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由于巨额受贿，湖南高速公路系统的两名国企高管彭曙、胡浩龙一审获死刑。尽管二审、死刑复核等法定程序尚未走完，但这枚重磅炸弹，足以令许多正在等待或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涉贪官员心惊胆寒。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664件，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4040人，其中厅局级以上589人、省部级以上28人。由此可见，2015年将成为贪腐官员密集受审的一年。
　　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在严格控制死刑的大背景下，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贪贿获死刑的案例几近于零。此次，湖南娄底中院一案判处彭曙、胡浩龙两人死刑，似乎是在释放严厉反腐的又一信号。这一判例也令针对涉贪官员的量刑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少用慎用死刑不代表不用

　　2001年，36岁的彭曙就职于湘潭市岳塘区政府，38岁的胡浩龙还是株洲市广电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二人通过向时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冯伟林行贿，顺利进入高管局下属的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成为手握实权的正副经理。
　　此后8年，彭曙、胡浩龙二人又共同向冯伟林行贿，并先后入主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高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多个国企。2011年东窗事发前，彭曙已是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副总经理，胡浩龙则成为湖南省高速公路广告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据媒体公开报道，彭、胡履职期间“见缝插针，四处插手项目招投标”，不仅涉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公路广告，还染指“新时代广告文化园”等房地产项目。经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2002年至2010年间，彭曙受贿人民币1.8815亿元，胡浩龙受贿人民币1.7007亿元、港币10万元，二人犯有受贿罪、贪污罪、泄露内幕信息罪等，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一个月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全国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湖南对高速公路领域“塌方式腐败”的反腐态度是“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有法律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彭、胡二人虽然均在上诉，但在省委的上述表态之下，湖南高院二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很大;即便到了死刑复核层面，最高法院恐怕也会保持逻辑上的统一，予以核准。
　　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卢建平看来，目前的反腐工作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底盘，一个是天花板”。而彭、胡的死刑判决，正是“底盘与天花板的相互适应”。
　　按照卢建平的思路，目前经常提到的对腐败“零容忍”，正是中共反腐的“底盘”。这个“底盘”表现在法律层面，就是对贪贿行为降低打击门槛、扩大打击面。2014年后，中纪委网站一周数人、甚至一天数人通报被调查问题官员的频率，检察机关一万多人的职务犯罪查办数量，都是对腐败“零容忍”的明证。“但‘守住底盘’并不意味着每人都要判个十年八年。”卢建平说，对于大多数人，刑罚力度还是相对较轻。
　　而反腐的另一重维度“天花板”，代表着重罪重刑的上限——也就是对最严重的贪贿行为适用死刑。“如果自始至终一个贪官都不死，会有人感觉反腐像哄孩子一样，只是轻轻拍一拍。与零容忍的下限相比，上限就会显得不协调，有些交代不过去。”卢建平认为，对彭、胡案的判定透露出一种态度：对于贪贿犯罪，少用慎用死刑不代表不用;必要时，死刑还须适用。

情节重于数额的量刑趋势

　　事实上，中共十八大后，彭曙、胡浩龙并非第一拨因为贪贿被判死刑的国家工作人员。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被媒体称为“广州第一贪”，涉案金额超过3亿。去年12月，张因犯有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三人以外，同为2014年受审的高官无一获死刑。比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受贿1095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贿4755万，被判处死缓;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3558万，被判处无期徒刑……
　　从这些数字来看，很多人大概会把涉案金额是否过亿作为贪官生死的分界线。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认为，受贿案件中，涉案金额的确是最主要的量刑标准，“这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依据1997年刑法，个人受贿数额超过10万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贪贿大案不断涌现，司法机关量刑时逐步放宽了涉案金额与刑罚的对应关系。即便如此，如果涉案金额超过百万，也算是“数额特别巨大”。
　　阮齐林同时表示，对贪官是否判处死刑，还要看有没有其他后果。在不涉及命案的情况下，“是否因为受贿违背了职责，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是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恶劣影响等等，都是可能导致死刑的理由。”阮齐林说。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对阮齐林的观点表示赞同。在钱列阳看来，“‘罪’是立体的，由多方面行为构成，绝不仅仅是涉案金额这么简单。”一名涉贪官员归案后是否承认错误、积极退赃，是否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违法所得是否转移到国外无法追回等，都是评判罪行的重要标准。钱列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表现比数额本身更加重要，在量刑时能够起到关键作用。 　　在情节重于数额的思路下，中石化集团原总经理陈同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就是一正一反两个鲜明的例子。2009年7月，陈同海以受贿1.9573亿在当时创下1949年以来全国最高涉案金额。但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还检举他人犯罪线索，故北京二中院对其从轻判处死缓。而早陈两年宣判的郑筱萸，虽然受贿金额只有640万元，却因为“严重破坏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和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北京一中院判处死刑。
　　与陈同海几乎同时受审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由于贪污8250万、受贿2661万被济南中院一审判处死刑。虽然李在归案后全部退缴了贪污款，但鉴于具有索贿情节、且给国家经济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被告上诉后，山东高院终审依然维持原判。对此，阮齐林的解释是“法院对贪污的处罚往往要比受贿重一些”，“因为贪污是侵吞国有资产，受贿是收受他人财物并相互利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
　　2014年底公开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尚未通过，却已经把情节重于数额的理念贯彻其中。受访的多位学者、律师均认为，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在对贪贿犯罪量刑、尤其是判处死刑方面，刑法修正案（九）有两点明显变化：一是在数额特别巨大之外，强调了“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二是在判处死刑之前，要先考虑无期徒刑。
　　对于即将在立法机关获得认可的第二点变化，司法机关早已进行过尝试。2010年，《财经》杂志曾经统计，在50名具有详细司法审判资料的高官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约10%，死缓的为26%，无期徒刑的为14%，其余50%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九成贪腐官员得以保命。
　　在阮齐林看来，这是对死刑进行特别限制的一种体现。“因为死刑和其他刑罚不同，适用时经常要对反面因素加以考虑。”阮齐林说，但凡能够找到宽恕的理由，法院就应该尽量为被告人免除死刑。

“自杀的涉贪官员远比被判死刑的要多”

　　其实，刑法修正案（九）在贪贿犯罪方面体现的改变，本该在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实现。
　　当时，刑法修正案修正案（八）的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在立法上部分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调整贪贿犯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草案出炉前，有媒体将二者混为一谈，称“刑法修正案（八）考虑对贪贿犯罪的人废除死刑”。
　　“消息一出，简直是人神共愤。”全程参与刑法修正案（八）修订的卢建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消除公众误解，为死刑废除迈出第一步创造舆论气氛，调整贪贿犯罪量刑标准的议题被搁置了下来。
　　对于刑法学界来说，废除贪官死刑并非不可触碰的话题。早在2003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学泰斗王作富便在《检察日报》发表文章《职务犯罪死刑立法需要反思和检讨》，结果惹来骂声一片。
　　“学界和法律实务界实际上很少直接呼吁废除贪官死刑，我们一直主张的是对经济犯罪废除死刑。”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辩护的田文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国家，这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贪贿犯罪作为经济犯罪之一种，也在主张废除死刑的范围之内。
　　类似的观点，也在司法机关内部悄然蔓延。2006年，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时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修改刑法的议案》，建议除毒品犯罪外，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其他贪利型犯罪，应当废除死刑。而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后，全国法院当年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越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
　　对于贪官获死刑，钱列阳始终不认同那是最严酷的刑罚、最有震慑性的预防手段。“有的案件里，你会发现贪官被纪委找去谈话后直接就自杀了。”钱列阳认为，这本身就说明一些贪官不怕死，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几年里，自杀的涉贪官员远比被判死刑的要多，所谓‘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2015年的前3个月，接受立案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又已超过10人。阮齐林认为，在这个多事之秋，出于反腐的需要，考虑到公众对贪贿嫉恶如仇的情绪，继续对“涉案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的贪贿犯罪适用死刑，仍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