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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评论家）
陈培浩（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
主持人语：
王安忆：在时间一侧融化百花
中国当代文学的后四十年，王安忆的地位相当特别，几乎无人可比。当代作家中很少有如王安忆般始终敏感并内在于时代的精神潮汐的，她的写作几乎串起了一部新时期文学史。当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出现时，她写出了《本次列车终点》;当寻根文学出现时，她写出了《小鲍庄》;当先锋文学出现时，她写出了《流水三十章》《纪实与虚构》;当身体写作兴起时，她写出了《小城之恋》;当城市文学兴起时，她写出了《长恨歌》;当女性写作兴起时，她写出了《富萍》《米尼》;当农村进城的底层文学兴起时，她写出了《遍地枭雄》;当反思启蒙兴起时，她写出了《启蒙时代》;当全球化导致的身份危机被普遍关注时，她写出了《匿名》;当“新城市文学”被文学界再次呼唤时，她又写出了《天香》……
谈论王安憶的经典性，不能脱开现实主义。王安忆始终强调“我的长处是在写实”。王安忆阅读量惊人，而且很早就建立了自身相对稳定的小说观。她追求通过步步为营的叙事逻辑营构建立文学的物质外壳，向内体察人物的精神尊严和心灵世界，向外见证城市与时代的文化意味和内在转折。像王安忆这样具有写作自觉，并且近四十年始终保持着旺盛创造力和写作水准的作家并不多。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以往种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清规戒律被打破，现实主义在当代化的进程中通过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中西文学资源的吸纳而显露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因此，讨论作为经典作家的王安忆，一个重要的议题正是探讨她的“写实主义”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艺术边界的探索和拓宽。
谈论王安忆的经典性，也常离不开都市文学的视角。在上海书写方面，1990年代以后的王安忆是自觉的。《长恨歌》和《天香》都是为上海精神立传的作品，如果不是无意识，她何以要在《长恨歌》（1995）书写多年以后再写一部《天香》（2011）呢？王安忆的上海叙事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是，当大众阅读严重绑架并窄化了她的上海叙事时，当她要到处解释她和张爱玲的区别、她对上海的理解时，她便做出了拒绝性的反弹：“当人们要我解释上海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我没写过上海，我只能这样。”可是，她当然是有意书写上海，《长恨歌》写的是上海的风俗画卷和市民精神秉性。大众只看到“海上旧梦”和“民国怀旧”，没有看到她隐含的批判和反讽。于是，她一面否认“写过上海”，一面继续书写上海。她写的多数人物，都生活于上海，至少是从上海出发。可是这不够，她不仅要书写上海的今生，还要书写上海的前世，于是便有了《天香》。如果说《长恨歌》是以人涉城的话，《天香》则是以园涉城、以城涉史，体现的都是王安忆相当宏大的视野和抱负。但无论是《长恨歌》还是《天香》，人更多是作为“类”存在。可是到了《考工记》，陈书玉虽也代表着某类人，但他作为“个体”经受历史风雨的淬炼和“考工”的特征要超过了“类”的性质。
谈论王安忆的经典性，也不能忘记她“站在时间一侧融化百花”的精神姿态。一方面，她与时代同行，但她在精神姿态上并不完全同步于时代大潮，毋宁说，她是站在时代的道旁，站在时间的一侧。她不是“临水照花”式的怀旧与自怜，而是在与时代同行中保持着与时代的精神间距和疏离观察，这是所谓“站在时间一侧”;而所谓“融化百花”是指她的写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从“知青下乡”写到“农民进城”，王安忆趋时并未滑向媚俗，关键就在于她是一个“融化百花以自成一体”的继承性作家。她的“写实主义”中罕见地兼容了中国左翼文学、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叙事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抒情话语等资源。这为她创生出一个别人颇难企及的视野和格局，使她清晰地区别于张爱玲，也清晰地区别于其母茹志鹃而始终是一种“共和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王安忆一次次用长篇艰难地为这些无法参与历史大潮的凡人造影立心，是因为在她的文学观中，疏离于时代大舞台之外的凡俗人心自有其曲折幽深和朴素尊严。无论是《长恨歌》还是《考工记》，作者的姿态显然都是怀旧的。怀旧是一种感伤的美学，怀旧者首先是见证，看世家子弟的命运一径向下，见证历史沧桑中普通人在波涛中辗转的人情隐忍和不能抵消的尊严。她的小说布满世事沧桑的小小切片，它们是不同命运轨迹重叠又分岔的注脚，收藏了平凡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刻骨铭心瞬间，道尽了人心在爱与矜持间的迟疑、自重、辗转和沧桑。王安忆那么喜欢写疏离于大时代之外的普通人，既源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一种审视大历史的怀旧式审美。凡人不该被归零，他们值得被记取。这种为人而歌哭的写作立场也是最能引发读者的隔代共鸣的。
本期邀请青年评论家程旸贡献高论。他的文章《个人的都市性——谈王安忆，兼与金宇澄比较》提出的“个人都市性”概念，颇有新意。他认为如果我们研究王安忆时，“仅仅把都市的共同性强加在她身上，而不顾及她个人的都市性，就不能说真正进入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也很难谈出真正的问题来”，也是真知灼见。不妨这样说，一个作家在公共性以外的个人创造性越充分，他/她在时间中的耐磨性，或所谓经典性潜力就越大。
陈培浩（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青年评论家）
主持人语：
王安忆：在时间一侧融化百花
中国当代文学的后四十年，王安忆的地位相当特别，几乎无人可比。当代作家中很少有如王安忆般始终敏感并内在于时代的精神潮汐的，她的写作几乎串起了一部新时期文学史。当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出现时，她写出了《本次列车终点》;当寻根文学出现时，她写出了《小鲍庄》;当先锋文学出现时，她写出了《流水三十章》《纪实与虚构》;当身体写作兴起时，她写出了《小城之恋》;当城市文学兴起时，她写出了《长恨歌》;当女性写作兴起时，她写出了《富萍》《米尼》;当农村进城的底层文学兴起时，她写出了《遍地枭雄》;当反思启蒙兴起时，她写出了《启蒙时代》;当全球化导致的身份危机被普遍关注时，她写出了《匿名》;当“新城市文学”被文学界再次呼唤时，她又写出了《天香》……
谈论王安憶的经典性，不能脱开现实主义。王安忆始终强调“我的长处是在写实”。王安忆阅读量惊人，而且很早就建立了自身相对稳定的小说观。她追求通过步步为营的叙事逻辑营构建立文学的物质外壳，向内体察人物的精神尊严和心灵世界，向外见证城市与时代的文化意味和内在转折。像王安忆这样具有写作自觉，并且近四十年始终保持着旺盛创造力和写作水准的作家并不多。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以往种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清规戒律被打破，现实主义在当代化的进程中通过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中西文学资源的吸纳而显露出更加丰富的面貌。因此，讨论作为经典作家的王安忆，一个重要的议题正是探讨她的“写实主义”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艺术边界的探索和拓宽。
谈论王安忆的经典性，也常离不开都市文学的视角。在上海书写方面，1990年代以后的王安忆是自觉的。《长恨歌》和《天香》都是为上海精神立传的作品，如果不是无意识，她何以要在《长恨歌》（1995）书写多年以后再写一部《天香》（2011）呢？王安忆的上海叙事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可是，当大众阅读严重绑架并窄化了她的上海叙事时，当她要到处解释她和张爱玲的区别、她对上海的理解时，她便做出了拒绝性的反弹：“当人们要我解释上海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我没写过上海，我只能这样。”可是，她当然是有意书写上海，《长恨歌》写的是上海的风俗画卷和市民精神秉性。大众只看到“海上旧梦”和“民国怀旧”，没有看到她隐含的批判和反讽。于是，她一面否认“写过上海”，一面继续书写上海。她写的多数人物，都生活于上海，至少是从上海出发。可是这不够，她不仅要书写上海的今生，还要书写上海的前世，于是便有了《天香》。如果说《长恨歌》是以人涉城的话，《天香》则是以园涉城、以城涉史，体现的都是王安忆相当宏大的视野和抱负。但无论是《长恨歌》还是《天香》，人更多是作为“类”存在。可是到了《考工记》，陈书玉虽也代表着某类人，但他作为“个体”经受历史风雨的淬炼和“考工”的特征要超过了“类”的性质。
谈论王安忆的经典性，也不能忘记她“站在时间一侧融化百花”的精神姿态。一方面，她与时代同行，但她在精神姿态上并不完全同步于时代大潮，毋宁说，她是站在时代的道旁，站在时间的一侧。她不是“临水照花”式的怀旧与自怜，而是在与时代同行中保持着与时代的精神间距和疏离观察，这是所谓“站在时间一侧”;而所谓“融化百花”是指她的写作中所包含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从“知青下乡”写到“农民进城”，王安忆趋时并未滑向媚俗，关键就在于她是一个“融化百花以自成一体”的继承性作家。她的“写实主义”中罕见地兼容了中国左翼文学、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叙事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抒情话语等资源。这为她创生出一个别人颇难企及的视野和格局，使她清晰地区别于张爱玲，也清晰地区别于其母茹志鹃而始终是一种“共和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王安忆一次次用长篇艰难地为这些无法参与历史大潮的凡人造影立心，是因为在她的文学观中，疏离于时代大舞台之外的凡俗人心自有其曲折幽深和朴素尊严。无论是《长恨歌》还是《考工记》，作者的姿态显然都是怀旧的。怀旧是一种感伤的美学，怀旧者首先是见证，看世家子弟的命运一径向下，见证历史沧桑中普通人在波涛中辗转的人情隐忍和不能抵消的尊严。她的小说布满世事沧桑的小小切片，它们是不同命运轨迹重叠又分岔的注脚，收藏了平凡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刻骨铭心瞬间，道尽了人心在爱与矜持间的迟疑、自重、辗转和沧桑。王安忆那么喜欢写疏离于大时代之外的普通人，既源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一种审视大历史的怀旧式审美。凡人不该被归零，他们值得被记取。这种为人而歌哭的写作立场也是最能引发读者的隔代共鸣的。
本期邀请青年评论家程旸贡献高论。他的文章《个人的都市性——谈王安忆，兼与金宇澄比较》提出的“个人都市性”概念，颇有新意。他认为如果我们研究王安忆时，“仅仅把都市的共同性强加在她身上，而不顾及她个人的都市性，就不能说真正进入王安忆的小说世界，也很难谈出真正的问题来”，也是真知灼见。不妨这样说，一个作家在公共性以外的个人创造性越充分，他/她在时间中的耐磨性，或所谓经典性潜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