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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配資源 同城流動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外界都強調這是全球第四個大灣區，其實論及人口、面積等，這是世界第一大的灣區城市群，只是在目前的經濟體總量中還未能位居前列，而分析粵港澳大灣區不能將其與“一帶一路”分開討論，因為這其中有其重複性與內在關聯性，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策略都是更好地加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例證，隨著全球性生產分工的更加細緻化，市場規模在不斷擴容，對於生產基地的要求也逐漸提高，因應全球化要求，中國提出了這兩項經濟整合與發展策略，未來如果能夠成功將帶來經濟發展的巨變。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與功能上的定位，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大灣區對於灣區城市與民眾的兩大作用：
其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使得這一地區的生產基地擴大，繼而需要的就業人口也會明顯增加，而這個增加的概念還不僅僅在於生產產品數量的增多，亦會湧現出更多的生產服務與生產、創新概念。而這種規模效應在傳統經濟發展思維中，並不能通過一個城市來完全實現，未來更需要藉助各個城市的發展優勢來推動，比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強項，深圳則在創新科技上獨樹一幟，廣州的商貿活動名聞全球，一旦整合各地優勢，重點發展，日後我們所面對的不單單是內地市場，而是整個全球市場，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擴展之下的世界市場。如若要求每一個城市做同一樣一件事情、發展完全相同的產業，那麼對於城市的經濟活力而言絕對是百害而無一利，例如深圳在科技創新上實力強勁，優勢明顯，要求粵港澳大灣區內11個城市全部重點發展科創，那就是產業氾濫的災難，科技創新產業更無可能形成一個規模產業鏈，增強生產力。同樣，舊金山大灣區中舊金山以創新科技為主，培養出大量人才輸出服務各地所需，而在建築業、旅遊業上的人才亦不會一窩蜂湧入舊金山造成資源的過度堆積與消耗。
其二：粵港澳大灣區成功將11個城市連接在一起，未來由一地前往另一地，在交通上耗費的時間將會大幅度縮減，隨著高鐵、各地地鐵的興建與連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悄然形成，灣區如同一個超級城市，而原本的各個城市如同一個區一般，可以在交通便利的情況下實現資源互通有無，極大地節約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與產能。90年代，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家瑋教授當時就提出深港灣區的設想，但終究因為當年的基礎設施建設遠不足以支撐，而未能廣泛討論與真正落地執行，隨著高鐵同城化的推進，未來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互動將會更加緊密。以香港為例，人口逐漸出現“老齡化”趨勢，未來港人養老如果只是留在香港本地，一定頂不住，畢竟在高昂的樓價、物價面前，要長久維持養老水平很難，大灣區實現一小時生活圈以後，很多港人應該就會有更加豐富的居住、養老選擇，從而能夠真正化解香港在地的居住、養老等矛盾，也將部分資源在香港與內地城市之間更好地實現流通。
競爭早存，主動改變
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落地以來，坊間早已存在關於“誰是領頭羊”的爭論，大部分將焦點放在深港之爭上。其實，大灣區不會有所謂領頭羊地位之爭，因為各個城市有其獨特的發展背景，各自的優勢。例如香港金融服務業一直在亞太乃至全球範圍內有強勁的競爭力，但只靠金融業無法完全支撐香港發展，只有香港本地人才也無法持久維持競爭優勢，香港如果藉助大灣區能夠吸引到更多的相關人才聚在一起，才能夠維持國際金融之都的實力。硅谷的成功就是仰仗於大量科技人才的聚集，提高了生產力與創造力，同樣具有科技創新優勢的深圳也在不斷吸引全球人才前往打造自己的尖端科技產業，如同硅谷成功依賴大學科研基地的技術研發一樣，未來深圳同樣需要持續的科研支持，而香港在這方面同樣存在優勢，所以如果深圳與香港強化高校合作，未來類似“大疆無人飛機”這樣的合作案例將會越來越普遍，深圳發揮好生產、物流優勢，香港提供科研支持加上廣州的商貿運作系統，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可以順利走出國門，因此大灣區的發展不需要爭一個“龍頭地位”，而是思考如何各展所長，強強聯合。
當然，灣區帶來的潛在競爭不只是城市之間，也會深入到個人的生活、工作感受之上。不少人在網絡上都流傳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給港人的工作、生活、樓價等帶來更大的競爭，出現不少悲觀的言論。事實上，大灣區是一個新的發展，有競爭壓力自然也有廣闊的機遇，關鍵在於港人如何去掌握新機遇，創造自己的發展舞臺，一味只是擔心自己的生活質素倒退，而不去主動爭取機會，這樣只會不斷削弱自身競爭實力。就如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行，很多香港企業早已經聞到發展機遇，進駐非洲國家從事礦產資源或者貿易開發，這就需要大量了解非洲語言，尤其是法語等人才，因為非洲不少國家過去都是法屬殖民地，不少企業也希望能夠招聘到香港熟悉這些地區與語言的工作人員，但事實上願意去嘗試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很少。大灣區同樣如此，如果大家只是擔憂，而沒有主動學習、主動找尋機遇，未來很多重要的契機就是直接錯過，而在更激烈的區域競爭中成為輸家。
尤其是對於年輕人而言，更要勇於嘗試。香港人其實優點、缺點都較為明顯，不見得人人都完全適合留在香港本地工作，就如同紐約大灣區一樣，很多人才在紐約完成教育以後就前往其他地區追求發展、施展才華，特別是一些產業人才在非紐約地區反而獲得更大的發展舞台，比如化學工程、建築等行業。香港年輕人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大多數人不願意往外走，都希望留在本地，很多人知道內地的機遇，但也不願意主動嘗試，或者從學習普通話開始；更有家長當得知公司、企業要派其子女進駐其他地區時甚至會主動打電話給公司要求不可以外派，這樣的案例並非極端個案，這也反映出香港整體社會的一角，很多家長與年輕人都希望停留在現有的舒適圈中，而不願意對外拓展，這在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今天，對個人成長與社會發展而言，並不是完全有益的。而從教育界的角度來看，很多時候理性的香港年輕人願意出去闖蕩，找出自己事業的一片天地，但礙於信息獲取的困難，難以找到合適的機會，這也是教育界與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重點議題之一。
通過對內地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參訪，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一線城市正在快速的進步與變化中，尤其是一些互聯網產業、科技創新產業，未來香港可以組織我們的大專院校學生前往內地相關企業比如騰訊、阿里巴巴、京東等進行實習交流，能夠進行一段時間的專業實習，未來無論是在內地就業還是回港就業、創業，都無疑增加了他們的競爭力。也通過這個實際面對面接觸的機會，讓港青更好地體驗內地社會，知道內地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趨勢，而不是被網絡、論壇上鋪天蓋地的內地社會負面新聞所洗腦，只有近距離體驗，才能了解一個真正崛起中的大國全貌，也才會增加自己主動參與國家建設與灣區發展的主觀意願。在流行創業的今天，港青如果只是停留在香港市場，則難以做大做強，只有充分結合內地市場在內的全球市場，才能增加成功的機率，找到更寬闊的發展道路。
國家在不斷進步，香港也應該乘此東風，繼續保持制度活力、經濟活力，以主人翁之感積極參與國家建設，提升自我發展平台，也只有這樣的多贏局面才能讓香港社會的矛盾、浮躁之氣逐漸沉澱與化解。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外界都強調這是全球第四個大灣區，其實論及人口、面積等，這是世界第一大的灣區城市群，只是在目前的經濟體總量中還未能位居前列，而分析粵港澳大灣區不能將其與“一帶一路”分開討論，因為這其中有其重複性與內在關聯性，粵港澳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策略都是更好地加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例證，隨著全球性生產分工的更加細緻化，市場規模在不斷擴容，對於生產基地的要求也逐漸提高，因應全球化要求，中國提出了這兩項經濟整合與發展策略，未來如果能夠成功將帶來經濟發展的巨變。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與功能上的定位，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大灣區對於灣區城市與民眾的兩大作用：
其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整合，使得這一地區的生產基地擴大，繼而需要的就業人口也會明顯增加，而這個增加的概念還不僅僅在於生產產品數量的增多，亦會湧現出更多的生產服務與生產、創新概念。而這種規模效應在傳統經濟發展思維中，並不能通過一個城市來完全實現，未來更需要藉助各個城市的發展優勢來推動，比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強項，深圳則在創新科技上獨樹一幟，廣州的商貿活動名聞全球，一旦整合各地優勢，重點發展，日後我們所面對的不單單是內地市場，而是整個全球市場，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擴展之下的世界市場。如若要求每一個城市做同一樣一件事情、發展完全相同的產業，那麼對於城市的經濟活力而言絕對是百害而無一利，例如深圳在科技創新上實力強勁，優勢明顯，要求粵港澳大灣區內11個城市全部重點發展科創，那就是產業氾濫的災難，科技創新產業更無可能形成一個規模產業鏈，增強生產力。同樣，舊金山大灣區中舊金山以創新科技為主，培養出大量人才輸出服務各地所需，而在建築業、旅遊業上的人才亦不會一窩蜂湧入舊金山造成資源的過度堆積與消耗。
其二：粵港澳大灣區成功將11個城市連接在一起，未來由一地前往另一地，在交通上耗費的時間將會大幅度縮減，隨著高鐵、各地地鐵的興建與連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悄然形成，灣區如同一個超級城市，而原本的各個城市如同一個區一般，可以在交通便利的情況下實現資源互通有無，極大地節約了成本也提高了效率與產能。90年代，香港科技大學前校長吳家瑋教授當時就提出深港灣區的設想，但終究因為當年的基礎設施建設遠不足以支撐，而未能廣泛討論與真正落地執行，隨著高鐵同城化的推進，未來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互動將會更加緊密。以香港為例，人口逐漸出現“老齡化”趨勢，未來港人養老如果只是留在香港本地，一定頂不住，畢竟在高昂的樓價、物價面前，要長久維持養老水平很難，大灣區實現一小時生活圈以後，很多港人應該就會有更加豐富的居住、養老選擇，從而能夠真正化解香港在地的居住、養老等矛盾，也將部分資源在香港與內地城市之間更好地實現流通。
競爭早存，主動改變
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落地以來，坊間早已存在關於“誰是領頭羊”的爭論，大部分將焦點放在深港之爭上。其實，大灣區不會有所謂領頭羊地位之爭，因為各個城市有其獨特的發展背景，各自的優勢。例如香港金融服務業一直在亞太乃至全球範圍內有強勁的競爭力，但只靠金融業無法完全支撐香港發展，只有香港本地人才也無法持久維持競爭優勢，香港如果藉助大灣區能夠吸引到更多的相關人才聚在一起，才能夠維持國際金融之都的實力。硅谷的成功就是仰仗於大量科技人才的聚集，提高了生產力與創造力，同樣具有科技創新優勢的深圳也在不斷吸引全球人才前往打造自己的尖端科技產業，如同硅谷成功依賴大學科研基地的技術研發一樣，未來深圳同樣需要持續的科研支持，而香港在這方面同樣存在優勢，所以如果深圳與香港強化高校合作，未來類似“大疆無人飛機”這樣的合作案例將會越來越普遍，深圳發揮好生產、物流優勢，香港提供科研支持加上廣州的商貿運作系統，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可以順利走出國門，因此大灣區的發展不需要爭一個“龍頭地位”，而是思考如何各展所長，強強聯合。
當然，灣區帶來的潛在競爭不只是城市之間，也會深入到個人的生活、工作感受之上。不少人在網絡上都流傳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給港人的工作、生活、樓價等帶來更大的競爭，出現不少悲觀的言論。事實上，大灣區是一個新的發展，有競爭壓力自然也有廣闊的機遇，關鍵在於港人如何去掌握新機遇，創造自己的發展舞臺，一味只是擔心自己的生活質素倒退，而不去主動爭取機會，這樣只會不斷削弱自身競爭實力。就如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行，很多香港企業早已經聞到發展機遇，進駐非洲國家從事礦產資源或者貿易開發，這就需要大量了解非洲語言，尤其是法語等人才，因為非洲不少國家過去都是法屬殖民地，不少企業也希望能夠招聘到香港熟悉這些地區與語言的工作人員，但事實上願意去嘗試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很少。大灣區同樣如此，如果大家只是擔憂，而沒有主動學習、主動找尋機遇，未來很多重要的契機就是直接錯過，而在更激烈的區域競爭中成為輸家。
尤其是對於年輕人而言，更要勇於嘗試。香港人其實優點、缺點都較為明顯，不見得人人都完全適合留在香港本地工作，就如同紐約大灣區一樣，很多人才在紐約完成教育以後就前往其他地區追求發展、施展才華，特別是一些產業人才在非紐約地區反而獲得更大的發展舞台，比如化學工程、建築等行業。香港年輕人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大多數人不願意往外走，都希望留在本地，很多人知道內地的機遇，但也不願意主動嘗試，或者從學習普通話開始；更有家長當得知公司、企業要派其子女進駐其他地區時甚至會主動打電話給公司要求不可以外派，這樣的案例並非極端個案，這也反映出香港整體社會的一角，很多家長與年輕人都希望停留在現有的舒適圈中，而不願意對外拓展，這在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今天，對個人成長與社會發展而言，並不是完全有益的。而從教育界的角度來看，很多時候理性的香港年輕人願意出去闖蕩，找出自己事業的一片天地，但礙於信息獲取的困難，難以找到合適的機會，這也是教育界與政府必須要面對的重點議題之一。
通過對內地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參訪，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一線城市正在快速的進步與變化中，尤其是一些互聯網產業、科技創新產業，未來香港可以組織我們的大專院校學生前往內地相關企業比如騰訊、阿里巴巴、京東等進行實習交流，能夠進行一段時間的專業實習，未來無論是在內地就業還是回港就業、創業，都無疑增加了他們的競爭力。也通過這個實際面對面接觸的機會，讓港青更好地體驗內地社會，知道內地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趨勢，而不是被網絡、論壇上鋪天蓋地的內地社會負面新聞所洗腦，只有近距離體驗，才能了解一個真正崛起中的大國全貌，也才會增加自己主動參與國家建設與灣區發展的主觀意願。在流行創業的今天，港青如果只是停留在香港市場，則難以做大做強，只有充分結合內地市場在內的全球市場，才能增加成功的機率，找到更寬闊的發展道路。
國家在不斷進步，香港也應該乘此東風，繼續保持制度活力、經濟活力，以主人翁之感積極參與國家建設，提升自我發展平台，也只有這樣的多贏局面才能讓香港社會的矛盾、浮躁之氣逐漸沉澱與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