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评论家李楠的新作《影响：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下称《影响》）出版，嘱我为此书写篇评论，我很惶恐。尽管十几年来对大陆的摄影文化时有接触，作为来自台湾的评论者，我总觉得自己理解得远不够深入和周全，如何能议论一份认真优异的摄影访谈与评论书写。禁不起作者的热诚敦促，我只好勉力为之，在阅读之中边学边论，以稍微反馈李楠对中国当代摄影文化所做的这项贡献。
　　《影响》集结了李楠对21位多已成名甚至相当重要的当代摄影家的访谈，以及她对每一位摄影家的短评文字。此书副标题是“中国当代摄影精神交往录”，但所选择访谈的摄影家，则大多属于新闻或纪实摄影领域的创作者，与来自新闻传播的训练或工作背景，这可能与李楠自己熟悉的学术训练和专业领域有关；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曾经或者同时进行非传统纪实手法的创作。另外也有几位摄影家的背景与创作方向，是观念摄影或其他艺术取向的创作。若对照海杰的《表态：与十四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对话》（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3），后者则是选择了相对年轻一代的、从不同艺术手法的摄影创作者。这两份今年出版的访谈文字，刚好互补了、也一起丰富了中国当代摄影家和摄影文化的面貌。
　　虽然《影响》的访谈和评论，比较集中于中国当代摄影里偏向纪实摄影的创作面向，它所展示的访谈对象，层次还是相当丰富的。我们可以看到开拓了中国具有真正纪实摄影意义的重要实践者、“陕西群体”之一的胡武功，以及约略在同一时期的重要摄影家贺延光、刘香成。他们的实践，多少鼓励了略晚一些的张新民、于德水、姜健、杨延康，以及再晚一个时段的袁冬平、余海波、史国瑞、区志航等，以及创作和理论俱优的孙京涛、颜长江。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几位“70后”的创作方向和理念，例如马良、路泞、丘、宁舟浩等几位。
　　李楠安排这些不同时期摄影家出现在书中的方式，是饶富意味的。她既不按照摄影家们的年龄辈份罗列，也不以其知名度或“重要性”排序，而是将这21位摄影家混编在书中，让排序看不出一个固定的逻辑。它所可能暗示的讯息，我以为非常之好：不同世代的摄影家，对丰富中国摄影的集体贡献，意义或作用应该一视同仁，不需区分先后高下。事实上，以华人文化动辄喜欢论资排辈的威权/父权性格，也许正是李楠这位女性评论者想要避免、甚至顺手改造的事情。尽管这个细节看起来像是一件小事，我却认为它至关重要：权力或魔鬼，都展现或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文化行为的细节里；若我们不开始在因循积习的生活和文化细节上，决心实践、坚持不一样的态度，那么民主与平等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空话，永远不会到来。
　　不同时期的摄影家，虽然多属纪实摄影的专业背景，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发展轨迹和使用的叙事手法，则各不相同。有些人对古典风格的纪实摄影及其涉及的题材始终贯彻；有些人从新闻纪实风格一度转向观念摄影，又回归纪实和当代性的重新反思与实践上，如余海波和孙京涛；有些人则一开始就摆脱了纪实的概念，或者很快地从纪实转到新纪实或观念等其他的叙事手法上，以诠释现实或审视自己。
　　他们各自看待摄影与社会、艺术、自身的关系，因此也很不一样。当胡武功、贺延光、张新民等资深摄影家，坚持着摄影的人道关怀和社会责任时，新世代的摄影家如路泞或丘，通过李楠的追问，发现他们更希望观看自己的日常经验或个人记忆。路泞出生于陕西，是“陕西群体”的代表人物侯登科的学生，但他坦承自己并不想追求什么使命感或社会责任，宁可先关注个体，或者套用李楠的话，从世界中“隔离自己”。丘也诚实地表述自己喜欢“梦境化”地看生活周遭，或从中追索记忆。前辈的社会责任感固然可敬，新世代面对摄影创作看似虚无的态度，也值得珍惜，并认真以待—如果现实世界里宣称的意义实为虚假、不断崩解、令人沮丧时，或许先深刻地虚无，但至少对自己真正诚实，据以抵抗、拒绝加入那个巨大的伪善现实，可以是一个重新找回救赎、探寻意义的必要过程。
　　集结了世代与面向不同的个案访谈和短评，《影响》也就从这些“精神交往录”里，一定程度地拼贴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发展的历史面貌。然而，这个历史面貌的特色，不仅止于客观的纪录或陈述，更多的是访谈者/评论者突出的提问能力与方式。作为年轻的女性摄影评论家，李楠其人温婉儒雅，其评论和提问却是锐不可当，冷静明快，一针见血。她对摄影和社会，有着清楚的问题意识，遂常带着明确的评论意见向摄影家们提问，逼着创作者通过跟她的对话与挑战，重新思考、梳理自己的创作。访谈的提问并无必然合适的方法，这样的提问容或失之主观，也许限缩了对话范围，但它可以刺激思想上的交锋。因此评论家鲍昆说，李楠这本优秀的访谈是智慧的、好看的。
　　李楠在此书开宗明义地说，“摄影的问题，不仅是如何面对世界，更是如何回归自身—摄影，最终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此语极为凝练，或可如是理解：一方面，摄影者再现或议论世界时，其实常常同时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换一个角度说，摄影者若不梳理自身的问题，恐难以深刻地面对和诠释世界。我曾推崇李楠的访谈和评论是“见树亦见林”，而且她要以直指问题的探索方式，先凸显一棵树的重要价值，也许这是她冷静复热切地投入与摄影家们对话、解剖其创作细节的原因。而大陆摄影家以文字语言迎对尖锐提问的思辩与陈述能力之强，也令我非常佩服。我认为这也是台湾摄影家特别需要学习和加强的地方。
　　影像和文字，都是制造话语的有力媒介。《影响》是一本生产文字话语的著作，而生产话语，同时也就创造了权力。杨小彦教授为此书的推荐语非常精彩：“摄影家通过镜头观察把世界变成意义，李楠则通过与摄影家的对话，通过她对摄影的内心体认，把摄影的意义重新变成世界，然后交给了读者。”评论与访谈文字将摄影重新变成世界，这句话寓意丰富，或可有三层理解。首先，它是对作者访谈与评论的肯定。对话文字与评论作为再创作，提供了一片新的、有思辩内涵的意义世界。其次，摄影的访谈和评论语言具有建构另一个意义世界的本质。当然，任何艺术形式的评论和诠释，都有类似的问题，但也许摄影尤为严重，此乃因摄影是在现实与符号、表象与真相之间特别纠缠不清的一种艺术。最后，这句话可视为对评论者/访谈者的一种提醒。当我们将摄影的意义，以文字话语建构成为一个新的意义世界时，意义是被深化或者被窄化了？又，话语权力的收放，该如何拿捏？
　　这些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又是摄影评论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至少这样的问题经常萦绕着我的评论书写，且尽管有如是的意识，我依然常犯急切、武断地建构意义世界的毛病。固然，评论而不指出意义，那么根本不必进行评论工作，这是常识；然而踩在哪一条线或采取怎样的一种自我约束方式，才能使意义的指明不同时成为意义的专断？这大概是评论工作者的恒常挑战，也是我们得时刻自省的问题。
　　作为年轻一代的女性评论家，李楠在以男性为大多数的评论生态和某种“竞技文化”里，已经建立起一个专业而锐利的口碑，这是罕见的资质与努力的成果。而无论男性或女性评论工作者，如何在建立了专业权威之后，避免不自觉地成为一方威权，则是同为摄影评论者的我们，需要自我期许和提醒的事。李楠每天要面对的，是一个男性话语霸权和政治角力的世界，如何只是以“竞技逻辑”作为赢得男性社会认可、站稳专业形象的策略，而不至于落入最后复制了这个逻辑，也许会是李楠的一个更为有趣的挑战。以她的聪明和反省力，我相信她能够充分迎对这些。因此，阅读《影响》并从中获得启迪与省思之际，李楠未来的摄影评论书写，让我抱持着更大的好奇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