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官商·大官倒
　　
　　孔祥熙从政前，虽然也经营过杂货铺，开办过银行，炒炒房地产，从中赚几个钱，其身价在山西晋商行列中，也只属于办学揽买卖一类，与那些腰缠万贯的晋商大贾相比，只能算作一个小本生意人。自孔祥熙娶了宋霭龄为妻，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做官后，特别是长期担任蒋介石政府中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以权谋私，利用其官、权，大捞外快，掠夺钱财，充当了官商，进而成为腰缠亿贯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大官倒。在孔祥熙身边多年的一位秘书说得好:"提起孔祥熙，人们印象中总是个大腹便便、昏聩无能的‘哈哈先生‘，但是他为家族搞起钱来，却是个贪得无厌、心计险巧、什么名堂都想得出来的人。"此话一点不假。
　　
　　(一)控制金融机构
　　孔祥熙在南京政府担任工商部长后，立即盯住了金融命脉--银行。他有过银行担保的切身体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所以他利用手中刚刚得到的权势，控制银行抓钱。借提倡国货，由工商部官股加入福建华侨宋渊源创办的国货银行，并派出心腹充任其主要职务，最终达到吞并的目的。
　　1934年，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后，以国民政府官股名义拨付:向中央银行由2000万元追加到1亿元；向中国银行由2500万元增加为4000万元，达到官商股各半，明定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由宋子文任董事长；向交通银行由2000万元增加到4000万元，官股达到6成，明定为发展全国实业银行，由孔祥熙的亲信胡笔江任董事长。中国农民银行，是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的，总资本1000万元，全部由官股拨付，明定为国民党政府特许的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专业银行，董事长蒋介石。进一步强化了蒋、宋、孔在金融上的垄断地位。
　　1935年，孔祥熙乘上海、青岛等地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券的银行岌岌可危之机，以中央银行等囤积三个小银行的钞票，然后突然要求兑换，使其无力偿付，又乘机增资解救金融和经济恐慌，以旧股贬值(作价每百元折合15元)增加官股办法，将这些银行改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改组兼并的三家小银行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由上海的杜月笙担任，总经理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胡以庸担任；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傅汝霖担任，总经理由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合担任；光绪三十四年成立的四明商业银行，董事长由财政部统税署署长吴启鼎担任，总经理由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担任。
　　孔祥熙以增资改组办法牢牢控制了这三个私营银行的一切业务权，进一步强化了他在金融上的地位。抗战开始后，孔祥熙在中央银行领导下，控制了中国、交通两行实权，为他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为插足工商企业、扩充其地盘和势力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孔祥熙把中央银行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中央银行从来没有预决算制度，也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副局长、副处长任意增添，如经济研究处的委员，便是孔祥熙应酬各方人事关系、安插人员的场所。孔祥熙在重庆、香港公馆的一切开支，都是银行付账。
　　
　　(二)垄断军火生意
　　购买军火原属军政部直接办理，由于佣金回扣较大，成为国民党政府人员争夺的差事。孔祥熙投靠蒋介石后，蒋介石便将购买军火的业务交给孔祥熙去办。1933年、1937年，孔祥熙两次出访欧美各国，直接购买军火达数亿美元，从中佣金回扣全部据为己有。1934年，中央银行下设中央信托局，孔祥熙兼任理事长，独揽军火贸易大权，专办洽购、接运军火事项。1932年至1935年，通过中信局所购军火，包括航空器材、军械、汽车、汽油及海防设备，已达1.389亿元。这是孔祥熙家族直接控制的一个搜刮外汇物资、购买军火的重要机构，以此为捞钱发财的途径。
　　
　　(三)操纵公债市场
　　蒋介石政府掠夺人民财富，除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外，常以发行公债来维持统治。据统计，1927年至1936年，共发行公债45种，合法币39亿元。孔祥熙利用发行债券之权，传递消息，从中操纵市场，做投机倒把生意，残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钱。如1936年财政部要整理公债，孔将这一消息告宋霭龄，宋立即指使其秘密组织"七星公司"放风:"政府将发行一种新公债，调换各种旧债券"，"对旧公债要停止付息"。谣言四出，人心惶惶，纷纷抛出，旧债券价格一落再落。这时，"七星公司"大量买进。不几天，中央银行宣布利息照付，于是市场上公债行情重新暴涨。这时，"七星公司"又将债券抛出，获得差价3000多万元，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甚至自杀。又一次，孔祥熙、宋霭龄指使"七星公司"散布:"对抗战前统一公债‘优惠还本‘。"100元票面不到一个月涨到8400元，最高时高出票面80倍，"七星公司"以8000元出售。随后，财政部宣布:"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于是公债价一泻如注。这场公债风波，使人民蒙受1500亿元的巨大损失，而孔祥熙、宋霭龄却腰缠亿贯了。
　　
　　(四)霸占运输专线
　　广州、上海、香港被日本侵华军队占领后，蒋介石政府对外联系和运送物资的孔道仅剩西南一隅，靠滇越铁路和新开通的滇缅公路。孔祥熙利用财政部审批物资出境权的机会，想方设法控制西南运输线。他成立了西南运输公司，成立了中信运输科，由他儿子孔令侃负责，购置专运汽车，专办中央银行钞票和特种物资的运送任务。在此掩护下，为孔家私运冰箱、沙发、日用品等，向国内高价转卖，并为投机私商偷运走私物资，进行投机生意，大发国难财。中央信托局运输科为私商大成公司从滇缅路运往重庆价值3000万元的走私物资被查获法办就是其中一例。
　　
　　(五)大搞走私贩毒
　　1938年，戴笠偷运四川烟土出口，但没财政部签发的通行证是无法出去的，于是戴笠拜托孔祥熙的好友范绍增给孔祥熙送去500万元支票，孔祥熙接过支票边说"太多了，太多了"，边赶忙将支票塞入他的口袋里。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了。戴笠派出一排武装特务，押着多辆卡车的烟土自由自在地行驶在滇缅公路上，安全地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获利3500多万元。事后，孔祥熙又得到"酬谢"钱500万元。
　　1940年后，孔祥熙弄到100多吨烟土，分存于贵阳、涪陵等地。他委托军火掮客法国商人奥迪南向法国政府出售。在价格、验货、运输等问题上，孔不准他人插手，亲自出马决定。关于交货地点，法国要求负责运到中越边界的老街交割。孔祥熙为避免云南龙云截留，便直接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由戴笠直接押运，一路顺风，平安出境。
　　
　　(六)独掌对外贸易
　　抗战期间，蒋介石政府迁居四川重庆后，孔祥熙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统一外贸管理，对外贸进行垄断控制，于1938年成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分别经营出口物资的业务。复兴专营桐油，富华专营猪鬃、生丝、皮张、羊毛、枸杞等，中国茶叶公司专营红、绿茶叶。1941年撤富华公司，业务并入复兴公司。1943年撤中国茶叶公司，业务并入复兴公司，中国的对外贸易直接操纵在复兴公司董事长、官僚买办资本家孔祥熙一人手中。
　　复兴公司下设四川、西北、贵州、云南、江西、浙江、仰光等分公司，分公司以下设有办事处和储运站。总公司有职工400多人，每个分公司有职工七八十人。另外，还有西南运输处和猪鬃整理工厂。西南运输公司属总公司领导，拥有近千辆载重汽车，是当时中国西南通向国外的一个主要运输单位，他们利用当时往来国内外的运输条件，大做投机生意。仅复兴公司的一个汽车司机，跑几次仰光，就可赚黄金一二根。
　　
　　(七)插手工商企业
　　孔祥熙在重庆利用银行参与和采取放公款而个人不出资的办法，与私营企业合伙办工商企业，从中获利。如比较有名的中国火柴原料厂、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兴业公司，均经孔祥熙放款，变成了孔与私营的合伙企业。这里举中国兴业公司一例:
　　中国兴业公司，设立有炼钢、炼铁、机器、窑业四个部门，设备新、规模大，是后方数一数二的重工业集团。孔祥熙假借"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和"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的政策，插手华西兴业公司，展开吞并、掠夺攻势，开拓他在西南的垄断局面。
　　孔祥熙见华西兴业公司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华西猪鬃厂、华西建筑工程部，有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还有一个华西专科学校，便垂涎三尺，吞并之心遂生。这时，兴业公司为华联炼钢厂建成一个全国较大的钢铁企业，找财政部长孔祥熙洽商。孔对找上门来的华西兴业公司，心头窃喜，立即率领专人亲自与兴业公司经理、董事长商谈。于1938年7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孔先从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60万元。中国兴业公司要求续借90万元，孔乘机提出官商合办，中兴公司扩建工程因乏款支付，有半途停建的情况，就接受了资本投资合组，并商定资本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指示他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并分函经济部、四川省政府投资外，还指示他所经营的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作为官股投资。华西兴业公司以本身所有的机器厂、矿厂和华联等生产设备估价作为商股投资。结果官股占到资本总额的81%(977万元)，商股占19%(223万元)。但孔祥熙并不以此为满足，犹得寸进尺，继续增加官股，总资本达到6000万元。1942年，因法币不断贬值，将原资本额1200万元升值为3600万元，再新增资本2400万元。商股表示不同意，而孔祥熙以"企业经营必须正常化和巩固企业基础"为由，于3月11日召开股东大会，以绝对多数的官股股权，通过了增资决议案:"计增新股2400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商股股东有不愿加认者，由政府(指四行和经济部)或其他股东(指中国实业银行、裕华银行、祥记公司)代为认足。增认的股本须于本月21日前交清。"按此决议，商股应增缴股款446万元，因无法办到只得放弃，而由官股独增。这样，在资本总额6000万元中，官股由81%上升到89%，商股由19%退缩至11%。1943年，孔祥熙又将资本总额由6000万元增为1.2亿元，官股所占比例达到95%，商股比例下降至5%。孔祥熙就是这样用资本垄断的手段，把后方钢铁工业变为他的掌中之物。这时，孔祥熙从人事安排上加以控制，设董事会，由23人组成，其中官股16人，商股7人；常务董事11人，其中官股9人，商股2人。孔祥熙出任董事长，孔的儿子孔令侃出任常务董事。孔祥熙任董事长职务达10年之久，整个私营企业便为官僚资本所控制。
　　
　　
　　(八)鲸吞美金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蒋介石政府向美国借到5亿美金巨款。1942年秋，孔祥熙决定拿出其中1亿元美金发行美金储蓄券。"同盟胜利美金公债"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为法币20元合美金一元。由于美券销路大增，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100元、数百元合美金一元。金融更加混乱，物价更加直线上升，蒋管区的士气更为低落。
　　1943年秋，美券销售到一半时，财政部突然宣布美金公债"业已售完"，停止出售，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完案。经孔祥熙同意，"所属职员，按官价购进，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于是巧立堂名、别名私分美券，其中第一笔私分美券350.426万元，归孔祥熙个人独吞。第二笔私分美券799.574万元。他们以官价一美元折合法币20元买进，在黑市上以一美元合法币250元高价出售，利用职权买空卖空，从中获利罕见，孔祥熙独吞法币8亿多元。前后两笔，孔祥熙等人从中鲸吞法币26亿多元。
　　
　　(九)套购外汇
　　1938年3月，外汇平准基金会决定暂停对外法币的援助，这预示着法币汇率要进行新的调整。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向夫人宋霭龄通风报信。宋霭龄急电指使外籍经纪人:用法币换取4万镑的英金外汇。特汇率调整时，孔、宋已办妥当，从中捞取了一笔可观的汇率差价。
　　1939年夏，美国政府为限制中国的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的存款。孔祥熙得知后，电告在香港的宋霭龄。宋立即派出专人赴美，把孔家在美之存款全部用化名转移。待美冻结决定公布时，孔、宋已办妥当，未受一分损失。而身为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陈光甫，却被冻结存款1000多万元美金，叫苦不迭。
　　
　　(十)囤积居奇
　　1943年，重庆市长奉蒋介石令，派专人查封私家仓库时，查到孔祥熙在重庆等地设有数处私家仓库，存有百货、西药、呢绒、布匹、棉花、日用品等，价值在大几千万元。还在中央制药厂囤积有大批药品等。
　　
　　(十一)逃之夭夭
　　宋霭龄一生没有担任过蒋介石政府的官职，很少抛头露面，但她每一步行动都是想捞钱，在市场交易中和孔祥熙一样残酷无情。1916年后，她在上海除经营裕华银行外，还与黑社会头子杜月笙、戴笠合伙炒股，经办房地产业；凭借丈夫孔祥熙的官职，暗中策划，兴风作浪。举几例如下:
　　日本侵占华北后，上海持有债券的中小企业怕公债作废，均向外抛出。宋霭龄操纵"三泰公司"造谣:旧公债要停止付息。市场一片混乱，公债面值一跌再跌，跌至面值的一半以下。"三泰公司"乘机大肆收购。之后，孔祥熙发公告:国家取信于民，发行的公债坚决维持原定利息不变。于是市场上债券价窜升，"三泰公司"又乘机抛出，低收高出，一下子赚了几千万元。
　　1939年9月，宋霭龄得知德国驻香港军火商接德国政府通知撤离，她分析这是战争的一个信号，于是指使儿子孔令侃用国家的外汇，在香港股票市场大量吃进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不几天，德国希特勒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火商生意火爆，股票窜扬。宋霭龄抛出美国军火飞机商股票，从中大捞了一笔。
　　抗战结束后，宋霭龄、孔祥熙利用妹妹宋美龄的关系，将自己经营的企业由重庆全部海运、空运移至上海，大做股市债券生意。国民党政府前后共发行过50多种近100亿元的公债，由于物价飞涨，许多公债面值是100元，当时值一头牛，而今只能买到一只鸡了。宋派人大批收购；宋根据国人胜利后的心理放风:战前公债要按实物比价办法优惠兑付。于是公债市价又迅猛上涨，突破八九倍以上。火候已到，宋霭龄、孔祥熙立即以100元债券价按8000元全部抛出。这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发出公告:按票面值偿付战前公债。这样一来，公债价格又跌落下来，有的跌破面值，许多炒股老手破产，资不抵债，有的炒股老板跳楼自杀身亡。而宋霭龄、孔祥熙大赚1500亿元(法币)巨款，准备赴美定居，逃之夭夭。
　　一份美国的秘密报告中称:"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除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每个人总是钱迷心窍，他们每一步行动的动机都是想捞钱。他们玩弄巨大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为宋家财产。""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孔夫人--一个邪恶而又聪明的女人。"
　　
　　(十二)逍遥法外
　　孔祥熙、宋霭龄在蒋介石、宋美龄的支持庇护下，像贪婪的大章鱼一样，从各方面吸吮人民的血汗，确实把财政、金融大权集中控制在了"四大家族"手中，并通过各种手段把国家财政牢牢抓在他们的手中，实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垄断。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文章说:"孔祥熙是财政界的恶风，为几百年来所未有。"但孔祥熙这样一个贪官、官倒却逍遥法外，其靠山就是蒋介石、宋美龄。
　　1942年，美金公债5000万元私分贪污的消息在社会上传开后，国民党政府的参议员联名责问，蒋介石得知后，一面找责问的议员谈话，表示尊重参议会的意见，"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一面密令财政部代部长(孔出国访美)"密查内情"。经查，确有其事，朋分、犒赏中央银行职员，都是孔祥熙面谕的，但档案中并无孔的片言只字。蒋介石了解情况后，以监察院出面，将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景琨移送法院扣押，扬言法办，而对具体套购美金公债问题却不去接触。孔祥熙本人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在他的多次活动、开脱下，法院宣判郭景琨无罪释放，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1939年春，上海发生纱布交易所投机风潮，一时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政府派人查办，并扣留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查来查去是"三泰公司"搞的，而"三泰公司"是宋霭龄直接开办的。宋给蒋介石一个电话，直截了当承认是她干的，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宋用财政部的汽车将吴启鼎接到她家，将其释放了，外场的事则由杜月笙出面了结。就此烟消云散。
　　(本章由杨继红、杨继华执笔)
　　(责编 王书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