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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是一条曲线，它将大众带到了需要关注的现场；娱乐也是一条虚线，它有时让社会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最不会娱乐的中国人，却制造出了一个全民娱乐的时代。
“高度的商业化把最能体现中国人勇气的一个项目、已经征服了世界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项纯娱乐的游戏。这是一个国家娱乐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明星体操、明星拳击、明星击剑……甚至整个奥运会都可以用一种娱乐明星参与的方式搬上电视屏幕。” 对于时下流行的跳水节目，英国体育记者安德鲁·雷默如是说。
“因为跳水可以让粉丝们看到明星的胸肌美腿和起跳时展现出的勇气，还可以让普通百姓在看到明星频出窘态时哈哈大笑释放压力，我们甚至还可以鉴定明星身上的各种零部件是否为原装货，谁会不想看这样的节目？” 微博网友如是说。
即便有明星助理丧命，跳水节目仍在流行——有日本已成名的娱乐明星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中国最强音》，皆因要让内地观众熟悉自己，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跳水，要么唱歌。中国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则认为，娱乐化的跳水节目更能吸引观众，进而起到推广跳水运动的作用。
在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法师成为典礼嘉宾，教授成为艳照门主角，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微电影导演，女性成为了被围观的绿茶婊。娱乐是一条曲线，它将大众带到了需要关注的现场；娱乐也是一条虚线，它有时让社会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最不会娱乐的中国人，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娱乐化的社会的？
总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体育精神娱乐化、历史娱乐化、房地产商娱乐化、社会问题娱乐化、道歉信娱乐化、法师娱乐化、教授娱乐化、抗日剧娱乐化、经济学家娱乐化、公共知识分子娱乐化、男女关系娱乐化、国耻娱乐化、恶性事件娱乐化、文学娱乐化、营销娱乐化、真相娱乐化、PS娱乐化……
娱乐化有七种武器：八卦、解构、恶搞、戏仿、无厘头、冷笑话、自我矮化。似乎世界上已没有不能被娱乐化的事物。当然，广电总局已着手整治过度娱乐化的戏说型抗战剧——“《利箭行动》飞刀杀鬼子，俨然武侠片；《向着炮火前进》生死交织，爱泪浸染，就如琼瑶剧；《举起手来》，把日本人拍成整天喊着‘八格牙鲁、花姑娘咪西咪西’的弱智低能儿”。
娱乐化经常被认为能赋予严肃事物市场价值。例如历史学教授孙立群就说，历史学者不能钻进象牙塔里，对娱乐化解读历史的种种现象置若罔闻，拱手让出市场。
但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娱乐化。至少涉及公众事务的领域，尤其需要认真，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连一个完整的提案都还没有，却感觉“实在是太闹了！”当然，因为一众明星、娱记也要跑两会了。
连追逃也被娱乐化。当公安部门的微博用凡客体、咆哮体、淘宝体，萌萌地说：“亲，还要跑么？再跑我可要开枪了哦……”看来是误解了亲民的意思。
一篇《“泛娱乐化”时代，法院如何应对媒体》的文章则说，“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告诉法院，新闻媒体的干预或多或少地可以影响法院的裁判。所以，法院需要“及时、坦诚而彻底的信息公开”。
不过，也有不靠谱的主意：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元元设计的“法官卡通形象”和“独角兽卡通形象”，就遭到网友吐槽。
我们“参与”过的，郭美美事件、京城二少枪战、方韩之争、官员艳照，最后都被娱乐化。“水越来越浑”的时候，也是大众眼花缭乱、看不清事实的时候。当网民热衷于谩骂郭美美而不是探究红会架构，只顾调侃艳照而不反思反腐机制，娱乐化所带来的关注，就失去了最有价值的作用。
大众的知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点击量
最早提出 “泛娱乐化”概念的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 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担心的是，在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这很像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的，“一种漩涡式的幻觉效应”。针对西方，麦克卢汉还这样说过：“暴君搞独裁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把自己伪装成市场调研人。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把羔羊赶上崎岖的小道。”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说过：“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本是吃苦耐劳，不善“娱乐”。但如今，是什么让我们变得浮躁，这个社会的痛感又到哪里去了？
一篇讨论诗歌之死的文章，则这样写道：“我们却并没有玩起有闲阶级玩弄的文字游戏。广告、花边新闻、畅销读物、低俗小说以及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填充人们越来越不乐于思考的大脑，似乎人们正在走向《美丽新世界》和《娱乐至死》两部书为我们所描述的麻醉世界之中。”
中国人讲究“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是他人生之路的自况，其实是一句无奈之语。历史上，王公大臣必须学会娱乐，因为皇帝不需要你忧国忧民；至于平民百姓，也只能自娱自乐，国家兴亡跟他们没有关系。
至于今天，平民需要娱乐，大部分被解读为压力太大或缺少心灵救赎。雷格斯曾发布调查结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压力到底来自哪里？“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无非就是一个“钱”字。
娱乐未必能为每个疲惫的中国人减压。“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谈论艳照门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这种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刘震云如是说。
你我有话说不出，毕竟有时太较真儿就是自己找虐。说起找虐，王小波有过解释：“有一种人，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依德曾说过：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
想通过娱乐增加社会关注，曲线改变社会，需要公民素质的提升。大众的知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娱乐化带来的点击量。
也许，我们现在只是假装在娱乐——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今朝有酒今朝醉。
“高度的商业化把最能体现中国人勇气的一个项目、已经征服了世界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项纯娱乐的游戏。这是一个国家娱乐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象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明星体操、明星拳击、明星击剑……甚至整个奥运会都可以用一种娱乐明星参与的方式搬上电视屏幕。” 对于时下流行的跳水节目，英国体育记者安德鲁·雷默如是说。
“因为跳水可以让粉丝们看到明星的胸肌美腿和起跳时展现出的勇气，还可以让普通百姓在看到明星频出窘态时哈哈大笑释放压力，我们甚至还可以鉴定明星身上的各种零部件是否为原装货，谁会不想看这样的节目？” 微博网友如是说。
即便有明星助理丧命，跳水节目仍在流行——有日本已成名的娱乐明星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中国最强音》，皆因要让内地观众熟悉自己，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跳水，要么唱歌。中国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则认为，娱乐化的跳水节目更能吸引观众，进而起到推广跳水运动的作用。
在这个娱乐化的社会，法师成为典礼嘉宾，教授成为艳照门主角，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微电影导演，女性成为了被围观的绿茶婊。娱乐是一条曲线，它将大众带到了需要关注的现场；娱乐也是一条虚线，它有时让社会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最不会娱乐的中国人，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娱乐化的社会的？
总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体育精神娱乐化、历史娱乐化、房地产商娱乐化、社会问题娱乐化、道歉信娱乐化、法师娱乐化、教授娱乐化、抗日剧娱乐化、经济学家娱乐化、公共知识分子娱乐化、男女关系娱乐化、国耻娱乐化、恶性事件娱乐化、文学娱乐化、营销娱乐化、真相娱乐化、PS娱乐化……
娱乐化有七种武器：八卦、解构、恶搞、戏仿、无厘头、冷笑话、自我矮化。似乎世界上已没有不能被娱乐化的事物。当然，广电总局已着手整治过度娱乐化的戏说型抗战剧——“《利箭行动》飞刀杀鬼子，俨然武侠片；《向着炮火前进》生死交织，爱泪浸染，就如琼瑶剧；《举起手来》，把日本人拍成整天喊着‘八格牙鲁、花姑娘咪西咪西’的弱智低能儿”。
娱乐化经常被认为能赋予严肃事物市场价值。例如历史学教授孙立群就说，历史学者不能钻进象牙塔里，对娱乐化解读历史的种种现象置若罔闻，拱手让出市场。
但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娱乐化。至少涉及公众事务的领域，尤其需要认真，而不是“认真你就输了”。
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成龙连一个完整的提案都还没有，却感觉“实在是太闹了！”当然，因为一众明星、娱记也要跑两会了。
连追逃也被娱乐化。当公安部门的微博用凡客体、咆哮体、淘宝体，萌萌地说：“亲，还要跑么？再跑我可要开枪了哦……”看来是误解了亲民的意思。
一篇《“泛娱乐化”时代，法院如何应对媒体》的文章则说，“彭宇案”“许霆案”等案件告诉法院，新闻媒体的干预或多或少地可以影响法院的裁判。所以，法院需要“及时、坦诚而彻底的信息公开”。
不过，也有不靠谱的主意：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元元设计的“法官卡通形象”和“独角兽卡通形象”，就遭到网友吐槽。
我们“参与”过的，郭美美事件、京城二少枪战、方韩之争、官员艳照，最后都被娱乐化。“水越来越浑”的时候，也是大众眼花缭乱、看不清事实的时候。当网民热衷于谩骂郭美美而不是探究红会架构，只顾调侃艳照而不反思反腐机制，娱乐化所带来的关注，就失去了最有价值的作用。
大众的知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点击量
最早提出 “泛娱乐化”概念的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 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波兹曼担心的是，在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这很像马歇尔·麦克卢汉说过的，“一种漩涡式的幻觉效应”。针对西方，麦克卢汉还这样说过：“暴君搞独裁不是靠棍棒或拳头，而是把自己伪装成市场调研人。他像牧羊人一样用实用和舒适的方式，把羔羊赶上崎岖的小道。”
日本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说过：“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在中国，我们的传统本是吃苦耐劳，不善“娱乐”。但如今，是什么让我们变得浮躁，这个社会的痛感又到哪里去了？
一篇讨论诗歌之死的文章，则这样写道：“我们却并没有玩起有闲阶级玩弄的文字游戏。广告、花边新闻、畅销读物、低俗小说以及骇人听闻的奇闻异事，填充人们越来越不乐于思考的大脑，似乎人们正在走向《美丽新世界》和《娱乐至死》两部书为我们所描述的麻醉世界之中。”
中国人讲究“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是他人生之路的自况，其实是一句无奈之语。历史上，王公大臣必须学会娱乐，因为皇帝不需要你忧国忧民；至于平民百姓，也只能自娱自乐，国家兴亡跟他们没有关系。
至于今天，平民需要娱乐，大部分被解读为压力太大或缺少心灵救赎。雷格斯曾发布调查结果：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压力到底来自哪里？“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无非就是一个“钱”字。
娱乐未必能为每个疲惫的中国人减压。“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谈论艳照门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这种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刘震云如是说。
你我有话说不出，毕竟有时太较真儿就是自己找虐。说起找虐，王小波有过解释：“有一种人，起码是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依德曾说过：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
想通过娱乐增加社会关注，曲线改变社会，需要公民素质的提升。大众的知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娱乐化带来的点击量。
也许，我们现在只是假装在娱乐——有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人今朝有酒今朝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