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期间，我在温哥华主持一场华人观众的大型演唱会。我上场跟大家打招呼：“认识我吗？”台下便传来响亮的呼声：“认识！念广告！念广告！”
　　 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便用《中国好声音》的那种播报语速，快速念完了该场演唱会的赞助商名单。台下观众掌声雷动：“再念一遍！”
　　 这大概是观众第一次主动要求主持人念广告的公共演出。这似乎是我的荣幸，也让我感动，但我心底却有一些忧伤，对自己所处这个行业的忧伤：主持人，除了能报幕和报广告之外，还能做什么？
　　 电视节目大火，到处都可以看到以电视节目的名字命名的各种活动和流行语，各种“中国好”，各种“奔跑”，各种“去哪儿”，欢呼雀跃，喜大普奔，流光溢彩。但是，主持人去哪里了？无论是《中国好声音》，还是《奔跑吧，兄弟》，好像红的节目已经不需要主持人。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可能会火的各种电视节目，也都不需要主持人了。
　　 大学时我念的是播音专业，毕业后最好的出路便是做一个主持人。体制红利？体制曾经是大部分主持人的梦想。能够挤进体制内，是大家在学校里讨论最多的渴望。但当时我就很困惑，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课程是学拼音，学带儿化音的标准普通话？我们要和“标准”一样才能得到赞赏，任何不同都被贴上离经叛道。主持人变成了一台说话的机器，没有态度、没有价值观的机器。我们的课程并不要求我们学会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大概是全世界主持人最多的国家，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主持人专业学生走出校园。他们还有将来吗？
　　 曾经，主持人太好混了。一个会说话的人，在台上把编导写的稿子念完便领了一集的稿费，混了脸熟就可以开始主持婚礼甚至商演，在别人的大好日子说点大家都听说过的吉祥话便收到了父辈们几个月的工资，好不惬意。今天，似乎遭报应了。
　　 主持人似乎可以下岗了，他们就像19世纪俄罗斯大文豪们所写的“多余人”： 他们属于贵族知识分子，但既不满足于自己的上流社会，又不能跳出这种生活的小圈子与人民结合，所以在他人看来就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人。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再到赫尔岑《谁的罪过》，一个又一个“多余人”的经典形象，共同谱写了沙俄时代空虚的精神状况。如今，我们的社会不再只是被一种声音所“统治”，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空间的表达自由，特别是社交媒体让更多人拥有了言说的快感，多数人越来越有自己的态度，但是為什么我们很多主持人依然只是一台说话的机器？
　　 中国的电视节目正在经历一轮全球化浪潮：从世界各地引进的《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等红遍中国的娱乐节目，直接把主持人给废除了;幸存下来的主持人，将在各种高难度的脱口秀里大红大紫，看看美国的《柯南秀》、《艾伦秀》、《囧司徒每日秀》，大抵如此。有态度，有自己的价值观，才是主持人的幸存技能。有态度，等于我们必须放弃所谓的“标准”。当每个人都可以大声说话时，人们似乎已经厌烦了那些在流水线上被制造出来的“主持人产品”。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那句名言，如今似乎是对主持人的最大反讽：“上天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但是，习惯活在报幕中的主持人，他们的幸福会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