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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年末，日寇和汪伪政权失败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这年10月，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的杂志，月刊，取名《苦竹》。刊名缘自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引用的周作人翻译的一首日本诗，诗曰：“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
《苦竹》的封面是炎樱设计的。作家沈启无在第二期的《南来随笔》中极为称道：“封面画真画得好，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我说正，就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红容易流于火燥，用绿容易流于尖新，这里都没有那些毛病。”沈的激赏，过于夸饰，但绿叶披拂的竹竿斜切的画面，布满活跃肥大的竹叶，浓郁里一点新翠，确有夏夜苦竹的诗意，散发出一种东方纯正的美。
创办《苦竹》的想法，后来胡兰成回忆：“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而爱玲又给了我新意。池田的侠义生于现代，这就使人神旺，而且好处直接到得我身上，爱玲更是我的妻，天下的好都成了私情，本来如此，无论怎样的好东西，它若与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这样的相知的喜气。”这里说的池田，即日本人池田笃纪，一年前为搭救胡兰成出狱出力甚多。后来胡亡命日本，也是他接待的。后面的话，因为“爱玲更是我的妻”，这样，切身的“好东西”才有“相知的喜气”，让人感到《苦竹》像是个“夫妻店”。
第一期（10月出版）有张爱玲的《谈音乐》，从东方的角度论西方的音乐：“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位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文化差异的妙想奇思，比喻如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叫绝。沈启无说：“我读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谈音乐》，使我又联想起她谈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她的异彩，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南来随笔》）
第二期（11月出版）有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苏州女佣阿小在上海外国人居住的公寓的一天的家务劳动，写阿小所看到的外国人哥尔达的生活。1972年，水晶访问张爱玲时说到结尾部分很精彩，张爱玲爽朗地笑了。水晶从她的笑声里，“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蝉——夜访张爱玲》）
这一期《苦竹》，张爱玲还重新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自己的文章》原来登在1944年5月出版的《新东方》杂志第四期和第五期合刊。这篇文章一般认为是张爱玲读了迅雨（傅雷）的批评文字后写的反辩。其实，起因应是对胡兰成文章的回复。《新东方》第三期有胡兰成的《皂隶·清客和来者》，这年1月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他在文中赞赏张爱玲的《封锁》“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但又说：“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胡兰成的这个意见，张爱玲并不认同。她在《自己的文章》中针锋相对地作了回应：“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当然，文章中也对迅雨批评《连环套》“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的说法，作了辩解，她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第二期的《编后记》想来应是胡兰成所写，他说：“《自己的文章》，虽然是已经在别一刊物上边发表过了，但是因为它是近十年来的重要文献，无法不将它重印，以延揽它的读者。为读者，为我们的文章界，其中一条新路的发现，要请多数人知道。”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但《自己的文章》也确可以看作张爱玲的文学纲领宣言：“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这段“张语录”，张迷和“张学”专家们大多熟悉。
张爱玲的挚友炎樱，在第一期上有一篇《死歌》，写修道院的孤儿，整天念死经，如一无精神的机器在唱。她感叹“一根竹竿或一个山芋的命比他们的命有味”。炎樱不谙中文，通常用英文写作，而由张爱玲译出。而这篇短文据说是她用中文直接写就的。第二期的《生命的颜色》将人生与色彩相联系，显出炎樱对色彩的极度敏感。既然“每一种情调、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个颜色来翻译”，因之“各个人也是颜色的跳舞、色调的舞剧”。诗人路易士称《生命的颜色》“句句都是警句”。（《记炎樱》）
《苦竹》上发文最多的自然是胡兰成。第一期上除署名胡兰成的《新秋试笔》外，还有署不同笔名的《周沈交恶》（江梅）、《试谈国事》（敦仁）、《违世之言》（王昭午）、《星巷之谈》（林望）、《闲书启蒙》（夏陇秀）等，占12篇文章（不包括诗和译文）的二分之一。第二期10篇中如不计张爱玲、沈启无和炎樱，其余文章看来都出自胡兰成之手。据研究者考证，第三期8篇文章，全部由胡包办（刘铮：《胡兰成交游考（一九四五年之前）》）。
胡兰成惯于顾盼自雄、飞扬无忌，第一期《编后》中依然妄自沉迷，出言不逊：“《苦竹》的出版，也正是，一种轩腾的新的气象，在这里出发了。”读者看到，出发尽管是出发了，只是毫不“轩腾”。第三期本该1945年1月出版，却拖到了4月。第四期至今没有人见到过，十有八九当初就已“胎死腹中”。
胡兰成办《苦竹》的同时，又去武汉办《大楚报》。 1945年3月，从武汉归来的胡兰成已经另有新欢，骗上了护士小周。
责编：思 源
这年10月，胡兰成办了一份偏重文艺的杂志，月刊，取名《苦竹》。刊名缘自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引用的周作人翻译的一首日本诗，诗曰：“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
《苦竹》的封面是炎樱设计的。作家沈启无在第二期的《南来随笔》中极为称道：“封面画真画得好，以大红做底子，以大绿做配合，红是正红，绿是正绿，我说正，就是典雅，不奇不怪，自然的完全。用红容易流于火燥，用绿容易流于尖新，这里都没有那些毛病。”沈的激赏，过于夸饰，但绿叶披拂的竹竿斜切的画面，布满活跃肥大的竹叶，浓郁里一点新翠，确有夏夜苦竹的诗意，散发出一种东方纯正的美。
创办《苦竹》的想法，后来胡兰成回忆：“我办《苦竹》心里有着一种庆幸，因为在日常饮食起居及衣饰器皿，池田给我典型，而爱玲又给了我新意。池田的侠义生于现代，这就使人神旺，而且好处直接到得我身上，爱玲更是我的妻，天下的好都成了私情，本来如此，无论怎样的好东西，它若与我不切身，就也不能有这样的相知的喜气。”这里说的池田，即日本人池田笃纪，一年前为搭救胡兰成出狱出力甚多。后来胡亡命日本，也是他接待的。后面的话，因为“爱玲更是我的妻”，这样，切身的“好东西”才有“相知的喜气”，让人感到《苦竹》像是个“夫妻店”。
第一期（10月出版）有张爱玲的《谈音乐》，从东方的角度论西方的音乐：“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位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文化差异的妙想奇思，比喻如神来之笔，令人拍案叫绝。沈启无说：“我读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谈音乐》，使我又联想起她谈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她的异彩，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练出来的。”（《南来随笔》）
第二期（11月出版）有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苏州女佣阿小在上海外国人居住的公寓的一天的家务劳动，写阿小所看到的外国人哥尔达的生活。1972年，水晶访问张爱玲时说到结尾部分很精彩，张爱玲爽朗地笑了。水晶从她的笑声里，“觉察到她是非常偏爱‘阿小悲秋’的”。（《蝉——夜访张爱玲》）
这一期《苦竹》，张爱玲还重新发表了《自己的文章》。
《自己的文章》原来登在1944年5月出版的《新东方》杂志第四期和第五期合刊。这篇文章一般认为是张爱玲读了迅雨（傅雷）的批评文字后写的反辩。其实，起因应是对胡兰成文章的回复。《新东方》第三期有胡兰成的《皂隶·清客和来者》，这年1月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他在文中赞赏张爱玲的《封锁》“非常洗练”“简直是写的一篇诗”，但又说：“我喜爱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胡兰成的这个意见，张爱玲并不认同。她在《自己的文章》中针锋相对地作了回应：“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当然，文章中也对迅雨批评《连环套》“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的说法，作了辩解，她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第二期的《编后记》想来应是胡兰成所写，他说：“《自己的文章》，虽然是已经在别一刊物上边发表过了，但是因为它是近十年来的重要文献，无法不将它重印，以延揽它的读者。为读者，为我们的文章界，其中一条新路的发现，要请多数人知道。”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但《自己的文章》也确可以看作张爱玲的文学纲领宣言：“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这段“张语录”，张迷和“张学”专家们大多熟悉。
张爱玲的挚友炎樱，在第一期上有一篇《死歌》，写修道院的孤儿，整天念死经，如一无精神的机器在唱。她感叹“一根竹竿或一个山芋的命比他们的命有味”。炎樱不谙中文，通常用英文写作，而由张爱玲译出。而这篇短文据说是她用中文直接写就的。第二期的《生命的颜色》将人生与色彩相联系，显出炎樱对色彩的极度敏感。既然“每一种情调、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一个颜色来翻译”，因之“各个人也是颜色的跳舞、色调的舞剧”。诗人路易士称《生命的颜色》“句句都是警句”。（《记炎樱》）
《苦竹》上发文最多的自然是胡兰成。第一期上除署名胡兰成的《新秋试笔》外，还有署不同笔名的《周沈交恶》（江梅）、《试谈国事》（敦仁）、《违世之言》（王昭午）、《星巷之谈》（林望）、《闲书启蒙》（夏陇秀）等，占12篇文章（不包括诗和译文）的二分之一。第二期10篇中如不计张爱玲、沈启无和炎樱，其余文章看来都出自胡兰成之手。据研究者考证，第三期8篇文章，全部由胡包办（刘铮：《胡兰成交游考（一九四五年之前）》）。
胡兰成惯于顾盼自雄、飞扬无忌，第一期《编后》中依然妄自沉迷，出言不逊：“《苦竹》的出版，也正是，一种轩腾的新的气象，在这里出发了。”读者看到，出发尽管是出发了，只是毫不“轩腾”。第三期本该1945年1月出版，却拖到了4月。第四期至今没有人见到过，十有八九当初就已“胎死腹中”。
胡兰成办《苦竹》的同时，又去武汉办《大楚报》。 1945年3月，从武汉归来的胡兰成已经另有新欢，骗上了护士小周。
责编：思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