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为大气恢宏的中央美术学院。当时，少数人受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认为中国画是落后的画种，不能直接为政治服务。于是，中央美院竟然取消了国画系，代之以彩墨系。李苦禅擅长写意花鸟，被当时美院的实权派说成是“吃饱了饭帮助消化的”，有了这样的话，李苦禅的境遇自然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他所讲授的国画课，先是被冷落，每星期只安排讲两小时的课，按课时付工资，其余时间则被指派到陶瓷系在茶壶、茶碗上画画。再后来干脆剥夺了他的教授资格，调离教师队伍，分配到工会干起了看大门、为教职工买戏票等与绘画无关的工作。每月只发12元生活费，寒暑假还分文没有。全家人的生活仅靠他一个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不得已，李苦禅便经常变卖一些东西聊以度日，这是李苦禅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苦闷万分，有时与摆地摊、耍大刀的艺人为伍，有时醉倒在街上被人们视为“疯子”。当时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是李苦禅的恩师，对他的境况十分了解，李苦禅也经常到老师家诉说自己的遭遇。但是徐悲鸿也是书生气太重，斗不过那些实权派，费了很大心力，才将李苦禅夫人李惠文安排在学校医务室做点事，可以领一份薪水贴补家用，对李苦禅的教学问题却无能为力。
　　有人知道李苦禅和毛泽东曾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缘，劝他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原来，1919年李苦禅考上了北大附设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半天学习法语和绘画，半天从事机械加工之类的实习。那时毛泽东也在其中，当时大家都喊他毛润之，毛泽东与李苦禅分在同一个车间。那时毛泽东已投身革命事业，经常来去匆匆，李苦禅虽然与毛泽东在一个班里，彼此接触并不多。但是，两个人都来自农家，偶尔谈起农民的疾苦，常常所见略同。解放后，李苦禅才从别人口中得知，今天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就是他当年的同窗毛润之。
　　李苦禅怦然心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能记得我这个老同学吗？再说，给毛泽东写信，无论成与不成，都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家人也劝他说：“穷日子就穷过吧，弄不好连买戏票的差使也会丢了。”可老是这样忍下去，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一天，李苦禅一个人在家喝闷酒，几口就喝下了大半瓶白酒，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郁闷，操起笔在纸上大笔一挥写起了他的怀素狂草，积压在心头的不平和愤懑如大河奔流一般一泻千里。很快，一封用五张纸连成的长信写好了。李苦禅用牛皮纸糊了一只信封装进去，写上“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先生收”，贴上几枚邮票，便将信投进了邮筒。彻底醒酒之后，李苦禅又有些后悔了，信虽是酒后所书，内容他还依稀记得：什么“如今我的事蒋介石不管，只好找你……”“余乃堂堂教授却被剥夺讲课之权利”，等等，什么“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凡此种种，言辞激烈。再想一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为了个人的事情去麻烦他实在不该。但他又自我安慰，领袖和人民心心相通，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必也不会太责怪我，何必自寻烦恼呢？想到这些，心里反倒坦然了。毛泽东收到李苦禅的来信后，马上引起了他的重视，立即着手处理。虽然他对三十多年前的这位老同学印象已经不太清晰，但对李苦禅那汪洋恣肆、气势磅礴的草书却十分欣赏，认为此人绝非等闲之辈，当即给徐悲鸿院长写了一封信：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
　　教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徐悲鸿虽然欣赏李苦禅的才华，但是手中没有实权，无能为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他只好将李苦禅的情况和自己的苦衷据实相告。
　　为了进一步了解李苦禅的情况，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找李苦禅当面了解情况。那天，田家英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朝闻一起来到了北京大哑巴胡同甲二号李苦禅的家中。
　　田家英说：“您的信毛主席收到了，他一方面给徐悲鸿院长写了信，一方面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以便当面向他汇报。”李苦禅听了激动得热泪盈眶。田家英又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李苦禅向田家英倾诉了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田家英一一做了认真记录。临别，田家英对他说：“您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一定会妥善解决。”
　　田家英回去后，找来了李苦禅的有关资料。认真阅读之后，陷入沉思之中：像这样一位曾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名声卓著的画家，在人民政府建立之后，竟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低于旧社会，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让徐悲鸿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解决李苦禅的困难。有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田家英的意见，徐悲鸿就等于有了一把“尚方宝剑”，过去他想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李苦禪的教授职务很快恢复，还被安排到中央美院附设的民族艺术研究所当研究员，工资很快升到六十二元，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几年后，在北京战友文工团工作的李苦禅夫人李惠文的妹妹到中南海参加舞会，有幸成为毛泽东的舞伴。休息时，毛泽东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她不由自主地把话题转到了李苦禅上书一事。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你姐夫我记得，他的名字像个头陀，近日可好啊？”
　　……
　　小姨子将毛泽东的问候告诉了李苦禅，李苦禅激动万分，逢人就说：“天子知名，逢凶化吉。”
　　“文革”期间，李苦禅受到残酷迫害，多次遭到批斗，烈日下罚跪，戴高帽游街，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被打得昏死过去，还被罚去扫大街、冲厕所，等等。这时，李苦禅又想起了毛泽东。可后来李苦禅看到整个国家都处在动乱状态，“文革”已成为一场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安危也就无足轻重了，于是他打消了再次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
　　1972年，周总理为保护老画家，组织画家给国宾馆画画。李苦禅开始给国际俱乐部、钓鱼台国宾馆、外交部、北京饭店、民族饭店等处义务作画，两年多共画大、中、小画作三百多幅。谁能料到，1974年“四人帮”又搞了一个“批黑画”运动，无限上纲，李苦禅首当其冲，他的一张墨荷作为“黑画”的代表，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说李苦禅画的“八朵荷花攻击八个样板戏”，这真是无稽之谈！毛泽东看了照片却连连称赞。李苦禅给他写信之事，他还清楚地记得，多年不了解老同学的情况，毛泽东顾左右而言他：“李苦禅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怎样啊？”来人急了，赶忙提示：“主席，这是黑画啊！”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黑，这还算黑？写意画就是这样。”有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四人帮”也就不敢再加害李苦禅和这些老画家了，“批黑画”之事不了了之。
　　李苦禅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情谊，不但反映了开国领袖的平易近人、坦荡朴实的宽广胸怀，也折射出老一辈画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摘自《毛泽东与画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