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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代表作家，艾伦·格拉斯哥在作品中不但再现了美国旧南方向新南方转型过渡时期的复杂变迁，还将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嵌入这一历史语境中，塑造了多位“真女性”和“新女性”形象。格拉斯哥对于美国“新南方”语境的独特再现、对于美国这一时期女性的多重塑造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丰富了美国南方文学的性别书写范式。
关键词：艾伦·格拉斯哥 南方文艺复兴 “新南方” “新女性”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南方迎来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产生了类似威廉·福克纳、左拉·赫斯顿、尤多拉·威尔蒂等一大批在中外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大家，他们丰富多彩的创作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的宝贵遗产。也许是福克纳这位诺贝尔奖文学大师过于耀眼，周围的一些南方文艺复兴作家的光芒多少有些被遮盖，如艾伦·格拉斯哥、厄斯金·考德威尔等。以我国研究现状为例，虽然艾伦·格拉斯哥、厄斯金·考德威尔等均为高产作家，但很少有作品被翻译为中文，因此两位作家在我国的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开展，类似格拉斯哥这位创作了二十多部小说、获得普利策奖的女作家，中国知网上仅能搜索到数篇研究性论文，而在当时声名远扬的南方文艺复兴代表人物厄斯金·考德威尔，更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艾伦·格拉斯哥一生出版了二十多部小说，可谓高产。1897年格拉斯哥开始发表处女作《后代》，并在之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迎来她的创作高峰，相继出版《战场》（1902）、《拯救》（1904）、《一个普通人的罗曼史》（1909）、《老教堂的磨坊主》（1911）等。20世纪20年代，年逾五十的格拉斯哥相继出版《贫瘠的土地》《浪漫的喜剧人》等作品。30年代，她又创作了两部性格小说《庇护生命》和《铁性》。20世纪40年代，六十多岁的格拉斯哥依然笔耕不辍，于1941年出版了《在我们的生活里》。华纳公司慧眼识珠，快速将该作品的版权买下并拍成电影，1942年影片上映。该作品也于次年获普利策奖，标志着格拉斯哥的创作进入巅峰状态。1954年，格拉斯哥生前撰写的自传《女人的心》出版，据说她在去世前夕还邀请同时期的作家玛·金·罗琳斯为其寻找提供相关资料。她在二十多部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为透视格拉斯哥性别观、进而对这位独特的女作家开展审美鉴赏的一個绝佳入口。
一、艾伦·格拉斯哥与“新南方”时期的“新女性”
艾伦·格拉斯哥出生于具有加尔文教派传统的苏格兰移民家庭。父亲受过良好教育，掌管特里迪加钢铁公司，在南北内战时还成为罗伯特·李将军军需品的主要供应商。1879年，格拉斯哥家族买下了位于弗吉尼亚的首府里士满西北部路易莎县的一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庄园约登城堡，这个近五百英亩的大庄园后来成为格拉斯哥很多小说中的地理背景。格拉斯哥生于1874年，彼时的美国南方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战后重建时期，旧南方向新南方快速转型。长期以来，南方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也奠定了南方男权社会的经济基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呈现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南方作家凯特·肖邦在《一小时的故事》中刻画了一位在男权社会中压抑得近乎窒息的女性形象，她对于自由的渴望也映射了所处“真女性”话语语境中的女性人物内心的真实需求。
格拉斯哥在作品中不但书写自己熟悉的南方生活，还将写作重点转向性别书写，塑造了多位具有鲜明南方特色的女性形象。在《战场》中，她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贝蒂·安布拉这一人物形象，独立、果敢、坚定又充满朝气。丈夫丹·蒙特乔伊上战场时，她承担起照顾全家人及管理两个农场的重任;丈夫战败归来后，她安慰狼狈落魄的丈夫，帮助他树立信心，鼓励他重整旗鼓。在格拉斯哥笔下，贝蒂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她用智慧和勤劳使农场欣欣向荣，和丈夫建立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婚姻，战后开始崭新的生活。贝蒂是格拉斯哥笔下典型的南方“新女性”形象，也是作家本人的生动写照：思想自由，独立能干，坚强不屈。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涌现，美国南方社会的女性传统角色逐渐被消解，“新女性”跃升为美国社会妇女运动领域的积极引导者（“新女性”概念最早由爱尔兰女作家萨拉·格兰德1894年提出，发表在《北美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萨拉·格兰德把美国女性称为反叛的“新女性”，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必须成为家中的“奶牛”，不然就会被视为“渣溶”，但“新女性”致力于“纠正”这一传统）。作为女性运动的主角，“新女性”为社会的进步女性树立了如下标杆：“获得独立，受教育权，相对的性解放，更多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而不仅仅限于家里。”“新女性”向往自由生活，追求人格独立，倡导婚姻自由。反对传统习俗。她们认为女性有权选择是否结婚，与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她们大胆追求，提倡夫妻平等。结婚生子、料理家务不再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20世纪20年代的“新女性”在各方面的反叛与革新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展现出美国妇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叛逆特质。
相对于“新女性”这一概念的是传统性别话语中“真女性”的提法，“真女性”在19世纪中期被当时的作家广泛使用。1966年，维尔特在《真女性崇拜：1820-1860》一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真女性”这一概念。她认为，“真女性”所需承担的四种责任与义务，即虔诚、贞洁、顾家和顺从。这四个责任要求女性要对宗教虔诚，对婚姻贞洁，对家人尽心，对丈夫顺从。“婚姻是践行这些品德的最好方式。”这就使女性婚前完全为婚后准备，婚后完全为家庭服务，没有自我，并以自己的柔弱和驯良凸显男人的强大和重要。创建家庭的舒适温馨是“真女性”的重要职责，厨房是她们的主要工作场所。此外，“真女性”生养众多子女，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家庭，几乎处于严重失语状态。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格拉斯哥的创作语境处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世纪之交，正是各种革新势力剧烈翻涌的时期;作为一位女性，格拉斯哥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从未自怨自艾，而是坚持接受教育，广泛阅读，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尤其是与妇女进步、争取女性权利的各项活动。女性书写构成了她作品的另一特色。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从格拉斯哥笔下的两位女性人物人手具体探讨格拉斯哥的性别书写范式，以期抛砖引玉，让我国读者重新认识这位在我国多少有些忽视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 二、弗吉尼亚：《弗吉尼亚》中的“真女性”书写
《弗吉尼亚》写于1913年，与《生命与加布里埃尔》（1916）、《贫瘠的土地》（1925）被学术界合称为“女性三部曲”。《弗吉尼亚》以南方女性弗吉尼皿的婚姻生活为叙事主线，分为三大部分：梦想、现实和调整。在“梦想”章节中，格拉斯哥详细描述了少女时期的弗吉尼亚，充满文学情调，书架摆满了各类书籍，包括“一本小心翼翼放好的莎士比皿的删减本”，还有被彭德尔顿夫人笼统称为“糖果小说”的几本书。透过这些书籍对美好婚姻的描述也让弗吉尼亚对自己未来的婚姻充满憧憬，时刻准备着成为未来丈夫的完美妻子。在“现实”章节中，弗吉尼亚跟奥利弗·特雷德韦尔结婚。奥利弗去过英国留学，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经过努力后他如愿以偿。而弗吉尼亚嫁给奥利弗后，丈夫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等到孩子出生后她更是没有自己的空间，“醒着的18小时她全部用来献给孩子的穿着洗漱和孩子们的快乐与否”。毫不夸张地说，她完美地践行了当时“真女性”的最高标准。在第三章节“调整”中，弗吉尼亚遭遇了婚姻的失败和家庭的破碎。她对家庭的全身心投入并没有换来她婚前期待的美好生活，反而成为丈夫眼中的“邋遢的中年妇女”。奥利弗对弗吉尼亚逐渐厌倦，开始经常不回家，在外面寻花问柳，与情人鬼混。最终，功成名就的奥利弗彻底抛弃了她。同样，孩子们长大后也搬走了，只留下她独自懊悔“年纪太大而生不了孩子”。一直到最后她也不明白她做错了什么，因为她没有能力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弗吉尼亚》中女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弗吉尼亚是格拉斯哥笔下典型的“真女性”形象。婚后的弗吉尼亚忠实地实践着真女性的标准：虔诚、贞洁、顾家和顺从，时刻以丈夫、孩子们为生活中心。小说中有细节提到她离开家和孩子们一个晚上都会受不了，为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愧疚。但是，尽管弗吉尼亚努力成为一个理想的妻子和母亲，满足南方社会为“真女性”设定的标准，但她最终却没有获得理想的结局。她的尽心尽力换来的不是美满的婚姻，而是失败的结局。最为可悲的是，她和所有“真女性”一样，认识不到自己婚姻背景的真正原因所在，反而把责任归结为自己的无能。在小说的结尾处，弗吉尼亚只剩下无助失落，面对失败的婚姻现实她失去了勇气。
显然，格拉斯哥对于弗吉尼亚这一人物形象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甚至在小说中安排其他女性形象来烘托弗吉尼亚“真女性”形象的悲哀。首先是弗吉尼亚的朋友苏珊·特雷德韦尔，是格拉斯哥塑造的一个完全从真女性当中解脱出来的新女性的形象，她“漫步在更加纯净更加凉爽的空气中，在那段压抑的时期的风俗中变得更开阔，更自由，也更简单”，当她结婚的时候，很明显她并不是一个真女性;她承认自己爱丈夫和孩子，但也不排除还有别的东西，她告诉弗吉尼亚自己的精力没有被他们消耗。
此外，格拉斯哥还将弗吉尼亚的女儿詹妮塑造成新一代的新女性形象，透过詹妮来道破母亲婚姻失败的原因。詹妮因上了大学而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她認为女性的责任是“独立地思考”并对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提出质疑。她发声抵制社会体系对真女性的要求，“把她们的一生都限定在储藏室或者厨房里，充当男人的奴隶，给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可惜的是，弗吉尼亚却认为代表未来的詹妮的声音“太尖锐”而且“危险”。可见，格拉斯哥揭示了弗吉尼亚被真女性的观念传统危险地束缚着。格拉斯哥借助詹妮这一形象传达了对于“真女性”的批判，认为弗吉尼亚的悲剧在于她本人的错误观念，即当时的社会调教为她“除了是妻子和母亲什么都不是”。不过，她对女性的看法却并不完全是灰暗的。在《一定的尺度》里，她解释说真女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我在写真女性时，她开始成为过去的传说”。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小说中弗吉尼亚和女儿的最后的对话书写中看出。在与女儿的交流中，真女性母亲不得不正视新女性的女儿并承认自己生活的局限。
三、多琳达：《贫瘠的土地》中的“新女性”塑造
《贫瘠的土地》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叙述了多琳达·奥克利从1890年到1920年间三十年的生活。多琳达是弗吉尼亚州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二十岁在内森·帕德拉的小店工作，爱上了乡村医生的儿子詹森·格雷洛克，但脆弱的詹森抛弃了她。多琳达失去爱情又有了身孕，只身到纽约寻找生活的出路。她在一次意外事故受伤并流了产，在好心的神经外科医生法拉第一家的悉心照顾下，她逐渐康复并得到一份工作，人生重新进入正轨。在纽约，多琳达拒绝一位年轻医生的求婚，依然回到家乡接手破败不堪的农场，利用在纽约学到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耕种方法，逐渐把“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一片沃土，还建起一个欣欣向荣的奶牛场。几经辗转，她嫁给了最初的老板内森·帕德拉，帮助养育他与前妻所生的几个孩子。在保持几年的无性婚姻之后，内森去世。多琳达又不计前嫌帮助落魄而疾病缠身的詹森。最后多琳达把财产全部留给了内森有轻微残疾的儿子约翰·艾伯纳。
从小说的故事线索来看，多琳达和弗吉尼亚一样命运坎坷，爱情、婚姻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两位女主人却个性迥异，对待苦难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和弗吉尼亚的软弱、逆来顺受相比，多琳达个性坚毅，呼应了这一时期的“新女性”形象。作为新女性的多琳达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以及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新”体现在她精神、经济、感情上的独立，“能够跨越家庭生活观念所规定的性别藩篱，不再以家庭为中心，在与男性同样的工作领域中获得了自身身份认同，打破公共和私人领域分离所造成的脆弱张力”。
在小说的一开始，格拉斯哥对多琳达外貌描写就写出了她的与众不同，多琳达的“下巴突出而显得非常坚毅”，“眼睛在黑睫毛下闪烁着火一样的光，脸颊红红的，她就像一朵奇特的花”。在被詹森抛弃后，多琳达意识到，生活被情感所控制令人痛苦，必须抑制情欲，余生都用来挣钱、买地，扩大农场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尊严。一个男人毁了她，再没有别的男人能影响到她的生活。她用防御的盔甲把受伤的自尊心裹得严严实实。父亲去世后，她投身于农场的技术革新，加强庄稼的轮作，买奶牛，采用现代挤奶技术而获得了成功。她对自己宣称：“心可以碎，人可以生和死，但奶必须要挤。”这是她执着于工作若干年的真实写照。三十八岁的多琳达终于从詹森·格雷洛克手上买下了他家的“五棵橡树”农场。尽管多琳达告诉自己，她渴望这个农场是为了修复和拯救这片“懒惰和衰败”的土地，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财富。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医生如今堕落成了酒鬼，她有一种“独立带来的胜利感”，但她同时觉得“自己身上的情欲部分也已经枯萎死亡……从性的角度来讲，他胜利了，但仅仅从人的角度来讲，她明白自己才是强者”。詹森去世之后，多琳达对生活的感悟更加深刻：“生活从来不是人们所梦想的，很少是人们所想要的;然而，如果还有活力有渴望，未来就永远有找不完的宝藏，有冒险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多琳达·奥克里不让社会和环境来塑造她，而是她自己做出了选择，接受孤独生活的后果，但她并没有自暴自弃。相比之下，多琳达虽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爱，但当她看到土地的生机勃勃时她的内心变得强大而且焕发活力。她知道，这是她的永恒自我，以致多年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作品中对她性格所归纳的：“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经历实质依然粗浅，但是她强大的自我超过了她的愚昧与无知，甚至也超过了包围着她的一切外部艰难险阻——是的，她没有垮掉，她永远都不会垮掉，因为她有刚性。”
和《弗吉尼亚》中的女主人公的落寞结局相比，《贫瘠的土地》中的多琳达不但被格拉斯哥赋予了美好的品格，也被作家安排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无疑彰显了作家投射在两位女性人物身上的性别主张。作家本人对多琳达的自我认同可以从1933年小说再版序言中得到验证。格拉斯哥在序言中提到多琳达与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前十年的她十分相似，多琳达“存在于任何人们没有欢乐却要学会生活的地方，存在于任何用坚强的意志战胜无用感的地方”。评论界对此也表示认同，认为“小说最后三页多琳达和作者似乎用乐观、耐力、土地、坚忍和刚性一起奏响了一曲欢歌”。可见多琳达这一人物形象承载了作家对新时代女性的理想，为南方社会树立了“新女性”榜样。
关键词：艾伦·格拉斯哥 南方文艺复兴 “新南方” “新女性”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美国南方迎来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产生了类似威廉·福克纳、左拉·赫斯顿、尤多拉·威尔蒂等一大批在中外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大家，他们丰富多彩的创作如今已成为世界文学长廊中的宝贵遗产。也许是福克纳这位诺贝尔奖文学大师过于耀眼，周围的一些南方文艺复兴作家的光芒多少有些被遮盖，如艾伦·格拉斯哥、厄斯金·考德威尔等。以我国研究现状为例，虽然艾伦·格拉斯哥、厄斯金·考德威尔等均为高产作家，但很少有作品被翻译为中文，因此两位作家在我国的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开展，类似格拉斯哥这位创作了二十多部小说、获得普利策奖的女作家，中国知网上仅能搜索到数篇研究性论文，而在当时声名远扬的南方文艺复兴代表人物厄斯金·考德威尔，更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艾伦·格拉斯哥一生出版了二十多部小说，可谓高产。1897年格拉斯哥开始发表处女作《后代》，并在之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迎来她的创作高峰，相继出版《战场》（1902）、《拯救》（1904）、《一个普通人的罗曼史》（1909）、《老教堂的磨坊主》（1911）等。20世纪20年代，年逾五十的格拉斯哥相继出版《贫瘠的土地》《浪漫的喜剧人》等作品。30年代，她又创作了两部性格小说《庇护生命》和《铁性》。20世纪40年代，六十多岁的格拉斯哥依然笔耕不辍，于1941年出版了《在我们的生活里》。华纳公司慧眼识珠，快速将该作品的版权买下并拍成电影，1942年影片上映。该作品也于次年获普利策奖，标志着格拉斯哥的创作进入巅峰状态。1954年，格拉斯哥生前撰写的自传《女人的心》出版，据说她在去世前夕还邀请同时期的作家玛·金·罗琳斯为其寻找提供相关资料。她在二十多部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成为透视格拉斯哥性别观、进而对这位独特的女作家开展审美鉴赏的一個绝佳入口。
一、艾伦·格拉斯哥与“新南方”时期的“新女性”
艾伦·格拉斯哥出生于具有加尔文教派传统的苏格兰移民家庭。父亲受过良好教育，掌管特里迪加钢铁公司，在南北内战时还成为罗伯特·李将军军需品的主要供应商。1879年，格拉斯哥家族买下了位于弗吉尼亚的首府里士满西北部路易莎县的一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庄园约登城堡，这个近五百英亩的大庄园后来成为格拉斯哥很多小说中的地理背景。格拉斯哥生于1874年，彼时的美国南方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战后重建时期，旧南方向新南方快速转型。长期以来，南方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也奠定了南方男权社会的经济基础。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呈现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南方作家凯特·肖邦在《一小时的故事》中刻画了一位在男权社会中压抑得近乎窒息的女性形象，她对于自由的渴望也映射了所处“真女性”话语语境中的女性人物内心的真实需求。
格拉斯哥在作品中不但书写自己熟悉的南方生活，还将写作重点转向性别书写，塑造了多位具有鲜明南方特色的女性形象。在《战场》中，她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贝蒂·安布拉这一人物形象，独立、果敢、坚定又充满朝气。丈夫丹·蒙特乔伊上战场时，她承担起照顾全家人及管理两个农场的重任;丈夫战败归来后，她安慰狼狈落魄的丈夫，帮助他树立信心，鼓励他重整旗鼓。在格拉斯哥笔下，贝蒂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她用智慧和勤劳使农场欣欣向荣，和丈夫建立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婚姻，战后开始崭新的生活。贝蒂是格拉斯哥笔下典型的南方“新女性”形象，也是作家本人的生动写照：思想自由，独立能干，坚强不屈。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涌现，美国南方社会的女性传统角色逐渐被消解，“新女性”跃升为美国社会妇女运动领域的积极引导者（“新女性”概念最早由爱尔兰女作家萨拉·格兰德1894年提出，发表在《北美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萨拉·格兰德把美国女性称为反叛的“新女性”，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必须成为家中的“奶牛”，不然就会被视为“渣溶”，但“新女性”致力于“纠正”这一传统）。作为女性运动的主角，“新女性”为社会的进步女性树立了如下标杆：“获得独立，受教育权，相对的性解放，更多在公共领域有所作为，而不仅仅限于家里。”“新女性”向往自由生活，追求人格独立，倡导婚姻自由。反对传统习俗。她们认为女性有权选择是否结婚，与谁结婚以及什么时候结婚，她们大胆追求，提倡夫妻平等。结婚生子、料理家务不再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20世纪20年代的“新女性”在各方面的反叛与革新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展现出美国妇女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叛逆特质。
相对于“新女性”这一概念的是传统性别话语中“真女性”的提法，“真女性”在19世纪中期被当时的作家广泛使用。1966年，维尔特在《真女性崇拜：1820-1860》一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真女性”这一概念。她认为，“真女性”所需承担的四种责任与义务，即虔诚、贞洁、顾家和顺从。这四个责任要求女性要对宗教虔诚，对婚姻贞洁，对家人尽心，对丈夫顺从。“婚姻是践行这些品德的最好方式。”这就使女性婚前完全为婚后准备，婚后完全为家庭服务，没有自我，并以自己的柔弱和驯良凸显男人的强大和重要。创建家庭的舒适温馨是“真女性”的重要职责，厨房是她们的主要工作场所。此外，“真女性”生养众多子女，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家庭，几乎处于严重失语状态。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格拉斯哥的创作语境处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世纪之交，正是各种革新势力剧烈翻涌的时期;作为一位女性，格拉斯哥虽然从小体弱多病，但她从未自怨自艾，而是坚持接受教育，广泛阅读，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尤其是与妇女进步、争取女性权利的各项活动。女性书写构成了她作品的另一特色。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从格拉斯哥笔下的两位女性人物人手具体探讨格拉斯哥的性别书写范式，以期抛砖引玉，让我国读者重新认识这位在我国多少有些忽视的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 二、弗吉尼亚：《弗吉尼亚》中的“真女性”书写
《弗吉尼亚》写于1913年，与《生命与加布里埃尔》（1916）、《贫瘠的土地》（1925）被学术界合称为“女性三部曲”。《弗吉尼亚》以南方女性弗吉尼皿的婚姻生活为叙事主线，分为三大部分：梦想、现实和调整。在“梦想”章节中，格拉斯哥详细描述了少女时期的弗吉尼亚，充满文学情调，书架摆满了各类书籍，包括“一本小心翼翼放好的莎士比皿的删减本”，还有被彭德尔顿夫人笼统称为“糖果小说”的几本书。透过这些书籍对美好婚姻的描述也让弗吉尼亚对自己未来的婚姻充满憧憬，时刻准备着成为未来丈夫的完美妻子。在“现实”章节中，弗吉尼亚跟奥利弗·特雷德韦尔结婚。奥利弗去过英国留学，一心想成为一名作家，经过努力后他如愿以偿。而弗吉尼亚嫁给奥利弗后，丈夫成为她生活的全部，等到孩子出生后她更是没有自己的空间，“醒着的18小时她全部用来献给孩子的穿着洗漱和孩子们的快乐与否”。毫不夸张地说，她完美地践行了当时“真女性”的最高标准。在第三章节“调整”中，弗吉尼亚遭遇了婚姻的失败和家庭的破碎。她对家庭的全身心投入并没有换来她婚前期待的美好生活，反而成为丈夫眼中的“邋遢的中年妇女”。奥利弗对弗吉尼亚逐渐厌倦，开始经常不回家，在外面寻花问柳，与情人鬼混。最终，功成名就的奥利弗彻底抛弃了她。同样，孩子们长大后也搬走了，只留下她独自懊悔“年纪太大而生不了孩子”。一直到最后她也不明白她做错了什么，因为她没有能力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纵观《弗吉尼亚》中女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弗吉尼亚是格拉斯哥笔下典型的“真女性”形象。婚后的弗吉尼亚忠实地实践着真女性的标准：虔诚、贞洁、顾家和顺从，时刻以丈夫、孩子们为生活中心。小说中有细节提到她离开家和孩子们一个晚上都会受不了，为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愧疚。但是，尽管弗吉尼亚努力成为一个理想的妻子和母亲，满足南方社会为“真女性”设定的标准，但她最终却没有获得理想的结局。她的尽心尽力换来的不是美满的婚姻，而是失败的结局。最为可悲的是，她和所有“真女性”一样，认识不到自己婚姻背景的真正原因所在，反而把责任归结为自己的无能。在小说的结尾处，弗吉尼亚只剩下无助失落，面对失败的婚姻现实她失去了勇气。
显然，格拉斯哥对于弗吉尼亚这一人物形象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甚至在小说中安排其他女性形象来烘托弗吉尼亚“真女性”形象的悲哀。首先是弗吉尼亚的朋友苏珊·特雷德韦尔，是格拉斯哥塑造的一个完全从真女性当中解脱出来的新女性的形象，她“漫步在更加纯净更加凉爽的空气中，在那段压抑的时期的风俗中变得更开阔，更自由，也更简单”，当她结婚的时候，很明显她并不是一个真女性;她承认自己爱丈夫和孩子，但也不排除还有别的东西，她告诉弗吉尼亚自己的精力没有被他们消耗。
此外，格拉斯哥还将弗吉尼亚的女儿詹妮塑造成新一代的新女性形象，透过詹妮来道破母亲婚姻失败的原因。詹妮因上了大学而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她認为女性的责任是“独立地思考”并对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提出质疑。她发声抵制社会体系对真女性的要求，“把她们的一生都限定在储藏室或者厨房里，充当男人的奴隶，给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可惜的是，弗吉尼亚却认为代表未来的詹妮的声音“太尖锐”而且“危险”。可见，格拉斯哥揭示了弗吉尼亚被真女性的观念传统危险地束缚着。格拉斯哥借助詹妮这一形象传达了对于“真女性”的批判，认为弗吉尼亚的悲剧在于她本人的错误观念，即当时的社会调教为她“除了是妻子和母亲什么都不是”。不过，她对女性的看法却并不完全是灰暗的。在《一定的尺度》里，她解释说真女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我在写真女性时，她开始成为过去的传说”。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小说中弗吉尼亚和女儿的最后的对话书写中看出。在与女儿的交流中，真女性母亲不得不正视新女性的女儿并承认自己生活的局限。
三、多琳达：《贫瘠的土地》中的“新女性”塑造
《贫瘠的土地》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叙述了多琳达·奥克利从1890年到1920年间三十年的生活。多琳达是弗吉尼亚州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二十岁在内森·帕德拉的小店工作，爱上了乡村医生的儿子詹森·格雷洛克，但脆弱的詹森抛弃了她。多琳达失去爱情又有了身孕，只身到纽约寻找生活的出路。她在一次意外事故受伤并流了产，在好心的神经外科医生法拉第一家的悉心照顾下，她逐渐康复并得到一份工作，人生重新进入正轨。在纽约，多琳达拒绝一位年轻医生的求婚，依然回到家乡接手破败不堪的农场，利用在纽约学到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耕种方法，逐渐把“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一片沃土，还建起一个欣欣向荣的奶牛场。几经辗转，她嫁给了最初的老板内森·帕德拉，帮助养育他与前妻所生的几个孩子。在保持几年的无性婚姻之后，内森去世。多琳达又不计前嫌帮助落魄而疾病缠身的詹森。最后多琳达把财产全部留给了内森有轻微残疾的儿子约翰·艾伯纳。
从小说的故事线索来看，多琳达和弗吉尼亚一样命运坎坷，爱情、婚姻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两位女主人却个性迥异，对待苦难的态度也大相径庭。和弗吉尼亚的软弱、逆来顺受相比，多琳达个性坚毅，呼应了这一时期的“新女性”形象。作为新女性的多琳达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以及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新”体现在她精神、经济、感情上的独立，“能够跨越家庭生活观念所规定的性别藩篱，不再以家庭为中心，在与男性同样的工作领域中获得了自身身份认同，打破公共和私人领域分离所造成的脆弱张力”。
在小说的一开始，格拉斯哥对多琳达外貌描写就写出了她的与众不同，多琳达的“下巴突出而显得非常坚毅”，“眼睛在黑睫毛下闪烁着火一样的光，脸颊红红的，她就像一朵奇特的花”。在被詹森抛弃后，多琳达意识到，生活被情感所控制令人痛苦，必须抑制情欲，余生都用来挣钱、买地，扩大农场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尊严。一个男人毁了她，再没有别的男人能影响到她的生活。她用防御的盔甲把受伤的自尊心裹得严严实实。父亲去世后，她投身于农场的技术革新，加强庄稼的轮作，买奶牛，采用现代挤奶技术而获得了成功。她对自己宣称：“心可以碎，人可以生和死，但奶必须要挤。”这是她执着于工作若干年的真实写照。三十八岁的多琳达终于从詹森·格雷洛克手上买下了他家的“五棵橡树”农场。尽管多琳达告诉自己，她渴望这个农场是为了修复和拯救这片“懒惰和衰败”的土地，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财富。看到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医生如今堕落成了酒鬼，她有一种“独立带来的胜利感”，但她同时觉得“自己身上的情欲部分也已经枯萎死亡……从性的角度来讲，他胜利了，但仅仅从人的角度来讲，她明白自己才是强者”。詹森去世之后，多琳达对生活的感悟更加深刻：“生活从来不是人们所梦想的，很少是人们所想要的;然而，如果还有活力有渴望，未来就永远有找不完的宝藏，有冒险所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多琳达·奥克里不让社会和环境来塑造她，而是她自己做出了选择，接受孤独生活的后果，但她并没有自暴自弃。相比之下，多琳达虽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爱，但当她看到土地的生机勃勃时她的内心变得强大而且焕发活力。她知道，这是她的永恒自我，以致多年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作品中对她性格所归纳的：“在她的内心深处，她经历实质依然粗浅，但是她强大的自我超过了她的愚昧与无知，甚至也超过了包围着她的一切外部艰难险阻——是的，她没有垮掉，她永远都不会垮掉，因为她有刚性。”
和《弗吉尼亚》中的女主人公的落寞结局相比，《贫瘠的土地》中的多琳达不但被格拉斯哥赋予了美好的品格，也被作家安排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无疑彰显了作家投射在两位女性人物身上的性别主张。作家本人对多琳达的自我认同可以从1933年小说再版序言中得到验证。格拉斯哥在序言中提到多琳达与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前十年的她十分相似，多琳达“存在于任何人们没有欢乐却要学会生活的地方，存在于任何用坚强的意志战胜无用感的地方”。评论界对此也表示认同，认为“小说最后三页多琳达和作者似乎用乐观、耐力、土地、坚忍和刚性一起奏响了一曲欢歌”。可见多琳达这一人物形象承载了作家对新时代女性的理想，为南方社会树立了“新女性”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