占优势，她的左脸被对方挖出三条“血道子”，至今尚有印记。
不过，也有网友曝出另一段视频，身穿制服的郑媛媛，和一位摆摊子的老妇人争吵，郑媛媛一边看手机，一边不时抬头对骂，一些押韵的对骂，甚至引起了围观者的哄笑。
重提这段往事，郑媛媛有些狼狈，她说，“骂人不对，打人不对，”但她总是会加个“但是”，“但是别人骂我，我就会忍不住”。
5月31日下午5时许，郑媛媛、景鼎文、刘兆瑞以及另外几名城管队员来到自行车主刘国峰的店面外，开始对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自行车予以执法：查扣。
张奇介绍，城管监察大队不是第一次就对自行车店外摆放的车辆执法，此前，他们曾在巡逻中告知过，也曾发过两次通知。
刘国峰承认确实收到过通知书，城管态度也并无太大不妥。不过，那天摆放在人行道的自行车是俱乐部车友的自行车，城管不问青红皂白便要查扣，加上人员众多，声势浩大，于是引发了冲突。
张奇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时说，后来得知，意欲查扣的车辆的确不是店家摆放销售的商品，但因为店家之前确实摆放过招牌等经营性用品，加上城管之前已有过警告，城管工作人员因此看作店家的一种挑衅，冲突随之发生。
至于冲突后来升级到如此极端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
此次事件给延安城管大队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除了涉事6名临时聘用人员予以解聘外，其他一些临时工也纷纷提出“不干了”。
“延安的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一直在增加，但我们的编制又有多少变动呢？”段玉亭反问。
不过，段玉亭说，从入职起算，这些临时工随时都在打算离开。“恐怕这也会导致他们对这份执法工作没有太多忠诚度。干不好大不了走人，没什么好顾忌了。”段玉亭说，恐怕这也是他们和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最大的不同。
被无端人肉搜索的史锐也对记者说，他做了一年协管员就辞职不干了，“那份工作待遇低，辛苦，还被人看不起，很难长久做。”
6月10日，延安阳光明媚，原本是延安市标志性建筑的30层高的城管大厦，在事发后在网上被广为传播，随后，楼顶那4个硕大的“城管大厦”招牌被拆掉。曾经的城管临时工郑媛媛听说后感慨：“说没了，就没了。”
不过，她很快转向关注更现实的问题，“我被解聘了，又马上要做手术，手术费谁来解决？”
这里是延安市的主城区圣地路附近。她的7名同事，打算查扣此地美利达自行车车行门前停放的几辆山地车，遭到车行老板刘国峰和几位车友的阻拦，双方的争执很快变成撕打，引来路人驻足围观。
有人用手机拍了现场视频。视频中，郑媛媛走进人群，与迎面过来的车友争吵，继而发生撕打。当她再次出现在画面中时，已经仰面倒地，事后医生诊断，她被人打断鼻梁骨，额骨和眼角也有几处骨折，需要手术。
视频很快通过网络广泛传播。人们惊讶和愤怒的细节，倒不是郑媛媛受伤倒地，而是她的同事、21岁的穿着城管制服的青年景鼎文。在与店家的撕打中，他双脚跳起，重重踩在早已倒地、侧卧、并双手掩面的车行老板刘国峰头上。
事后验伤证实，刘国峰的头骨多处骨折，缝了7针。
随后，延安市发布官方公告，宣布：此次事件中的城管，有2人为正式工，其余包括景鼎文在内的6人，都是“临时聘用人员”。事发后，涉事的6名临时协管员均被解聘，其中跳踩伤人的景鼎文被刑拘，刘兆瑞被行政拘留。
招聘
6月8日，郑媛媛还躺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急症病区耳鼻喉科。这个23岁的农村姑娘，说话句子短促，不加修饰，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些“冲”。
她说自己还没有结婚，是个农村人，2009年延安市公益性岗位招聘时，她应聘上了这份工作。
“这几年因为工作也受了不少委屈，也挨过商户的推搡和殴打；这一次，没想到这么严重。”严重的后果之一，便是她被解聘了。
延安市城管局稽查支队副支队长段玉亭证实了郑媛媛的话。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以下简称监察支队），属于延安市城管局的下属单位，聘用临时协管人员均为延安市政府人社局提供的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协管员的工资由政府发放。
2008年调入延安市城管局任党委书记的侯世怀，在30层城管大厦7楼一间近百平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独家采访。
他说，在延安市城管局的工作中，城市监察执法占五分之一，监察支队是副县级建制，下辖凤凰、南市、宝塔三个大队，主要负责宝塔区的城市管理，共有编制139人，“包括大队和支队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已经进入伤残病退的人员，也包括了向外抽调的人员，上级抽调或者外派办事处抽调。”
而据《延安日报》，从2006年起，延安市开始打造一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计划将中心城区面积由2005年的25平方公里增加到36平方公里，中心城区人口将由原来的47万人达到60万人。
这些变化，给编制有限的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协管员应运而生。不过，侯世怀承认，“临时协管员素质低，容易出问题。”
段玉亭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一份此次涉事城管临时聘用人员的内部资料：景鼎文，21岁，初中学历；马瑞，30岁，初中学历；刘兆瑞，21岁，初中学历；康文宝，27岁，高中学历；马明，35岁，中专学历；郑媛媛，23岁，大专学历。其中，马瑞的分工是司机，康文宝则负责摄像。
侯世怀解释临时协管员的招聘标准，“是政府站在解决就业的角度设置的公益性岗位，我们局自己没有权力独自招聘，支队经费也紧张，自己找人的话，薪水发不上，所以只能依赖有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性岗位。”
在劳动保障部《关于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统计的通知》（劳社厅发[2003]4号）中，对公益性岗位的解释是：“主要由政府出资扶持或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符合公共利益的管理和服务类岗位。”
一份延政发[2006]64号文件也证实了侯世怀的说法：从2006年起，全市每年开发公益性岗位1000个。该文件同时说明，这些公益性岗位按照“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统筹开发、促进就业”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目前，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共有此类公益性协管员55名。
段玉亭说，政府对公益性岗位的要求是学历一般在大专以上的毕业生，而具体到稽查支队聘用执法人员、协管人员，倾向于两种应聘者，一是应届毕业学生，文化程度高，素质也相对高些；二是部队复转军人，曾在部队接受训练，组织纪律性较强。
郑媛媛便符合第一种倾向的应聘者。她曾在接受采访中解释她应聘到城管监察大队的原因：“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大专，因为从小就不爱学习，根本就没心思读书，所以退学应聘到这里工作。”
而此次视频中跳踩车店老板的景鼎文，则符合段玉亭所说的第二种倾向的聘用者。
凤凰大队稽查中队原中队长张奇（此次事件中在场的两名正式工作人员之一，事后被撤销职务，行政记大过一次）在电话中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景鼎文是今年3月20日入职，当初一见面，觉得这个刚刚退伍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看起来满脸清爽，“没有太多社会气”，因此印象还不错。
段玉亭说，按政府规定，公益性岗位的招聘人员需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用工协议，确保招聘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不过，签合同的年限不一“有一年一签，也有两年一签或三年一签的”。
薪水、培训和档案
凤凰大队稽查中队中队长张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景鼎文在参加了三天培训后，就上岗了。张奇对景鼎文也很满意，从部队出来，纪律性高。他说景鼎文性格开朗，但又不爱多说话，不过他说，“这都是正常的，这代人都是从小惯大的。”
段玉亭介绍说，在中队的培训已经是第三轮培训，第一轮是人社局确定聘用人选后便会进行职业培训，之后，在支队进行第二轮培训，到了大队，再结合具体工作经验进行培训。不过，他也承认，“长时间培训不太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执法力量十分短缺，才会向社会招聘，因此到岗后需要尽快开展一线工作。”
短期培训半个月或一个星期，包括执法所依据的法律，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以及“哪些是允许你干的，哪些则是不允许的”。“这样的培训，也不是十分系统的。任务急，来不及太多时间培训。” 不过，他说中队每周二还会有集体学习，包括法律和内部条例，市容市貌的管理方式方法等等。
55名临时聘用人员，不只在招聘时是临时性的，甚至组织关系也没有进入正规系统。已作了四年临时工的郑媛媛，档案等还在学校。而景鼎文的档案，“可能还在部队，等他将来有了正式工作后，才会转走”。
因此，城管局内部对于他们的具体个人情况，如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和个人过往经历，也并不了解，“只是简单查看他们的户籍证明和公安身份证明等”。
但在“临时工”们看来，临时工与正式工的最大区别，在工资。
“4年前是每月600多元工资，现在涨到1000元，这样的工资谁来呢？有关系的谁会让孩子来当协管？”郑媛媛说。
面对这个问题，侯世怀沉默了几秒钟后说，2006年时，延安市的公益性岗位共需资金744万元，由市财政统一负责安排和解决，以后年度则按照“谁购买、谁出资”的原则，由同级财政和用人单位负责筹集。按照国家的公开标准，用人单位需每月向各类公益性岗位的就业人员支付工资620元。
这几年的劳务酬劳标准有所提高，财政统筹部分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80元，“凤凰大队用人，再每人每月补贴130元。所以总薪水不超过1000元。”除此之外，这些“临时工”没有其余的收入，甚至也没有社保，仅有每月几块钱的工伤保险。
这样的收入，即便在延安这个三线城市，也算不上高，这里以石油和煤炭经济为主，消费水平并不低，宾馆酒店，如带网络，至少是每间每天220元，没有网络的也要180元，街头很普通的小饭馆，一个炒菜便至少要20元钱。
不过郑媛媛说，穿衣服有制服，化妆品基本不用，“工资基本够吃了”。
与郑媛媛不同，另一位涉事临时工刘兆瑞，到这里应聘看重的不是微薄的薪水，“因为暂时没个好的职业，想混点社会经验，没准碰运气还能转正。”他于4月26日应聘进入城管局监察大队，从入职到此次事发，刚满一个月。
在侯世怀看来，即便如此，临时工也不好找，“（社保局）打发来了，培训三五天就上岗，也没什么太多选择空间”。
事件发生后，另一名名叫史锐的年轻人遭到牵连，被误认为打人者，继而遭到人肉搜索，史锐承认自己确实曾经是一名临时协管员，但早已辞职了。
“两年前工资是600元，正式工作人员工资是3000元……临时工和正式员工的工作几乎没有差别，但有工作比在家呆着强吧。”他说。
差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制服。
5月31日事发当天，出现在视频中的郑媛媛穿的是便服，段玉亭解释说，由于政府财政原因，协管员只发一套制服，不巧那天郑媛媛的制服洗了，只能穿便服。“另外，她负责现场侦察工作，前期了解情况和解释工作，类似公安便衣，穿便衣也没什么不妥。”段玉亭解释说。但他也承认，未穿制服参与到具体执行冲突，确实不太好，“可以做现场解释工作”。
这些以临时性过渡为目的上岗的城管队员，往往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找到新的工作，随即辞职离开。
他们将临时协管员这个岗位视为自己踏入社会的临时过渡。”他说。
任务
郑媛媛躺在病床上回忆自己的故事：上班是两班倒，早7点到下午3点是一班，下午3点到晚上11点是另一班。迟到早退会扣钱，被投诉会扣钱。她说，每天巡逻，“和门市商户争吵很少，多半是小摊小贩。有时吵一吵也没什么，完了见面还会打招呼”。
正式执行任务时，临时聘用人员几乎是主力。以此次事件为例，涉事共有7名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只有两人有正式身份。
接触得多，冲突也就更容易发生。
“我平时也常跟景鼎文他们说，在街头执法时，发生纠纷，一般不要随便出手，因为就算现场让对方吃亏，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张奇说。在此次事件中，张奇没有出手打人，但在抬车过程中，有推搡的举动，并且作为中队长，对现场情况负有主要责任。
不过他说，实际在街头冲突发生时，这些血气方刚、刚穿上制服的青年常会失控。他们就像大多数被激怒的年轻人一样，选择最简单原始的应对方式：大声叫骂，或者动手。
郑媛媛承认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只要听到对方骂自己，便会冲动地回骂。“我脾气一直不好，但我也会觉得，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自己，你为什么要骂我？”
三年前，她曾与一个卖布娃娃的地摊女贩争吵，对方说：“要不是卖东西，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抹锊（方言，指收拾、撂翻之意）了”。她气不过，便争吵起来。郑媛媛身形瘦小，争执起来并不占优势，她的左脸被对方挖出三条“血道子”，至今尚有印记。
不过，也有网友曝出另一段视频，身穿制服的郑媛媛，和一位摆摊子的老妇人争吵，郑媛媛一边看手机，一边不时抬头对骂，一些押韵的对骂，甚至引起了围观者的哄笑。
重提这段往事，郑媛媛有些狼狈，她说，“骂人不对，打人不对，”但她总是会加个“但是”，“但是别人骂我，我就会忍不住”。
5月31日下午5时许，郑媛媛、景鼎文、刘兆瑞以及另外几名城管队员来到自行车主刘国峰的店面外，开始对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自行车予以执法：查扣。
张奇介绍，城管监察大队不是第一次就对自行车店外摆放的车辆执法，此前，他们曾在巡逻中告知过，也曾发过两次通知。
刘国峰承认确实收到过通知书，城管态度也并无太大不妥。不过，那天摆放在人行道的自行车是俱乐部车友的自行车，城管不问青红皂白便要查扣，加上人员众多，声势浩大，于是引发了冲突。
张奇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时说，后来得知，意欲查扣的车辆的确不是店家摆放销售的商品，但因为店家之前确实摆放过招牌等经营性用品，加上城管之前已有过警告，城管工作人员因此看作店家的一种挑衅，冲突随之发生。
至于冲突后来升级到如此极端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
此次事件给延安城管大队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除了涉事6名临时聘用人员予以解聘外，其他一些临时工也纷纷提出“不干了”。
“延安的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一直在增加，但我们的编制又有多少变动呢？”段玉亭反问。
不过，段玉亭说，从入职起算，这些临时工随时都在打算离开。“恐怕这也会导致他们对这份执法工作没有太多忠诚度。干不好大不了走人，没什么好顾忌了。”段玉亭说，恐怕这也是他们和有编制的工作人员最大的不同。
被无端人肉搜索的史锐也对记者说，他做了一年协管员就辞职不干了，“那份工作待遇低，辛苦，还被人看不起，很难长久做。”
6月10日，延安阳光明媚，原本是延安市标志性建筑的30层高的城管大厦，在事发后在网上被广为传播，随后，楼顶那4个硕大的“城管大厦”招牌被拆掉。曾经的城管临时工郑媛媛听说后感慨：“说没了，就没了。”
不过，她很快转向关注更现实的问题，“我被解聘了，又马上要做手术，手术费谁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