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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陉,藏在太行的豁口里。天长,锁住了东来西往的交通要道。作为军事重镇,天长靠打仗起家。秦皇驿道上的滚滚尘烟尚未弥散,韩信便开来了刘邦的“敢死队”,驻扎在依山傍水的坡地上。“背水一战”,成就了淮阴侯的千古功名,天长镇也借着明灭的战火续写竹简、碑铭上的春秋。当最早的一块青石、一片砖瓦嵌进这片半山之地,“簸箕城”便随着历史的波峰沉浮、漂流。
虽说唐有天长镇、五代有天长军、后晋又改作天威军,说到底,不过是驻防的兵营,和地方行政中心怎么比?还是把县太爷的衙署搬来更体面。当时,北宋年轻的神宗皇帝刚刚上台,他支持的“变法”搅得朝廷一片混乱,王安石为首与司马光一伙儿掐得鸡飞狗跳。就在那个倔强的江西人被迫辞职、隐囤江宁的前一年——公元1075年,天长终于成为一县的治所。《宋史·地理志》做过明确记载。从此,这座半山重镇官运昌隆,直到上世纪中叶,前后做了883年的县城。“宋古城”这个名字,多少有些感念的味道。
打仗打出来的镇子,自然要像青铜黑铁一样坚固。西望雪花山,北倚井陉岭,老天赐予的花岗板岩足够千秋万代开采筑城,叮叮当当的斧凿之声绵延了八百年,极富北方气质的天长镇便发育起来。
怎么算北方气质呢?
其一,暗藏杀机,强调防御。比如,太湖边上的周庄就犯不着这样提心吊胆,可能改朝换代都引不来一星儿战火,修那么肥厚结实的镇门寨墙干什么?天长就不敢马虎,密密麻麻的卵石城垣垒得丝丝入扣,强弓硬弩或者红衣大炮都未必能轻易啃动。东聚门,设一道城楼不放心,十几步外再设一道,穿越高大森严的门洞悬拱,沉重的威压感便逼得人喘不过气来。砖与石的表情不难参透,天长这种刺猬自卫式的建筑风格,在江南同庚的古镇里,几乎没有。
其二,傻大黑粗,不求赏心悦目,只要自保无虞。军镇是挺身而出、用来流血的;不像苏州那些小鼻子小眼儿的私家园林,可以抚琴听曲、品茶小酌。三尺苏州。每片瓦当、每段石雕、每寸木檐都小心翼翼地打造研磨,所谓“步移景易”的境界说白了就是玩儿。可惜,太行山里的天长没有这种福分,燕赵与三晋的政治势力死死地挤着它,谯楼更鼓,深巷犬吠,难得片刻安歇。天长镇不得不时时算计天灾与人祸,比如南门绵河喜怒无常的汛期、西门瓮城怎样布置关门打狗……为得一夕安眠,镇子紧缩着筋骨,极有秩序地聚拢起亿万块大大小小的石头。
北高南低,顺势结庐,形制酷似“簸箕”。背阴向阳,趋利避害,中国传统的建筑精神被小小的天长用绝了。虽说“宋古城”的名号山响,现存的城垣却沾了朱元璋的光。皇帝尚文,民间著书;朝廷尚武,地方便跟着使枪弄棒、修关筑镇。明太祖日夜提防逃回草原大漠的蒙古人,开国之初,他最急于整肃的就是边镇,天长这样的咽喉要冲,没有铜墙铁壁怎么行?洪武初年,在沉重的号子声中,新筑东西两向、正中朝阳的威武镇门,最初,夯土为城,周长三里、高三丈五、厚一丈六,单是高度就已经超过了山西的平遥古城。到嘉靖二十二年,绵河水患,后续的地方官员便加紧改建石围,以期一劳永逸。屡经修葺,天长镇被层层的砖石铠甲武装起来,变成一只警惕的“石头簸箕”,随时准备高城对垒、流血厮杀。战备重新唤起了“熙宁时代”之后业已松懈、麻木的自豪感。本地人依然觉得,天长到底是大邦之地。
淋着细雨环绕古镇,草木之间裸露出深灰色的城楼和湿漉漉的弩台,镇上人挑着水桶从窄巷里出来,穿过正南的门洞到城外去。暗影中,凌乱的青石路闪耀着浅浅的水光。想必八百年繁华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相似的姿态吧。
至于说“石头簸箕”里的格局,还是别提总兵府的垂花门、县衙署的大照壁、都堂府的白虎厅……北宋以降的官员并不是天长镇发迹的真正原因,如果说军事带来了声明,那么积蓄财富的则是外来的行商与本地的坐贾。绵河里的桨声帆影桃花汛、驿路上的车轮马足异乡音,或者借水而来,或者穿城而过,鱼盐皮草、陈醋鲜果……贩来了“簸箕城”里纵横的店铺与热闹的市声。
刀兵稀疏,战事消歇,承平日久的天长镇得以在波光山影中偷闲,森严的“石头簸箕”终于拢不住经商与从政的野心,城池衰败,土著民的脚步也越走越远。混出头脸的,回来买房置地,续修宗谱。一事无成的便默默地死在外边,断了香烟。这些悲喜剧成就了天长镇上的荒院豪宅,至今,仍有老人做相似的感慨。作家孙犁的安平故乡人曾指点着他的老屋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天长的居民也是如此,祖辈流传的优越感一点一点地动摇——原来,山外还有比“石头簸箕”更阔的地方,为了施展才志,他们脚儿跟脚儿离开家山故园。夕阳如火,城垣宛然,不知是否有人记起王维惊叹的诗句:“高城眺落日,拯蒲映苍山。”所谓“临河倒影”、“绵河夜涨”等等,“井陉八景”天长有其五,可惜,这些优美的句子养不活小镇,曾经固若金汤的“簸箕城”终于弥失了霸悍之气,任凭那些远走高飞的人拎着各自的心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曾任职天长的几位父母官清望很高,皆山书院得以延续至今,完全仰仗他们的苦心栽培。按理说,山野之地,文化土层很单薄。井陉并非想象中的穷山恶水,尚武之外,还崇文。一支雨伞斜对着山门,“皆山书院”镏金的匾额赫然悬挂在廊檐下,抚摩厚重的大门,似乎能听到隔代的讲课声、诵读声,曾在岳簏书院开坛讲学的硕儒朱熹表白说,子弟的读书声最能动人心弦。这种动人心弦的声音能在老牌的战场上空回荡,当然显得尤为宝贵,或许是天人共勉,那缕细弱的文脉居然神奇地搏动了整整450年。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年),井陉知县苟文奎动议,在天长城内文庙东北专门辟出来几亩地修建“井陉书院”,有资格跨进这个门槛的都经过选拔考试,等同于乡试之前的“预科班”。书院成为周边士子们十年寒窗、一登龙门的原始跳板;云聚于此、求取功名的人也远远超越了井陉的行政疆界。
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又一位地方官员站出来做好事。知县周文煊把业已破败的书院迁到了城外二里的东山顶上,并更名为“东壁”。13年之后,新来的县太爷高熊征拨款修葺,再换名号为“文昌”。又过了70年,也就是乾隆时代,知县周尚亲又把书院请回城里,紧傍衙门东邻破土动工,这道命令奠定了“皆山书院”现存的根基……
雨水点点滴滴地落到正门朱漆彩绘的廊檐下。当年,书院新成,那些拖着辫子、夹着书囊的童生,曾带着怎样诚惶诚恐的目光迈进这座粉墙黛瓦的三重宅院。石榴花儿盛开着,或许,穿过第一道垂花门,就能轻而易举地见到知县大人——他们既是一方行政首脑,又是当地的文化领袖。进士出身,自然背得透诗书,做得来八股,县太爷主持书院院长的选拔,甚至亲自充当“兼职教授”。
从第一道垂花门到最后一重院落,地势逐步抬升,很有些登堂入室的神圣感。每层四合院都不太大,坐北朝南,正房五间——这是集体授课的地方;厢房四间,布局小巧——多为学生寝室。这些房子都是硬山结构,灰瓦花脊。如今,中间的院落被一所中学插了空子,虽说老房子没了,朗朗的书声还在。挤进来的一小片教室把老“皆山”劈为南北两半,最后一座四合院高踞在坡顶上。古柏森森,杂花生树,浓阴下光溜溜的石板路曾走过多少操着乡音土语的年轻人啊。
孔子是中国教师的鼻祖,他开山纳徒的时候,就带有社会公益性质,学费从不一刀切,富裕就多掏;贫困就少拿,甚至减免,给先生带一条腊肉就算了事,这就是传承到晚清的“束修”。“皆山”是官办书院,按理应该吃俸禄;但是,衙门并不单列这项开支,教师工资与奖学金完全来自弟子“束修”和社会捐赠。“束修”无非是一点儿吃食或几个小铜钱,捐赠来的则是以耕养读的“学田”。据说,光绪十三年,“皆山”的家底已经相当丰裕,学田多达四顷又四十六亩。常言道:“没有君子,不养艺人”,看来,井陉的确民风醇厚,古道热肠。
庆幸那些在天长任职的地方官员们熟悉文化、热心教育,俗谚说:修桥补路,造福一方。那么,百年树人,也算是功德无量了吧。倒没有听说苟文奎、周文煊、高熊征、周尚亲他们,因为做了一点儿事情,就迫不及待地为个人树立什么“得民心、顺民意”的功德碑——有涵养。
也庆幸,那些慷慨解囊、捐资兴学的地方乡绅和井陉百姓。一丝一缕、一粥一饭,在任何时代都是“物力艰难”,得之不易,能一咬牙拿给书院,哪怕仅仅几枚铜钱或者半口袋小米,也称得起是慈善义举。有人因此而著书立传“修活祠”、标榜自己恩泽后世、万古流芳吗?目前还没听说过——有品位。
刚刚消歇的细雨又来了,飘飘洒洒,淅淅沥沥,浸润着粉墙黛瓦之间隔代的书声。百年风云,世事沧桑,幸存一座长寿的“皆山”,的确是天长百姓的造化与福分。没人知道,这绵延的读书声会承袭到什么时候。
从书院出来,又见“皆山”镏金的匾额高悬在春雨深处,闪耀着清纯、冷艳的光……
天长的私宅很有名,它们的主人多是做官显赫、经商发达。曾几何时,那些寻梦的人也曾冒着潇潇春雨,穿石门、涉绵河,四海漂流,一旦混出了头脸,就驮上金银细软,披星戴月地往回赶。刘邦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天长的子民也愿意当众展示一下来之不易的声名富贵。东聚、镇武、会源三门慷慨地延纳这些春风得意的故园人。
奢华的宅院,飞檐斗拱、磨砖对缝,虽不及宫廷王府那种金碧辉煌、张扬卖弄的王霸之气,却有砖雕石刻、木梁铁瓦的内敛气质和殷实派头。天长镇里每一座大宅门既要乡亲看到自己腰杆粗,又不愿当街拎出所有的钱袋子,他们含蓄地展现着成功人士特有的矜持和优越感。任何朝代的宅第建制都有尊卑等级,私自篡改尺寸即为“谮越”,比如,廊檐多了两根柱子、门扇添了一排铜钉,都是杀头之罪。主人再有身份、再有钱,也只能在规格允许的圈子里下功夫。
天长大宅院有木质的垂花门,也有悬山式、硬山式的砖石门楼,虽说门脸儿狭小,两侧却密排石鼓,对望石狮,茶碗大小的铜钉紧扣在朱漆大门上。客人来访总要撩起衣裙、拾阶而上,尚未迈过那条宽阔、粗大的门槛,便能猜到主人的经济实力与地位身份。
站上镇北高坡,俯瞰全城,满目都是大片大片的青瓦花脊,它们有节奏地围绕着主人的客厅,一层大院护卫着几层小院儿,铺满方砖与青石的窄巷回旋盘绕,曲径通幽,桐阴槐影深处藏着大块大块的砖雕以及镂刻精细的垂花门。北方私宅不露富,然而角角落落根本无法掩藏内在的奢华。见过大世面的宋霭龄初到山西平遥婆家,曾大大惊叹于当地私家宅院的讲究与排场,而天长与三晋隔山相望,连彼此的乡音都带着一丝酸溜溜的味道,深宅大院的气质便尤为相似。
同方圆四十里的北京城相比,天长不过是巴掌大的小地方,脊如龙、瓦似鳞的私宅却覆盖了多半城垣:南镇门的李宅、丁字街的王宅、大石桥的张宅……都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户,这些房子再衰败也能道破显赫人物当年的风光。
李宅,是明万历年间李鸣世的府邸,他做过晋王府的右相,属于高层智囊团成员,他父亲曾任宁武道兵备副使,说起来也算是官宦世家。如今,宅子萎缩荒芜了,据老天长们讲,民国时候,院里还有“黑虎堂”、“家庙”之类的建筑群。既是显官,庭院的气势就大些。而城西的蔡家,便文静多了,没有了东关西大街“总兵府”咄咄逼人的威猛气势。
古人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钱穆先生认为:“盖一所大房子,太大,那房子不但会阻碍你的前途,连你的子孙们也会受害。”蔡家似乎更懂得“惜福”,因此,门楼小、院墙高、廊檐窄、内宅深……里里外外幽雅别致,隐隐透出一股书卷气,足见清末举人出身的蔡氏一门深谙黄老之术、韬养之道。正座宅第的风格比别处更温和、更低调。
保存最完整的当属“王家大院”,王景岳做过民国的县长,他的住宅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四合院群”环环相套,连接各个单元的是条条深巷,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这样紧凑的建筑结构可以趋利避害、聚拢财气。天长镇上多是这样小巧别致的民居。曾经兴盛的家族一代一代地消散了,严谨的老宅院也被无数陌生的后人肢解、瓜分,虽说舍不得拆、也舍不得走,镇上的风物总要慢慢兴替,正像孙犁晚年的感慨:“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不知天长人怎么想。
细雨茫茫,一片灰白,镇上的石榴花儿摇曳在廊前檐后,红艳艳地开着……
虽说唐有天长镇、五代有天长军、后晋又改作天威军,说到底,不过是驻防的兵营,和地方行政中心怎么比?还是把县太爷的衙署搬来更体面。当时,北宋年轻的神宗皇帝刚刚上台,他支持的“变法”搅得朝廷一片混乱,王安石为首与司马光一伙儿掐得鸡飞狗跳。就在那个倔强的江西人被迫辞职、隐囤江宁的前一年——公元1075年,天长终于成为一县的治所。《宋史·地理志》做过明确记载。从此,这座半山重镇官运昌隆,直到上世纪中叶,前后做了883年的县城。“宋古城”这个名字,多少有些感念的味道。
打仗打出来的镇子,自然要像青铜黑铁一样坚固。西望雪花山,北倚井陉岭,老天赐予的花岗板岩足够千秋万代开采筑城,叮叮当当的斧凿之声绵延了八百年,极富北方气质的天长镇便发育起来。
怎么算北方气质呢?
其一,暗藏杀机,强调防御。比如,太湖边上的周庄就犯不着这样提心吊胆,可能改朝换代都引不来一星儿战火,修那么肥厚结实的镇门寨墙干什么?天长就不敢马虎,密密麻麻的卵石城垣垒得丝丝入扣,强弓硬弩或者红衣大炮都未必能轻易啃动。东聚门,设一道城楼不放心,十几步外再设一道,穿越高大森严的门洞悬拱,沉重的威压感便逼得人喘不过气来。砖与石的表情不难参透,天长这种刺猬自卫式的建筑风格,在江南同庚的古镇里,几乎没有。
其二,傻大黑粗,不求赏心悦目,只要自保无虞。军镇是挺身而出、用来流血的;不像苏州那些小鼻子小眼儿的私家园林,可以抚琴听曲、品茶小酌。三尺苏州。每片瓦当、每段石雕、每寸木檐都小心翼翼地打造研磨,所谓“步移景易”的境界说白了就是玩儿。可惜,太行山里的天长没有这种福分,燕赵与三晋的政治势力死死地挤着它,谯楼更鼓,深巷犬吠,难得片刻安歇。天长镇不得不时时算计天灾与人祸,比如南门绵河喜怒无常的汛期、西门瓮城怎样布置关门打狗……为得一夕安眠,镇子紧缩着筋骨,极有秩序地聚拢起亿万块大大小小的石头。
北高南低,顺势结庐,形制酷似“簸箕”。背阴向阳,趋利避害,中国传统的建筑精神被小小的天长用绝了。虽说“宋古城”的名号山响,现存的城垣却沾了朱元璋的光。皇帝尚文,民间著书;朝廷尚武,地方便跟着使枪弄棒、修关筑镇。明太祖日夜提防逃回草原大漠的蒙古人,开国之初,他最急于整肃的就是边镇,天长这样的咽喉要冲,没有铜墙铁壁怎么行?洪武初年,在沉重的号子声中,新筑东西两向、正中朝阳的威武镇门,最初,夯土为城,周长三里、高三丈五、厚一丈六,单是高度就已经超过了山西的平遥古城。到嘉靖二十二年,绵河水患,后续的地方官员便加紧改建石围,以期一劳永逸。屡经修葺,天长镇被层层的砖石铠甲武装起来,变成一只警惕的“石头簸箕”,随时准备高城对垒、流血厮杀。战备重新唤起了“熙宁时代”之后业已松懈、麻木的自豪感。本地人依然觉得,天长到底是大邦之地。
淋着细雨环绕古镇,草木之间裸露出深灰色的城楼和湿漉漉的弩台,镇上人挑着水桶从窄巷里出来,穿过正南的门洞到城外去。暗影中,凌乱的青石路闪耀着浅浅的水光。想必八百年繁华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相似的姿态吧。
至于说“石头簸箕”里的格局,还是别提总兵府的垂花门、县衙署的大照壁、都堂府的白虎厅……北宋以降的官员并不是天长镇发迹的真正原因,如果说军事带来了声明,那么积蓄财富的则是外来的行商与本地的坐贾。绵河里的桨声帆影桃花汛、驿路上的车轮马足异乡音,或者借水而来,或者穿城而过,鱼盐皮草、陈醋鲜果……贩来了“簸箕城”里纵横的店铺与热闹的市声。
刀兵稀疏,战事消歇,承平日久的天长镇得以在波光山影中偷闲,森严的“石头簸箕”终于拢不住经商与从政的野心,城池衰败,土著民的脚步也越走越远。混出头脸的,回来买房置地,续修宗谱。一事无成的便默默地死在外边,断了香烟。这些悲喜剧成就了天长镇上的荒院豪宅,至今,仍有老人做相似的感慨。作家孙犁的安平故乡人曾指点着他的老屋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
天长的居民也是如此,祖辈流传的优越感一点一点地动摇——原来,山外还有比“石头簸箕”更阔的地方,为了施展才志,他们脚儿跟脚儿离开家山故园。夕阳如火,城垣宛然,不知是否有人记起王维惊叹的诗句:“高城眺落日,拯蒲映苍山。”所谓“临河倒影”、“绵河夜涨”等等,“井陉八景”天长有其五,可惜,这些优美的句子养不活小镇,曾经固若金汤的“簸箕城”终于弥失了霸悍之气,任凭那些远走高飞的人拎着各自的心事,头也不回地走了。
曾任职天长的几位父母官清望很高,皆山书院得以延续至今,完全仰仗他们的苦心栽培。按理说,山野之地,文化土层很单薄。井陉并非想象中的穷山恶水,尚武之外,还崇文。一支雨伞斜对着山门,“皆山书院”镏金的匾额赫然悬挂在廊檐下,抚摩厚重的大门,似乎能听到隔代的讲课声、诵读声,曾在岳簏书院开坛讲学的硕儒朱熹表白说,子弟的读书声最能动人心弦。这种动人心弦的声音能在老牌的战场上空回荡,当然显得尤为宝贵,或许是天人共勉,那缕细弱的文脉居然神奇地搏动了整整450年。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年),井陉知县苟文奎动议,在天长城内文庙东北专门辟出来几亩地修建“井陉书院”,有资格跨进这个门槛的都经过选拔考试,等同于乡试之前的“预科班”。书院成为周边士子们十年寒窗、一登龙门的原始跳板;云聚于此、求取功名的人也远远超越了井陉的行政疆界。
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又一位地方官员站出来做好事。知县周文煊把业已破败的书院迁到了城外二里的东山顶上,并更名为“东壁”。13年之后,新来的县太爷高熊征拨款修葺,再换名号为“文昌”。又过了70年,也就是乾隆时代,知县周尚亲又把书院请回城里,紧傍衙门东邻破土动工,这道命令奠定了“皆山书院”现存的根基……
雨水点点滴滴地落到正门朱漆彩绘的廊檐下。当年,书院新成,那些拖着辫子、夹着书囊的童生,曾带着怎样诚惶诚恐的目光迈进这座粉墙黛瓦的三重宅院。石榴花儿盛开着,或许,穿过第一道垂花门,就能轻而易举地见到知县大人——他们既是一方行政首脑,又是当地的文化领袖。进士出身,自然背得透诗书,做得来八股,县太爷主持书院院长的选拔,甚至亲自充当“兼职教授”。
从第一道垂花门到最后一重院落,地势逐步抬升,很有些登堂入室的神圣感。每层四合院都不太大,坐北朝南,正房五间——这是集体授课的地方;厢房四间,布局小巧——多为学生寝室。这些房子都是硬山结构,灰瓦花脊。如今,中间的院落被一所中学插了空子,虽说老房子没了,朗朗的书声还在。挤进来的一小片教室把老“皆山”劈为南北两半,最后一座四合院高踞在坡顶上。古柏森森,杂花生树,浓阴下光溜溜的石板路曾走过多少操着乡音土语的年轻人啊。
孔子是中国教师的鼻祖,他开山纳徒的时候,就带有社会公益性质,学费从不一刀切,富裕就多掏;贫困就少拿,甚至减免,给先生带一条腊肉就算了事,这就是传承到晚清的“束修”。“皆山”是官办书院,按理应该吃俸禄;但是,衙门并不单列这项开支,教师工资与奖学金完全来自弟子“束修”和社会捐赠。“束修”无非是一点儿吃食或几个小铜钱,捐赠来的则是以耕养读的“学田”。据说,光绪十三年,“皆山”的家底已经相当丰裕,学田多达四顷又四十六亩。常言道:“没有君子,不养艺人”,看来,井陉的确民风醇厚,古道热肠。
庆幸那些在天长任职的地方官员们熟悉文化、热心教育,俗谚说:修桥补路,造福一方。那么,百年树人,也算是功德无量了吧。倒没有听说苟文奎、周文煊、高熊征、周尚亲他们,因为做了一点儿事情,就迫不及待地为个人树立什么“得民心、顺民意”的功德碑——有涵养。
也庆幸,那些慷慨解囊、捐资兴学的地方乡绅和井陉百姓。一丝一缕、一粥一饭,在任何时代都是“物力艰难”,得之不易,能一咬牙拿给书院,哪怕仅仅几枚铜钱或者半口袋小米,也称得起是慈善义举。有人因此而著书立传“修活祠”、标榜自己恩泽后世、万古流芳吗?目前还没听说过——有品位。
刚刚消歇的细雨又来了,飘飘洒洒,淅淅沥沥,浸润着粉墙黛瓦之间隔代的书声。百年风云,世事沧桑,幸存一座长寿的“皆山”,的确是天长百姓的造化与福分。没人知道,这绵延的读书声会承袭到什么时候。
从书院出来,又见“皆山”镏金的匾额高悬在春雨深处,闪耀着清纯、冷艳的光……
天长的私宅很有名,它们的主人多是做官显赫、经商发达。曾几何时,那些寻梦的人也曾冒着潇潇春雨,穿石门、涉绵河,四海漂流,一旦混出了头脸,就驮上金银细软,披星戴月地往回赶。刘邦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天长的子民也愿意当众展示一下来之不易的声名富贵。东聚、镇武、会源三门慷慨地延纳这些春风得意的故园人。
奢华的宅院,飞檐斗拱、磨砖对缝,虽不及宫廷王府那种金碧辉煌、张扬卖弄的王霸之气,却有砖雕石刻、木梁铁瓦的内敛气质和殷实派头。天长镇里每一座大宅门既要乡亲看到自己腰杆粗,又不愿当街拎出所有的钱袋子,他们含蓄地展现着成功人士特有的矜持和优越感。任何朝代的宅第建制都有尊卑等级,私自篡改尺寸即为“谮越”,比如,廊檐多了两根柱子、门扇添了一排铜钉,都是杀头之罪。主人再有身份、再有钱,也只能在规格允许的圈子里下功夫。
天长大宅院有木质的垂花门,也有悬山式、硬山式的砖石门楼,虽说门脸儿狭小,两侧却密排石鼓,对望石狮,茶碗大小的铜钉紧扣在朱漆大门上。客人来访总要撩起衣裙、拾阶而上,尚未迈过那条宽阔、粗大的门槛,便能猜到主人的经济实力与地位身份。
站上镇北高坡,俯瞰全城,满目都是大片大片的青瓦花脊,它们有节奏地围绕着主人的客厅,一层大院护卫着几层小院儿,铺满方砖与青石的窄巷回旋盘绕,曲径通幽,桐阴槐影深处藏着大块大块的砖雕以及镂刻精细的垂花门。北方私宅不露富,然而角角落落根本无法掩藏内在的奢华。见过大世面的宋霭龄初到山西平遥婆家,曾大大惊叹于当地私家宅院的讲究与排场,而天长与三晋隔山相望,连彼此的乡音都带着一丝酸溜溜的味道,深宅大院的气质便尤为相似。
同方圆四十里的北京城相比,天长不过是巴掌大的小地方,脊如龙、瓦似鳞的私宅却覆盖了多半城垣:南镇门的李宅、丁字街的王宅、大石桥的张宅……都是本地数一数二的大户,这些房子再衰败也能道破显赫人物当年的风光。
李宅,是明万历年间李鸣世的府邸,他做过晋王府的右相,属于高层智囊团成员,他父亲曾任宁武道兵备副使,说起来也算是官宦世家。如今,宅子萎缩荒芜了,据老天长们讲,民国时候,院里还有“黑虎堂”、“家庙”之类的建筑群。既是显官,庭院的气势就大些。而城西的蔡家,便文静多了,没有了东关西大街“总兵府”咄咄逼人的威猛气势。
古人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钱穆先生认为:“盖一所大房子,太大,那房子不但会阻碍你的前途,连你的子孙们也会受害。”蔡家似乎更懂得“惜福”,因此,门楼小、院墙高、廊檐窄、内宅深……里里外外幽雅别致,隐隐透出一股书卷气,足见清末举人出身的蔡氏一门深谙黄老之术、韬养之道。正座宅第的风格比别处更温和、更低调。
保存最完整的当属“王家大院”,王景岳做过民国的县长,他的住宅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与众不同的是,这个“四合院群”环环相套,连接各个单元的是条条深巷,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这样紧凑的建筑结构可以趋利避害、聚拢财气。天长镇上多是这样小巧别致的民居。曾经兴盛的家族一代一代地消散了,严谨的老宅院也被无数陌生的后人肢解、瓜分,虽说舍不得拆、也舍不得走,镇上的风物总要慢慢兴替,正像孙犁晚年的感慨:“新的正在突起,旧的终归要消失。”不知天长人怎么想。
细雨茫茫,一片灰白,镇上的石榴花儿摇曳在廊前檐后,红艳艳地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