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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和两次产业革命之后，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团聚式变革。中国要剖析与前两次产业革命失之交臂的原因，以新一轮产业革命为契机，从文化、科技、制度、教育等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在思维上发生巨大变革，由传统的经验追随向创新引领演变，由传统的线性发展向非线性、非逻辑发展，通过创新引领实现中国的思维变革，成为世界强国。
关键词 产业革命 高新技术 创新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非线性爆发
随着第三次科学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世界正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变革，这不仅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重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复合转型、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的持续进步，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蓄势待发。
第六次科技革命团聚式爆发。人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技进步。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16至17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引发了第一次科学革命；20世纪上半叶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论为代表产生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在世界科技史层次上，科学革命不仅是一种科学范式的转变，而且是引发人类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的科学变迁①。目前，人类正面临第三次科学革命，即以生物科学和纳米科学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的革命。
伴随着科学革命的爆发，世界上还发生了三次技术革命，即18世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进步，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19世纪由电力技术发展和内燃机的发明带来的电气化革命；20世纪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技术革命不仅是技术范式的转变，而是引发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变迁②。技术革命对推动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技术革命，即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物理学的革命。
第三次科学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团聚式爆发可以称为人类发展史上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几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革命的爆发，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纳米化共同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过渡，并向知识社会转变，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社会经济的复合转型。
科技革命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还解放了人类思想、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达国家开始步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新阶段，即开始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③。于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更加离不开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受到新科技的冲击，新一轮产业革命即将引爆。
现代科技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随着科技革命将人类文明推向机器大生产和城市化加速的时代，两次产业革命也相继爆发，即18世纪末以蒸汽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末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两次产业革命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重塑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世界格局。科技发展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大数据科学成为新的焦点④。随着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生物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科技持续进步，以及大数据浪潮的冲击，人类进入信息技术带来的个性化时代，新产业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会为新的科学体系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学革命；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⑤。在新科技的引领下，人类正在面临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变革。
这是一次融合式的革命，从科技融合到产业融合，高新技术的成果不断转化成社会生产力并渗透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将是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三大学科的交叉融合，并主要发生在三大学科的交叉结合部，这同时也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是一次多维复合的综合型科技革命⑥。
这是一次设计式的革命，从产品生产到产业集聚，从低端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和服务业的延伸，从产品本身到增值服务，从商业模式到创富机会，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中，这些都将通过设计发挥最大效用。传统制造业将逐渐丧失竞争力，产业竞争重新定位，国际分工重新洗牌，物联网、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都将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并引发新的增长。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在全球范围内非线性团聚式引爆新的社会经济变革。
这还将是一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革命。中国已经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中国仍以追随的方式发展，不断追赶先发国家。而这次产业革命给中国再次赶超的历史机遇，能否抓住这次发展机遇，将成为中国借助科技领先世界的重要战略。
修补中国短板，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已经与前两次产业革命擦肩而过，不但没有享受到其带来的丰硕成果，反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对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世界发展的前列，但与先发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农业文化桎梏封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几千年来都以农业为基础，长期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农业文明，也给传统文化套上了枷锁。一方面，统治阶级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极力阻止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封建统治集团自比“天朝”，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限制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⑦。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器，文化的推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长期的农业文化使中国形成了难以突破的闭塞框架，固守着传统落后的农业文明，人们思想保守，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纵观世界先发国家的发展史，农业文明几近消失，产业结构也已发生重大调整和升级，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知识文明和现代文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已经代替农业。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进步，高新技术快速推动人类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被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乡土文明走向终结，平面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立体的知识社会升级。 社会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文化的转型，打破文化桎梏是实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转变的内在动力。几千年的传统文明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中华民族的骨髓，只有巨大的冲击才能颠覆。因此，文化精进是一个艰难又长期的过程，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带动思想创新，不断引进知识经济冲击传统文化，才能逐渐实现农业文化的瓦解。
传统生产力线性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的效益都远远高于工业生产，这使得中国长期都专注于农业，却大大降低了劳动力价值。由于技术的长期滞后，传统的农耕方式使生产效率一直得不到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持续降低，工业发展也得不到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英、美、法等国最早进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并不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动力在于工业革命并伴随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⑧。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经历了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却一直以经验追随的方式发展，迟迟没能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并与先发国家拉开上百年的差距。
科技乃立国之本，线性发展导致的技术落后是中国发展滞后的根源。虽然中国的科技起步已经较先发国家晚了几百年，但伴随信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之中。中国已经意识到实现技术非线性突破的重要意义，并将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之际高瞻远瞩、抢抓机遇，不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战略性的高度着力解决世界领先的科技问题，在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同时构建高新技术创新平台，与世界领先的尖端技术对接，实现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通过源源不断地挖掘技术需求以提供技术支持。
制度、体制存在缺陷。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体制存在缺陷，既包括前两次产业革命爆发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包括当时的经济制度。当先发国家轰轰烈烈地进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腐朽的清王朝还沉浸在闭关自守的世界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官僚体制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纵然官僚体制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却阻碍了现代化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能保证现代社会经济的进步。
此外，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即市场运行过程中需要的法律法规、相关制度条例、产权、专利、金融等配套制度在中国都没有形成。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支持，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特别是起着特殊作用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缺陷尤为明显。专利是一种不确定的产权，能够将竞争者排除在创新的商业化之外，以外部技术来带动和促进企业的成长是中国重要的技术进步战略⑨。
只有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诞生的开放性经济模式。只有完善市场机制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市场调节的巨大作用，以及运用政府的辅助调节作用，有效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结构条块分割。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状态，即社会中的群体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分割成不同的单元，自上而下分级管理，各单元之间信息闭塞、相互分割、缺乏沟通交流，社会格局单一。这种社会结构使农民依附于土地，使城镇居民依附于工厂，通过分层行政管理，可使资源按计划调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突出缺陷是行政参与过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条块分割的社会结构愈发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障碍。由于社会结构长久以来的条块分割，导致城乡二元化严重，大量农民无法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同等福利，贫富差距不合理；过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使得政府自身效率低下，同时大大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区域分割严重也使社保异地统筹困难，严重阻碍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流动。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但社会自身的开放程度还有待加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只有重新整饬社会结构的条块分割，打破区域行政割据，促进社会充分沟通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最大的释放，从而满足市场经济运行对资源配置的要求。
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呼唤创新引领
21世纪是科技发展的世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际竞争都将成为科技的创新战。经历了长期经验追随式的发展，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急切呼唤创新的引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头等大国的必然要求。
近代的五次科技革命和现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第六次科技革命，无一不是在创新的推动下发生的，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展促成了英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电力、铁路、汽车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成就了美国崛起，位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抢占了工业文明的先机⑩，这些都是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
科技发展和创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时也在重塑着国家的竞争格局。在科技创新不断加快的时代，高新技术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也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只有高新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并达到领先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发展。
除了科技的创新，还需要思维的创新、政策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创新、人才队伍的创新等。发展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着重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营造好的创新环境。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传统的经验追随转向创新引领，将成为我国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转变。
破解“李约瑟之谜”，实现创新引领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非线性、非逻辑式的进步，而不再是传统的经验追随。传统的经验追随和模仿永远无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即使社会经济可以发生飞跃，也必将再次陷入“老二陷阱”的僵局。因此，打破传统的经验追随必须要通过创新引领来实现，即创新高新技术、构建多元开放平台；创新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精进；创新制度体制、优化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全民参与；创新职业教育、破解“钱学森之问”。 创新高新技术，构建多元开放平台。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是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分散式生产、新储存方式、能源互联网和零排放式交通等，都是能源技术革新，属于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范畴。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国家竞争真正走向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飞速追赶前两次产业革命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浪潮，若不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程中突破高新技术的核心内涵，就难以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进而被边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推进，新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进程都在加快，新产业不断衍生，并由劳动密集型朝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从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农业和工业的比例逐步降低，服务业，尤其是以创意产业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构建多元开放平台是创新高新技术、延长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由先导产业集群为引领实现高新技术的创新性突破，通过技术共享和知识扩散实现科技创新型发展；另一方面，创新制度建设，尤其是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创新能力的发挥，因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并严格执法是实现制度体系改革的重要手段。
创新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精进。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传承的核心纽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的文化作为软实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推行大国战略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对外交流和贸易，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渗透至方方面面，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辉煌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经过近现代的洗礼和改革开放，迈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正处于新旧融合、多元发展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其原因是单面发展道路行不通却又不能很快建成新的结构。文化的繁荣和精进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治理能力。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趋广泛，利用网络获得信息和沟通大大扩展了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丰富了文化内涵，但同时对文化的提炼和精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文化体系的构建、精神信仰的建立都直接影响社会的文化形态。
在多元化文化的融合和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从国家层面持之以恒地进行培育和引导，弘扬新时代的文化信仰，进而使中国文化不断完善和精进。另外，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引导带动社会健康发展。在对外贸易和交流中，注重提高文化输出比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博弈，是大国的博弈，表面上看是经济强弱的博弈，实质是文化的博弈。文化是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文化的精进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创新制度体制，优化政府治理。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其目标是反映公众需求，使公众利益达到最大化。完全依赖市场配置资源会陷入“囚徒困境”，而政府治理的实质是解决市场配置无法解决的社会统筹管理问题。由此可知，政府治理应侧重公共管理，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主体作用。
政府治理包含的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性：一方面是公开透明，倡导政务阳光化，实现阳光政府、廉洁政府；另一方面是公众参与，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政府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在大都市范围内合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中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和方式。通过民众的广泛参政议政，实现政府治理的有效反馈，提升公众满意度。此外，还应积极拓展政府治理创新，以解决社会飞速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的新思路，从而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和体制。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急剧变迁和转型的超大规模社会， 政府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应对，是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创建廉洁型政府已经获得一定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其中制度建设是当前政府治理中需首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随着公众自我意识的增强，也更加关注政府治理，公众与政府的治理互动有待于增强。
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全民参与。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同等重要，是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参与主体共同管理解决社会事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是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与政府治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参与主体多元性、合作性、和谐性及治理方式的服务型而非管理型。不难看出，社会治理是治理权力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同时也是由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
先发国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并取得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社会治理具有独特的管理优势，一方面，社会治理作为非管理型治理，具有管理灵活、公平等特点，可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盲区，通过多方参与、协商解决的方式，可更温和、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可以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通过多对象发布、多途径沟通，实现协商与治理的高效化。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还不完善，亟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建立综合决策机制，通过政府和公众参与决策实现全面发展目标，在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和协调；其次，完善社会组织和社区参与社会治理，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同时，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使政府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则和监督评估。 创新职业教育，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疑问。钱学森认为，中国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缺乏创新，没能培养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教育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为产业升级提供高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推手。要想从经验追随走向创新引领，创新的技术技能是关键所在。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得到安置，那些技能上无法与高新技术产业匹配的低技能人口也要寻找就业出路，无论是推动农业规模化、工业现代化、还是服务业增值化，都要靠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就更为重要。
现代职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相对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更能培养出适应一线实践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职业教育，不仅培养其基本技术、技能，还要通过职业教育的后期跟进保持和提高其技术技能，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其企业家精神，这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大使命。
21世纪初，中国就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吸引了大批留学海外的学子归国奋斗。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也要重视培养本土人才，以职业教育改革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为实现创新引领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注释
何传启：“科技革命与世界现代化”，《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
何传启：“知识经济与第二次现代化”，《科技导报》，1998年第6期。
白春礼：“全球科技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态势”，《科技导报》，2013年第31期。
白春礼：“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前夜”，《光明日报》，2013年1月21日。
何传启：“人类可能进入‘再生时代’”，《人民论坛》，2012年2月（下）。
宋豫秦、叶文虎：“第三次文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4期。
贺韶伶、赖平：“城市化：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战略选择”，《求索》，2004年第11期。
夏玉华：“美国专利制度危机及其对中国专利制度建设的启示”，《价值工程》，2012年第14期。
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创新决定前途命运”，《求是》，2013年第8期。
王宏广、张俊祥、王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科技日报》，2013年3月25日。
尹保云：“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3月（下）。
易承志：“基于大都市发展转型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城市问题》，2013年第2期。
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0期。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 产业革命 高新技术 创新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非线性爆发
随着第三次科学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世界正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变革，这不仅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经济、文化等重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复合转型、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的持续进步，新一轮产业革命已经蓄势待发。
第六次科技革命团聚式爆发。人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科技进步。过去五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16至17世纪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引发了第一次科学革命；20世纪上半叶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论为代表产生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在世界科技史层次上，科学革命不仅是一种科学范式的转变，而且是引发人类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的科学变迁①。目前，人类正面临第三次科学革命，即以生物科学和纳米科学为代表的认知科学的革命。
伴随着科学革命的爆发，世界上还发生了三次技术革命，即18世纪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化进步，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19世纪由电力技术发展和内燃机的发明带来的电气化革命；20世纪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化、网络化革命。技术革命不仅是技术范式的转变，而是引发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的技术变迁②。技术革命对推动产业升级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技术革命，即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物理学的革命。
第三次科学革命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团聚式爆发可以称为人类发展史上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几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革命的爆发，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纳米化共同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过渡，并向知识社会转变，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社会经济的复合转型。
科技革命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还解放了人类思想、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达国家开始步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新阶段，即开始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③。于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更加离不开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受到新科技的冲击，新一轮产业革命即将引爆。
现代科技引爆新一轮产业革命。随着科技革命将人类文明推向机器大生产和城市化加速的时代，两次产业革命也相继爆发，即18世纪末以蒸汽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9世纪末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两次产业革命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重塑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世界格局。科技发展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大数据科学成为新的焦点④。随着信息科学、纳米科学、生物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科技持续进步，以及大数据浪潮的冲击，人类进入信息技术带来的个性化时代，新产业和新技术不断涌现。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会为新的科学体系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学革命；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⑤。在新科技的引领下，人类正在面临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变革。
这是一次融合式的革命，从科技融合到产业融合，高新技术的成果不断转化成社会生产力并渗透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将是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三大学科的交叉融合，并主要发生在三大学科的交叉结合部，这同时也将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是一次多维复合的综合型科技革命⑥。
这是一次设计式的革命，从产品生产到产业集聚，从低端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和服务业的延伸，从产品本身到增值服务，从商业模式到创富机会，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展中，这些都将通过设计发挥最大效用。传统制造业将逐渐丧失竞争力，产业竞争重新定位，国际分工重新洗牌，物联网、云计算、新材料、新能源等都将不断创造新的需求，并引发新的增长。新一轮产业革命将在全球范围内非线性团聚式引爆新的社会经济变革。
这还将是一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革命。中国已经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中国仍以追随的方式发展，不断追赶先发国家。而这次产业革命给中国再次赶超的历史机遇，能否抓住这次发展机遇，将成为中国借助科技领先世界的重要战略。
修补中国短板，迎接新一轮产业革命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已经与前两次产业革命擦肩而过，不但没有享受到其带来的丰硕成果，反而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对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世界发展的前列，但与先发国家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农业文化桎梏封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几千年来都以农业为基础，长期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农业文明，也给传统文化套上了枷锁。一方面，统治阶级坚持“重农抑商”政策，极力阻止民营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封建统治集团自比“天朝”，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限制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⑦。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器，文化的推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力，长期的农业文化使中国形成了难以突破的闭塞框架，固守着传统落后的农业文明，人们思想保守，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纵观世界先发国家的发展史，农业文明几近消失，产业结构也已发生重大调整和升级，农业在国民生产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知识文明和现代文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已经代替农业。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进步，高新技术快速推动人类的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被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乡土文明走向终结，平面的农业社会开始向立体的知识社会升级。 社会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文化的转型，打破文化桎梏是实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转变的内在动力。几千年的传统文明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中华民族的骨髓，只有巨大的冲击才能颠覆。因此，文化精进是一个艰难又长期的过程，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带动思想创新，不断引进知识经济冲击传统文化，才能逐渐实现农业文化的瓦解。
传统生产力线性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的效益都远远高于工业生产，这使得中国长期都专注于农业，却大大降低了劳动力价值。由于技术的长期滞后，传统的农耕方式使生产效率一直得不到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持续降低，工业发展也得不到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英、美、法等国最早进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并不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其动力在于工业革命并伴随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⑧。过去几百年来，世界经历了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却一直以经验追随的方式发展，迟迟没能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并与先发国家拉开上百年的差距。
科技乃立国之本，线性发展导致的技术落后是中国发展滞后的根源。虽然中国的科技起步已经较先发国家晚了几百年，但伴随信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正在有条不紊的发展之中。中国已经意识到实现技术非线性突破的重要意义，并将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之际高瞻远瞩、抢抓机遇，不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战略性的高度着力解决世界领先的科技问题，在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同时构建高新技术创新平台，与世界领先的尖端技术对接，实现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通过源源不断地挖掘技术需求以提供技术支持。
制度、体制存在缺陷。有关“李约瑟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制度体制存在缺陷，既包括前两次产业革命爆发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包括当时的经济制度。当先发国家轰轰烈烈地进行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时候，腐朽的清王朝还沉浸在闭关自守的世界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官僚体制和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纵然官僚体制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却阻碍了现代化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能保证现代社会经济的进步。
此外，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即市场运行过程中需要的法律法规、相关制度条例、产权、专利、金融等配套制度在中国都没有形成。由于缺乏相关制度的支持，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特别是起着特殊作用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缺陷尤为明显。专利是一种不确定的产权，能够将竞争者排除在创新的商业化之外，以外部技术来带动和促进企业的成长是中国重要的技术进步战略⑨。
只有市场机制才是最有效的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诞生的开放性经济模式。只有完善市场机制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市场调节的巨大作用，以及运用政府的辅助调节作用，有效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结构条块分割。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处在一种条块分割状态，即社会中的群体以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因素分割成不同的单元，自上而下分级管理，各单元之间信息闭塞、相互分割、缺乏沟通交流，社会格局单一。这种社会结构使农民依附于土地，使城镇居民依附于工厂，通过分层行政管理，可使资源按计划调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突出缺陷是行政参与过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条块分割的社会结构愈发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障碍。由于社会结构长久以来的条块分割，导致城乡二元化严重，大量农民无法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同等福利，贫富差距不合理；过多层级的行政管理使得政府自身效率低下，同时大大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区域分割严重也使社保异地统筹困难，严重阻碍企业和个人的自由流动。
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但社会自身的开放程度还有待加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只有重新整饬社会结构的条块分割，打破区域行政割据，促进社会充分沟通才能使生产力得到最大的释放，从而满足市场经济运行对资源配置的要求。
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呼唤创新引领
21世纪是科技发展的世纪，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国际竞争都将成为科技的创新战。经历了长期经验追随式的发展，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急切呼唤创新的引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头等大国的必然要求。
近代的五次科技革命和现代正如火如荼进行的第六次科技革命，无一不是在创新的推动下发生的，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展促成了英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电力、铁路、汽车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成就了美国崛起，位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抢占了工业文明的先机⑩，这些都是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
科技发展和创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时也在重塑着国家的竞争格局。在科技创新不断加快的时代，高新技术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也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只有高新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并达到领先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发展。
除了科技的创新，还需要思维的创新、政策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创新、人才队伍的创新等。发展创新型国家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着重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营造好的创新环境。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由传统的经验追随转向创新引领，将成为我国改革不断深入的重要转变。
破解“李约瑟之谜”，实现创新引领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非线性、非逻辑式的进步，而不再是传统的经验追随。传统的经验追随和模仿永远无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即使社会经济可以发生飞跃，也必将再次陷入“老二陷阱”的僵局。因此，打破传统的经验追随必须要通过创新引领来实现，即创新高新技术、构建多元开放平台；创新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精进；创新制度体制、优化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全民参与；创新职业教育、破解“钱学森之问”。 创新高新技术，构建多元开放平台。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是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分散式生产、新储存方式、能源互联网和零排放式交通等，都是能源技术革新，属于工业化深入发展的范畴。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国家竞争真正走向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飞速追赶前两次产业革命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浪潮，若不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进程中突破高新技术的核心内涵，就难以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分工中获得一席之地，进而被边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推进，新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进程都在加快，新产业不断衍生，并由劳动密集型朝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移。从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农业和工业的比例逐步降低，服务业，尤其是以创意产业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的比例越来越高。
构建多元开放平台是创新高新技术、延长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一方面，由先导产业集群为引领实现高新技术的创新性突破，通过技术共享和知识扩散实现科技创新型发展；另一方面，创新制度建设，尤其是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由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极大地制约了创新能力的发挥，因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并严格执法是实现制度体系改革的重要手段。
创新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精进。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传承的核心纽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时俱进的文化作为软实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战略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推行大国战略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无论是生产生活，还是对外交流和贸易，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渗透至方方面面，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拥有辉煌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经过近现代的洗礼和改革开放，迈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正处于新旧融合、多元发展的时期。清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其原因是单面发展道路行不通却又不能很快建成新的结构。文化的繁荣和精进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治理能力。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日趋广泛，利用网络获得信息和沟通大大扩展了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丰富了文化内涵，但同时对文化的提炼和精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文化体系的构建、精神信仰的建立都直接影响社会的文化形态。
在多元化文化的融合和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需从国家层面持之以恒地进行培育和引导，弘扬新时代的文化信仰，进而使中国文化不断完善和精进。另外，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文化产业，通过文化引导带动社会健康发展。在对外贸易和交流中，注重提高文化输出比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世界的博弈，是大国的博弈，表面上看是经济强弱的博弈，实质是文化的博弈。文化是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文化的精进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创新制度体制，优化政府治理。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其目标是反映公众需求，使公众利益达到最大化。完全依赖市场配置资源会陷入“囚徒困境”，而政府治理的实质是解决市场配置无法解决的社会统筹管理问题。由此可知，政府治理应侧重公共管理，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减少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主体作用。
政府治理包含的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性：一方面是公开透明，倡导政务阳光化，实现阳光政府、廉洁政府；另一方面是公众参与，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是政府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在大都市范围内合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中相互作用的关系、过程和方式。通过民众的广泛参政议政，实现政府治理的有效反馈，提升公众满意度。此外，还应积极拓展政府治理创新，以解决社会飞速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提出解决的新思路，从而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和体制。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急剧变迁和转型的超大规模社会， 政府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应对，是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创建廉洁型政府已经获得一定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其中制度建设是当前政府治理中需首要解决的难题。另一方面，随着公众自我意识的增强，也更加关注政府治理，公众与政府的治理互动有待于增强。
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全民参与。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同等重要，是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参与主体共同管理解决社会事务。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是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与政府治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参与主体多元性、合作性、和谐性及治理方式的服务型而非管理型。不难看出，社会治理是治理权力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同时也是由管理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
先发国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并取得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社会治理具有独特的管理优势，一方面，社会治理作为非管理型治理，具有管理灵活、公平等特点，可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盲区，通过多方参与、协商解决的方式，可更温和、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可以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相结合，通过多对象发布、多途径沟通，实现协商与治理的高效化。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还不完善，亟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建立综合决策机制，通过政府和公众参与决策实现全面发展目标，在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保护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和协调；其次，完善社会组织和社区参与社会治理，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同时，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使政府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则和监督评估。 创新职业教育，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提出的疑问。钱学森认为，中国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缺乏创新，没能培养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教育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更是为产业升级提供高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推手。要想从经验追随走向创新引领，创新的技术技能是关键所在。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得到安置，那些技能上无法与高新技术产业匹配的低技能人口也要寻找就业出路，无论是推动农业规模化、工业现代化、还是服务业增值化，都要靠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就更为重要。
现代职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相对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更能培养出适应一线实践领域的技术人员。通过职业教育，不仅培养其基本技术、技能，还要通过职业教育的后期跟进保持和提高其技术技能，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其企业家精神，这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大使命。
21世纪初，中国就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吸引了大批留学海外的学子归国奋斗。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也要重视培养本土人才，以职业教育改革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为实现创新引领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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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全球科技呈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态势”，《科技导报》，2013年第31期。
白春礼：“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前夜”，《光明日报》，2013年1月21日。
何传启：“人类可能进入‘再生时代’”，《人民论坛》，2012年2月（下）。
宋豫秦、叶文虎：“第三次文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4期。
贺韶伶、赖平：“城市化：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战略选择”，《求索》，2004年第11期。
夏玉华：“美国专利制度危机及其对中国专利制度建设的启示”，《价值工程》，2012年第14期。
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创新决定前途命运”，《求是》，2013年第8期。
王宏广、张俊祥、王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及我国的应对策略”，《科技日报》，2013年3月25日。
尹保云：“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3月（下）。
易承志：“基于大都市发展转型的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城市问题》，2013年第2期。
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0期。
责 编∕杨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