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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本期评论与武汉这座城市结缘：两篇出自武汉高校的评论家，
一篇评论对象是长居武汉的诗人。
魏天无的这组札记话题多样，看似互不联属，实则贯穿了某
些具有一致性的理念，此如对坚韧的理想主义和诗性情怀的赞美，
对自由、宽容和多样化的诗歌与文化生态的呼唤，对艺术中极端
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些看起来更像是常识，而非创见；但在一
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往往常识与对常识的坚守才更可贵，不是吗？
“撞身取暖”这个词经由余笑忠、张执浩等诗人的多重语义编织，
已获得丰富而深长的意味。而在作者笔下，“撞身取暖”（而非“抱
团取暖”）隐喻着对一个诗歌和评论写作者的理想共同体的建构，
在这个共同体里面，人们通过互相碰撞（而非伤害）来构造一个
暖意融融、生机勃勃的精神家园，以抵御时代的荒寒。“有作温
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在魏天无这里，我仿佛听到鲁迅
的悠长回声。
诗何为？或者诗有什么用？这是中西诗歌传统里的永恒之问，
它要求每个时代的诗人做出新的回答。荣光启的文章深入浅出地
对这个问题作了层层辨析，指出诗最直接的作用还是在于自我慰
藉和自我认知；诗无力发挥直接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功能只能
是间接的、隐约的，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民族的语言和感受
性。诗看起来好像是无用的，但这无用正是诗发挥作用的方式。
对于“用”的问题，其实中国古代的老庄早就非常智慧地作了回答。
但是功利主义的魔鬼在任何时代都无孔不入，于是诗人们不得不
随时准备为诗辩护。悲乎！
“我宁愿相信一个好诗人的只言片语，也不愿相信一个评论
家的宏篇大论”，雪女如是说。但诗人和评论家并非冤家对头，“只
言片语”和“宏篇大论”也非势不两立，因为一个好诗人总是一
个好评论家，哪怕他写的是“只言片语”。雪女本人就是现成的
例子。基于丰富的阅读和写作经验，雪女在这篇文章里细致辨析
了张执浩在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上的一些特点，诸如抒情与智性
的高度融合、对日常性与在场性的重视、对诗歌“唤醒”与“复活”
功能的强调，等。于此，不仅可以见出雪女在诗歌阅读上的慧一心，
更可见出她对一种更符合个人，心性与时代感性的诗学价值的深度
思考。
——刘康凯
你好，薇依
该如何描述西蒙娜·薇依，这位“赤色贞女”、“圣
西蒙娜”？她英年早逝后，其侄女西维尔·西蒙娜因其
身份，也因其长相酷似姑姑，被当作“圣徒胫骨”，不
断有薇依的虔诚信徒想来摸一摸她，用手指梳一梳她的
头发（帕拉·尤格拉《西蒙娜·薇依评传》，余东译）。
蛰居一隅的湖北宜昌诗人毛子，以《致薇依》表达
了对她的穿越时空的敬仰：
夜读薇依，时窗外电闪雷鸣
我心绪平静
想想她出生一九。九年，应是我的祖母
想想十九岁的巴黎漂亮女生，应是我的恋人
想想三十四岁死于饥饿，应是我的姐妹
想想她一生都在贫贱中爱，应是我的母亲
那一夜，骤雨不停
一道霹雳击穿了附近的变电器
我在黑暗里哆嗦着，而火柴
在哪里？
整个世界漆黑。我低如屋檐
风暴之中，滚雷响过，仿佛如她所言：
——“伟大只能是孤独的、无生息的、
无回音的……”
诗来自对薇依著作或传记的阅读。诗人选择的阅读
对象，对阅读印象和经验的呈现与反刍，都在显示他对
诗歌写作的理解和认知：诗是一种伦理；诗也必得承担
它当承担的伦理。在“整个世界漆黑”的时刻，需要有
人用哆嗦的手划亮一根火柴——一首诗是一根火柴，能
发出的光非常有限且短暂，但不能就此默然于黑暗，就
像一战时的薇依不会考虑是否因为她拒吃巧克力，前线
士兵就一定可以吃上甜品而不去作为，并坚守终身。在
诗人眼里，薇依也是一点光亮，它会奇迹般穿越遥远时
空，在它该降临的时刻，抵达那些被黑暗压低的人的手
中和心中。
在世人眼中，薇依是位传奇人物，哲学家、神秘主
义者，错生在女性世界的男孩子。她聪颖早慧，非比寻
常，19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巴黎高师，第二名是
著名的西蒙娜·波伏娃。薇依集中注意力的超强能力令
人叹为观止。在高师做论文时，她给自己开了一份长得
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单，然后一连好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不吃不睡。她把书一本一本地摊在地板上，自己也
趴在地板上。由于眼睛近视，她的鼻子不得不蹭着书本，
就这样边读边从房间这头爬向那头。但是，她那双笨拙
得同样非比寻常的小手，让她也让她的同伴吃尽苦头。
她参加了“妇女运动俱乐部”的第一支女子橄榄球队，
没有什么困难能让她放弃，但是由于她打得不好导致球
队失败时，她成了球队的威胁。后来她自告奋勇去工厂
当计件工，因为笨手笨脚，常常被割伤和烫伤，她的同 事的收入就大受影响。西班牙内战时，不会开枪的她一
定要一支枪。一位上校教她怎样射击，聪明的人都自觉
地躲得远远的。她的传记作者说，这支枪对战友构成的
威胁甚至超过对战壕对面的敌人。
纳粹占领法国期间，想从事最艰苦劳动的薇依被引
荐给古斯塔夫·梯蓬，一位天主教哲学家。她住进了后
者的农庄里。梯蓬说：“我很清楚，认识和爱上一个比
自己优秀的人，必须给自己带来压力。不同高度的气涡
差异最容易形成风暴。”一年半后，薇依全家获得前往
美国的签证。分别前，她告诉梯蓬不要悲伤，他必须爱
上他们之间很快就要出现的距离，因为“那些互不相爱
的人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有爱就会有分开，这是相爱的人不得不面对
和接受的痛苦事实，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互不相爱
的人是分不开的”？
2015年12月24日
不朽之木
这世上的事真是巧得不能再巧。
2006年6月世界杯间隙，读完薇依的《重负与神恩》
（我习惯在书后标明阅读时间）。2015年年底，因为
写一篇评论，翻出这本书来重读，注意到封底勒口责任
编辑一栏，印着“韩东”。不知此“韩东”是不是诗人、
作家韩东。隔日，诗人小引打来电话，说韩东来了，这
回他的身份是电影编剧兼导演。他把自己的小说《在码
头》改编为电影，来武汉找外景。我和小引陪他在武昌
临江大道、天兴洲、昙华林周边，寻找具有20世纪90
年代风貌的码头和小巷。途中我问到薇依的书，他说那
就是他。我说你好像还写过一首关于薇依的诗，他说是
的。那首诗叫《读薇依》：
她对我说：应该渴望乌有
她对我说：应爱上爱本身
她不仅说说而已，心里也曾有过翻腾
后来她平静了，也更极端了
她的激烈无人可比。言之凿凿
遗留搏斗的痕迹
死于饥饿，留下病床上白色的床单
她的纯洁和痛苦一如这件事物
白色的，寒冷的，谁能躺上去而不浑身颤抖？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至少宇宙是满盈的。”
“白色的床单”是令人深刻的意象，一如乌有，一
如爱本身，也一如纯洁和痛苦。按照《西蒙娜·薇依评传》
作者的看法，她是“通过饿其体肤而加速了肺结核带来
的死亡”。人们都清楚肺结核患者需要更加注意营养和
休息，但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薇依拒绝食用超出国内同
胞的食物配给量，并且把每月食品配给票的一半寄给牢
狱中的政治犯。至于休息就更谈不上。她自愿去梯蓬的
农庄里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有时累得站不住了，就躺在
地上继续摘葡萄，而随手在路旁摘一把桑葚，就可以当
一顿饭。因此，说薇依死于饥饿并不为过。当她最终倒
下，她拒绝住在伦敦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享受特殊的照
顾。在她强烈的要求下，1943年8月中旬，她被送往
肯特郡的一所乡间疗养院。疗养院一派田园风光。看着
新搬进的房间，薇依说了句：“多么漂亮的等死房间！”
未几，34岁的她便离开了人世。
纳粹占领期间，曾与薇依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的古
斯塔夫·梯蓬说，他一开始并不想接待从未打过交道的
薇依，但是，“我不愿拒绝命运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安排
的灵魂”（《重负与神恩·法文版编者序言》，顾嘉琛、
杜小真译）。对于2003年的韩东（《重负与神恩》中
文第一版出版于这一年，韩东的诗也写于这一年），对
于2006年的我，薇依也仿佛是命运在我们的生活道路
上安排的灵魂，突然闯入的、陌生的，又令人“挣脱自身，
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里尔克《预感》，北岛译）。
在一个混乱不堪也残缺不全的时代，薇依的苦行主义确
实让人觉得有些过分，不近情理，甚至难以理喻；她的
话“灵魂的永恒部分以饥饿为食”充满宗教的玄思。诗
人崇敬她，是因为她扎根于漂泊不定之中，也扎根于他
人眼里的生活的不可能性和荒谬性的组合之中——我由
此怀疑韩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2003）的题目
不仅来自文革话语，也来自薇依语录。在《读薇依》中，
“白色的床单”应当来自对薇依形象与死亡情境的诗意
想象，是虚拟的：它如此单纯、素朴，一如薇依之生，
也一如薇依之死；它甚至让我们嗅到乡村田野中阳光照
射下的青草味道。
后来翻阅《韩东的诗》才发现，韩东并非只写下了
《读薇依》。五年后的2008年，他写下另一首《西蒙娜·
薇依》：
要长成一棵没有叶子的树
为了向上，不浪费精力
为了最后的果实而不开花
为了开花不要结被动物吃掉的果子
不要强壮，要向上长
弯曲和节疤都是毫无必要的
这是一棵多么可怕的树啊
没有鸟儿筑巢，也没有虫蚁
它否定了树
却长成了一根不朽之木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原为“却成了唯一不朽的树”，
收入诗集做了修改。诗人的修改除了表明他对待写作的
一贯的审慎态度（《读薇依》收入诗集时也做了改动），
也让此诗更为圆满：树与木的不同在于，树依然会让人
想到被风吹拂的树叶，乃至花朵和果实；木则让人的意
念集中在树干，向上的，笔直的，干燥的，去除了多余
的部分。如果你用手叩击，它宛若一根骨头。
2015年1月4日
荒谬的英雄
法国哲学家、作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
一篇为西西弗（一译西绪福斯）“正名”的文章。西西
弗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生性机智狡黠，得罪了
死神塔纳托斯、冥王哈德斯等。诸神于是判罚西西弗将
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然后巨石由于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
山去，由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诸神认为，没有哪一
种惩罚比让西西弗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
了。但加缪却说，西西弗明知推石上山的举动是徒劳无
益的，但他依然义无返顾地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巨石面前，
从这种“无尽的苦难”、“非人的折磨”中获得生命的
激情和幸福感，并且以此作为他对诸神惩罚的蔑视：你
们算老几！“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
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
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杜小真译）
加缪将西西弗这个古老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定位在
“荒谬的英雄”上，是为了阐明，这个世界存在着许许
多多的荒谬，每一个个体对此应当有所承担，而不是一
味的抱怨和回避。荒谬一词的意思可理解为，现代人往
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被种种外力所牵制；但你可以
在看似无望的拒绝和反抗中进发激情——这是人的命
运。
不过，西西弗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太过遥远，加缪借
助这一在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所阐发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念，也比较晦涩。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语
诗人赫塔·米勒，她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被中文编译
者加了个柔情万分、令人心动的标题：“带手绢了吗？”
在演说中，她以抒情散文的语调讲述了自己当年在罗马
尼亚痛苦的、愤懑的生活遭遇。演说快要结束时她提到，
当她就要开始流亡生活之前的一个清晨，母亲被村里的
警察带走。母亲走到门口时想起忘了带手绢，便不顾警
察不耐烦的脸色回到屋里拿了块手绢。在警局里，那个
警察对母亲大发雷霆。母亲的罗马尼亚语不太好，不明
白他在喊叫什么。后来警察离开办公室，反锁住大门，
关押了母亲整整一天。“最初几个小时，她坐在警察的
办公桌旁哭泣，然后她走来走去，开始用泪水浸湿的手
绢给家具擦灰尘。后来，她又从墙角拿起水桶和挂在墙
钉子上的抹布擦地板。事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惊诧
不已。我问她，你怎么可以为他打扫办公室。母亲一点
都不难堪，她说，我找点活干，好打发时间。而且那个
办公室那么脏。碰巧我还带了一块男人的大手绢。”赫塔·
米勒不无感叹地说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通过那些
额外的，但也是自愿的屈辱，她在监禁中为自己获得尊
严。”（李永平译）
因为女儿的不屈从而受到连累和骚扰的母亲，在那
一时刻渐渐忘了监禁她的警察，与那些剥夺女儿工作和
写作权利的人是一丘之貉。她看到的和不能忍受的只是
办公室的脏，她只是做了她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也许
这是母亲的本分，也许这就是另一位母亲乔治·桑说的：
“我不憎恨可怜又亲爱的愚蠢，我以母亲的目光来看它。”
也许赫塔·米勒和她母亲的遭遇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愚
蠢”所导致的，可是，那些人，除了愚蠢，还能有什么呢？
赫塔·米勒的母亲可能不明白“荒谬”是什么，也
不会把自己看作反抗荒谬的“英雄”。这个世界愚蠢太多，
所以需要他人的呵护：不是为了避开愚蠢——谁又能避
开呢——而是当你陷身于黑暗时，他人的呵护让你觉得
黑暗想轻易吞噬你生命的念头是可笑的。所以，母亲才
会在女儿每天出门之前问：
“带手绢了吗？”
2015年11月24日
“疾病是一所修道院”
余秀华为什么能够一夜爆红？对此已有许多解析。
不过，“脑瘫”这个身份标签，是推动她的诗歌最初在
微信圈病毒式传播的最主要诱因。尽管后来诗人颇为恼
火地不断做出澄清和纠正，但我相信那些突然对当下诗
歌备感兴趣的读者，下意识地把“脑瘫”等同于“智力
低下”；而“生命的痛感”也随即成为赞赏她诗歌的关
键词之一。
众所周知，病痛对身体的折磨，是文学普遍的而非
特殊的主题，只不过诗人可能对此尤为敏感。卡夫卡终
身遭受肺结核的袭扰。他与“文青”雅诺施第一次见面
时就说：“只有痛苦是确定的。”（《卡夫卡口述》，
赵登荣译）有传记作家认为，疾病使卡夫卡的身体“女 性化”，他更加依赖于别人的照顾。当他最后一次前往
波罗的海的疗养院，遇见了在犹太孩子夏令营做辅导员
的朵拉·迪曼。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甚至开始憧憬未来：
一起去巴勒斯坦开家餐馆，朵拉当厨师，卡夫卡则幻想
当一个招待。数月后，卡夫卡的肺结核扩展到喉部，不
能说话，只能用便签与人交流。他要求一直和朵拉照顾
他的朋友增加吗啡剂量，并忍着剧痛悄声说：“杀了我
吧，不然你就是一个杀人犯。”（桑德尔·L·吉尔曼《卡
夫卡》，陈永国译）
如果卡夫卡作为诗人还不够典型，那么里尔克，
终其一生备受头痛、颈痛、舌头痛的侵扰，以及由血液
流动传送的痉挛、抽搐，前额和眼睛充血的折磨。当他
后来患上致命的血液病白血病时，口腔里的囊肿让他想
起久远岁月中的那些不曾离去片刻的病痛，他感到自己
“落在那些褊狭的魔鬼手中”。他在去世前一年写给最
知心的朋友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信中绝望地呼救：
“我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活下去。”由于伤心欲
绝，这封信在他手里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发出。艺术并
没有给他带来慰藉，甚至让他对病痛折磨的感受愈发细
微：他对症状的直觉描述从医学角度来说是非常具体精
确的。（参见茨维坦·托多洛夫《走向绝对》，朱静译）
作家加缪十七岁岁就得了肺结核，经常是洗了澡、
走了路或者天气太热就会突然咯血。吐出的血先是鲜红
的、带着泡沫，随后就变得黯淡。在当时的阿尔及尔，
如果得不到治疗，三个病患者中会有一个在十八到二十
个月之后死去。如同卡夫卡一样，结核病使加缪的感官
变得更为敏锐。每次一发烧，各种颜色就不仅仅是被他
感觉到，而且变成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光线
刺激。医生将其称为“过度敏感症”或“感觉过敏症”，
同样患过肺结核的纪德称之为“感觉的聚会”。加缪则
称自己“浑身都是感觉的穿透细孔”。（《加缪传》，
黄睎耘、何立等译）
诗人余秀华也许会赞同卡夫卡的如下说法：“事
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
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
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
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
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
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卡夫卡口述》）加缪则说：
“疾病是一所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
灵感。”（《加缪传》）终身的疾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
痛苦与不幸的深渊；我们不必故作高深地说，它对诗人、
作家来讲是福祉。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换算的交
易；存在的只是，那些虔诚地投身于诗歌与文学的人的
一生，注定是痛苦和不幸的，疾病只是让他们更早也更
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必须为此支付痛苦和与世
隔绝的代价，那就支付吧。”（加缪）
2015年10月6日
艺术中的极端主义
自从有了网络，有了BBS论坛，就有了无数“匿
名者”隐蔽在电脑后，靠一根数据线，伴随着电脑猫
（MODEM，调制解调器的俗称）的滴滴声，与这个庞
大世界发生关系。这些匿名者也许觉得匿名正与他们的
生存状态契合无间，也正是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自由言说与写作的权利；匿名也是我们评价网络写作
初期特征的最重要的一面，延续至今。
令我自己也感到费解的是，从上网伊始，我就一直
使用真名实姓，以至多年前有人在本埠一家官方报纸网
站的论坛上，称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能理解人
们为什么选择匿名，也明白自己其实也是多重人格群体
中的一员——谁又能例外呢——但就是无法躲在虚拟的
ID签名档后发言。这可能是我与成长于新媒体时代的
80后、90后的代沟所在，也极可能是另一种强迫症，
需要疗救。我唯独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匿名造就和强
化的网络语言暴力；后者当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匿名，
却是匿名者洗刷不掉的罪名：匿名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
各人内心的恶魔影像，潜伏在语言中，又被自我化解为
“那只是说说而已，干吗那么认真？”
网语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词汇，比如“控”；但更
多的是极端化思维的碎片，从中可以见出说话人的暴戾
与极端，比如“绿茶婊”，比如“正能量”。它们自动
生成对立面，简化了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同时也在自
己和对立面之间划分出等级，表达出立场——只能是这
个，绝不可以是那个；或者反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
种世界观：它从根本上把好与坏，也就是好的世界与坏
的世界对立起来，从而导致要决定性地毁灭后者；而好
与坏的标准可能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
与此相应，文学艺术领域内，在好与坏、崇高与
低俗之间画出绝对界线并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观点，也就 是极端主义者的观点，是我深恶痛绝的。艺术与美学中
的极端主义，有可能是政治极权主义的倒影，现代主义
艺术史上已有例证。患有语言暴力症的人，当他声称厌
恶政治的时候，可能正在对他所厌恶的政治暗中施以援
手。
也许，乔治·桑的观点更有启发。在她看来，艺术
与生活、好与坏、绝对与相对不是截然分开的，即便在
提法上两者的并列会给人以断裂的印象，它们之间还是
会建立起某种连续性：这一个并不是那一个的负面，而
是它的凝聚、净化与成形。乔治·桑认为，以揭示真实
的人的真实存在为目标的艺术，应该克服好与坏的二元
论思想，而且要指出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持续的滑动”：
“艺术不仅是批评性和讽刺性的。批评和讽刺只是描绘
出真实的一种面貌。我要看到作为其本人的人。他不好
也不坏，他既好也坏。但是，还有一些细微差异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艺术就是表现细微差异。”（致福楼拜的
信）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晚年的苏珊·桑塔格关于文学
是一座“有着细微差异的屋子”的观念，让我们重新思
考她为何坚守文学对世界的复杂性的关注——这种文学
立场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立场。
乔治·桑说：“我不憎恨可怜又亲爱的愚蠢，我以
母亲的目光来看它。”我也许还不具备她这种宽容以待
的怜悯之心。不过，假如我偏爱余秀华的诗，不会认为
其他女诗人写的是“闺中诗”；假如我赞赏许立志的诗
句“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不会认为沃尔科特说月
亮是“一个椭圆形、无实质的元音”（来自英文moon
的发音）是无病呻吟，或者，毕肖普说“月亮是天空顶
部的一个小洞”形同废话，或者，罗伯特·瓦尔泽说“月
亮是夜晚的伤口”有些矫情。我们的写作可能没有变得
比网络出现之前更为艰难，但也并不更加容易。
多一点善意吧，网络中的匿名者。
2015年10月6日
“撞身取暖”的人
诗歌曾经多么辉煌？朦胧诗人当年明星级的待遇离
凡人太远，还是说说我自己吧。
1984年，在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
读中文系大一的我往校广播台投了一首诗。诗歌播出后，
时任校广播台编辑的历史系学生张执浩给我送来一张油
印的稿费单，我们就此相识。稿费是五毛，什么概念呢？
可以在食堂买十个肉包子，或者，买两份回锅肉，一份
吃着，一份盯着。——我说的是校广播台发的稿费，一
首诗的稿费。
1994年回母校师从王先霈先生读文艺学研究生，
因为专业学习的需要，也因为好友的不断邀约，我放弃
诗歌转而写评论。诗评在一家公开期刊发表后，一直不
见稿费，便去问好友。我还记得他那种眼神，意思是：
稿费？给你发出来就不错了。自那时起，我便知写诗歌
和搞诗歌评论的人，实际是一路货色，忍受着毫无道理
的待遇，还要抱着感恩心态。
前不久收到一本诗歌合集，收有我的评论文章。但
凡各种选集收录作者文章，不打招呼，无须同意，已成
惯例；给样书已算仁至义尽，至于稿费，哪怕五毛，也
是痴心妄想。
尽管我有我的主张，我不会责怪该书主编，哪怕我
主张的仅仅是作为写作者最基本的权利（多年来有大量
的诗人、评论家自掏腰包出版选集，另当别论。我对他
们一如既往地致以敬意）。但是当我翻阅后记，一路看
着主编的感谢从高层干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同僚
到入选诗人、责任编辑，唯独不见那些如我一样在懵懂
中，被光荣地收进集子里的评论者。我自然无权要求致
谢——我的写作不是为了致谢——并且，以我这样做惯
了评论者，似乎在他人眼里已坐稳了评论家位置的人的
心态，我还得感谢，在这样一个时代，把我的评论收进
集子并促成集子历经艰辛终于出版的那些人。
这就是我作为诗歌评论者的真实处境，与诗人一样。
但不同的是，我还得装作没有看见、听见诗人对评论者
的冷嘲热讽，谩骂诋毁。
主编是我尊敬的长辈，一位好师长。我借此事说出
可以借他事想说的，相信他会一笑了之。我更想表达的
是，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诗人与评论者团结一致的必要。
是的，停止无聊的相互诋毁，超越学理的谩骂，以及毫
无原则、既败坏评论者也败坏诗人名声的吹捧。应当前
所未有地感受到诗人和评论者作为一个共同体生存下去
的必要。这个共同体按照奥登的说法，“是有理性的人
组成的，因大家有着对某事物的共同热爱之心而团结在
一起”；与之相反，“大众”则是乌合之众，“一群虚
无之徒，他们只是表面上的联合，他们只是对一些事物
感到担心，害怕，这种害怕心理的实质是他们一想到自
己要作为理性的人要对自我的发展负责任就感到恐惧”
（《耐心的回报》，叶美译）。能够结成共同体的人，
既是理性的，也是对自我发展负责任的；既不会恐惧， 也不会自怨自艾。
诗人余笑忠曾在诗中写道：“寒冬在加深。一群乡
村小学的孩子，在墙角彼此撞来撞去。他们这样相互取
暖”。当年的历史系学生、诗人张执浩赞赏不已，并由
此生造出“撞身取暖”一词作为一部诗集名。我不清楚
诗歌的寒冬是否已经过去，如乐观者所言；我知道的是，
世事愈发无常，世态的确炎凉，尤其是你选择了做一位
诗人或诗歌评论者。我们仍然需要“撞身取暖”，不仅
仅是在寒冬。
2015年8月18日凌晨
爱上福斯特
英国作家福斯特在BBC广播讲座的文字结集出版
后，依然保留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风格，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不理解或不喜欢复杂的表达。年轻一代的英国
女作家扎迪·史密斯说：
“他是爱·摩·福斯特：他不需要别人都来效仿他。
看起来，这是世间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
能做到这点的英国小说家又有几人！在英国小说中，现
实主义者们捍卫现实主义，实验主义者们捍卫实用主义；
言简意赅的作家自然对简洁明了的写作风格大加赞赏，
而好用修辞的作家则将抒情奉为文学的最高价值。福斯
特则不然。……他可以坐在自己的文学角落里，而不必
宣扬它比别的角落来得优越。他顽固地为乔伊斯辩护，
尽管他不怎么喜欢乔伊斯；他为伍尔夫辩护，尽管她令
他感到困惑；他为艾略特辩护，尽管他对艾略特心存畏
惧。”（《改变思想》，金鑫译。下同）
我不知道福斯特是否有史密斯说得这么好，但如果
他真是这样一个人物，无论是作为小说家、评论家还是
普通读者，都令人肃然起敬，以至让人有尽快重读他的
小说和评论的冲动。在这个人身上，体现的是对文学与
世界的好奇，是他的广博阅读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一
颗宽厚而温暖的心，是对自己所缺失的他人身上优点的
不吝赞美，当然也是一种自信。且不说英国的文学分类
体系将福斯特归为普普通通的作家一类（扎迪·史密斯
语），即便是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一个似乎没有任何锋
芒和个性，一个为自己不喜欢、不理解的东西辩护来辩
护去，一个这也好那也好，一个不懂得想出头就要一条
路走到黑、想上头条就要扯去底裤的写作者和评论家，
不被挖苦和嘲弄已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平庸的写作者都
想抓住一点什么，不管那点东西是什么：先锋，异类，
谄媚……否则惶惶不可终日。也正是这样的平庸的写作
者，喜欢把跟他不一样的人，讥讽为平庸之辈。
瓦尔特·本雅明说，卡夫卡毕其一生都在自问到底
长相如何，但他从未发现还有镜子这种东西。福斯特可
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长相，他到处在找镜子；他
郑重其事向听众推荐的每一本书，都可以看作是他找来
的一面镜子，先拿来照自己，再看看别人是不是可以用。
他在向听众推荐E·F·本森的回忆录《我们这样的人》
的时候，就像是拿着镜子在照自己，并提醒自己不要重
蹈如下命运：“不幸的是，大多数中年人不只是身上的
肌肉和活力，连‘精神纤维’都失去了弹性。经验也有
其危害：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智慧，但也有可能导致头
脑和思维的僵化，因而失去弹性，造成严重后果。”而
在简·奥斯汀这面镜子面前，他这样表达他对她的喜爱：
“她是英国人，我也是英国人，我对她的喜爱，可以说
是一桩家务事。”
如果你认为福斯特是完美无缺的，那就错了。史
密斯说，福斯特有很多毛病和缺点，比如：“福斯特的
作品里有魔力和美感，也有软弱，还有少许慵懒，些许
愚蠢。”“福斯特总是有点儿太过谦逊，有点儿不够坦
率。”“他跟我们一样。很多人为此爱上了他。”史密
斯的意见是：“喜爱福斯特，就要像他本人那样，满足
于他的平庸与杰出的结合。”
这可真够难的。
2015年6月9日凌晨
本期评论与武汉这座城市结缘：两篇出自武汉高校的评论家，
一篇评论对象是长居武汉的诗人。
魏天无的这组札记话题多样，看似互不联属，实则贯穿了某
些具有一致性的理念，此如对坚韧的理想主义和诗性情怀的赞美，
对自由、宽容和多样化的诗歌与文化生态的呼唤，对艺术中极端
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些看起来更像是常识，而非创见；但在一
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往往常识与对常识的坚守才更可贵，不是吗？
“撞身取暖”这个词经由余笑忠、张执浩等诗人的多重语义编织，
已获得丰富而深长的意味。而在作者笔下，“撞身取暖”（而非“抱
团取暖”）隐喻着对一个诗歌和评论写作者的理想共同体的建构，
在这个共同体里面，人们通过互相碰撞（而非伤害）来构造一个
暖意融融、生机勃勃的精神家园，以抵御时代的荒寒。“有作温
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在魏天无这里，我仿佛听到鲁迅
的悠长回声。
诗何为？或者诗有什么用？这是中西诗歌传统里的永恒之问，
它要求每个时代的诗人做出新的回答。荣光启的文章深入浅出地
对这个问题作了层层辨析，指出诗最直接的作用还是在于自我慰
藉和自我认知；诗无力发挥直接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功能只能
是间接的、隐约的，即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民族的语言和感受
性。诗看起来好像是无用的，但这无用正是诗发挥作用的方式。
对于“用”的问题，其实中国古代的老庄早就非常智慧地作了回答。
但是功利主义的魔鬼在任何时代都无孔不入，于是诗人们不得不
随时准备为诗辩护。悲乎！
“我宁愿相信一个好诗人的只言片语，也不愿相信一个评论
家的宏篇大论”，雪女如是说。但诗人和评论家并非冤家对头，“只
言片语”和“宏篇大论”也非势不两立，因为一个好诗人总是一
个好评论家，哪怕他写的是“只言片语”。雪女本人就是现成的
例子。基于丰富的阅读和写作经验，雪女在这篇文章里细致辨析
了张执浩在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上的一些特点，诸如抒情与智性
的高度融合、对日常性与在场性的重视、对诗歌“唤醒”与“复活”
功能的强调，等。于此，不仅可以见出雪女在诗歌阅读上的慧一心，
更可见出她对一种更符合个人，心性与时代感性的诗学价值的深度
思考。
——刘康凯
你好，薇依
该如何描述西蒙娜·薇依，这位“赤色贞女”、“圣
西蒙娜”？她英年早逝后，其侄女西维尔·西蒙娜因其
身份，也因其长相酷似姑姑，被当作“圣徒胫骨”，不
断有薇依的虔诚信徒想来摸一摸她，用手指梳一梳她的
头发（帕拉·尤格拉《西蒙娜·薇依评传》，余东译）。
蛰居一隅的湖北宜昌诗人毛子，以《致薇依》表达
了对她的穿越时空的敬仰：
夜读薇依，时窗外电闪雷鸣
我心绪平静
想想她出生一九。九年，应是我的祖母
想想十九岁的巴黎漂亮女生，应是我的恋人
想想三十四岁死于饥饿，应是我的姐妹
想想她一生都在贫贱中爱，应是我的母亲
那一夜，骤雨不停
一道霹雳击穿了附近的变电器
我在黑暗里哆嗦着，而火柴
在哪里？
整个世界漆黑。我低如屋檐
风暴之中，滚雷响过，仿佛如她所言：
——“伟大只能是孤独的、无生息的、
无回音的……”
诗来自对薇依著作或传记的阅读。诗人选择的阅读
对象，对阅读印象和经验的呈现与反刍，都在显示他对
诗歌写作的理解和认知：诗是一种伦理；诗也必得承担
它当承担的伦理。在“整个世界漆黑”的时刻，需要有
人用哆嗦的手划亮一根火柴——一首诗是一根火柴，能
发出的光非常有限且短暂，但不能就此默然于黑暗，就
像一战时的薇依不会考虑是否因为她拒吃巧克力，前线
士兵就一定可以吃上甜品而不去作为，并坚守终身。在
诗人眼里，薇依也是一点光亮，它会奇迹般穿越遥远时
空，在它该降临的时刻，抵达那些被黑暗压低的人的手
中和心中。
在世人眼中，薇依是位传奇人物，哲学家、神秘主
义者，错生在女性世界的男孩子。她聪颖早慧，非比寻
常，19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巴黎高师，第二名是
著名的西蒙娜·波伏娃。薇依集中注意力的超强能力令
人叹为观止。在高师做论文时，她给自己开了一份长得
令人难以置信的书单，然后一连好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不吃不睡。她把书一本一本地摊在地板上，自己也
趴在地板上。由于眼睛近视，她的鼻子不得不蹭着书本，
就这样边读边从房间这头爬向那头。但是，她那双笨拙
得同样非比寻常的小手，让她也让她的同伴吃尽苦头。
她参加了“妇女运动俱乐部”的第一支女子橄榄球队，
没有什么困难能让她放弃，但是由于她打得不好导致球
队失败时，她成了球队的威胁。后来她自告奋勇去工厂
当计件工，因为笨手笨脚，常常被割伤和烫伤，她的同 事的收入就大受影响。西班牙内战时，不会开枪的她一
定要一支枪。一位上校教她怎样射击，聪明的人都自觉
地躲得远远的。她的传记作者说，这支枪对战友构成的
威胁甚至超过对战壕对面的敌人。
纳粹占领法国期间，想从事最艰苦劳动的薇依被引
荐给古斯塔夫·梯蓬，一位天主教哲学家。她住进了后
者的农庄里。梯蓬说：“我很清楚，认识和爱上一个比
自己优秀的人，必须给自己带来压力。不同高度的气涡
差异最容易形成风暴。”一年半后，薇依全家获得前往
美国的签证。分别前，她告诉梯蓬不要悲伤，他必须爱
上他们之间很快就要出现的距离，因为“那些互不相爱
的人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有爱就会有分开，这是相爱的人不得不面对
和接受的痛苦事实，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互不相爱
的人是分不开的”？
2015年12月24日
不朽之木
这世上的事真是巧得不能再巧。
2006年6月世界杯间隙，读完薇依的《重负与神恩》
（我习惯在书后标明阅读时间）。2015年年底，因为
写一篇评论，翻出这本书来重读，注意到封底勒口责任
编辑一栏，印着“韩东”。不知此“韩东”是不是诗人、
作家韩东。隔日，诗人小引打来电话，说韩东来了，这
回他的身份是电影编剧兼导演。他把自己的小说《在码
头》改编为电影，来武汉找外景。我和小引陪他在武昌
临江大道、天兴洲、昙华林周边，寻找具有20世纪90
年代风貌的码头和小巷。途中我问到薇依的书，他说那
就是他。我说你好像还写过一首关于薇依的诗，他说是
的。那首诗叫《读薇依》：
她对我说：应该渴望乌有
她对我说：应爱上爱本身
她不仅说说而已，心里也曾有过翻腾
后来她平静了，也更极端了
她的激烈无人可比。言之凿凿
遗留搏斗的痕迹
死于饥饿，留下病床上白色的床单
她的纯洁和痛苦一如这件事物
白色的，寒冷的，谁能躺上去而不浑身颤抖？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至少宇宙是满盈的。”
“白色的床单”是令人深刻的意象，一如乌有，一
如爱本身，也一如纯洁和痛苦。按照《西蒙娜·薇依评传》
作者的看法，她是“通过饿其体肤而加速了肺结核带来
的死亡”。人们都清楚肺结核患者需要更加注意营养和
休息，但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薇依拒绝食用超出国内同
胞的食物配给量，并且把每月食品配给票的一半寄给牢
狱中的政治犯。至于休息就更谈不上。她自愿去梯蓬的
农庄里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有时累得站不住了，就躺在
地上继续摘葡萄，而随手在路旁摘一把桑葚，就可以当
一顿饭。因此，说薇依死于饥饿并不为过。当她最终倒
下，她拒绝住在伦敦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享受特殊的照
顾。在她强烈的要求下，1943年8月中旬，她被送往
肯特郡的一所乡间疗养院。疗养院一派田园风光。看着
新搬进的房间，薇依说了句：“多么漂亮的等死房间！”
未几，34岁的她便离开了人世。
纳粹占领期间，曾与薇依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的古
斯塔夫·梯蓬说，他一开始并不想接待从未打过交道的
薇依，但是，“我不愿拒绝命运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安排
的灵魂”（《重负与神恩·法文版编者序言》，顾嘉琛、
杜小真译）。对于2003年的韩东（《重负与神恩》中
文第一版出版于这一年，韩东的诗也写于这一年），对
于2006年的我，薇依也仿佛是命运在我们的生活道路
上安排的灵魂，突然闯入的、陌生的，又令人“挣脱自身，
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里尔克《预感》，北岛译）。
在一个混乱不堪也残缺不全的时代，薇依的苦行主义确
实让人觉得有些过分，不近情理，甚至难以理喻；她的
话“灵魂的永恒部分以饥饿为食”充满宗教的玄思。诗
人崇敬她，是因为她扎根于漂泊不定之中，也扎根于他
人眼里的生活的不可能性和荒谬性的组合之中——我由
此怀疑韩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2003）的题目
不仅来自文革话语，也来自薇依语录。在《读薇依》中，
“白色的床单”应当来自对薇依形象与死亡情境的诗意
想象，是虚拟的：它如此单纯、素朴，一如薇依之生，
也一如薇依之死；它甚至让我们嗅到乡村田野中阳光照
射下的青草味道。
后来翻阅《韩东的诗》才发现，韩东并非只写下了
《读薇依》。五年后的2008年，他写下另一首《西蒙娜·
薇依》：
要长成一棵没有叶子的树
为了向上，不浪费精力
为了最后的果实而不开花
为了开花不要结被动物吃掉的果子
不要强壮，要向上长
弯曲和节疤都是毫无必要的
这是一棵多么可怕的树啊
没有鸟儿筑巢，也没有虫蚁
它否定了树
却长成了一根不朽之木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原为“却成了唯一不朽的树”，
收入诗集做了修改。诗人的修改除了表明他对待写作的
一贯的审慎态度（《读薇依》收入诗集时也做了改动），
也让此诗更为圆满：树与木的不同在于，树依然会让人
想到被风吹拂的树叶，乃至花朵和果实；木则让人的意
念集中在树干，向上的，笔直的，干燥的，去除了多余
的部分。如果你用手叩击，它宛若一根骨头。
2015年1月4日
荒谬的英雄
法国哲学家、作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是
一篇为西西弗（一译西绪福斯）“正名”的文章。西西
弗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生性机智狡黠，得罪了
死神塔纳托斯、冥王哈德斯等。诸神于是判罚西西弗将
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然后巨石由于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
山去，由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诸神认为，没有哪一
种惩罚比让西西弗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
了。但加缪却说，西西弗明知推石上山的举动是徒劳无
益的，但他依然义无返顾地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巨石面前，
从这种“无尽的苦难”、“非人的折磨”中获得生命的
激情和幸福感，并且以此作为他对诸神惩罚的蔑视：你
们算老几！“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
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
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杜小真译）
加缪将西西弗这个古老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定位在
“荒谬的英雄”上，是为了阐明，这个世界存在着许许
多多的荒谬，每一个个体对此应当有所承担，而不是一
味的抱怨和回避。荒谬一词的意思可理解为，现代人往
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被种种外力所牵制；但你可以
在看似无望的拒绝和反抗中进发激情——这是人的命
运。
不过，西西弗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太过遥远，加缪借
助这一在西方家喻户晓的人物所阐发的存在主义哲学观
念，也比较晦涩。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语
诗人赫塔·米勒，她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被中文编译
者加了个柔情万分、令人心动的标题：“带手绢了吗？”
在演说中，她以抒情散文的语调讲述了自己当年在罗马
尼亚痛苦的、愤懑的生活遭遇。演说快要结束时她提到，
当她就要开始流亡生活之前的一个清晨，母亲被村里的
警察带走。母亲走到门口时想起忘了带手绢，便不顾警
察不耐烦的脸色回到屋里拿了块手绢。在警局里，那个
警察对母亲大发雷霆。母亲的罗马尼亚语不太好，不明
白他在喊叫什么。后来警察离开办公室，反锁住大门，
关押了母亲整整一天。“最初几个小时，她坐在警察的
办公桌旁哭泣，然后她走来走去，开始用泪水浸湿的手
绢给家具擦灰尘。后来，她又从墙角拿起水桶和挂在墙
钉子上的抹布擦地板。事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惊诧
不已。我问她，你怎么可以为他打扫办公室。母亲一点
都不难堪，她说，我找点活干，好打发时间。而且那个
办公室那么脏。碰巧我还带了一块男人的大手绢。”赫塔·
米勒不无感叹地说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通过那些
额外的，但也是自愿的屈辱，她在监禁中为自己获得尊
严。”（李永平译）
因为女儿的不屈从而受到连累和骚扰的母亲，在那
一时刻渐渐忘了监禁她的警察，与那些剥夺女儿工作和
写作权利的人是一丘之貉。她看到的和不能忍受的只是
办公室的脏，她只是做了她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也许
这是母亲的本分，也许这就是另一位母亲乔治·桑说的：
“我不憎恨可怜又亲爱的愚蠢，我以母亲的目光来看它。”
也许赫塔·米勒和她母亲的遭遇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愚
蠢”所导致的，可是，那些人，除了愚蠢，还能有什么呢？
赫塔·米勒的母亲可能不明白“荒谬”是什么，也
不会把自己看作反抗荒谬的“英雄”。这个世界愚蠢太多，
所以需要他人的呵护：不是为了避开愚蠢——谁又能避
开呢——而是当你陷身于黑暗时，他人的呵护让你觉得
黑暗想轻易吞噬你生命的念头是可笑的。所以，母亲才
会在女儿每天出门之前问：
“带手绢了吗？”
2015年11月24日
“疾病是一所修道院”
余秀华为什么能够一夜爆红？对此已有许多解析。
不过，“脑瘫”这个身份标签，是推动她的诗歌最初在
微信圈病毒式传播的最主要诱因。尽管后来诗人颇为恼
火地不断做出澄清和纠正，但我相信那些突然对当下诗
歌备感兴趣的读者，下意识地把“脑瘫”等同于“智力
低下”；而“生命的痛感”也随即成为赞赏她诗歌的关
键词之一。
众所周知，病痛对身体的折磨，是文学普遍的而非
特殊的主题，只不过诗人可能对此尤为敏感。卡夫卡终
身遭受肺结核的袭扰。他与“文青”雅诺施第一次见面
时就说：“只有痛苦是确定的。”（《卡夫卡口述》，
赵登荣译）有传记作家认为，疾病使卡夫卡的身体“女 性化”，他更加依赖于别人的照顾。当他最后一次前往
波罗的海的疗养院，遇见了在犹太孩子夏令营做辅导员
的朵拉·迪曼。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甚至开始憧憬未来：
一起去巴勒斯坦开家餐馆，朵拉当厨师，卡夫卡则幻想
当一个招待。数月后，卡夫卡的肺结核扩展到喉部，不
能说话，只能用便签与人交流。他要求一直和朵拉照顾
他的朋友增加吗啡剂量，并忍着剧痛悄声说：“杀了我
吧，不然你就是一个杀人犯。”（桑德尔·L·吉尔曼《卡
夫卡》，陈永国译）
如果卡夫卡作为诗人还不够典型，那么里尔克，
终其一生备受头痛、颈痛、舌头痛的侵扰，以及由血液
流动传送的痉挛、抽搐，前额和眼睛充血的折磨。当他
后来患上致命的血液病白血病时，口腔里的囊肿让他想
起久远岁月中的那些不曾离去片刻的病痛，他感到自己
“落在那些褊狭的魔鬼手中”。他在去世前一年写给最
知心的朋友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信中绝望地呼救：
“我看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活下去。”由于伤心欲
绝，这封信在他手里搁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发出。艺术并
没有给他带来慰藉，甚至让他对病痛折磨的感受愈发细
微：他对症状的直觉描述从医学角度来说是非常具体精
确的。（参见茨维坦·托多洛夫《走向绝对》，朱静译）
作家加缪十七岁岁就得了肺结核，经常是洗了澡、
走了路或者天气太热就会突然咯血。吐出的血先是鲜红
的、带着泡沫，随后就变得黯淡。在当时的阿尔及尔，
如果得不到治疗，三个病患者中会有一个在十八到二十
个月之后死去。如同卡夫卡一样，结核病使加缪的感官
变得更为敏锐。每次一发烧，各种颜色就不仅仅是被他
感觉到，而且变成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光线
刺激。医生将其称为“过度敏感症”或“感觉过敏症”，
同样患过肺结核的纪德称之为“感觉的聚会”。加缪则
称自己“浑身都是感觉的穿透细孔”。（《加缪传》，
黄睎耘、何立等译）
诗人余秀华也许会赞同卡夫卡的如下说法：“事
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
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
对他本人来说，他的歌唱只是一种呼喊。艺术对艺术家
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
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
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卡夫卡口述》）加缪则说：
“疾病是一所修道院，有着自己的清规、苦行、静谧和
灵感。”（《加缪传》）终身的疾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
痛苦与不幸的深渊；我们不必故作高深地说，它对诗人、
作家来讲是福祉。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换算的交
易；存在的只是，那些虔诚地投身于诗歌与文学的人的
一生，注定是痛苦和不幸的，疾病只是让他们更早也更
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必须为此支付痛苦和与世
隔绝的代价，那就支付吧。”（加缪）
2015年10月6日
艺术中的极端主义
自从有了网络，有了BBS论坛，就有了无数“匿
名者”隐蔽在电脑后，靠一根数据线，伴随着电脑猫
（MODEM，调制解调器的俗称）的滴滴声，与这个庞
大世界发生关系。这些匿名者也许觉得匿名正与他们的
生存状态契合无间，也正是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自由言说与写作的权利；匿名也是我们评价网络写作
初期特征的最重要的一面，延续至今。
令我自己也感到费解的是，从上网伊始，我就一直
使用真名实姓，以至多年前有人在本埠一家官方报纸网
站的论坛上，称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能理解人
们为什么选择匿名，也明白自己其实也是多重人格群体
中的一员——谁又能例外呢——但就是无法躲在虚拟的
ID签名档后发言。这可能是我与成长于新媒体时代的
80后、90后的代沟所在，也极可能是另一种强迫症，
需要疗救。我唯独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匿名造就和强
化的网络语言暴力；后者当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匿名，
却是匿名者洗刷不掉的罪名：匿名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
各人内心的恶魔影像，潜伏在语言中，又被自我化解为
“那只是说说而已，干吗那么认真？”
网语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词汇，比如“控”；但更
多的是极端化思维的碎片，从中可以见出说话人的暴戾
与极端，比如“绿茶婊”，比如“正能量”。它们自动
生成对立面，简化了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同时也在自
己和对立面之间划分出等级，表达出立场——只能是这
个，绝不可以是那个；或者反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
种世界观：它从根本上把好与坏，也就是好的世界与坏
的世界对立起来，从而导致要决定性地毁灭后者；而好
与坏的标准可能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
与此相应，文学艺术领域内，在好与坏、崇高与
低俗之间画出绝对界线并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观点，也就 是极端主义者的观点，是我深恶痛绝的。艺术与美学中
的极端主义，有可能是政治极权主义的倒影，现代主义
艺术史上已有例证。患有语言暴力症的人，当他声称厌
恶政治的时候，可能正在对他所厌恶的政治暗中施以援
手。
也许，乔治·桑的观点更有启发。在她看来，艺术
与生活、好与坏、绝对与相对不是截然分开的，即便在
提法上两者的并列会给人以断裂的印象，它们之间还是
会建立起某种连续性：这一个并不是那一个的负面，而
是它的凝聚、净化与成形。乔治·桑认为，以揭示真实
的人的真实存在为目标的艺术，应该克服好与坏的二元
论思想，而且要指出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持续的滑动”：
“艺术不仅是批评性和讽刺性的。批评和讽刺只是描绘
出真实的一种面貌。我要看到作为其本人的人。他不好
也不坏，他既好也坏。但是，还有一些细微差异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艺术就是表现细微差异。”（致福楼拜的
信）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晚年的苏珊·桑塔格关于文学
是一座“有着细微差异的屋子”的观念，让我们重新思
考她为何坚守文学对世界的复杂性的关注——这种文学
立场何尝不是一种政治立场。
乔治·桑说：“我不憎恨可怜又亲爱的愚蠢，我以
母亲的目光来看它。”我也许还不具备她这种宽容以待
的怜悯之心。不过，假如我偏爱余秀华的诗，不会认为
其他女诗人写的是“闺中诗”；假如我赞赏许立志的诗
句“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不会认为沃尔科特说月
亮是“一个椭圆形、无实质的元音”（来自英文moon
的发音）是无病呻吟，或者，毕肖普说“月亮是天空顶
部的一个小洞”形同废话，或者，罗伯特·瓦尔泽说“月
亮是夜晚的伤口”有些矫情。我们的写作可能没有变得
比网络出现之前更为艰难，但也并不更加容易。
多一点善意吧，网络中的匿名者。
2015年10月6日
“撞身取暖”的人
诗歌曾经多么辉煌？朦胧诗人当年明星级的待遇离
凡人太远，还是说说我自己吧。
1984年，在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
读中文系大一的我往校广播台投了一首诗。诗歌播出后，
时任校广播台编辑的历史系学生张执浩给我送来一张油
印的稿费单，我们就此相识。稿费是五毛，什么概念呢？
可以在食堂买十个肉包子，或者，买两份回锅肉，一份
吃着，一份盯着。——我说的是校广播台发的稿费，一
首诗的稿费。
1994年回母校师从王先霈先生读文艺学研究生，
因为专业学习的需要，也因为好友的不断邀约，我放弃
诗歌转而写评论。诗评在一家公开期刊发表后，一直不
见稿费，便去问好友。我还记得他那种眼神，意思是：
稿费？给你发出来就不错了。自那时起，我便知写诗歌
和搞诗歌评论的人，实际是一路货色，忍受着毫无道理
的待遇，还要抱着感恩心态。
前不久收到一本诗歌合集，收有我的评论文章。但
凡各种选集收录作者文章，不打招呼，无须同意，已成
惯例；给样书已算仁至义尽，至于稿费，哪怕五毛，也
是痴心妄想。
尽管我有我的主张，我不会责怪该书主编，哪怕我
主张的仅仅是作为写作者最基本的权利（多年来有大量
的诗人、评论家自掏腰包出版选集，另当别论。我对他
们一如既往地致以敬意）。但是当我翻阅后记，一路看
着主编的感谢从高层干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同僚
到入选诗人、责任编辑，唯独不见那些如我一样在懵懂
中，被光荣地收进集子里的评论者。我自然无权要求致
谢——我的写作不是为了致谢——并且，以我这样做惯
了评论者，似乎在他人眼里已坐稳了评论家位置的人的
心态，我还得感谢，在这样一个时代，把我的评论收进
集子并促成集子历经艰辛终于出版的那些人。
这就是我作为诗歌评论者的真实处境，与诗人一样。
但不同的是，我还得装作没有看见、听见诗人对评论者
的冷嘲热讽，谩骂诋毁。
主编是我尊敬的长辈，一位好师长。我借此事说出
可以借他事想说的，相信他会一笑了之。我更想表达的
是，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诗人与评论者团结一致的必要。
是的，停止无聊的相互诋毁，超越学理的谩骂，以及毫
无原则、既败坏评论者也败坏诗人名声的吹捧。应当前
所未有地感受到诗人和评论者作为一个共同体生存下去
的必要。这个共同体按照奥登的说法，“是有理性的人
组成的，因大家有着对某事物的共同热爱之心而团结在
一起”；与之相反，“大众”则是乌合之众，“一群虚
无之徒，他们只是表面上的联合，他们只是对一些事物
感到担心，害怕，这种害怕心理的实质是他们一想到自
己要作为理性的人要对自我的发展负责任就感到恐惧”
（《耐心的回报》，叶美译）。能够结成共同体的人，
既是理性的，也是对自我发展负责任的；既不会恐惧， 也不会自怨自艾。
诗人余笑忠曾在诗中写道：“寒冬在加深。一群乡
村小学的孩子，在墙角彼此撞来撞去。他们这样相互取
暖”。当年的历史系学生、诗人张执浩赞赏不已，并由
此生造出“撞身取暖”一词作为一部诗集名。我不清楚
诗歌的寒冬是否已经过去，如乐观者所言；我知道的是，
世事愈发无常，世态的确炎凉，尤其是你选择了做一位
诗人或诗歌评论者。我们仍然需要“撞身取暖”，不仅
仅是在寒冬。
2015年8月18日凌晨
爱上福斯特
英国作家福斯特在BBC广播讲座的文字结集出版
后，依然保留着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风格，但这并不
意味着他不理解或不喜欢复杂的表达。年轻一代的英国
女作家扎迪·史密斯说：
“他是爱·摩·福斯特：他不需要别人都来效仿他。
看起来，这是世间最简单、最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
能做到这点的英国小说家又有几人！在英国小说中，现
实主义者们捍卫现实主义，实验主义者们捍卫实用主义；
言简意赅的作家自然对简洁明了的写作风格大加赞赏，
而好用修辞的作家则将抒情奉为文学的最高价值。福斯
特则不然。……他可以坐在自己的文学角落里，而不必
宣扬它比别的角落来得优越。他顽固地为乔伊斯辩护，
尽管他不怎么喜欢乔伊斯；他为伍尔夫辩护，尽管她令
他感到困惑；他为艾略特辩护，尽管他对艾略特心存畏
惧。”（《改变思想》，金鑫译。下同）
我不知道福斯特是否有史密斯说得这么好，但如果
他真是这样一个人物，无论是作为小说家、评论家还是
普通读者，都令人肃然起敬，以至让人有尽快重读他的
小说和评论的冲动。在这个人身上，体现的是对文学与
世界的好奇，是他的广博阅读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一
颗宽厚而温暖的心，是对自己所缺失的他人身上优点的
不吝赞美，当然也是一种自信。且不说英国的文学分类
体系将福斯特归为普普通通的作家一类（扎迪·史密斯
语），即便是在中国当下语境中，一个似乎没有任何锋
芒和个性，一个为自己不喜欢、不理解的东西辩护来辩
护去，一个这也好那也好，一个不懂得想出头就要一条
路走到黑、想上头条就要扯去底裤的写作者和评论家，
不被挖苦和嘲弄已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平庸的写作者都
想抓住一点什么，不管那点东西是什么：先锋，异类，
谄媚……否则惶惶不可终日。也正是这样的平庸的写作
者，喜欢把跟他不一样的人，讥讽为平庸之辈。
瓦尔特·本雅明说，卡夫卡毕其一生都在自问到底
长相如何，但他从未发现还有镜子这种东西。福斯特可
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长相，他到处在找镜子；他
郑重其事向听众推荐的每一本书，都可以看作是他找来
的一面镜子，先拿来照自己，再看看别人是不是可以用。
他在向听众推荐E·F·本森的回忆录《我们这样的人》
的时候，就像是拿着镜子在照自己，并提醒自己不要重
蹈如下命运：“不幸的是，大多数中年人不只是身上的
肌肉和活力，连‘精神纤维’都失去了弹性。经验也有
其危害：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智慧，但也有可能导致头
脑和思维的僵化，因而失去弹性，造成严重后果。”而
在简·奥斯汀这面镜子面前，他这样表达他对她的喜爱：
“她是英国人，我也是英国人，我对她的喜爱，可以说
是一桩家务事。”
如果你认为福斯特是完美无缺的，那就错了。史
密斯说，福斯特有很多毛病和缺点，比如：“福斯特的
作品里有魔力和美感，也有软弱，还有少许慵懒，些许
愚蠢。”“福斯特总是有点儿太过谦逊，有点儿不够坦
率。”“他跟我们一样。很多人为此爱上了他。”史密
斯的意见是：“喜爱福斯特，就要像他本人那样，满足
于他的平庸与杰出的结合。”
这可真够难的。
2015年6月9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