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王立群讲史，于丹、姚淦铭读经，在国内文史类图书市场上，“百家讲坛体”一时间大行其道，于是乎，上世纪80年代春潮涌动的“国学热”终于从所谓的“精英阶层”辐射到“普罗大众”。
　　 但是，有关国学的写作，是否还应有另一种可能？既不像于丹那样浅尝辄止地读“经”，也不学易中天那样天马行空地讲“史”，而是融会文、史、哲，打通“大国学”，或许是另一条可以通幽的“曲径”。
　　 《帝国的酒色》既非单纯地读经，也非刻意地说史，而是旨在说人，力图从司马相如、东方朔、李白、白居易、柳永、唐伯虎等一个又一个个体的遭际、境遇引申开来，并借以由小到大地演绎出政治风云和历史大势，从中想见古人的隽俊风流和幽古情怀。
　　 当然，这是一群特殊的人，即所谓“士”者。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如孔子者，说到底都是“游士”的一种，与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各自用于游说诸侯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已，但历史随着秦、汉的国家一统，诸侯不再，“游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也必然遭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尴尬和下场。
　　 如何从一个更为生活化的意象或元素——“酒”，去窥探一下“士”这个阶层的流变和心路历程？其实，春秋以降，百家争鸣般的文化繁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诸子百家永远是一个无法复制的辉煌。
　　 尽管如此，但是纵横家般的“游士”风流，从未烟消云散，而是演化成读书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潜伏在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李白等一代又一代文人骚客的心底，蛊惑着他们去实践一次没有结果的“完形冲动”。
　　 魏晋之际，佛、道兴起，人文思潮稍微活跃，比如当时的“才性论”，有意、无意地调和儒家和其他学派的矛盾，以至于魏晋的名士们，既可以标榜道德，又可以浮华豪奢，既可以身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心处江湖之远。唐宋大家白居易、苏轼一脉相承的闲适人生，也是“魏晋风度”的一个变相发展。
　　 其实，这些多声部的变奏，又源出自孔夫子和儒家经典对于绝对理性的拒斥，所以，儒家的实用理性，决定了既有立嫡以长，也有立嫡以贤，同样，既有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义”，又有“有德者居之”的篡位理论。
　　 孔夫子一方面自诩“宗周”，一方面又对武王“弑君”有所腹诽，所以，尧舜禅让，既是儒家敬仰的政治典范，也是王莽、曹丕、司马炎辈篡位的幌子。在这一切历史的偶然和必然里，也充溢着“士”的理想、激情、失落和辛酸，酒也就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佐料。
　　 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的联姻总是显得有些吊诡，而酒色的渗透，又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地迷离。正如《帝国的酒色》所标榜的“大历史下的酒徒政治，大文化中的嗜酒人生”，酒色，关乎性情，也与历史共生，从历史的角度看“酒色”，的确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和收获。
　　 好的想法，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相对于作者的立意，《帝国的酒色》一书的写作，则显得力不从心：其一，帝王将相的“酒徒政治”与文人墨客的“嗜酒人生”，并非一脉相承；其二，引经据典的学术严谨和幽默通俗的行文风格，二者的分寸，如何拿捏，恐怕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所谓“棋琴书画诗酒花”，如何从细微处去接近和还原古代读书人的生存状态和士子情怀，显然是大众国学的一个方向，《帝国的酒色》毕竟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