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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0年的冬天，一些新华书店的货架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新书——《环游地球新录》，作者是清朝人李圭。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在那个文化与出版凋敝了多年后重又复兴，引发全民“阅读饥渴”的时代，这本书与那时炙手可热的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经典、美学、哲学、未来学的著作并列在一起，一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这一套名为《走向世界丛书》中的《欧游杂录》《出使泰西记》等十几册清代人物出访欧美及日本的记录相继出版，渐渐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981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署名为“楚天高”的一篇书评文章——《一套学近代史的好丛书》，给予了这套丛书极高的评价：
一是选题抓得准。“丛书所收各书，都是罕见的早年到欧美游历的人的记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社会、经济和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各书的作者不仅有走出国门的先行者、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还有清末变法维新的思想领袖，“他们既属历史名人，又是文章妙手，所写的国外游记和日记，史的价值与文的趣味兼而有之”。
二是指导思想明。编者在丛书总序中说：“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也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从已出的十余种丛书来看，确实是前人的足迹、后人的借鉴。”
三是编辑很在行。“丛书已刊各种，都讲究版本，认真校勘。对旧本的错字，尽量做了校改。如《西学东渐记》，即用容氏英文原著校正了徐、恽二氏多处误译。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虽经梁启超等人五次校阅，这次丛书编者又细心校出了四十余处错脱倒字，列有校改记。书中许多译名，今人已不易通晓，则附加注释，以利读者。”特别是，丛书主编钟叔河在每本书前所撰的评论性导言，“评介作者及本书在中国‘走向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见解独到，材料新鲜，颇能帮助读者理解和研究各书，成为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
四是出书很集中。第一辑的十种已经全部推出，而第二辑的十种也在陆续出版中。而“责任编辑和专文作者全是一人，这也真是难为了他，不由得我不佩服了”。
这位集选编、校勘、撰写序论于一身，以一己之力陆续推出这套重磅丛书的编辑，就是时年五十岁的钟叔河。两年前，他还是一名在湖南茶陵洣江农场服刑整整九年的劳改犯。
二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生于1931年11月。父亲早年就读于清末湖南维新派开办的“时务学堂”，这个传统又开明的读书人家庭给了幼年的钟叔河一个宽松自在的成长环境。他在乡间的老宅里自由地玩耍，也不受限制地通读各类书籍，从古代经典、外国图画书一直到“五四”新文化作家们的著名篇章。文字和书籍塑造、涵养着少年的心灵，他透过书页眺望着外面的世界，也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他用书里习得的古代笔记的手法记录身边的“奇事”，编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蛛窗述闻》;他热爱身边的花草树木，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他也好奇古人的衣食住行，成为考古专家去一个个揭开谜底，也是他热切向往的。高中时代，钟叔河学习成绩优异，始终名列前茅，但动荡的时局、腐败的国民党统治终究无法容纳一张平静的书桌。聪慧敏感又天真热情的少年积极投入了时代的洪流，冲在反抗独裁政府的最前列，高呼着“民主自由”的口号，被时代的巨浪裹挟着，向前飞奔。
新中国成立了，热忱的年轻人发自内心地坚信并迎接着崭新的时代。此时，钟叔河喜欢的女孩子准备投考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他立刻就放弃了“读大学”“研究植物或考古”的梦想，迅速跟随报名、考试，旋即被录取。时年未满十八岁的钟叔河就这样走进了“新湖南报社”，成为了一名新闻干部，开始了终身与文字苦乐相伴的人生。
五十年后，钟叔河在一篇名为《偶然》的文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偶然的遇合，就这样决定了人的一生。”
在报社中，钟叔河的文字水平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以及报社社长李锐的赏识。所有这一切都鼓舞着他更加努力地工作，想要在记者、编辑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在本职工作中力求尽善尽美。
然而，时代的氛围却在一点点地变化，先是他发表的小说、诗歌或遭到公开批判，或被退稿，他的文字被认为“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在报社中，他也因为喜欢读古书、喜欢诗歌，参加政治学习不积极而经常受到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个大包袱”。苦闷中，性格外向、乐于交友的钟叔河向朋友、同事倾诉、交流自己的疑惑、不解，甚至是不满。他未曾料到，这一切竟是他一生厄运的开始。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钟叔河与同事兼好友朱正、俞润泉、张志浩一起被报社列为“反动小集团”，被隔离审查并受到密集的批判与斗争。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钟叔河和同在《新湖南报》社工作的妻子朱纯因曾对《新湖南报》质量平庸、“外行办报”的状况表示不满，希望能调往当时有可能复刊的民盟背景的《民主报》，而率先被报社列入“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右派小集团”，次年正式被报社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右派骨干分子，和妻子一道“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由钟叔河的父亲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向统战部写报告，申请让他们回家自谋生活，得到批准。就这样，钟叔河和怀有身孕的朱纯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开始了他们打零工谋生的艰辛生活。
一开始，钟叔河在长沙的街道上帮人运输货物、拖板车，朱纯在街道工厂糊纸盒、制作包装袋、装订书籍。在被打入另册、生计艰难的岁月中，他们彼此鼓励要顽强地活下去，“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渐渐地，这一对勤勉能干的夫妻适应了这种依靠体力劳动谋生的生活，甚至慢慢地在那个险恶的世道中努力走出了自己的“生存之路”。他们为学校刻鋼板、印制讲义、绘制教学挂图，后来又发现制作教学模型收入更好，就又从零开始学习木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在街道工厂的技术评定中，钟叔河被定为6级划线工，朱纯被定为5级木模工——这是当时国家认定的街道工厂最高的技术等级。钟叔河夫妇俩双双成为同行中备受认可的“内行师傅”。 落入“底层”的生活，并未摧折钟叔河的内在精神与一以贯之的思考，他继续读书、逛书店，跟同样被打入“另册”的朋友们吟诗作对、纵论古今，他始终不认为令自己获罪的那些言论是错的，“我当时讲的话，我认为对，我才讲，现在我认为没有错，当时我认为也没有错”。然而更大的政治风暴袭来，1970年，钟叔河再度被人检举揭发，“这个右派分子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当众大讲不该提倡‘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红楼梦》《史记》的线装本不应该烧掉，以后难得再印’等言论”，最终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判刑十年，遣送茶陵洣江劳改农场服刑。
三十多年后，年逾八旬的钟叔河回顾自己一生的坎坷，曾笑言：“我遭罪就与读书有关。‘错就错在要思想’①。”然而正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一再卷入政治的旋涡，横遭厄运，让他更加坚信思想的力量，更觉出读书的重要，不仅仅去读，更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正是抱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目的，不论是街头做力工的繁重劳动之余，还是在失去自由的监狱劳改农场，钟叔河只要有机会就读书，千方百计地搜求可读的书。他用心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他的好友朱正先生说：“我只知道，《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的好多种史籍，以及收入《走向世界丛书》中的那些清人出国笔记，大都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之后读的……在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历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方面，只不过是反映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人物》1982年6月号，“述往事，思来者”，朱正）
最终，他得出了结论：因为那时的中国和全世界不同步了，走到岔道上去了，国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社会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灾难，中国就必须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他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在历史中可以找到现实的答案。读书给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别的民族隔绝开来，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发生的变化是极其广泛、深刻而激烈的。人们只要一‘走向世界’，他的价值观和哲学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改变封闭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强大动力。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的现身说法，对现代人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钟叔河著《与之言集》P29，“走向世界的反思”）
三
1979年3月16日，在湖南茶陵洣江农场服刑九年的钟叔河被提前释放，二女儿钟亭亭前往农场接他回家。九年后的初次见面，钟亭亭发现父亲瘦了很多，整个人看上去像缩小了一样，他穿着不合身的棉衣棉裤，一手拎着松垮的棉裤腰向她走来。钟亭亭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急急忙忙地向她交代离开农场前要办的几件事，她能感觉到父亲的急迫里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又会有什么变故阻止他离开这个地方。
临行前，钟叔河穿上厚厚的劳改服，请人在监房外为他照了一张相。照片选取了仰视的角度，他的表情很平静，整个人却高过了劳改农场的老树，也高过了身后的农场“教育堂”。
钟叔河回到长沙，先期“刑满释放”的老友朱正告诉他，自己已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改稿子”了，“反革命”和“右派”问题都已经解决，催促他尽快去法院申请“平反改正”。但当钟叔河几次三番前往法院催问自己的平反问题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表示积案太多，他的问题还来不及处理。不得已间，钟叔河问：“同案的朱正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法院工作人员说：“那他跟你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啊。”
几经周折，这位年近半百的读书人才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身份。1979年9月，钟叔河被彻底平反，按照街道工厂的月薪六十八元补发了九年的工资。平反后，钟叔河不想再回到报社做文字工作了，想憑借自己在街道工厂和劳改农场锻炼出的机械制图的本事，去机械工业厅当一名工程师。当得知机械厅的领导还是要他去秘书科做“笔杆子”，他苦笑着拒绝了。
当时的湖南省出版局正处在“求贤若渴”的状态，已经在出版局工作的朱正向局长推荐了钟叔河。但当局长听到有人反映“钟叔河这个人很骄傲，不好驾驭”，就又有些犹豫了。局长向朱正了解情况，朱正坦然地说：“说他骄傲，恐怕是确实的。但我给你推荐的，不是修养上的完人，而是一个能干的编辑。”就这样，在朱正的引荐下，又经过了“资格认证”的“作文考试”，钟叔河重操旧业，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苦难中的钻研与思索，成了他走出监狱后的“起跑线”，那些亲历的荒谬和困厄让他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一定要摒弃封闭、落后的传统，一定要走向世界。只有吸收全世界有益的东西，中国才能进步，才有发展”。②他想通过编书、出书影响他人，推动社会变革。
在社会底层辗转谋生，甚至身陷囹圄的这二十多年中，钟叔河浏览过近两百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记述，他进入出版社的第一个选题就是想出版一套“中国人看西方丛书”，准备从这些晚清古籍中选取一百种出版，把百多年前，晚清的官员、士大夫甚至商人记录下来的，第一次遇到西方世界的火轮船、德律风（电话）、巴力门（国会）等现代事物的经历与思考介绍给广大读者，以纪念这些先行者，启迪后来人。
这个选题一经提出，遇到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出版社内部普遍的疑虑是：重印这些旧书有多大的意思呢？也有人建议实在要印，也不要一下子印那么多种，先印三四种看看反应再说。钟叔河则历陈集中出版的理由，其一是如果分散地、一本一本地出，不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二这些书拆开来一本一本地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出国笔记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最终，这一出版计划得到了出版局领导的支持，钟叔河立即投入了艰辛繁琐的编辑工作。
他先是在这三百多种清人著述中费力搜寻合用的版本。1979年底，钟叔河和同事一起前往北京，寻找张德彝的出国访问日记。张德彝是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翻译，一直在外交界服务，一生八次出国，每一次都写下了一部日记体裁的游记——“述奇”。他出使法国期间，曾亲历普法之战和巴黎公社革命，然而他的八次“述奇”除了《航海述奇》与《四述奇》外，从未刊行，那些一百多年前难得的目击记录竟一直不为人所知。1951年，张德彝的次子张仲英把父亲留给他的全部“述奇”稿本上交给了国家，然而历经动荡的岁月，这些珍贵的稿本几乎下落不明。 钟叔河和同事埋头在北京图书馆的卡片柜里反复搜寻，并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求助，却仍无法找到这些“述奇”的下落。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这时一直在旁观察、倾听的湖南籍老馆员张玄浩先生主动走过来向钟叔河了解情况，当他了解了《走向世界丛书》的计划后，非常赞赏，愿意提供帮助。张先生表示，据他多年对北京各处藏书的了解，他认为这些稿本很有可能收藏在雍和宫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分馆——柏林寺。于是，他立刻画了一张路线图，建议钟叔河等人前往柏林寺，随后自己又骑着自行车赶来为他们指路。最终，在管库人员的协助下，历经好几天的查找，他们终于发现了这套分装八卷、用蓝色布函护封的珍贵稿本。
丛书中各册稿本最终选定后，钟叔河又将这些精选出来的木刻线装古书找人抄录出来，再将抄稿进行仔细地校对，校正脱讹倒衍，正确标点分段，编制索引，还原译名，案头的编辑工作极其繁重琐细。排字后又要校改两到三次，还要旁批作注释。一个月一种书，平均十多万字，从发稿到付印，都是钟叔河一个人在做。他还从图书馆的珍本室和名家私藏中精心挑选并复制合用的作者相片、原著封面装帧及作者手迹图片，附在书中，给予读者最直观的感性认识，其中所费的心力，难以尽述！
这些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笔记都用文言文写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要读懂这些文字有着相当的难度。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透过这些文字看出這一百多年前记述的真正价值，钟叔河着手为每一种书都写了长长的序论，介绍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详述这些笔记写成的“前因”与“后果”，评介作者其人其事，等等。这些序论少则一万多字，多则三万多字，平均几天就要写成一篇，而各篇之间又少有连续性，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而当钟叔河为这些序论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文责自负”的时候，又有人“好心”地提醒他：“我们这里，向来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还是不署为好。”为了尽快推出丛书，顺利通过“三审”，钟叔河临时改署了诸多笔名，如“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何守真”或“何守中”（倒读钟叔河）、“金又可”（钟叔河之半）等，也算是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的一点“趣事”。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出版，很快，《欧游杂录》（徐建寅著）、《初使泰西记》（志刚著）、《航海述奇》（张德彝著）相继出版。出版社当时并未同意钟叔河“一次出二十本”的计划，只同意他先出这四本。正是这四本薄薄的小书引起了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专家们的注意。
四
1982年春天，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小组会议，参与者大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会议负责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特别点名湖南省的普通编辑钟叔河赴京参会，而省级出版社中获此邀请的只他一人。在会议中，李一氓多次谈到《走向世界丛书》的整理方法是个典型，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编辑经验：第一，有一篇比较详细深刻的作者思想评传，对其人其书作了说明;第二，每一段落有个提要，是花了功夫的，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第三，书后有人名、地名索引，便于查阅。
1985年，当《走向世界丛书》陆续出版近三十种，李一氓又两次致信钟叔河：“这套书这样一弄，真可以传之万世了。你写的那些导言尤有意义。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都没有注意及此。是否再搞些宣传工作？”又建议他：“每卷内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尤便翻览，未审尊意如何？”
很快，这本集合了《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的序论集《千秋鉴借吾妻镜》出版了，李一氓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他高度肯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这些人都在东西洋游历、考察、从事外交活动之后，留下各种著作，记述翔实，态度认真，这在当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看来，也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因为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得不缓慢而痛苦地前进的纪录。”他称赞钟叔河的序论“文笔流畅，论断精当”，“《走向世界丛书》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也正是在1982年北京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钟叔河遇见了《读书》杂志的编辑董秀玉。董秀玉告诉他，钱钟书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如果编书人来北京，想见面谈谈。就这样，钟叔河跟着董秀玉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钟书家。匆匆一面，未及深谈，钱钟书先生赞扬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各书的序论写得不错，建议他把这些序论结集出版，并且主动表示自己愿意为这个序论集作序。钟叔河将《走向世界丛书》中的《环游地球新录》《乘槎笔记》和《欧美环游记》三种赠与钱先生。钟叔河回到长沙不久，就收到了钱先生写来的长信。钱先生在信中表达了对于钟叔河各篇序文的欣赏，而更重要的是，他详细罗列了那三本书中他发现的“零星小节”，提请钟叔河参考。
今天重读这封长信仍然令人感慨万千，感动的不仅是前辈学人深厚的学问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后辈学者毫无保留的无私帮助，更是跃动其间的那颗观照民族历史与未来的切盼与忧思之心。
信中指出《环游地球新录》的作者李圭，曾有一部记录其亲历太平天国事略的著作《思痛录》颇为著名，这部分的内容值得在序论中加以介绍。
钟叔河在斌椿的《乘槎笔记》的序论中，曾提到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畬、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且特别引用了李善兰为这本书所作的序文，并加以介绍，但却对于徐继畬其人只字未提。钱先生认为“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因为徐继畬不仅是地理学家，还是清朝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他也为这本《乘槎笔记》写了序文。徐继畬曾著有《瀛寰志略》，因其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而引起当时人们的攻击。钱先生认为序论里应当加入徐继畬其人及其为斌椿此书所写序文的介绍。《乘槎笔记》中钟叔河曾删去了两节文字，主要是顾虑这本清人笔记中略带谬误与偏颇的内容会给审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钱先生却觉得这样的删节大可不必，希望编者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否则这套丛书中“应该”删节的地方就太多了。 此外，钱先生还详细指出了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中外文注释的错误及原文中对于英语的误听误解之处，甚至指出张德彝在法国遇到的一位爱好中国文化、翻译中国诗歌的侯爵确有其人，著名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曾在其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及此人。
201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百年，钟叔河在一篇名为“智者又是仁人”的纪念文章中，全文列出了这封长信，依旧深深感念钱先生对于《走向世界丛书》的这份殷殷提点之心：“先生当时真的很忙。忙中还能写出篇幅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确实难得。……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这就是仁人的不忍之心的体现，我以为。……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所以我说，他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人。在学问家中，后者是更为难得的。”
1984年3月下旬，钟叔河收到了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丛书》序论集所写的序言，短短几天时间内，钱先生竟又一连改了三稿寄给钟叔河，对序言中的词句反复推敲、再三斟酌。附信中钱先生谦逊地说：“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
钱先生在序言中说：
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叢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
……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1986年，《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全部出齐，这套总计八百万字的重磅图书，总印数超过了七十万册。丛书面世后，屡获多种图书奖项：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这套丛书还引起了海外出版界的关注，据说英国的海涅曼公司在当时有意推出英文版，而日本的《出版新闻》则将其归入有分量的巨著之列。
随着丛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知识界的关注，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建议钟叔河将所写的序论先交《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建议文章更侧重学术性，弱化文学性。于是，从《历史研究》首刊的《论郭嵩焘》一文开始，钟叔河将之前写好的十八篇序论全部照此“规范”改写，字数从原来的十五万字增加到了三十三万字，加上新写的七篇，合成了一部四十六万字的新书《从东方到西方》，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在改革开放伊始、解除了思想禁锢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声声持久而有力的呼喊，它借着百年前先贤用古代的语言所发出的朝向现代与未来的声音，对正经历着又一次思想启蒙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急切地渴望新知的中青年一代造成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钟叔河在一次采访中详细讲述了这套丛书的社会文化价值：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从三十六个不同的侧面和断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
它是文化交流史。如钱单士厘（钱三强的伯母，于一八九九年出国，是第一位写作出国旅行记的中国妇女）的《归潜记》，便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希腊、罗马神话的著作……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神话的开山之作。
它是人民生活史。如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详细描写所见十九世纪西班牙和美法等国人民的生活，简直可说是一卷色彩绚丽的西洋风俗图。
它是外交史。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叙述他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〇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的大臣，到美、英、法、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荷兰、俄、意、西班牙等国呈递国书，进行谈判的情形。
它是政治史。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二年，张德彝作为崇厚的译员，随崇厚到法国处理天津教案遗留问题。他们到马赛时，普法战争已经开始;到波尔多时，巴黎公社的革命就爆发了。……《走向世界丛书》根据张氏家藏稿本，把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贡献给了读者……毫无疑问会受到研究法国政治史和巴黎公社史的学人的重视。
它是“西学东渐”史……但它同时又是中国人反对外人歧视和压迫的历史。③
进入新世纪，2008年，《新京报》推出“三十年阅读史”系列专题，以《走向世界丛书》开篇。同年，深圳举办第九届深圳读书月主题活动“30年30本书”，《深圳商报》采访了三十多位著名的中青年学者、作家、艺术家，请他们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列出这三十年来对他们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私人书单”，很多人都提到了这套《走向世界丛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潮影响，比如说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带我去关注近代中国那些出使西方的人，指导我如何去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我非常喜欢，读得很认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先生在出版界应该是一个旗帜、一个符号。”
评论家李公明在一篇《它让我们打开眼界》的文章中回忆，1980年，其时正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他，翻开《走向世界丛书》第一本《环游地球新录》，马上就被前面的“总序”文字所吸引，尤其是说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代走到近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些都正是我们这一代‘七七级’大学生所热切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正当《走向世界丛书》的其他六十四册资料已经齐备，计划出版的第二辑中已有数册编排完毕，准备待全部编完后统一付印的时候，湖南出版界正在开展整顿，点名批评几本“自由化”出版物，简称“三种人”——《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周作人（的著作），而后两种都与钟叔河有关。终于，在省新闻出版局到岳麓书社组织的“一人一票”选举总编辑的活动中，担任了四年总编辑的钟叔河落选，调往省新闻出版局，未安排具体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至此，《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暂告中断。 然而，围绕着《走向世界丛书》，相关的书籍出版工作从未停止，丛书对于读者的影响力也经久不衰。2002年，序论集《从东方到西方》再度重印。根据丛书的相关研究，钟叔河写成的另一本著述《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自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到2010年已经重印四次。
2006年1月6日的《新京报》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教授的文章《重读〈走向世界丛书〉》。文章提及丛书中张德彝在光绪六年所记的日记：
一位伦敦的马车夫因为鞭打马匹过甚而被处以罚款并监禁一月，一工匠因拉马尾巴而被监禁六周，待动物如此，待人就不必说了。
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这套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开国人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2008年初，钟叔河偶然在书市上发现丛书中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的著作公然被某出版社翻印，当初误排失校造成的错字也照样保留着。他内心非常自责、不安，认为丛书未能及时重印才导致被这样不负责任地翻印，于是他立刻向出版社反映了这一情况。同年10月，岳麓书社修订重印版十卷本《走向世界丛书》，虽然售价从最初单本的几块钱涨到全套1200元，一千多套的备货上市不久即被抢购一空。《走向世界丛书》的重新面市立刻成为爱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家都在热切期盼着能早日读到这套丛书的续编。
终于，2012年，岳麓书社重启《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工程，再度邀请钟叔河担任丛书主编，并为其配備了精干稳妥的编辑团队。年逾八旬的钟叔河从编辑体例到封面设计，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同时还承担了标点、分段、注释等具体工作。2016年12月，这套跨度长达37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全部出版完成，《走向世界丛书》终成完璧！87岁高龄的钟叔河欣然题字祝贺：“走向天涯寻世界，前贤不惧雨和风。如今国策倡开放，人类终归要大同。”
丛书的完璧，是文化的幸事、出版界的丰碑。但回到丛书本身，让它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依旧是沉潜其中的阅读与思考。对比金光灿灿的皇皇巨著高高置放在荣誉的宝座上，钟叔河应该更希望这套丛书能继续走向读者的书架，进入他们的阅读生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认为它（《走向世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中国走向世界，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在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齐头并进了，甚至还显得很强势，但是我们的政治、哲学以及人文精神，还在现代世界的外面，还没有融入……我们这些当编辑记者的人、读书写文章的人，应该努力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促使走向世界的进程加快一点。……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好像缓不济急，其实从长远看，从积累的效果看，它会是相当快的。说到底，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要现代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要现代化。要启蒙，就是要启发人们想通这个道理。”
37年间殚精竭虑编撰出的这一百种图书，呈现的是百年前的民族先驱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艰辛脚步，也是出版家钟叔河对于文化的一生坚守。《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过程，伴随了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正如《走向世界丛书》（续编）荣获“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之“卓越传播力奖”所给予的颁奖词所说：
百种图书，千余万字，汇集了十九世纪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见闻实录，也谱写了一段一波三折的出版传奇。前35种刊行于八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唯一主动作序，思想文化界奉为启蒙圭臬;后65种出炉于2017年3月，次年荣膺亚洲出版界顶级大奖。主编钟叔河先生，从半百到米寿，三十七年一以贯之，怀史家之素志，运批判性思维，为世人留下一部国门初开的信史。
良史淑世，星耀长河。
注：
①“反右”运动中，钟叔河所在的“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负责人对他下的结论。见钟叔河著《小西门集》P142，“错就错在要思想”。
②钟叔河著《与之言集》，P44，“跟书一辈子”。
③钟叔河著《与之言集》，P9，“中国人怎样看西方”。
责任编辑：杨 希
1980年的冬天，一些新华书店的货架上出现了一本薄薄的新书——《环游地球新录》，作者是清朝人李圭。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一百多年前的友好访美记录，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的详情。”在那个文化与出版凋敝了多年后重又复兴，引发全民“阅读饥渴”的时代，这本书与那时炙手可热的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经典、美学、哲学、未来学的著作并列在一起，一开始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这一套名为《走向世界丛书》中的《欧游杂录》《出使泰西记》等十几册清代人物出访欧美及日本的记录相继出版，渐渐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981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署名为“楚天高”的一篇书评文章——《一套学近代史的好丛书》，给予了这套丛书极高的评价：
一是选题抓得准。“丛书所收各书，都是罕见的早年到欧美游历的人的记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社会、经济和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各书的作者不仅有走出国门的先行者、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还有清末变法维新的思想领袖，“他们既属历史名人，又是文章妙手，所写的国外游记和日记，史的价值与文的趣味兼而有之”。
二是指导思想明。编者在丛书总序中说：“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也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从已出的十余种丛书来看，确实是前人的足迹、后人的借鉴。”
三是编辑很在行。“丛书已刊各种，都讲究版本，认真校勘。对旧本的错字，尽量做了校改。如《西学东渐记》，即用容氏英文原著校正了徐、恽二氏多处误译。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虽经梁启超等人五次校阅，这次丛书编者又细心校出了四十余处错脱倒字，列有校改记。书中许多译名，今人已不易通晓，则附加注释，以利读者。”特别是，丛书主编钟叔河在每本书前所撰的评论性导言，“评介作者及本书在中国‘走向世界’上所起的作用，见解独到，材料新鲜，颇能帮助读者理解和研究各书，成为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
四是出书很集中。第一辑的十种已经全部推出，而第二辑的十种也在陆续出版中。而“责任编辑和专文作者全是一人，这也真是难为了他，不由得我不佩服了”。
这位集选编、校勘、撰写序论于一身，以一己之力陆续推出这套重磅丛书的编辑，就是时年五十岁的钟叔河。两年前，他还是一名在湖南茶陵洣江农场服刑整整九年的劳改犯。
二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生于1931年11月。父亲早年就读于清末湖南维新派开办的“时务学堂”，这个传统又开明的读书人家庭给了幼年的钟叔河一个宽松自在的成长环境。他在乡间的老宅里自由地玩耍，也不受限制地通读各类书籍，从古代经典、外国图画书一直到“五四”新文化作家们的著名篇章。文字和书籍塑造、涵养着少年的心灵，他透过书页眺望着外面的世界，也思考着自己的未来。
他用书里习得的古代笔记的手法记录身边的“奇事”，编撰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蛛窗述闻》;他热爱身边的花草树木，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植物学家;他也好奇古人的衣食住行，成为考古专家去一个个揭开谜底，也是他热切向往的。高中时代，钟叔河学习成绩优异，始终名列前茅，但动荡的时局、腐败的国民党统治终究无法容纳一张平静的书桌。聪慧敏感又天真热情的少年积极投入了时代的洪流，冲在反抗独裁政府的最前列，高呼着“民主自由”的口号，被时代的巨浪裹挟着，向前飞奔。
新中国成立了，热忱的年轻人发自内心地坚信并迎接着崭新的时代。此时，钟叔河喜欢的女孩子准备投考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他立刻就放弃了“读大学”“研究植物或考古”的梦想，迅速跟随报名、考试，旋即被录取。时年未满十八岁的钟叔河就这样走进了“新湖南报社”，成为了一名新闻干部，开始了终身与文字苦乐相伴的人生。
五十年后，钟叔河在一篇名为《偶然》的文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偶然的遇合，就这样决定了人的一生。”
在报社中，钟叔河的文字水平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肯定，以及报社社长李锐的赏识。所有这一切都鼓舞着他更加努力地工作，想要在记者、编辑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在本职工作中力求尽善尽美。
然而，时代的氛围却在一点点地变化，先是他发表的小说、诗歌或遭到公开批判，或被退稿，他的文字被认为“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在报社中，他也因为喜欢读古书、喜欢诗歌，参加政治学习不积极而经常受到批评，“年年鉴定都背上个大包袱”。苦闷中，性格外向、乐于交友的钟叔河向朋友、同事倾诉、交流自己的疑惑、不解，甚至是不满。他未曾料到，这一切竟是他一生厄运的开始。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钟叔河与同事兼好友朱正、俞润泉、张志浩一起被报社列为“反动小集团”，被隔离审查并受到密集的批判与斗争。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钟叔河和同在《新湖南报》社工作的妻子朱纯因曾对《新湖南报》质量平庸、“外行办报”的状况表示不满，希望能调往当时有可能复刊的民盟背景的《民主报》，而率先被报社列入“策划创办反共反人民的《同人报》右派小集团”，次年正式被报社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态度特别恶劣”的右派骨干分子，和妻子一道“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后由钟叔河的父亲以民主人士的名义向统战部写报告，申请让他们回家自谋生活，得到批准。就这样，钟叔河和怀有身孕的朱纯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开始了他们打零工谋生的艰辛生活。
一开始，钟叔河在长沙的街道上帮人运输货物、拖板车，朱纯在街道工厂糊纸盒、制作包装袋、装订书籍。在被打入另册、生计艰难的岁月中，他们彼此鼓励要顽强地活下去，“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渐渐地，这一对勤勉能干的夫妻适应了这种依靠体力劳动谋生的生活，甚至慢慢地在那个险恶的世道中努力走出了自己的“生存之路”。他们为学校刻鋼板、印制讲义、绘制教学挂图，后来又发现制作教学模型收入更好，就又从零开始学习木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在街道工厂的技术评定中，钟叔河被定为6级划线工，朱纯被定为5级木模工——这是当时国家认定的街道工厂最高的技术等级。钟叔河夫妇俩双双成为同行中备受认可的“内行师傅”。 落入“底层”的生活，并未摧折钟叔河的内在精神与一以贯之的思考，他继续读书、逛书店，跟同样被打入“另册”的朋友们吟诗作对、纵论古今，他始终不认为令自己获罪的那些言论是错的，“我当时讲的话，我认为对，我才讲，现在我认为没有错，当时我认为也没有错”。然而更大的政治风暴袭来，1970年，钟叔河再度被人检举揭发，“这个右派分子家里常常高朋满座，当众大讲不该提倡‘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红楼梦》《史记》的线装本不应该烧掉，以后难得再印’等言论”，最终被定性为“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判刑十年，遣送茶陵洣江劳改农场服刑。
三十多年后，年逾八旬的钟叔河回顾自己一生的坎坷，曾笑言：“我遭罪就与读书有关。‘错就错在要思想’①。”然而正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一再卷入政治的旋涡，横遭厄运，让他更加坚信思想的力量，更觉出读书的重要，不仅仅去读，更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正是抱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目的，不论是街头做力工的繁重劳动之余，还是在失去自由的监狱劳改农场，钟叔河只要有机会就读书，千方百计地搜求可读的书。他用心攻读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书，“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他的好友朱正先生说：“我只知道，《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中的好多种史籍，以及收入《走向世界丛书》中的那些清人出国笔记，大都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之后读的……在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历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方面，只不过是反映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人物》1982年6月号，“述往事，思来者”，朱正）
最终，他得出了结论：因为那时的中国和全世界不同步了，走到岔道上去了，国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社会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灾难，中国就必须走向世界，走向现代文明。他认为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在历史中可以找到现实的答案。读书给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别的民族隔绝开来，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长期封闭的社会一旦开放，发生的变化是极其广泛、深刻而激烈的。人们只要一‘走向世界’，他的价值观和哲学就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改变封闭造成的落后状态的强大动力。早期‘走向世界’的人的现身说法，对现代人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钟叔河著《与之言集》P29，“走向世界的反思”）
三
1979年3月16日，在湖南茶陵洣江农场服刑九年的钟叔河被提前释放，二女儿钟亭亭前往农场接他回家。九年后的初次见面，钟亭亭发现父亲瘦了很多，整个人看上去像缩小了一样，他穿着不合身的棉衣棉裤，一手拎着松垮的棉裤腰向她走来。钟亭亭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急急忙忙地向她交代离开农场前要办的几件事，她能感觉到父亲的急迫里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害怕又会有什么变故阻止他离开这个地方。
临行前，钟叔河穿上厚厚的劳改服，请人在监房外为他照了一张相。照片选取了仰视的角度，他的表情很平静，整个人却高过了劳改农场的老树，也高过了身后的农场“教育堂”。
钟叔河回到长沙，先期“刑满释放”的老友朱正告诉他，自己已经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改稿子”了，“反革命”和“右派”问题都已经解决，催促他尽快去法院申请“平反改正”。但当钟叔河几次三番前往法院催问自己的平反问题时，法院的工作人员不耐烦地表示积案太多，他的问题还来不及处理。不得已间，钟叔河问：“同案的朱正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法院工作人员说：“那他跟你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啊。”
几经周折，这位年近半百的读书人才重新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身份。1979年9月，钟叔河被彻底平反，按照街道工厂的月薪六十八元补发了九年的工资。平反后，钟叔河不想再回到报社做文字工作了，想憑借自己在街道工厂和劳改农场锻炼出的机械制图的本事，去机械工业厅当一名工程师。当得知机械厅的领导还是要他去秘书科做“笔杆子”，他苦笑着拒绝了。
当时的湖南省出版局正处在“求贤若渴”的状态，已经在出版局工作的朱正向局长推荐了钟叔河。但当局长听到有人反映“钟叔河这个人很骄傲，不好驾驭”，就又有些犹豫了。局长向朱正了解情况，朱正坦然地说：“说他骄傲，恐怕是确实的。但我给你推荐的，不是修养上的完人，而是一个能干的编辑。”就这样，在朱正的引荐下，又经过了“资格认证”的“作文考试”，钟叔河重操旧业，成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
苦难中的钻研与思索，成了他走出监狱后的“起跑线”，那些亲历的荒谬和困厄让他更加坚定地认为“中国一定要摒弃封闭、落后的传统，一定要走向世界。只有吸收全世界有益的东西，中国才能进步，才有发展”。②他想通过编书、出书影响他人，推动社会变革。
在社会底层辗转谋生，甚至身陷囹圄的这二十多年中，钟叔河浏览过近两百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记述，他进入出版社的第一个选题就是想出版一套“中国人看西方丛书”，准备从这些晚清古籍中选取一百种出版，把百多年前，晚清的官员、士大夫甚至商人记录下来的，第一次遇到西方世界的火轮船、德律风（电话）、巴力门（国会）等现代事物的经历与思考介绍给广大读者，以纪念这些先行者，启迪后来人。
这个选题一经提出，遇到的反应却颇为冷淡。出版社内部普遍的疑虑是：重印这些旧书有多大的意思呢？也有人建议实在要印，也不要一下子印那么多种，先印三四种看看反应再说。钟叔河则历陈集中出版的理由，其一是如果分散地、一本一本地出，不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二这些书拆开来一本一本地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出国笔记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最终，这一出版计划得到了出版局领导的支持，钟叔河立即投入了艰辛繁琐的编辑工作。
他先是在这三百多种清人著述中费力搜寻合用的版本。1979年底，钟叔河和同事一起前往北京，寻找张德彝的出国访问日记。张德彝是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翻译，一直在外交界服务，一生八次出国，每一次都写下了一部日记体裁的游记——“述奇”。他出使法国期间，曾亲历普法之战和巴黎公社革命，然而他的八次“述奇”除了《航海述奇》与《四述奇》外，从未刊行，那些一百多年前难得的目击记录竟一直不为人所知。1951年，张德彝的次子张仲英把父亲留给他的全部“述奇”稿本上交给了国家，然而历经动荡的岁月，这些珍贵的稿本几乎下落不明。 钟叔河和同事埋头在北京图书馆的卡片柜里反复搜寻，并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求助，却仍无法找到这些“述奇”的下落。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际，这时一直在旁观察、倾听的湖南籍老馆员张玄浩先生主动走过来向钟叔河了解情况，当他了解了《走向世界丛书》的计划后，非常赞赏，愿意提供帮助。张先生表示，据他多年对北京各处藏书的了解，他认为这些稿本很有可能收藏在雍和宫附近的北京图书馆分馆——柏林寺。于是，他立刻画了一张路线图，建议钟叔河等人前往柏林寺，随后自己又骑着自行车赶来为他们指路。最终，在管库人员的协助下，历经好几天的查找，他们终于发现了这套分装八卷、用蓝色布函护封的珍贵稿本。
丛书中各册稿本最终选定后，钟叔河又将这些精选出来的木刻线装古书找人抄录出来，再将抄稿进行仔细地校对，校正脱讹倒衍，正确标点分段，编制索引，还原译名，案头的编辑工作极其繁重琐细。排字后又要校改两到三次，还要旁批作注释。一个月一种书，平均十多万字，从发稿到付印，都是钟叔河一个人在做。他还从图书馆的珍本室和名家私藏中精心挑选并复制合用的作者相片、原著封面装帧及作者手迹图片，附在书中，给予读者最直观的感性认识，其中所费的心力，难以尽述！
这些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笔记都用文言文写成，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要读懂这些文字有着相当的难度。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透过这些文字看出這一百多年前记述的真正价值，钟叔河着手为每一种书都写了长长的序论，介绍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详述这些笔记写成的“前因”与“后果”，评介作者其人其事，等等。这些序论少则一万多字，多则三万多字，平均几天就要写成一篇，而各篇之间又少有连续性，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而当钟叔河为这些序论署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文责自负”的时候，又有人“好心”地提醒他：“我们这里，向来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还是不署为好。”为了尽快推出丛书，顺利通过“三审”，钟叔河临时改署了诸多笔名，如“谷及世”（谐音“古籍室”）、“何守真”或“何守中”（倒读钟叔河）、“金又可”（钟叔河之半）等，也算是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的一点“趣事”。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出版，很快，《欧游杂录》（徐建寅著）、《初使泰西记》（志刚著）、《航海述奇》（张德彝著）相继出版。出版社当时并未同意钟叔河“一次出二十本”的计划，只同意他先出这四本。正是这四本薄薄的小书引起了一些独具慧眼的学者专家们的注意。
四
1982年春天，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小组会议，参与者大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和专家。会议负责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特别点名湖南省的普通编辑钟叔河赴京参会，而省级出版社中获此邀请的只他一人。在会议中，李一氓多次谈到《走向世界丛书》的整理方法是个典型，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编辑经验：第一，有一篇比较详细深刻的作者思想评传，对其人其书作了说明;第二，每一段落有个提要，是花了功夫的，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第三，书后有人名、地名索引，便于查阅。
1985年，当《走向世界丛书》陆续出版近三十种，李一氓又两次致信钟叔河：“这套书这样一弄，真可以传之万世了。你写的那些导言尤有意义。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都没有注意及此。是否再搞些宣传工作？”又建议他：“每卷内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尤便翻览，未审尊意如何？”
很快，这本集合了《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的序论集《千秋鉴借吾妻镜》出版了，李一氓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他高度肯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这些人都在东西洋游历、考察、从事外交活动之后，留下各种著作，记述翔实，态度认真，这在当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看来，也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因为从另一方面看，这正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得不缓慢而痛苦地前进的纪录。”他称赞钟叔河的序论“文笔流畅，论断精当”，“《走向世界丛书》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
也正是在1982年北京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钟叔河遇见了《读书》杂志的编辑董秀玉。董秀玉告诉他，钱钟书先生很欣赏《走向世界丛书》，说如果编书人来北京，想见面谈谈。就这样，钟叔河跟着董秀玉搭乘公共汽车去了钱钟书家。匆匆一面，未及深谈，钱钟书先生赞扬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各书的序论写得不错，建议他把这些序论结集出版，并且主动表示自己愿意为这个序论集作序。钟叔河将《走向世界丛书》中的《环游地球新录》《乘槎笔记》和《欧美环游记》三种赠与钱先生。钟叔河回到长沙不久，就收到了钱先生写来的长信。钱先生在信中表达了对于钟叔河各篇序文的欣赏，而更重要的是，他详细罗列了那三本书中他发现的“零星小节”，提请钟叔河参考。
今天重读这封长信仍然令人感慨万千，感动的不仅是前辈学人深厚的学问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后辈学者毫无保留的无私帮助，更是跃动其间的那颗观照民族历史与未来的切盼与忧思之心。
信中指出《环游地球新录》的作者李圭，曾有一部记录其亲历太平天国事略的著作《思痛录》颇为著名，这部分的内容值得在序论中加以介绍。
钟叔河在斌椿的《乘槎笔记》的序论中，曾提到斌椿是地理学家徐继畬、数学家李善兰的朋友，且特别引用了李善兰为这本书所作的序文，并加以介绍，但却对于徐继畬其人只字未提。钱先生认为“这似乎轻重得失当”，因为徐继畬不仅是地理学家，还是清朝有影响的大官，而且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他也为这本《乘槎笔记》写了序文。徐继畬曾著有《瀛寰志略》，因其充满了“走向世界”的心愿，而引起当时人们的攻击。钱先生认为序论里应当加入徐继畬其人及其为斌椿此书所写序文的介绍。《乘槎笔记》中钟叔河曾删去了两节文字，主要是顾虑这本清人笔记中略带谬误与偏颇的内容会给审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钱先生却觉得这样的删节大可不必，希望编者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否则这套丛书中“应该”删节的地方就太多了。 此外，钱先生还详细指出了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中外文注释的错误及原文中对于英语的误听误解之处，甚至指出张德彝在法国遇到的一位爱好中国文化、翻译中国诗歌的侯爵确有其人，著名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曾在其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及此人。
201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百年，钟叔河在一篇名为“智者又是仁人”的纪念文章中，全文列出了这封长信，依旧深深感念钱先生对于《走向世界丛书》的这份殷殷提点之心：“先生当时真的很忙。忙中还能写出篇幅如此长、内容如此切实、词意如此恳切的信，连夜投邮，对一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进行指导和帮助，确实难得。……照我想，恐怕只能是为了学术，为了使我们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文明的‘大业’吧。这就是仁人的不忍之心的体现，我以为。……对民族和人民的不忍之心，所以我说，他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人。在学问家中，后者是更为难得的。”
1984年3月下旬，钟叔河收到了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丛书》序论集所写的序言，短短几天时间内，钱先生竟又一连改了三稿寄给钟叔河，对序言中的词句反复推敲、再三斟酌。附信中钱先生谦逊地说：“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
钱先生在序言中说：
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到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叢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
……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1986年，《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全部出齐，这套总计八百万字的重磅图书，总印数超过了七十万册。丛书面世后，屡获多种图书奖项：中国图书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湖南省优秀图书特别奖……这套丛书还引起了海外出版界的关注，据说英国的海涅曼公司在当时有意推出英文版，而日本的《出版新闻》则将其归入有分量的巨著之列。
随着丛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知识界的关注，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建议钟叔河将所写的序论先交《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建议文章更侧重学术性，弱化文学性。于是，从《历史研究》首刊的《论郭嵩焘》一文开始，钟叔河将之前写好的十八篇序论全部照此“规范”改写，字数从原来的十五万字增加到了三十三万字，加上新写的七篇，合成了一部四十六万字的新书《从东方到西方》，198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在改革开放伊始、解除了思想禁锢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声声持久而有力的呼喊，它借着百年前先贤用古代的语言所发出的朝向现代与未来的声音，对正经历着又一次思想启蒙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急切地渴望新知的中青年一代造成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钟叔河在一次采访中详细讲述了这套丛书的社会文化价值：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从三十六个不同的侧面和断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
它是文化交流史。如钱单士厘（钱三强的伯母，于一八九九年出国，是第一位写作出国旅行记的中国妇女）的《归潜记》，便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希腊、罗马神话的著作……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神话的开山之作。
它是人民生活史。如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详细描写所见十九世纪西班牙和美法等国人民的生活，简直可说是一卷色彩绚丽的西洋风俗图。
它是外交史。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叙述他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〇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的大臣，到美、英、法、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荷兰、俄、意、西班牙等国呈递国书，进行谈判的情形。
它是政治史。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二年，张德彝作为崇厚的译员，随崇厚到法国处理天津教案遗留问题。他们到马赛时，普法战争已经开始;到波尔多时，巴黎公社的革命就爆发了。……《走向世界丛书》根据张氏家藏稿本，把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贡献给了读者……毫无疑问会受到研究法国政治史和巴黎公社史的学人的重视。
它是“西学东渐”史……但它同时又是中国人反对外人歧视和压迫的历史。③
进入新世纪，2008年，《新京报》推出“三十年阅读史”系列专题，以《走向世界丛书》开篇。同年，深圳举办第九届深圳读书月主题活动“30年30本书”，《深圳商报》采访了三十多位著名的中青年学者、作家、艺术家，请他们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列出这三十年来对他们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私人书单”，很多人都提到了这套《走向世界丛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我们这一代人读书也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风潮影响，比如说钟叔河先生编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这套书带我去关注近代中国那些出使西方的人，指导我如何去观察西方、理解西方、阅读西方。我非常喜欢，读得很认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钟叔河先生在出版界应该是一个旗帜、一个符号。”
评论家李公明在一篇《它让我们打开眼界》的文章中回忆，1980年，其时正在大学历史系读书的他，翻开《走向世界丛书》第一本《环游地球新录》，马上就被前面的“总序”文字所吸引，尤其是说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古代走到近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这些都正是我们这一代‘七七级’大学生所热切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正当《走向世界丛书》的其他六十四册资料已经齐备，计划出版的第二辑中已有数册编排完毕，准备待全部编完后统一付印的时候，湖南出版界正在开展整顿，点名批评几本“自由化”出版物，简称“三种人”——《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周作人（的著作），而后两种都与钟叔河有关。终于，在省新闻出版局到岳麓书社组织的“一人一票”选举总编辑的活动中，担任了四年总编辑的钟叔河落选，调往省新闻出版局，未安排具体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至此，《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暂告中断。 然而，围绕着《走向世界丛书》，相关的书籍出版工作从未停止，丛书对于读者的影响力也经久不衰。2002年，序论集《从东方到西方》再度重印。根据丛书的相关研究，钟叔河写成的另一本著述《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自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到2010年已经重印四次。
2006年1月6日的《新京报》上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教授的文章《重读〈走向世界丛书〉》。文章提及丛书中张德彝在光绪六年所记的日记：
一位伦敦的马车夫因为鞭打马匹过甚而被处以罚款并监禁一月，一工匠因拉马尾巴而被监禁六周，待动物如此，待人就不必说了。
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这套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开国人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2008年初，钟叔河偶然在书市上发现丛书中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的著作公然被某出版社翻印，当初误排失校造成的错字也照样保留着。他内心非常自责、不安，认为丛书未能及时重印才导致被这样不负责任地翻印，于是他立刻向出版社反映了这一情况。同年10月，岳麓书社修订重印版十卷本《走向世界丛书》，虽然售价从最初单本的几块钱涨到全套1200元，一千多套的备货上市不久即被抢购一空。《走向世界丛书》的重新面市立刻成为爱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家都在热切期盼着能早日读到这套丛书的续编。
终于，2012年，岳麓书社重启《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工程，再度邀请钟叔河担任丛书主编，并为其配備了精干稳妥的编辑团队。年逾八旬的钟叔河从编辑体例到封面设计，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同时还承担了标点、分段、注释等具体工作。2016年12月，这套跨度长达37年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全部出版完成，《走向世界丛书》终成完璧！87岁高龄的钟叔河欣然题字祝贺：“走向天涯寻世界，前贤不惧雨和风。如今国策倡开放，人类终归要大同。”
丛书的完璧，是文化的幸事、出版界的丰碑。但回到丛书本身，让它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的，依旧是沉潜其中的阅读与思考。对比金光灿灿的皇皇巨著高高置放在荣誉的宝座上，钟叔河应该更希望这套丛书能继续走向读者的书架，进入他们的阅读生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认为它（《走向世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中国走向世界，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还在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齐头并进了，甚至还显得很强势，但是我们的政治、哲学以及人文精神，还在现代世界的外面，还没有融入……我们这些当编辑记者的人、读书写文章的人，应该努力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促使走向世界的进程加快一点。……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好像缓不济急，其实从长远看，从积累的效果看，它会是相当快的。说到底，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要现代化，社会和政治制度要现代化。要启蒙，就是要启发人们想通这个道理。”
37年间殚精竭虑编撰出的这一百种图书，呈现的是百年前的民族先驱跌跌撞撞走向世界的艰辛脚步，也是出版家钟叔河对于文化的一生坚守。《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过程，伴随了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正如《走向世界丛书》（续编）荣获“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之“卓越传播力奖”所给予的颁奖词所说：
百种图书，千余万字，汇集了十九世纪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见闻实录，也谱写了一段一波三折的出版传奇。前35种刊行于八十年代，钱钟书先生唯一主动作序，思想文化界奉为启蒙圭臬;后65种出炉于2017年3月，次年荣膺亚洲出版界顶级大奖。主编钟叔河先生，从半百到米寿，三十七年一以贯之，怀史家之素志，运批判性思维，为世人留下一部国门初开的信史。
良史淑世，星耀长河。
注：
①“反右”运动中，钟叔河所在的“新湖南报社”反右办公室负责人对他下的结论。见钟叔河著《小西门集》P142，“错就错在要思想”。
②钟叔河著《与之言集》，P44，“跟书一辈子”。
③钟叔河著《与之言集》，P9，“中国人怎样看西方”。
责任编辑：杨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