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报刊文说，摄影艺术门槛低、易于学习和掌握，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群众性优势。而随着摄影器材、摄影技术和摄影审美的普及，再加上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都是传播者”的条件，基层群众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做“读者”，更希望成为“作者”，拿出自己的作品。但其作品质量还不尽如人意，盲目跟风、过于自由化的创作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拍的作品，怎样才是好的影像？大抵有三个评价标准：史料性、评说性和艺术性。你拍的东西首先应该是真的，具有史料价值；不是简单地把一个现象拍下来，而是带着自己的观点记录；还需要具有艺术性。群众摄影往往触角广泛，能捕捉到素材丰富的鲜活影像，是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不可替代的重要渠道，若能在创作技巧、方法及思路导向方面有力引导，基层群众镜头中也将会诞生不少称得上时代精品的作品。
　　孙悟空到底交了几个妖精女朋友
　　中国艺术报刊文说，进入猴年，与猴有关的消息也多了起来。近日，成功塑造了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一角的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对媒体表示：“把《西游记》变成爱情小说对不起祖宗，这种胡编乱造的电影放映次数越多、票房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要为小朋友着想，我不希望下一次再有小朋友问我，孙悟空到底交了几个妖精女朋友。”历史名著是一座蕴藏量丰富的金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其改编创新也无可非议，但有几条基本原则一定要记取：忠于原著，慎于翻新，遵守逻辑，合情合理。否则，一味地胡编乱造，颠覆原著，戏说恶搞，趋时媚俗，不仅是在亵渎原著，也是在糟蹋艺术，同时更是对读者、观众的不负责。而事实上，类似于给孙悟空找妖精女朋友的雷人情节，早已在不少影视剧里招摇撞骗，大行其道。改编自《列子·汤问》里的名篇《愚公移山》的一部电视剧就给老愚公编出情人来，而且不止一个，不禁让观众喟叹，这愚公真有“艳福”啊！在剧中，愚公的移山初衷原来是“为情”，而且愚公不仅有初恋情人，还在婚后出演了一场藕断丝连的“三角恋”，争风吃醋，好不热闹。改编自《三国演义》的一部电影里，居然有一段小乔深夜渡江去曹营与曹操相见的奇葩情节，二人把酒谈天，相会甚欢。如果“小乔初嫁了”的周公瑾地下有知，说不定会和编剧拼命，罗贯中先生也很可能会顿足捶胸。而改编于《史记》的一部电影里，金戈铁马轰轰烈烈的楚汉之争，竟然是为了争一个女人虞姬而发生的。还有，在某电视剧里，忧国忧民、长歌当哭的屈原，竟然是因为失恋于王妃而投江。在某电视剧里，大禹婚后“三过家门而不入”，并非公而忘私，其实另有隐情，因为大禹有“婚外情”，在外边包养了另外一个女人，为了“蒙”妻子女娇，大禹编造了“巫山神女”瑶姬帮助他治水的故事……可见，现如今的影视圈给孙悟空找妖精女朋友一类的改编手法不在少数，而且是不少编剧的轻车熟路，他们的改编路子基本上离不开这几条：离奇、荒诞，戏说、恶搞，甚至泛性。尤其是泛性一条，最是运用纯熟，得心应手，经验之谈就叫“戏不够，情来凑”，上点理论高度，则是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不论是兄弟阋墙，还是朋友纷争，几乎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可以在性爱中找到根源；不论杀伐征战，还是移山填海，所有的动力都来自性爱，而且，这种性爱无一不是三角、四角、N角。于是就有了孙猴找女友，四处留情，愚公多情人，尽享齐人之福等荒诞情节的面世。亵渎经典、恶搞原著之类无厘头改编，固然省时省力，也容易“轰动”，可快速“成名”，且票房可观，但总难免让人有种焚琴煮鹤、粉墙点污之感。而且，“票房越高，危害就越大”，想想小朋友关于孙悟空到底交了几个妖精女朋友的提问，还请我们的编剧下笔时慎之又慎，既对名著存敬畏之心，也是对涉世未深的小朋友负责。
　　外语人才当有民族文化定力
　　人民日报刊文说，当下，世界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国家先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化人才的必备素质，是民族文化定力、全球化思维、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多种语言能力。具体来说，民族文化定力指的是坚定不移地守护和发展自身文化之力。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输出价值观与思维模式。没有很强的文化定力，就会随波逐流，甚至成为异质文化的俘虏；全球化思维指的是从全球视野出发，认识和思考国家与区域问题。具备全球化思维，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事务的本质，解释和解决各种文化冲突与国际问题。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等不同层面的内涵。外语院校学生在语言和文化沟通过程中肩负着桥梁的作用，所以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外语院校毕业生的核心专业能力；多种语言能力则是外语院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突出特色。面对多元文化背景的工作环境，语言无疑是最直接、最亲切的交流工具，精通第一外语、熟悉第二外语、初步了解和掌握第三外语，将使我们的学生在多元文化的纵横捭阖之中更加游刃有余。
　　校园音乐怎样“破局”
　　人民日报刊文说，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校园民歌，到90年代的内地校园民谣，年轻人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和无限的生命活力，引领着音乐潮流，让校园几乎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发源地。无论是台湾的李宗盛、罗大佑，还是内地的刘欢、高晓松，他们都是从校园时代就投身音乐，并在后来成为流行乐坛的重要人物的。而以齐豫、叶佳修等的创作为代表的“校园民谣”式的歌曲，也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一股重要力量。而现在重提校园音乐，不得不说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大约十几年前，有人提出举办“校园民谣十周年”一类的纪念活动，响应者寥寥。大家都明白，这无非是一次小范围的怀旧营销策划，很难形成气候，更不用说能诞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或者引领新的音乐潮流了。校园音乐真的失去创造力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那当下为什么很难出现能够形成较大影响的校园音乐呢？这与互联网时代的泛信息化有很大关系。
　　互联网让人们认识世界、接触世界变得空前便利，隐患也不少。一方面，年轻人欣赏音乐的渠道更加便捷；另一方面，市场已经为他们做了一层筛选，而这种筛选大多基于市场销量，同质化现象明显，不一定代表着作品的品质。真正有特色的创作往往被排挤为小众。相对于音乐专业人员，学生本身就缺乏对音乐的辨别能力，对音乐的鉴别和创作就很容易被影响诱导堕入流俗的层面。近年来能够进入大众视野的校园音乐原创，大多是复制线上的音乐形态的较低级模仿。新一代的校园音乐应该如何定位？谁会是下一个高晓松？他的音乐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内容上会有怎样的创新？音乐工作者和年轻人应该好好思考用怎样的创造力去写出更好的校园音乐。毕竟年轻人是创造者，也是受众。他们知道同龄人关心什么、需要什么。他们处在最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年华，只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挖掘，鼓励个性鲜明的美学追求，唱出丰富的心声，就会逐渐改善校园音乐乏善可陈的现状。说到底，校园音乐发展水平取决于我们的音乐教育水平，而音乐教育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学校音乐教育基础亟待打好。同时，社会教育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建立从线上到线下的校园音乐平台，解决大家听音乐、学音乐、做音乐的问题。比如线上专门建立高品质的校园音乐网站和APP，请音乐老师或者艺术家上传一些基本的音乐课程，通过互联网将音乐名家请到身边，为学生补上基本的乐理知识，接触到更广泛的音乐类型，而不仅仅是“网络神曲”和“流行口水歌”。另外，也可以在网站开辟板块，让学生把自己的原创音乐上传到网络，让不同地区的青年音乐爱好者交流和切磋，并得到专业音乐人的指点。这样的线上交流还可以延续至线下，比如举办校园音乐创作比赛，让有兴趣的参与者了解什么是真正好的校园音乐，帮助那些有志向、有才华的学生尽快成才，让校园音乐获得生机和未来。
　　校园诗歌应更有生气和锐气
　　人民日报刊文说，近年来，校园诗歌创作重显活跃势头，不止一种诗歌刊物开设了校园诗歌的栏目，北大、复旦、武大的“未名”“光华”“樱花”三大诗歌奖，也成为激励校园诗人创作的重要机制，在各大高校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诗人。不过，观察当下的校园诗歌创作，我们会看到校园诗人普遍注重诗歌技艺的学习和锤炼，这也是他们与许多校园诗歌前辈相比写作意识上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在不少校园诗人的创作中，我们也会发现对技艺的理解存在着某些误区。比如，似乎只有繁复、绵密的修辞才体现出诗艺，只有通过层叠缠绕、环环相扣的隐喻才能达成作品意义的复杂性以及审美接受的快感。相对而言，那种质朴、新鲜、生动的表达却较少被看重。由于校园诗人在这个生命阶段写作主题、题材上必然的相近，也会造成风格乃至整体创作面貌上的趋同。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很多校园诗人写作姿态中的某种“自闭”感。由于成长于诗歌已失落其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校园诗人在写作中常常呈现出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逐渐地，旁观者也许就变成了自娱者，“个人化写作”在一些校园诗歌中沦为缺少实在内容的独语乃至呓语，进而在某些高校里，校园诗歌创作也似乎降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式的存在。
　　回望新诗历史，我们会发现，校园诗人曾不止一次成为诗歌革新的力量。正是卞之琳早期诗中关注平民生活的视角和对口语的灵活运用，为新月派格律化新诗注入了别致的新意。也正是青年穆旦将强烈的民族忧患感融进散文化的顿挫节奏，使他酝酿出兼具现代敏感性和语言包容力的名篇《赞美》。更不用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校园，成为“后朦胧诗”勃兴的主要舞台。“校园诗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诗艺的稚嫩，相反却暗含“得风气之先”的期许。以此来衡量当下校园诗歌，总体上似乎显得“乖”了一些，虽常见驯熟的技巧，却少些生气和锐气。今天的校园早已不是象牙之塔，校园诗人也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将目光投向剧烈变动着的当代世界，并在写作中与之建立起更积极的关联性。唯如此，才能打开新的局面，真正成为复兴当代诗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