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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时代最强音，谱写时代新华章。2021年，在迎接和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上海文艺界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积极担当作为，传承红色基因，推出了一大批以“建党百年”为主题的舞台新创作品，种类涵盖音乐、舞蹈、话剧、京剧、昆剧、沪剧、越剧、淮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多层次、多维度、多面向地展示了上海红色文化中的丰富内涵。
在音乐与舞蹈方面，部分新作在紧锣密鼓的安排下，已完成试首演，并将继续打磨提高，以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最成熟、最完美的姿态迎接党的生日。据悉，上海交响乐团将于“七一”期间举办“建党伟业”专题音乐会，推出由出生于不同年代的4位作曲家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最新音乐作品—“50后”贾达群的乐队协奏组曲《逐浪心潮》、“60后”于阳的交响乐《中国颂》、“70后”郝维亚的交响诗《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80后”杨帆的交响诗《父辈》。4位作曲家以不同视角和笔法，将个人感悟融于时代大潮，将人文思考融于历史叙事，和而不同地传递了所有人可以感同身受的理想信念和家國情怀。
上海爱乐乐团则提前用三年多的时间委约7部新作，于今年集中推出“红色情怀”系列演出。其中，已经91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为建党百年献上了自己的最新创作。2020年，他被逆行出征、抗击疫情的广大医务人员感动，提笔创作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今年春节，吕其明又创作了弦乐合奏《祭》，献给为民族解放捐躯的革命烈士们。而另一位“90后”、青年作曲家龚天鹏交出了自己的交响乐《百年颂》，在恢弘壮阔的音乐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开天辟地到盛世韶光，带领中华民族一路奋斗，谱写民族复兴史诗的伟大历程。此外，还有徐景新的声乐套曲《永恒的丰碑》、赵光的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石库门随想曲》、刘隽皓的交响曲《红色情怀》……不同年龄的作曲家们用自己真诚的音乐想象和富有个性的创作技法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向观众展示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原创芭蕾舞剧《宝塔山》是上海芭蕾舞团为庆祝建党百年推出的红色题材作品，已于5月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全球首演。该剧讲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自上海的进步青年梦安、欧洲归来的学子明华和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为信仰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延水河边，宝塔山下，中国青年抱着一颗颗滚烫执着的爱国之心，接受党的教育，把个体融入集体，把艺术融入土地，最终蜕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富有戏剧张力的肢体语汇，充满时代风格与现代概念的音乐旋律，以及以“历史素描”感为依托的舞台呈现，让这个发生在宝塔山的革命故事显得动人且迷人。信仰的力量也借由海派芭蕾的典雅与细腻，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坚定主旋律创作的新认识
什么是主旋律？回归词语的本义，“主旋律”这个词来源于音乐，代表着主要曲调，它是贯穿整部音乐作品的主要旋律部分，是整首音乐作品的核心。延伸到更广泛的文艺领域，主旋律作品，即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时代文艺的主旋律，必然是和一个时代的主题与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将主旋律作品与其他作品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将“主旋律”与“艺术品质”进行了对立。也是在这个思维的影响下，主旋律创作一度被认为是特定节点、定向生产的命题作文，因为“定向”“命题”所以艺术必然要向主题俯首。其实，这样的解释是对文艺创作的一种误读。思想上的主旋律与艺术上的秉持创作规律并不必然矛盾。主旋律作品如何在坚持艺术品质的前提下赢得观众认可和青睐，不仅应该是创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他指出，文艺要出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中国文艺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艺术家唱响主旋律的创作热情;文化自信的底气鼓起文艺的精神风帆，使得新时代的主旋律创作理念愈见成熟，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愈见丰富。
在红色音乐经典中，吕其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饱含激情的音符，写下一首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名篇。4月29日，在上音歌剧院演出的“上海爱乐乐团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上，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的压轴演出，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执棒演绎吕其明的代表作《红旗颂》《铁道游击队》，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及近年吕其明新创作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和弦乐合奏《祭》，收获观众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在演出结束后的致辞中，91岁高龄的吕其明这样说道：“首先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向我们亲爱的党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热烈的祝贺！《白求恩在晋察冀》和《祭》分别是去年和今年创作改编完成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给予批评指教。”说到动情处，他激动地表示：“回想这70年，我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践行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用音乐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鲐背之年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党、为人民写作，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为党、为人民写作”，便是贯穿吕其明人生和作品的“主旋律”，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始终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1956年，26岁的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创作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1965年2月，35岁的吕其明临危受命，短短一周就写出了《红旗颂》，深情描绘了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这部作品在第6届 “上海之春”开幕式首演，随即成为了每个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旋律之一。吕其明从未放弃对《红旗颂》更臻完美的追求，多次打磨修改后，在该作品首演54年后才最终定稿，并在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进行了首演。修改后的《红旗颂》在尾声配器中，加强了国歌旋律，让爱国主义的激情更显澎湃，征服了全场观众。在4月29日晚的音乐会上，现场观众感受到的正是他精心定稿的《红旗颂》。 即便已是91岁高龄，他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是吕老在新冠疫情期间受“白衣战士”坚守抗疫一线的激励所完成的。作品立意高远，主题明晰，既写了白求恩的心路历程，也用一定的篇幅表现了根据地军民与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关系;既表达了对白求恩的崇敬和缅怀，也讴歌了不顾生死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白衣战士。在音乐上，这部随想曲也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清晰的画面感、叙事性，同时流淌着真挚动人的情感，既有艺术高度，又雅俗共赏，充满了真诚与崇高的力量。
弦乐合奏《祭》酝酿于今年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我看到我们国家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非常欢欣鼓舞。可热闹的大年三十刚过，在大年初一时，我的心就冷静下来，并且感到一种悲悯。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一个晚上，我一直激动到晚上十二点，通宵未眠，由此及彼，我想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烈士们，想写一部作品歌颂、缅怀革命先烈，庆祝胜利，于是有了《祭》，獻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吕其明说。
“吕老师的作品为什么总能打动人，旋律出来一下子直击人心？因为他真的是用心、用全部的情感投入创作，而不是仅仅依靠技法与技巧来完成作品。吕老91岁高龄，崇高的东西在心里没有磨灭，这就是作品的魂。”原前线歌舞团团长王勇这样评价。
历数吕其明70年来的作品，95%都是主旋律作品。对他来说，主旋律创作从不是一项任务或者应制作品，他也从不考虑报酬和名利，而是用倾注心血、用真情实感讴歌美好与崇高。他无私地让《红旗颂》成为“公共财产”，任何单位出演都不收费。90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祭》，都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念念不忘：“1945年9月1日，在老乡的家里，在油灯的照耀下，我一个15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向党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这是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我音乐人生的信念和追求。”而那些所从这个基点出发的澎湃情感，正是他的作品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秘诀所在。
吕其明说：“唯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音乐才感动人心;只有扎根土壤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红旗颂》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人喜欢，只因为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和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在乐曲中交汇和共鸣。”
继献礼十九大的《启航》、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潮》之后，《百年颂》是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第三部红色题材交响乐。在历经两年打磨、三度试演、数次修订之后，这部备受期待的交响曲在5月进行了首演。作品以激昂亢奋的气势和汹涌澎湃的情感，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功绩，表达了当代中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拥护。
有了前面两部重大革命题材创作积累的经验，龚天鹏创作《百年颂》时更显状态。5月正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百年颂》采用了古典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以纯器乐的音响表达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引领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壮丽史诗。音乐以一段深情的“序”开篇，引出“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大乐章，极富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然后，各乐章相继表现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党的庄严诞生到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再从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飞跃。作曲家为这每一个阶段性的发展都设计了主题鲜明的音乐形象，并由同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四音动机贯穿全曲，以象征永不动摇的信仰与初心。在全曲极富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感情色彩的烘托下，作曲家本着“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理念，为听众提供震撼人心、鼓舞斗志的艺术享受，也进一步探索了将主旋律题材国际化的可能性。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表示，希望这部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能传递跨越时代的情感，引发当代人的共鸣”。
创作《启航》时，龚天鹏参观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嘉兴南湖、北京鲁迅故居等地，并一次次踏访上海一大会址，尽可能在历史的发生地捕捉历史的足迹。他查阅文献、请教历史学家、考据史实，最终从当代青年的视角叙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场景，用音乐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和最伟大的胸怀。这一次，为了《百年颂》的创作，他则更加深入系统地研习中共党史，在真实的历史回响中寻找那一缕心灵的共振，将百年峥嵘浓缩于激荡澎湃的音乐之中。经过多次创作与修改，最终确定了《百年颂》古典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以党的百年历程的时间线索依次第展开讲述。龚天鹏认为，与戏剧、舞蹈其他文艺作品相比，交响乐的优势在于，在讲述百年的主题上它能诗意地抽象与凝练，同时又具有形式上的宏大与思想上的深度，“因此我决定用《百年颂》这个题目，正面地去展示党的百年”。
在龚天鹏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近代中国史的缩影，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是“无缝衔接”的，讴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在讴歌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实践。“既然历史已经为中国人民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的我们，就应该保持一种高度信赖、坚决拥护的态度，去参与祖国的建设。”龚天鹏说。
对于主旋律创作，龚天鹏认为：“之前，很多人把命题创作和艺术追求对立起来，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每个时代的艺术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莫扎特、贝多芬、巴赫，他们的作品哪个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他们在创作的同时追求着艺术的极致，最终的作品便超越了时代局限性，打破了国界。我们对主旋律创作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跳出思维的束缚，达到艺术追求和爱国情怀有机结合。文艺工作者更应该向自己追问，为了这片深爱的土地，你要做什么，为后人留下什么，而不单单是要在某个节点完成某个任务。”
在海外留学时，龚天鹏最渴望的就是能以中国青年的视角、世界性的音乐语言，来呈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未来。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上海，站着自己的土地上写作。“作为一名上海培养的作曲家，我扎根在上海，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员，尽自己所能一步一步地创作属于这个时间、属于这座城市的作品，我责无旁贷。”他这样说道。而写出能够经久不衰、获得国内外乐团认可的时代主旋律，则是他的最终目标。“瓦格纳、贝多芬等伟大作曲家的许多经典杰作，早已跨域国别与历史，能激发全人类的共鸣，但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他们的交响乐又是带有各自民族的特征与表达，每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和热爱的土地。我渴望将中国厚重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抱负，融入国际音乐语汇之中，用最直接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龚天鹏说。 寻找主旋律演绎的新形式
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树立了新的目标任务，新的阶段性特征也赋予了文艺创作新的时代使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如何用深刻的思想表达和动人的演绎抒写家国情怀、唱响主旋律？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上海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受到观众喜爱的主旋律作品，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沪剧《挑山女人》等作品，不仅得到了主流市场的认可和欢迎，又鲜明地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实现了主流市场和主流价值的融合，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主旋律也能出市场爆款。
在这些“好看”和“好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当下创作者理念的转变。他们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正在不断进步，对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孤立地定制”，而是主动探索，用艺术的方式将主旋律与多元化的追求和谐统一起来，从而打破了观众对主旋律题材的抗拒与偏见，甚至为之津津乐道、趋之若鹜。在文艺多样化的格局之下，用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寻找文艺中的表达，才能让主旋律找到艺术突破的可能、赢得观众青睐的可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芭蕾舞团用原创芭蕾舞剧《宝塔山》做出了自己的寻找。《宝塔山》聚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讲述他们的所思所想，刻画他们的进步成长，带领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用芭蕾独有的艺术形式回应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让红色基因由一代代青年传承弘扬，让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宝塔山》的最主要特征是将鲜明的理念与形式对比置于同一语境中，探索通过对比所营造的艺术感染力，使主题在多样变化的形式中得到表现。
百年党史，百年辉煌，延安精神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石库门里诞生，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探索，辗转大半个中国，长征到陕北落脚，在延安窑洞里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如今，这段历史化为芭蕾舞演员足尖的优雅与坚定，化为宝塔山下秧歌的烂漫与果敢，化为革命青年吹响的号角与洒落的鲜血，将观众带回那段浪漫激情的峥嵘岁月。
《宝塔山》向观众具象地展示了来自上海的进步青年梦安、欧洲归来的学子明华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在来到延安后，足尖的芭蕾化为热火朝天劳作的“开荒舞”，军民鱼水情深的“纺织舞”，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群舞。该剧的编导刘立功说：“我在创排时弱化了《宝塔山》的叙事性，希望能用芭蕾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具有象征性、代表性的舞段去讲述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用真情实感去追述百年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
在舞台设计上，为突出《宝塔山》的年代感及地域特色，创作团队以延安最具代表性的美术形象古元版画为灵感，结合芭蕾的艺术审美，在保留古元版画基本元素的同时进行了简约化和现代化的处理。全剧共设计制作223套服装，这些服装在色彩上采用了具有一定灰度的莫兰迪色，富有现代美感。男女主角明华和梦安的穿着从序幕中时髦的呢马甲、西装西裤和真丝喷绘连衣裙到之后的军装、绑腿军裤和白衬衫、蓝色过膝裙，无不体现着他们在延安的人生转变。在音乐上，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以此融合了民族音乐、音乐剧、圆舞曲、爵士等多种音乐风格，并选用了经典歌曲《南泥湾》和民歌的旋律，创作出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无论是意象上的“上海”与“延安”、故事上的“文艺青年”与“革命战士”，还是表现形式上的“海派芭蕾”与“陕北秧歌”，这些强烈的对比都勾起了观者无限遐想，富有探索性的实践也拓宽了海派芭蕾与主旋律表达的疆域。“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文艺的圣地，用海派芭蕾讲述延安故事，用文艺致敬延安精神，意义非凡”。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表示，“我们对革命前辈满怀敬意，也希望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我想通过上海芭蕾舞团艺术家们的演绎，舞剧中文艺青年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浪漫的革命情怀和扎根人民、艰苦奋斗的时代热情，一定能引起广大当代青年的共鸣。”而融入了民族舞、秧歌舞、现代舞等元素的《宝塔山》，也展现了海派芭蕾的兼容并蓄。用辛丽丽的话来说：“这部作品要用芭蕾这一舶来品的语汇与中国民间舞蹈结合，创造新的语汇，讲好中国故事。”
探索主旋律的新机制
主旋律作品形态的提质增效，离不开良性的创新机制的激励。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的出现，不应该仅是一个成功的个案，更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导向，引导更多佳作的诞生，让主旋律作品由一味追求“节点”和“产品”转向对“质量”和“品牌”的投入。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我非常欣慰地看到，现在很多作曲家都回归到主旋律的创作当中。交响乐团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而艺术大国的建设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作为国家乐团，要有责任、有使命、有担当、有前瞻性地不遗余力地做这些事。”
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及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曾首演过多部红色经典作品。冼星海的《神圣之战》、王云阶的《抗日战争》、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丁善德的《新中国》《长征交响曲》、吕其明的《红旗颂》等多部被记入中国音乐史的作品均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奏响。
在建黨百年之际，上海交响乐团延续了红色作品演绎的传统，同时尝试了突破传统单一委约方式，同时委约了4位不同代际的作曲家，呈现不同代际的音乐家对建党百年中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的思考。虽然是“命题作文”，但上海交响乐团对于这次委约并没有进行过多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定，而是给予了作曲家充足的空间，让他们能个性化地展现对信仰和理想的理解和诠释。
于是，观众可以看到，“50后”贾达群以毛泽东诗句“心潮逐浪高”（选自《菩萨蛮·黄鹤楼》）为标题写就了乐队协奏组曲《逐浪心潮》，用一种厚重来承载建党百年的文化和精神内核。“60后”于阳的交响乐《中国颂》以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格，融合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印象主义的色彩性和现代主义波澜壮阔的交响音乐语汇，展示中国当代音乐的一种新风尚。“70后”郝维亚成长于一个热爱诗歌的年代。在他看来，文学中那些难以延展的氛围和情感，可以在音符里得到充分释放。在《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中，大型管弦乐队与女高音的对话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砥砺前行。“80后”杨帆的交响诗《父辈》脱胎于热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音乐，浓缩了他对上海的情怀，也融入了他的音乐语汇和创作技法，以此来表现他对父辈、前辈们的崇敬。 作为作曲家来说，委约作品“同台竞技”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对此，于阳说：“一个作曲家的一生都难得遇到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我们把自己的个性、人生、感悟都融入到了作品之中。值得高兴到是，面对同样的主题，我们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认为，当下的主题创作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时间短、任务紧”，为了更快更高效地完成任务，院团长首先会考虑最具影响力、最容易出成绩的合适人选，作品品质则是第二位的考虑。“就像是开盲盒，开出来后才知道里面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弊端就很明显。“第一，大量委约创作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年轻艺术家的机会便大大减少。有好作品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演出，心血只能放在抽屉里。与此同时，没有演出机会的作品也说服不了别人。而接受委约的大家，也很难保证每一部作品都能全情投入。第二，现在的委约作品大多比较‘窄’，各地都有主题任务，每家都要演独家，分散到每个作品的演出面就窄。时间段也很窄，作品完成后，演一两遍就结束了，后面来了新任务，原先的作品就不会再花力气去推广，对于那些优秀的委约作品来说，这种昙花一现是非常可惜的”。
在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对国内外优秀创作机制的参考借鉴后，周平设想了比较理想的创作机制，“第一，有一个基本的‘蓄水池’，先从中筛选出有潜力的作品，即便这些作品是以简易方式呈现的，我们要有发现优秀作品的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打磨，精准投入。如此这般，成熟的作曲家和有才能的年轻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机会。第二，好作品就要常演，哪怕不是今年的主题。如果每年有更多人、甚至更多不同的团队一起呈现优秀的委约作品，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丰富感知和回馈，对作品进行进一步修改，进一步推出，或者有多方资金的共同支撑，这些作品必然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基于委约创作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一次，上海交响乐团打破常规，在建党百年的主题委约上探索交响乐创作和演出的新机制。首先，以群体性委约的方式，让不同作曲家的差异化表达，共同汇聚到同一主题之下，丰富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意涵。“我们感到，当下文化娱乐的方式丰富多样，新时期创作的红色主题作品要想获得以前那样的欢迎，难度很高。通过群体性委约的方式，我们希望把作品的格局和规模扩大。我们在选择作曲家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南方和北方都要有不同年龄的代表人物出现，不能只选择上海的作曲家。这次我们合作的4位作曲家，都是有自己成熟风格的艺术家，作品辨识度很高，当他们一同呈现时，主题也有了比单一委约更丰富的内容表达。”周平如是说。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燕迪认为，上海交响乐团这种创新的委约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行业标杆。“音乐是非常抽象的，很难有具体的叙事或细节的描画，作曲家如何对这厚重、复杂的百年有一个总体性的感悟，是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4位作曲家都做出了积极深刻的回应，“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采用什么音乐语言非常重要，四位作曲家的技法和呈现都不一样，但都达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除了创新的委约方式，上海交响乐团还以“多团共演+多地巡演”拓展原创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半径。去年12月，上交将各地专家请进音乐厅，在现场聆听主创阐述和片段视听后进行研讨。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作曲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打磨。然后，这几部作品又由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联合在北上广三地新年音乐会上试演片段。4月15日起，上交开启“庆祝建党百年红色巡演”，历经北京、杭州、赣州、长沙、武汉、延安六城演出，巡演曲目既有经典演绎，也有新时代的创作，表达的是同一时空的内容，但又通过不同作品中不同音乐语汇的变化让听众感受到时代的前进。委约作品得到了多次展示，让作曲家能直观感受作品在音乐厅里的演出效果及观众反馈。周平说：“演出实践对作曲家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们有修改提高的空间，使得作品呈现更完善。比如杨帆在巡演每一站都在调整，不断修改。指挥俞峰的处理也是每场有调整，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先做巡演，给二度演绎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优势。”
多维度的手段和方式也扩大了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在周平看来，《红旗颂》能达到今天的国民度，不仅只是因为作品好，也是“一遍一遍演出来的”，这才使艺术品质和传播力度最终集结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上海交响乐团根据近年来在演出推广、办节办展上累积的丰富经验，在进行庆祝建党百年的演出时，联结更多传播外延，增强传播力度和广度。比如，随红色巡演一同出行与各地观众见面的，还有“聆听·百年回响”声音互动装置。声音互动装置精选了2首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现场观众在场内聆听熟悉旋律的同时，还可在场外装置内留下自己的所感所想和对党的诚挚祝福。场外除了装置的互动体验，上交还制作了精美的红色文创，让观众把演出的记忆带回更多的生活场景。
回归上海的“建党伟业”专题音乐会，也在6站红色巡演的基础上扩充曲目，4部委约作品分成四场，整合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一起演出。演出同时还将举办红色音乐展览，调动多维度的手段，释放观众更多的共情度和内生体验认识。4场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孙一凡、张橹、俞极、黄屹接力执棒乐队，邀请宋元明、王秀芬、陈剑波、袁晨野，艾力开木·艾尔肯、万捷旎、陆轶文等中国实力独唱音乐家、青年独奏家同台献演。以上海交响乐团的品牌影响力，让更多年轻人集结起来、登台亮相。“这轮我们的指挥全都是‘80后’‘90后’，乐队也以年轻乐手为主。我们特意组织这样的队伍，是因为艺术的代际传承非常重要。如果老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根本不听，不唱，也不了解，都去看动漫了，那就是艺术传播的失败。必须让后辈新生力量来做，自己演奏，自己感受，自己探索，自己表达，让年轻的观众听，那么他们对红色主题、对党史的认知和感受就会不一样了”。
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搞活宣传形式，上海交响乐团打造精品委约，为上海的红色文艺累积了新鲜血液。“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交响乐都在做主旋律创作。交响乐的艺术特性，让我们在红色主旋律的创作上，愿意以一种更开放、更宽泛的概念去理解它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当下的主旋律创作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创作者要打开思路，不要拘泥于形式，用更加现代、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去完成这种表达。对于院团来说，我们希望看到创作者的由衷创作，而我们要做的是让优秀的作品能留下来，打得响、传得开。”周平这样说道。
2016年建党95周年之际，上海启动了“五年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原创工程，努力以一批文艺精品力作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五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围绕党在上海诞生、从上海出发这一主题，充分挖掘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加大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力度，先后推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今年是“五年百部”文艺创作的收官之年，也是上海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小康重点主题创作成果的丰收年、检阅年。这些题材多样，视角多元的音乐舞蹈新创作品，见证了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不同年代的创作者以飽满的创作热情、丰沛的艺术语言，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他们一起汇聚在上海文艺的“红色的浪潮”中，讴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亿万人民书写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音乐与舞蹈方面，部分新作在紧锣密鼓的安排下，已完成试首演，并将继续打磨提高，以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以最成熟、最完美的姿态迎接党的生日。据悉，上海交响乐团将于“七一”期间举办“建党伟业”专题音乐会，推出由出生于不同年代的4位作曲家围绕同一主题创作的最新音乐作品—“50后”贾达群的乐队协奏组曲《逐浪心潮》、“60后”于阳的交响乐《中国颂》、“70后”郝维亚的交响诗《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80后”杨帆的交响诗《父辈》。4位作曲家以不同视角和笔法，将个人感悟融于时代大潮，将人文思考融于历史叙事，和而不同地传递了所有人可以感同身受的理想信念和家國情怀。
上海爱乐乐团则提前用三年多的时间委约7部新作，于今年集中推出“红色情怀”系列演出。其中，已经91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为建党百年献上了自己的最新创作。2020年，他被逆行出征、抗击疫情的广大医务人员感动，提笔创作了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今年春节，吕其明又创作了弦乐合奏《祭》，献给为民族解放捐躯的革命烈士们。而另一位“90后”、青年作曲家龚天鹏交出了自己的交响乐《百年颂》，在恢弘壮阔的音乐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开天辟地到盛世韶光，带领中华民族一路奋斗，谱写民族复兴史诗的伟大历程。此外，还有徐景新的声乐套曲《永恒的丰碑》、赵光的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石库门随想曲》、刘隽皓的交响曲《红色情怀》……不同年龄的作曲家们用自己真诚的音乐想象和富有个性的创作技法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向观众展示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原创芭蕾舞剧《宝塔山》是上海芭蕾舞团为庆祝建党百年推出的红色题材作品，已于5月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全球首演。该剧讲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自上海的进步青年梦安、欧洲归来的学子明华和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为信仰从四面八方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故事。延水河边，宝塔山下，中国青年抱着一颗颗滚烫执着的爱国之心，接受党的教育，把个体融入集体，把艺术融入土地，最终蜕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富有戏剧张力的肢体语汇，充满时代风格与现代概念的音乐旋律，以及以“历史素描”感为依托的舞台呈现，让这个发生在宝塔山的革命故事显得动人且迷人。信仰的力量也借由海派芭蕾的典雅与细腻，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坚定主旋律创作的新认识
什么是主旋律？回归词语的本义，“主旋律”这个词来源于音乐，代表着主要曲调，它是贯穿整部音乐作品的主要旋律部分，是整首音乐作品的核心。延伸到更广泛的文艺领域，主旋律作品，即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艺术作品。“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时代文艺的主旋律，必然是和一个时代的主题与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将主旋律作品与其他作品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将“主旋律”与“艺术品质”进行了对立。也是在这个思维的影响下，主旋律创作一度被认为是特定节点、定向生产的命题作文，因为“定向”“命题”所以艺术必然要向主题俯首。其实，这样的解释是对文艺创作的一种误读。思想上的主旋律与艺术上的秉持创作规律并不必然矛盾。主旋律作品如何在坚持艺术品质的前提下赢得观众认可和青睐，不仅应该是创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更是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强调“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他指出，文艺要出精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中国文艺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艺术家唱响主旋律的创作热情;文化自信的底气鼓起文艺的精神风帆，使得新时代的主旋律创作理念愈见成熟，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愈见丰富。
在红色音乐经典中，吕其明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饱含激情的音符，写下一首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名篇。4月29日，在上音歌剧院演出的“上海爱乐乐团红色经典交响音乐会”上，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的压轴演出，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执棒演绎吕其明的代表作《红旗颂》《铁道游击队》，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以及近年吕其明新创作的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和弦乐合奏《祭》，收获观众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在演出结束后的致辞中，91岁高龄的吕其明这样说道：“首先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向我们亲爱的党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热烈的祝贺！《白求恩在晋察冀》和《祭》分别是去年和今年创作改编完成的，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给予批评指教。”说到动情处，他激动地表示：“回想这70年，我只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践行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用音乐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鲐背之年的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为党、为人民写作，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与贡献！”
“为党、为人民写作”，便是贯穿吕其明人生和作品的“主旋律”，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他始终和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1956年，26岁的吕其明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创作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1965年2月，35岁的吕其明临危受命，短短一周就写出了《红旗颂》，深情描绘了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这部作品在第6届 “上海之春”开幕式首演，随即成为了每个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旋律之一。吕其明从未放弃对《红旗颂》更臻完美的追求，多次打磨修改后，在该作品首演54年后才最终定稿，并在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进行了首演。修改后的《红旗颂》在尾声配器中，加强了国歌旋律，让爱国主义的激情更显澎湃，征服了全场观众。在4月29日晚的音乐会上，现场观众感受到的正是他精心定稿的《红旗颂》。 即便已是91岁高龄，他依然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是吕老在新冠疫情期间受“白衣战士”坚守抗疫一线的激励所完成的。作品立意高远，主题明晰，既写了白求恩的心路历程，也用一定的篇幅表现了根据地军民与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关系;既表达了对白求恩的崇敬和缅怀，也讴歌了不顾生死捍卫人民生命安全的白衣战士。在音乐上，这部随想曲也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清晰的画面感、叙事性，同时流淌着真挚动人的情感，既有艺术高度，又雅俗共赏，充满了真诚与崇高的力量。
弦乐合奏《祭》酝酿于今年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我看到我们国家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非常欢欣鼓舞。可热闹的大年三十刚过，在大年初一时，我的心就冷静下来，并且感到一种悲悯。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有一个晚上，我一直激动到晚上十二点，通宵未眠，由此及彼，我想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烈士们，想写一部作品歌颂、缅怀革命先烈，庆祝胜利，于是有了《祭》，獻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吕其明说。
“吕老师的作品为什么总能打动人，旋律出来一下子直击人心？因为他真的是用心、用全部的情感投入创作，而不是仅仅依靠技法与技巧来完成作品。吕老91岁高龄，崇高的东西在心里没有磨灭，这就是作品的魂。”原前线歌舞团团长王勇这样评价。
历数吕其明70年来的作品，95%都是主旋律作品。对他来说，主旋律创作从不是一项任务或者应制作品，他也从不考虑报酬和名利，而是用倾注心血、用真情实感讴歌美好与崇高。他无私地让《红旗颂》成为“公共财产”，任何单位出演都不收费。90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祭》，都是因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初心的念念不忘：“1945年9月1日，在老乡的家里，在油灯的照耀下，我一个15岁的年轻共产党员向党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创作，这是我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我音乐人生的信念和追求。”而那些所从这个基点出发的澎湃情感，正是他的作品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秘诀所在。
吕其明说：“唯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音乐才感动人心;只有扎根土壤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红旗颂》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人喜欢，只因为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和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在乐曲中交汇和共鸣。”
继献礼十九大的《启航》、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潮》之后，《百年颂》是青年作曲家龚天鹏创作的第三部红色题材交响乐。在历经两年打磨、三度试演、数次修订之后，这部备受期待的交响曲在5月进行了首演。作品以激昂亢奋的气势和汹涌澎湃的情感，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功绩，表达了当代中国人民对党的信赖和拥护。
有了前面两部重大革命题材创作积累的经验，龚天鹏创作《百年颂》时更显状态。5月正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百年颂》采用了古典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以纯器乐的音响表达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引领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壮丽史诗。音乐以一段深情的“序”开篇，引出“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大乐章，极富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然后，各乐章相继表现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党的庄严诞生到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再从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飞跃。作曲家为这每一个阶段性的发展都设计了主题鲜明的音乐形象，并由同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四音动机贯穿全曲，以象征永不动摇的信仰与初心。在全曲极富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感情色彩的烘托下，作曲家本着“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理念，为听众提供震撼人心、鼓舞斗志的艺术享受，也进一步探索了将主旋律题材国际化的可能性。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表示，希望这部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能传递跨越时代的情感，引发当代人的共鸣”。
创作《启航》时，龚天鹏参观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嘉兴南湖、北京鲁迅故居等地，并一次次踏访上海一大会址，尽可能在历史的发生地捕捉历史的足迹。他查阅文献、请教历史学家、考据史实，最终从当代青年的视角叙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场景，用音乐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和最伟大的胸怀。这一次，为了《百年颂》的创作，他则更加深入系统地研习中共党史，在真实的历史回响中寻找那一缕心灵的共振，将百年峥嵘浓缩于激荡澎湃的音乐之中。经过多次创作与修改，最终确定了《百年颂》古典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以党的百年历程的时间线索依次第展开讲述。龚天鹏认为，与戏剧、舞蹈其他文艺作品相比，交响乐的优势在于，在讲述百年的主题上它能诗意地抽象与凝练，同时又具有形式上的宏大与思想上的深度，“因此我决定用《百年颂》这个题目，正面地去展示党的百年”。
在龚天鹏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近代中国史的缩影，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是“无缝衔接”的，讴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在讴歌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实践。“既然历史已经为中国人民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的我们，就应该保持一种高度信赖、坚决拥护的态度，去参与祖国的建设。”龚天鹏说。
对于主旋律创作，龚天鹏认为：“之前，很多人把命题创作和艺术追求对立起来，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每个时代的艺术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莫扎特、贝多芬、巴赫，他们的作品哪个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他们在创作的同时追求着艺术的极致，最终的作品便超越了时代局限性，打破了国界。我们对主旋律创作要有一个新的认识，跳出思维的束缚，达到艺术追求和爱国情怀有机结合。文艺工作者更应该向自己追问，为了这片深爱的土地，你要做什么，为后人留下什么，而不单单是要在某个节点完成某个任务。”
在海外留学时，龚天鹏最渴望的就是能以中国青年的视角、世界性的音乐语言，来呈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未来。毕业后他选择回到上海，站着自己的土地上写作。“作为一名上海培养的作曲家，我扎根在上海，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员，尽自己所能一步一步地创作属于这个时间、属于这座城市的作品，我责无旁贷。”他这样说道。而写出能够经久不衰、获得国内外乐团认可的时代主旋律，则是他的最终目标。“瓦格纳、贝多芬等伟大作曲家的许多经典杰作，早已跨域国别与历史，能激发全人类的共鸣，但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他们的交响乐又是带有各自民族的特征与表达，每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和热爱的土地。我渴望将中国厚重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和民族抱负，融入国际音乐语汇之中，用最直接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龚天鹏说。 寻找主旋律演绎的新形式
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树立了新的目标任务，新的阶段性特征也赋予了文艺创作新的时代使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如何用深刻的思想表达和动人的演绎抒写家国情怀、唱响主旋律？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上海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受到观众喜爱的主旋律作品，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沪剧《挑山女人》等作品，不仅得到了主流市场的认可和欢迎，又鲜明地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实现了主流市场和主流价值的融合，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主旋律也能出市场爆款。
在这些“好看”和“好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当下创作者理念的转变。他们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正在不断进步，对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孤立地定制”，而是主动探索，用艺术的方式将主旋律与多元化的追求和谐统一起来，从而打破了观众对主旋律题材的抗拒与偏见，甚至为之津津乐道、趋之若鹜。在文艺多样化的格局之下，用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寻找文艺中的表达，才能让主旋律找到艺术突破的可能、赢得观众青睐的可能。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芭蕾舞团用原创芭蕾舞剧《宝塔山》做出了自己的寻找。《宝塔山》聚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讲述他们的所思所想，刻画他们的进步成长，带领观众重温那段峥嵘岁月，用芭蕾独有的艺术形式回应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让红色基因由一代代青年传承弘扬，让信仰的力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光芒。
《宝塔山》的最主要特征是将鲜明的理念与形式对比置于同一语境中，探索通过对比所营造的艺术感染力，使主题在多样变化的形式中得到表现。
百年党史，百年辉煌，延安精神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石库门里诞生，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探索，辗转大半个中国，长征到陕北落脚，在延安窑洞里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如今，这段历史化为芭蕾舞演员足尖的优雅与坚定，化为宝塔山下秧歌的烂漫与果敢，化为革命青年吹响的号角与洒落的鲜血，将观众带回那段浪漫激情的峥嵘岁月。
《宝塔山》向观众具象地展示了来自上海的进步青年梦安、欧洲归来的学子明华和千千万万爱国青年在来到延安后，足尖的芭蕾化为热火朝天劳作的“开荒舞”，军民鱼水情深的“纺织舞”，以及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群舞。该剧的编导刘立功说：“我在创排时弱化了《宝塔山》的叙事性，希望能用芭蕾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具有象征性、代表性的舞段去讲述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用真情实感去追述百年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
在舞台设计上，为突出《宝塔山》的年代感及地域特色，创作团队以延安最具代表性的美术形象古元版画为灵感，结合芭蕾的艺术审美，在保留古元版画基本元素的同时进行了简约化和现代化的处理。全剧共设计制作223套服装，这些服装在色彩上采用了具有一定灰度的莫兰迪色，富有现代美感。男女主角明华和梦安的穿着从序幕中时髦的呢马甲、西装西裤和真丝喷绘连衣裙到之后的军装、绑腿军裤和白衬衫、蓝色过膝裙，无不体现着他们在延安的人生转变。在音乐上，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以此融合了民族音乐、音乐剧、圆舞曲、爵士等多种音乐风格，并选用了经典歌曲《南泥湾》和民歌的旋律，创作出富有画面感和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无论是意象上的“上海”与“延安”、故事上的“文艺青年”与“革命战士”，还是表现形式上的“海派芭蕾”与“陕北秧歌”，这些强烈的对比都勾起了观者无限遐想，富有探索性的实践也拓宽了海派芭蕾与主旋律表达的疆域。“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文艺的圣地，用海派芭蕾讲述延安故事，用文艺致敬延安精神，意义非凡”。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表示，“我们对革命前辈满怀敬意，也希望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我想通过上海芭蕾舞团艺术家们的演绎，舞剧中文艺青年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浪漫的革命情怀和扎根人民、艰苦奋斗的时代热情，一定能引起广大当代青年的共鸣。”而融入了民族舞、秧歌舞、现代舞等元素的《宝塔山》，也展现了海派芭蕾的兼容并蓄。用辛丽丽的话来说：“这部作品要用芭蕾这一舶来品的语汇与中国民间舞蹈结合，创造新的语汇，讲好中国故事。”
探索主旋律的新机制
主旋律作品形态的提质增效，离不开良性的创新机制的激励。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的出现，不应该仅是一个成功的个案，更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生产的导向，引导更多佳作的诞生，让主旋律作品由一味追求“节点”和“产品”转向对“质量”和“品牌”的投入。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说：“我非常欣慰地看到，现在很多作曲家都回归到主旋律的创作当中。交响乐团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而艺术大国的建设也必须要有自己的作品。作为国家乐团，要有责任、有使命、有担当、有前瞻性地不遗余力地做这些事。”
作为中国历史最为悠久及最有影响力的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曾首演过多部红色经典作品。冼星海的《神圣之战》、王云阶的《抗日战争》、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丁善德的《新中国》《长征交响曲》、吕其明的《红旗颂》等多部被记入中国音乐史的作品均由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奏响。
在建黨百年之际，上海交响乐团延续了红色作品演绎的传统，同时尝试了突破传统单一委约方式，同时委约了4位不同代际的作曲家，呈现不同代际的音乐家对建党百年中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的思考。虽然是“命题作文”，但上海交响乐团对于这次委约并没有进行过多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定，而是给予了作曲家充足的空间，让他们能个性化地展现对信仰和理想的理解和诠释。
于是，观众可以看到，“50后”贾达群以毛泽东诗句“心潮逐浪高”（选自《菩萨蛮·黄鹤楼》）为标题写就了乐队协奏组曲《逐浪心潮》，用一种厚重来承载建党百年的文化和精神内核。“60后”于阳的交响乐《中国颂》以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格，融合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印象主义的色彩性和现代主义波澜壮阔的交响音乐语汇，展示中国当代音乐的一种新风尚。“70后”郝维亚成长于一个热爱诗歌的年代。在他看来，文学中那些难以延展的氛围和情感，可以在音符里得到充分释放。在《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中，大型管弦乐队与女高音的对话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砥砺前行。“80后”杨帆的交响诗《父辈》脱胎于热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音乐，浓缩了他对上海的情怀，也融入了他的音乐语汇和创作技法，以此来表现他对父辈、前辈们的崇敬。 作为作曲家来说，委约作品“同台竞技”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对此，于阳说：“一个作曲家的一生都难得遇到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我们把自己的个性、人生、感悟都融入到了作品之中。值得高兴到是，面对同样的主题，我们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认为，当下的主题创作遇到的突出问题是“时间短、任务紧”，为了更快更高效地完成任务，院团长首先会考虑最具影响力、最容易出成绩的合适人选，作品品质则是第二位的考虑。“就像是开盲盒，开出来后才知道里面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弊端就很明显。“第一，大量委约创作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年轻艺术家的机会便大大减少。有好作品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演出，心血只能放在抽屉里。与此同时，没有演出机会的作品也说服不了别人。而接受委约的大家，也很难保证每一部作品都能全情投入。第二，现在的委约作品大多比较‘窄’，各地都有主题任务，每家都要演独家，分散到每个作品的演出面就窄。时间段也很窄，作品完成后，演一两遍就结束了，后面来了新任务，原先的作品就不会再花力气去推广，对于那些优秀的委约作品来说，这种昙花一现是非常可惜的”。
在多年的经验积累和对国内外优秀创作机制的参考借鉴后，周平设想了比较理想的创作机制，“第一，有一个基本的‘蓄水池’，先从中筛选出有潜力的作品，即便这些作品是以简易方式呈现的，我们要有发现优秀作品的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打磨，精准投入。如此这般，成熟的作曲家和有才能的年轻都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机会。第二，好作品就要常演，哪怕不是今年的主题。如果每年有更多人、甚至更多不同的团队一起呈现优秀的委约作品，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丰富感知和回馈，对作品进行进一步修改，进一步推出，或者有多方资金的共同支撑，这些作品必然会产生更好的传播效果”。
基于委约创作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一次，上海交响乐团打破常规，在建党百年的主题委约上探索交响乐创作和演出的新机制。首先，以群体性委约的方式，让不同作曲家的差异化表达，共同汇聚到同一主题之下，丰富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意涵。“我们感到，当下文化娱乐的方式丰富多样，新时期创作的红色主题作品要想获得以前那样的欢迎，难度很高。通过群体性委约的方式，我们希望把作品的格局和规模扩大。我们在选择作曲家时，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南方和北方都要有不同年龄的代表人物出现，不能只选择上海的作曲家。这次我们合作的4位作曲家，都是有自己成熟风格的艺术家，作品辨识度很高，当他们一同呈现时，主题也有了比单一委约更丰富的内容表达。”周平如是说。
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燕迪认为，上海交响乐团这种创新的委约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行业标杆。“音乐是非常抽象的，很难有具体的叙事或细节的描画，作曲家如何对这厚重、复杂的百年有一个总体性的感悟，是很大的挑战”。在他看来，4位作曲家都做出了积极深刻的回应，“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采用什么音乐语言非常重要，四位作曲家的技法和呈现都不一样，但都达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除了创新的委约方式，上海交响乐团还以“多团共演+多地巡演”拓展原创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半径。去年12月，上交将各地专家请进音乐厅，在现场聆听主创阐述和片段视听后进行研讨。根据专家的反馈意见，作曲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打磨。然后，这几部作品又由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联合在北上广三地新年音乐会上试演片段。4月15日起，上交开启“庆祝建党百年红色巡演”，历经北京、杭州、赣州、长沙、武汉、延安六城演出，巡演曲目既有经典演绎，也有新时代的创作，表达的是同一时空的内容，但又通过不同作品中不同音乐语汇的变化让听众感受到时代的前进。委约作品得到了多次展示，让作曲家能直观感受作品在音乐厅里的演出效果及观众反馈。周平说：“演出实践对作曲家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让他们有修改提高的空间，使得作品呈现更完善。比如杨帆在巡演每一站都在调整，不断修改。指挥俞峰的处理也是每场有调整，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先做巡演，给二度演绎创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优势。”
多维度的手段和方式也扩大了作品的传播和影响力。在周平看来，《红旗颂》能达到今天的国民度，不仅只是因为作品好，也是“一遍一遍演出来的”，这才使艺术品质和传播力度最终集结成了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上海交响乐团根据近年来在演出推广、办节办展上累积的丰富经验，在进行庆祝建党百年的演出时，联结更多传播外延，增强传播力度和广度。比如，随红色巡演一同出行与各地观众见面的，还有“聆听·百年回响”声音互动装置。声音互动装置精选了2首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和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现场观众在场内聆听熟悉旋律的同时，还可在场外装置内留下自己的所感所想和对党的诚挚祝福。场外除了装置的互动体验，上交还制作了精美的红色文创，让观众把演出的记忆带回更多的生活场景。
回归上海的“建党伟业”专题音乐会，也在6站红色巡演的基础上扩充曲目，4部委约作品分成四场，整合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一起演出。演出同时还将举办红色音乐展览，调动多维度的手段，释放观众更多的共情度和内生体验认识。4场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孙一凡、张橹、俞极、黄屹接力执棒乐队，邀请宋元明、王秀芬、陈剑波、袁晨野，艾力开木·艾尔肯、万捷旎、陆轶文等中国实力独唱音乐家、青年独奏家同台献演。以上海交响乐团的品牌影响力，让更多年轻人集结起来、登台亮相。“这轮我们的指挥全都是‘80后’‘90后’，乐队也以年轻乐手为主。我们特意组织这样的队伍，是因为艺术的代际传承非常重要。如果老人喜欢的作品，年轻人根本不听，不唱，也不了解，都去看动漫了，那就是艺术传播的失败。必须让后辈新生力量来做，自己演奏，自己感受，自己探索，自己表达，让年轻的观众听，那么他们对红色主题、对党史的认知和感受就会不一样了”。
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搞活宣传形式，上海交响乐团打造精品委约，为上海的红色文艺累积了新鲜血液。“各个国家、各个时代，交响乐都在做主旋律创作。交响乐的艺术特性，让我们在红色主旋律的创作上，愿意以一种更开放、更宽泛的概念去理解它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当下的主旋律创作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创作者要打开思路，不要拘泥于形式，用更加现代、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去完成这种表达。对于院团来说，我们希望看到创作者的由衷创作，而我们要做的是让优秀的作品能留下来，打得响、传得开。”周平这样说道。
2016年建党95周年之际，上海启动了“五年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原创工程，努力以一批文艺精品力作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五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围绕党在上海诞生、从上海出发这一主题，充分挖掘上海红色文化资源，加大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力度，先后推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今年是“五年百部”文艺创作的收官之年，也是上海庆祝建党百年、全面小康重点主题创作成果的丰收年、检阅年。这些题材多样，视角多元的音乐舞蹈新创作品，见证了上海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不同年代的创作者以飽满的创作热情、丰沛的艺术语言，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他们一起汇聚在上海文艺的“红色的浪潮”中，讴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亿万人民书写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