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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年前的春天，公维山出殡。那天上午，杨士奇去赶了一次集。
第二天，云蒙湖边的山岗上，面对连绵的群山和湖水，杨士奇和我并排而坐，谈起那个缠绕他一生的人——公维山85岁去世，去世前两年患上老年痴呆，亲属皆不认，只记得杨士奇，一见他，便一脸惊恐，像犯错误的小儿般躲避到秫秸垛的另一边，呆立不动。
桃花正艳，送葬的人群穿过赏花的游客，给春光一道人文的风景。邻村的大集上，杨士奇刚卖了三斤苹果，四斤胡萝卜，收入二十二块六毛钱。
此时，作为记者和采访对象，我们之间公事公办的对话已结束——这年春天，本省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大旱，我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山区，找到六十多岁的村支书杨士奇。他带我从山上到湖边走了一遭，湖水瘦成了一条细流，几十年前的电灌站早已废弃，漫山的桃树望着近在咫尺的湖水，开出稀稀拉拉瘦弱的花朵。
职业惯性促使我屏息凝听。他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才是采访的开始。
2
“你看到眼前的湖水了吗？虽然现在看着不起眼，你以前来过？那我就不用形容了，平时它的水量是现在的一百倍。往东能看到边，东西不宽，但你要是站在南边北望，看不到头。那年冬天，湖还没有，我们的村庄也不在山上。”杨士奇伸手指向湖心，“我的家在那里。”
1959年冬天，汶河边的平原。杨士奇15岁。饥饿把他框死在门框上，若用去一丁点儿力气，体内仅存的精气就飘散掉了。第一场雪还没下，村庄周围涌来了大批外地人，他们扛着锨，喊着口号，在汶河边铲土。人越聚越多，后来村里人也被动员了起来，喊声传进杨士奇的耳朵里，一个大湖即将诞生。
腊月，杨士奇被赶到工地上。民兵连长扔给他一只铁锨，说：“便宜你个小地主，到这里干活不至于饿死。”混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少年杨士奇开始拼命干活，换取一天三个高粱窝头。
几个月时间，汶河消失了，一个个巨大的天坑出现在原来的河滩上。抽水机日夜不息，把坑底的水抽出来。后来杨士奇被分配去往外运土，一个成年人在后面推车，他在前面拉。推车人名叫公维山，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以前听说过，公维山曾是这一带著名的土匪，解放前强奸过三个小媳妇，绑过票，活活饿死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他的成分偏偏又是地主，1948年土改，地被分掉了，媳妇也被分给了邻村的佃农，只剩下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没断奶。解放后，别的土匪该枪毙的枪毙，该乱棍打死的打死，他却侥幸逃脱，拖着一条残腿，每天拎着没断奶的孩子到村里讨奶喝。
杨士奇拉着车子拼命往坡上爬，公维山一瘸一拐铆足了劲，脸上茂密的胡须狰狞着四散。别人的车子呼呼往上窜，他们在泥泞中艰难挪行。走到一半，拉车的缰绳崩断，小车瞬间倒扣过去，把公维山埋了个严实，剩了半口气。
杨士奇始终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小地主和大地主，”干活的人累了就过来踹他们，晚上开批斗会，让地主学狗叫。杨士奇不学，站在一边发呆，民兵连长窜过来甩他一个嘴巴子。公维山学得惟妙惟肖，引得附近的狗也狂吠起来。
月挂中天，别人钻进窝棚睡了，这二人还得推十个来回。一个来回半小时，推完了土，睡上不到三个小时又被人踹醒，接着推土。杨士奇的娘来给他送棉衣，看到他被冻得发紫的手和脚，蹲在地上哭了两个小时。公维山第一次说话，他给杨士奇披上棉衣，说：“死不了就是万幸。”
杨士奇的气力被耗光了，拉车就不是拉车，而是公维山在后面顶着他往前挪动。速度越来越慢，别人推两车他们才推一车。后来，他们干脆被扔到坑底的泥水里挖土。寒冬腊月，水只要静止一分钟就漂起冰碴。全世界的地主右派反革命都被扔到了泥水里，他们的腿早就失去了知觉。别人跳到岸上围着火取暖，他们只能站在水里想象火的样子。
杨士奇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
腊月二十三，夜里，没有月亮。挖完了最后一锨土，老少二人几乎爬着朝睡觉的窝棚进发。猛然间，公维山站起身，拖起杨士奇往村庄西边的山上跑。杨士奇惊奇地发现，残了一条腿的公维山，在冰水里浸泡了半个月，竟然还能健步如飞，把黑夜呼啦啦甩到身后。
3
“当时，我们就坐在现在坐的位置，”老年杨士奇拍拍屁股底下。
公维山问眼前的少年：“你是不是怕我？”
杨士奇木木地发呆，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现在最想做的，是把双腿锯掉。“反正明天就要死了，饿死、冻死、累死，或者我们跳崖自杀。”“哑巴”公维山的嘴成了快板，“死之前我要告诉你，我是当过土匪，但没害过人，过去讲劫富济贫，我虽没济贫，但也没害过老百姓。”
多年后杨士奇琢磨出来，这个寒风怒吼的夜晚，公维山在向他吐露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秘密。
“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土匪吗？你当然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公维山干笑两声，“其实最早，我参加的是国军。”
杨士奇瞪大了眼睛，国民党反动派，那是一群青面獠牙的怪物。他想起早年被乱棍打死的爷爷，1948年还乡团回来的前一天夜里，爷爷就被装进麻袋，扔到汶河滩上乱棍打死了——方圆几十里最大的老地主，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的几百块大洋被哄抢殆尽。
公维山接着回忆：“1938年，我18岁，省主席沈鸿烈打游击到了沂水。那时我在私塾里混了几年，觉得读书没意思，跟着我爹做买卖，到沂水去贩山货。也赶巧了，鬼子刚打进来。走到一个山沟，响起了枪声，一群队伍在前面几百米打枪，不一会队伍多了，一颗流弹打穿了我爹的天灵盖。
“我顾不得我爹，跑到一个山洞里躲了起来。天黑出来，刚走到我爹的尸体前，就被一伙队伍围住了。为首的排长指着我爹的尸体说这是被鬼子打死的，你要不要报仇？我一边哭着一边点头。排长扔给我一身军装，几个士兵帮着葬了我爹，我就参加了队伍。
“我们天天钻山沟，寻找鬼子。找到了，不管他们人多人少，冲上去就是一顿乱打。我见过两次沈主席，瘦高个，还跟我握过手。你问哪个沈主席？那时只有一个省主席，从青岛那边过来的，后来干不下去跑到了重庆。 “我们当然也是游击队，还有哪个游击队？不是一回事。我亲手杀死过两个鬼子，你不信？鬼子太少，好几个月找不到一个，他们枪也好，一个能打我们十个。二鬼子多，懒得杀，杀了也没用，杀他们还不如杀一条狗。你问我的腿是怎么瘸的，那是最后一次，1942年吧，我们一个连被包围在崮顶，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连长带头往山下跳，我还没跳，就被打穿了膝盖。爬到悬崖边，滚下去。大命不死。其他人都死了。
“战斗结束，土匪刘胡子跑来打扫战场，把我给救了。从此，我就参加了土匪。又过了几年，刘胡子被八路军剿了。我跑回村里，夺回被佃户私吞的田地，到沂水迁回父亲的坟，娶了媳妇。后来土改，有人认出我当过土匪，是刘胡子的二当家。地又没了，媳妇也没了，还留下两个拖油瓶。幸好，他们只知道我是土匪，却不知道我是蒋匪。知道我是蒋匪的人都死了，沈主席估计知道，不过他早跑台湾去了。”
4
“那晚，我们找了一个背风的山崖，公维山说：‘爬上去，然后跳下来，一了百了。’我们爬到一半，崖下传来脚步声，望下去，是一群举着火把的民兵，枪口往崖上举。然后，我们被押回工地干活，直到水库蓄水。”杨士奇说。
公维山又恢复了沉默，连续几个月一句话也不说，坐实了“哑巴”的外号。
蓄水了，家园毁了，村庄大批搬迁，三个村合并成了一个村。杨士奇跟着母亲把家当搬到山坡上，建起一座简陋的团瓢。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看到了已是同村人的公维山——第一次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的表情。
“文革”开始那一年，地主和地主崽子们被关到大队院的牛棚里，一个一个轮流批斗。先是公维山，土匪、地主两项罪名让他挨了几十个巴掌，头发被薅掉一半。最后是杨士奇，他走出牛棚的刹那，回头扫视室内刚接受教育的十几个老少地主、右派，别人都耷拉着脑袋，唯有公维山睁着一对血红的大眼，死死盯着他。
此时的杨士奇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面对贫下中农一浪高过一浪让他交代问题的呼喊，他忍不住回忆起七年前那个寒风怒吼的夜晚，刚要张开嘴，眼前又是公维山血红的大眼。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说。
睡到半夜，牛棚里响起颤抖的鼾声，杨士奇睡不着，那双眼睛老是在他眼前晃动，由虚变实。果然，他看到公维山蹲在他面前，一根削得尖尖的竹棍抵住他的喉咙。他下意识喊了一声“公叔——”竹棍停住。他颤道：“我有一儿一女要拉扯。”四只眼睛搅在一起。十分钟后，公维山退到牛棚的角落里，裹紧衣服睡死过去。
从此，走在路上，睡在床上，杨士奇都生怕有人破门而入，拉他去批斗倒不怕，他怕的是一根尖尖的竹棍。又过了十年，他破天荒成了村支书，带人去各家各户收提留款、各种乌七八糟的集资，公维山的两个儿子死也不交，年近七十的公维山拿着刀逼儿子们交钱。从此，只要是村里的事，公维山要钱出钱要力出力。
每年大年三十夜里，杨士奇家门口都会被人放上一箱蒙山大曲酒、一条泰山烟，还有一根尖尖的竹棍。他照单全收。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被封死在云蒙湖边的芦苇荡里。
5
“这几年人们都去打工了，村里就剩了我们几个老人，和娘们孩子凑热闹。本来我早不当支书了，年轻人不愿意当，去年我又接过了担子。”杨士奇说，“天旱也没人管。苹果桃子卖不了几个钱，邻村逢集，我就去凑凑热闹。云蒙湖的水就在眼前，却一滴也抽不上来。”
他接着又转回话题：“40多年了，你是第三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问他为什么偏偏告诉我。他说：“憋在心里不痛快，反正你是外人，不在我们村。”
我说：“我可能会写出来，这样就有更多人知道了。”
杨士奇用手挠挠满头的白发，望向二里地外飘扬着纸花的一座新坟，继而用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我。
一分钟。血红散开。他笑了：
“那件事，现在看，算个鸡巴毛事？”
（老四，本名吴永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
五年前的春天，公维山出殡。那天上午，杨士奇去赶了一次集。
第二天，云蒙湖边的山岗上，面对连绵的群山和湖水，杨士奇和我并排而坐，谈起那个缠绕他一生的人——公维山85岁去世，去世前两年患上老年痴呆，亲属皆不认，只记得杨士奇，一见他，便一脸惊恐，像犯错误的小儿般躲避到秫秸垛的另一边，呆立不动。
桃花正艳，送葬的人群穿过赏花的游客，给春光一道人文的风景。邻村的大集上，杨士奇刚卖了三斤苹果，四斤胡萝卜，收入二十二块六毛钱。
此时，作为记者和采访对象，我们之间公事公办的对话已结束——这年春天，本省遭遇五十年不遇的大旱，我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山区，找到六十多岁的村支书杨士奇。他带我从山上到湖边走了一遭，湖水瘦成了一条细流，几十年前的电灌站早已废弃，漫山的桃树望着近在咫尺的湖水，开出稀稀拉拉瘦弱的花朵。
职业惯性促使我屏息凝听。他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才是采访的开始。
2
“你看到眼前的湖水了吗？虽然现在看着不起眼，你以前来过？那我就不用形容了，平时它的水量是现在的一百倍。往东能看到边，东西不宽，但你要是站在南边北望，看不到头。那年冬天，湖还没有，我们的村庄也不在山上。”杨士奇伸手指向湖心，“我的家在那里。”
1959年冬天，汶河边的平原。杨士奇15岁。饥饿把他框死在门框上，若用去一丁点儿力气，体内仅存的精气就飘散掉了。第一场雪还没下，村庄周围涌来了大批外地人，他们扛着锨，喊着口号，在汶河边铲土。人越聚越多，后来村里人也被动员了起来，喊声传进杨士奇的耳朵里，一个大湖即将诞生。
腊月，杨士奇被赶到工地上。民兵连长扔给他一只铁锨，说：“便宜你个小地主，到这里干活不至于饿死。”混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少年杨士奇开始拼命干活，换取一天三个高粱窝头。
几个月时间，汶河消失了，一个个巨大的天坑出现在原来的河滩上。抽水机日夜不息，把坑底的水抽出来。后来杨士奇被分配去往外运土，一个成年人在后面推车，他在前面拉。推车人名叫公维山，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以前听说过，公维山曾是这一带著名的土匪，解放前强奸过三个小媳妇，绑过票，活活饿死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他的成分偏偏又是地主，1948年土改，地被分掉了，媳妇也被分给了邻村的佃农，只剩下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没断奶。解放后，别的土匪该枪毙的枪毙，该乱棍打死的打死，他却侥幸逃脱，拖着一条残腿，每天拎着没断奶的孩子到村里讨奶喝。
杨士奇拉着车子拼命往坡上爬，公维山一瘸一拐铆足了劲，脸上茂密的胡须狰狞着四散。别人的车子呼呼往上窜，他们在泥泞中艰难挪行。走到一半，拉车的缰绳崩断，小车瞬间倒扣过去，把公维山埋了个严实，剩了半口气。
杨士奇始终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小地主和大地主，”干活的人累了就过来踹他们，晚上开批斗会，让地主学狗叫。杨士奇不学，站在一边发呆，民兵连长窜过来甩他一个嘴巴子。公维山学得惟妙惟肖，引得附近的狗也狂吠起来。
月挂中天，别人钻进窝棚睡了，这二人还得推十个来回。一个来回半小时，推完了土，睡上不到三个小时又被人踹醒，接着推土。杨士奇的娘来给他送棉衣，看到他被冻得发紫的手和脚，蹲在地上哭了两个小时。公维山第一次说话，他给杨士奇披上棉衣，说：“死不了就是万幸。”
杨士奇的气力被耗光了，拉车就不是拉车，而是公维山在后面顶着他往前挪动。速度越来越慢，别人推两车他们才推一车。后来，他们干脆被扔到坑底的泥水里挖土。寒冬腊月，水只要静止一分钟就漂起冰碴。全世界的地主右派反革命都被扔到了泥水里，他们的腿早就失去了知觉。别人跳到岸上围着火取暖，他们只能站在水里想象火的样子。
杨士奇觉得自己离死不远了。
腊月二十三，夜里，没有月亮。挖完了最后一锨土，老少二人几乎爬着朝睡觉的窝棚进发。猛然间，公维山站起身，拖起杨士奇往村庄西边的山上跑。杨士奇惊奇地发现，残了一条腿的公维山，在冰水里浸泡了半个月，竟然还能健步如飞，把黑夜呼啦啦甩到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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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就坐在现在坐的位置，”老年杨士奇拍拍屁股底下。
公维山问眼前的少年：“你是不是怕我？”
杨士奇木木地发呆，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现在最想做的，是把双腿锯掉。“反正明天就要死了，饿死、冻死、累死，或者我们跳崖自杀。”“哑巴”公维山的嘴成了快板，“死之前我要告诉你，我是当过土匪，但没害过人，过去讲劫富济贫，我虽没济贫，但也没害过老百姓。”
多年后杨士奇琢磨出来，这个寒风怒吼的夜晚，公维山在向他吐露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秘密。
“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土匪吗？你当然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公维山干笑两声，“其实最早，我参加的是国军。”
杨士奇瞪大了眼睛，国民党反动派，那是一群青面獠牙的怪物。他想起早年被乱棍打死的爷爷，1948年还乡团回来的前一天夜里，爷爷就被装进麻袋，扔到汶河滩上乱棍打死了——方圆几十里最大的老地主，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的几百块大洋被哄抢殆尽。
公维山接着回忆：“1938年，我18岁，省主席沈鸿烈打游击到了沂水。那时我在私塾里混了几年，觉得读书没意思，跟着我爹做买卖，到沂水去贩山货。也赶巧了，鬼子刚打进来。走到一个山沟，响起了枪声，一群队伍在前面几百米打枪，不一会队伍多了，一颗流弹打穿了我爹的天灵盖。
“我顾不得我爹，跑到一个山洞里躲了起来。天黑出来，刚走到我爹的尸体前，就被一伙队伍围住了。为首的排长指着我爹的尸体说这是被鬼子打死的，你要不要报仇？我一边哭着一边点头。排长扔给我一身军装，几个士兵帮着葬了我爹，我就参加了队伍。
“我们天天钻山沟，寻找鬼子。找到了，不管他们人多人少，冲上去就是一顿乱打。我见过两次沈主席，瘦高个，还跟我握过手。你问哪个沈主席？那时只有一个省主席，从青岛那边过来的，后来干不下去跑到了重庆。 “我们当然也是游击队，还有哪个游击队？不是一回事。我亲手杀死过两个鬼子，你不信？鬼子太少，好几个月找不到一个，他们枪也好，一个能打我们十个。二鬼子多，懒得杀，杀了也没用，杀他们还不如杀一条狗。你问我的腿是怎么瘸的，那是最后一次，1942年吧，我们一个连被包围在崮顶，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连长带头往山下跳，我还没跳，就被打穿了膝盖。爬到悬崖边，滚下去。大命不死。其他人都死了。
“战斗结束，土匪刘胡子跑来打扫战场，把我给救了。从此，我就参加了土匪。又过了几年，刘胡子被八路军剿了。我跑回村里，夺回被佃户私吞的田地，到沂水迁回父亲的坟，娶了媳妇。后来土改，有人认出我当过土匪，是刘胡子的二当家。地又没了，媳妇也没了，还留下两个拖油瓶。幸好，他们只知道我是土匪，却不知道我是蒋匪。知道我是蒋匪的人都死了，沈主席估计知道，不过他早跑台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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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们找了一个背风的山崖，公维山说：‘爬上去，然后跳下来，一了百了。’我们爬到一半，崖下传来脚步声，望下去，是一群举着火把的民兵，枪口往崖上举。然后，我们被押回工地干活，直到水库蓄水。”杨士奇说。
公维山又恢复了沉默，连续几个月一句话也不说，坐实了“哑巴”的外号。
蓄水了，家园毁了，村庄大批搬迁，三个村合并成了一个村。杨士奇跟着母亲把家当搬到山坡上，建起一座简陋的团瓢。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看到了已是同村人的公维山——第一次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的表情。
“文革”开始那一年，地主和地主崽子们被关到大队院的牛棚里，一个一个轮流批斗。先是公维山，土匪、地主两项罪名让他挨了几十个巴掌，头发被薅掉一半。最后是杨士奇，他走出牛棚的刹那，回头扫视室内刚接受教育的十几个老少地主、右派，别人都耷拉着脑袋，唯有公维山睁着一对血红的大眼，死死盯着他。
此时的杨士奇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面对贫下中农一浪高过一浪让他交代问题的呼喊，他忍不住回忆起七年前那个寒风怒吼的夜晚，刚要张开嘴，眼前又是公维山血红的大眼。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说。
睡到半夜，牛棚里响起颤抖的鼾声，杨士奇睡不着，那双眼睛老是在他眼前晃动，由虚变实。果然，他看到公维山蹲在他面前，一根削得尖尖的竹棍抵住他的喉咙。他下意识喊了一声“公叔——”竹棍停住。他颤道：“我有一儿一女要拉扯。”四只眼睛搅在一起。十分钟后，公维山退到牛棚的角落里，裹紧衣服睡死过去。
从此，走在路上，睡在床上，杨士奇都生怕有人破门而入，拉他去批斗倒不怕，他怕的是一根尖尖的竹棍。又过了十年，他破天荒成了村支书，带人去各家各户收提留款、各种乌七八糟的集资，公维山的两个儿子死也不交，年近七十的公维山拿着刀逼儿子们交钱。从此，只要是村里的事，公维山要钱出钱要力出力。
每年大年三十夜里，杨士奇家门口都会被人放上一箱蒙山大曲酒、一条泰山烟，还有一根尖尖的竹棍。他照单全收。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被封死在云蒙湖边的芦苇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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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人们都去打工了，村里就剩了我们几个老人，和娘们孩子凑热闹。本来我早不当支书了，年轻人不愿意当，去年我又接过了担子。”杨士奇说，“天旱也没人管。苹果桃子卖不了几个钱，邻村逢集，我就去凑凑热闹。云蒙湖的水就在眼前，却一滴也抽不上来。”
他接着又转回话题：“40多年了，你是第三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问他为什么偏偏告诉我。他说：“憋在心里不痛快，反正你是外人，不在我们村。”
我说：“我可能会写出来，这样就有更多人知道了。”
杨士奇用手挠挠满头的白发，望向二里地外飘扬着纸花的一座新坟，继而用一双血红的眼睛瞪着我。
一分钟。血红散开。他笑了：
“那件事，现在看，算个鸡巴毛事？”
（老四，本名吴永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