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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技术溢出的视角，文章通过构建前向关联指数与后向关联指数，实证分析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通过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的渠道促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且前向溢出的效果强于后向溢出;分行业来看，金融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强，其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再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于第四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弱。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FDI;制造业效率;技术溢出;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719;F4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17）05-0004-04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尽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吸收外资依然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地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意味着中国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强。
在流入中国的外资中，服务业外资的数据最为抢眼。根据商务部數据，2017年1～3月，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 358家，同比增长7.7%，高于制造业的5.8%;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情况来看，服务业外资为2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2%，而制造业同比下降17.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十分注重引进服务业外资，但对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的引进力度仍显不足①。201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量仅占FDI总流入量的3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距甚远。
中国大力引进服务业外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而是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机会。正如Johnson（1972）所言，服务业FDI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是一种囊括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的“打包的非物质资本”，因此能够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而引起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跨国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便称为FDI的技术溢出（Technology Spillovers）。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仍有争论。Francois（2008）、屠莉佳（2015）、张如庆与时媛（2014）等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FDI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而胡朝霞（2010）、韩德超（2011）及胡国平等人（2013）对此持相反看法。可见，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2 制造业效率、前向关联指数与后向关联指数的测算
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借鉴Fernandes和Paunov（2008）、刘艳（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构造前向关联指数与后向关联指数。前者考察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下游制造业客户联系的紧密程度，后者表明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上游制造业供应商联系的紧密程度。下文将这2个指数与制造业效率作回归，可借此判断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渠道。需指出，我国服务业的统计分类于1994年、2003年及2012年进行了3次调整。为确保统计口径一致，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1年。
2.1 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测算
许多学者采用构建指标的方法来测算制造业效率，比如李随成和杨功庆（2006）使用产出率（增加值/产值）、时春红（2011）采用劳动生产率（总产出/就业人数）。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度量制造业效率。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效率（2004—2011年）见表1。
2.2 前向关联指数的测算
前向关联指数考察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下游制造业客户联系的紧密程度，其构建方法如下。
FLit=αit×Yt（1）
其中，αit为各制造业使用中间生产性服务的强度，表示第i种制造业总投入中直接消耗的生产性服务的价值量。Yt表示第t年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产出，用第t年生产性服务业FDI合计与其增加值合计的比值来表示②。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对于那些使用较多生产性服务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如果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越多，则这些制造业客户与其外资服务商的关系就越紧密。
2.3 后向关联指数的测算
后向关联指数考察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上游制造业供应商联系的紧密程度，其构建方法如下：
BLit=hit×Yt（2）
其中，hit为各制造业总产出中被分配给生产性服务业使用的强度，表示第i种制造业总产出中被生产性服务业所使用的价值量。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对于那些产品较多地被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所使用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如果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越多，则这些制造业供应商与其外资服务业客户的关系就越紧密。
3 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采用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FDI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大小与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制造业效率为被解释变量，首先建立模型一，将生产性服务业FDI整体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制造业效率;然后建立模型二，将前、后向关联系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渠道进行探讨;最后，以分行业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各行业FDI的提升效果进行比较。
单位根检验显示变量平稳，再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三个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一：
MEit=α0+α1FDIFit+α2CAPit+α3SCAit+α4RDit+α5FDIMit+εit（3） 模型二：
MEit=γ0+γ1FLit+γ2BLit+γ3CAPit+γ4SCAit+γ5RDit+γ6FDIMit+εit（4）
模型三：
MEit=β0+β1FDIfit+β2CAPit+β3SCAit+β4RDit+β5FDIMit+εit（5）
其中，α0+α5，γ0+γ5，β0+β5為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其余变量的描述与数据来源见表2。
3.2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3个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1）结合模型一与模型二的结果，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可通过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的渠道促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对其制造业客户的效率提升作用更明显，对其制造业供应商的效率提升作用则相对较弱。
（2）从模型三的回归结果来看，5类生产性服务业FDI均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其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从控制变量来看，各变量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制造业的人均资本每提高1亿元，人均产出就增加2.6亿元左右，说明资本深化对于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非常强劲。相对而言，企业规模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单位企业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年产出仅增加600元左右，说明制造业企业很难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
相较于科研投入，制造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制造业跨国公司倾向于软技术（技术创新、信息渠道、营销和管理经验等）内部化，以避免提高东道国同业竞争者的生产效率。正如Javorcik（2007）所言，对于本地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为保证它们的竞争优势地位，刻意对其知识资产进行保护，以防止技术溢出的发生。反观生产性服务业，它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的基础上，当其通过FDI的方式国际化时，分工对象就扩大到了东道国制造业。即便跟随制造业客户进入东道国的生产性服务业FDI一开始时只为其母国的制造业客户提供服务，但随着其自身在东道国的发展与服务范围的扩大，其客户范围最终必然会扩大到当地制造业企业，从而有当地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生产性服务及蕴含在其中的软技术。
4 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效率，进而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推动作用。综合上文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3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引进力度。相较于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更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因此，中国应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的引进力度，改变目前生产性服务业FDI占比较小的现状。
第二，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结构。政府在引资过程中要注意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可适度增加诸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外资流入。
第三，加强制造业与外资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交流与合作。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购买外资生产性服务，加强其与外资服务供应商的交流与合作。例如，“营改增”就是一个“改在服务业，惠及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总体来看，下游制造业企业购入生产性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这就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与外资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交流，进而有利于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
注 释
①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指导意见》，本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运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②更合适的指标为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产出占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但由于中国服务业数据尚不能区分内、外资企业，因此使用该指标替代。这里需要注意到，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一般较高，因此使用该指标可能会低估外资企业在产出方面的作用，从而低估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参 考 文 献
[1]Johnson，Harry G.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a-
cific[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
[2]Francois J F，Woerz J M.Producer Services，Ma-
nufacturing Linkages，and Trade[J].Journal of Indu-
stry，Competition and Trade，2008，8（3）：199-229.
[3]屠莉佳.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J].浙江金融，2015（1）：32-36.
[4]张如庆，时媛，刘国晖.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4（10）：91-97.
[5]胡朝霞.FDI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15-122.
[6]韩德超.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效率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1，28（2）：65-70.
[7]胡国平，杨诗宇，景宏鑫.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关联效应的视角[J].投资研究，2013，32（8）：153-158.
[8]Fernandes A M，Paunov C.Service FDI and Manu-
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There is A Link[Z].Working Paper，World Bank，2008.
[9]刘艳.中国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0.
[10]李随成，杨功庆.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分析及国际比较
[J].生产力研究，2006（2）：166-168.
[11]时春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关系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1（2）：70-73.
[12]Arnold J，Javorcik B，Mattoo A.Does Services Li-
beralization Benefit Manufacturing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Z].World Bank Policy Re-
search Working Paper No.4109，2007.
[责任编辑：邓进利]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FDI;制造业效率;技术溢出;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719;F4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88（2017）05-0004-04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尽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但吸收外资依然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地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意味着中国引资力度的进一步加强。
在流入中国的外资中，服务业外资的数据最为抢眼。根据商务部數据，2017年1～3月，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 358家，同比增长7.7%，高于制造业的5.8%;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情况来看，服务业外资为2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2%，而制造业同比下降17.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十分注重引进服务业外资，但对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的引进力度仍显不足①。2015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流入量仅占FDI总流入量的30%，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距甚远。
中国大力引进服务业外资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弥补资金缺口，而是为本国企业创造一个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机会。正如Johnson（1972）所言，服务业FDI不仅包括物质资本，还是一种囊括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本等多种因素的“打包的非物质资本”，因此能够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而引起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跨国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便称为FDI的技术溢出（Technology Spillovers）。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于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仍有争论。Francois（2008）、屠莉佳（2015）、张如庆与时媛（2014）等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FDI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而胡朝霞（2010）、韩德超（2011）及胡国平等人（2013）对此持相反看法。可见，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2 制造业效率、前向关联指数与后向关联指数的测算
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借鉴Fernandes和Paunov（2008）、刘艳（2010）等人的研究成果，构造前向关联指数与后向关联指数。前者考察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下游制造业客户联系的紧密程度，后者表明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上游制造业供应商联系的紧密程度。下文将这2个指数与制造业效率作回归，可借此判断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渠道。需指出，我国服务业的统计分类于1994年、2003年及2012年进行了3次调整。为确保统计口径一致，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1年。
2.1 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测算
许多学者采用构建指标的方法来测算制造业效率，比如李随成和杨功庆（2006）使用产出率（增加值/产值）、时春红（2011）采用劳动生产率（总产出/就业人数）。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度量制造业效率。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效率（2004—2011年）见表1。
2.2 前向关联指数的测算
前向关联指数考察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下游制造业客户联系的紧密程度，其构建方法如下。
FLit=αit×Yt（1）
其中，αit为各制造业使用中间生产性服务的强度，表示第i种制造业总投入中直接消耗的生产性服务的价值量。Yt表示第t年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产出，用第t年生产性服务业FDI合计与其增加值合计的比值来表示②。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对于那些使用较多生产性服务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如果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越多，则这些制造业客户与其外资服务商的关系就越紧密。
2.3 后向关联指数的测算
后向关联指数考察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与其上游制造业供应商联系的紧密程度，其构建方法如下：
BLit=hit×Yt（2）
其中，hit为各制造业总产出中被分配给生产性服务业使用的强度，表示第i种制造业总产出中被生产性服务业所使用的价值量。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对于那些产品较多地被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所使用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如果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越多，则这些制造业供应商与其外资服务业客户的关系就越紧密。
3 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建立与变量说明
采用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FDI提升制造业效率的大小与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制造业效率为被解释变量，首先建立模型一，将生产性服务业FDI整体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在整体上提升了中国制造业效率;然后建立模型二，将前、后向关联系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渠道进行探讨;最后，以分行业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各行业FDI的提升效果进行比较。
单位根检验显示变量平稳，再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三个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一：
MEit=α0+α1FDIFit+α2CAPit+α3SCAit+α4RDit+α5FDIMit+εit（3） 模型二：
MEit=γ0+γ1FLit+γ2BLit+γ3CAPit+γ4SCAit+γ5RDit+γ6FDIMit+εit（4）
模型三：
MEit=β0+β1FDIfit+β2CAPit+β3SCAit+β4RDit+β5FDIMit+εit（5）
其中，α0+α5，γ0+γ5，β0+β5為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其余变量的描述与数据来源见表2。
3.2 实证结果分析
利用stata软件对上述3个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1）结合模型一与模型二的结果，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FDI可通过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的渠道促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对其制造业客户的效率提升作用更明显，对其制造业供应商的效率提升作用则相对较弱。
（2）从模型三的回归结果来看，5类生产性服务业FDI均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其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从控制变量来看，各变量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制造业的人均资本每提高1亿元，人均产出就增加2.6亿元左右，说明资本深化对于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非常强劲。相对而言，企业规模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单位企业人数每增加1人，人均年产出仅增加600元左右，说明制造业企业很难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
相较于科研投入，制造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制造业跨国公司倾向于软技术（技术创新、信息渠道、营销和管理经验等）内部化，以避免提高东道国同业竞争者的生产效率。正如Javorcik（2007）所言，对于本地竞争对手，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为保证它们的竞争优势地位，刻意对其知识资产进行保护，以防止技术溢出的发生。反观生产性服务业，它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的基础上，当其通过FDI的方式国际化时，分工对象就扩大到了东道国制造业。即便跟随制造业客户进入东道国的生产性服务业FDI一开始时只为其母国的制造业客户提供服务，但随着其自身在东道国的发展与服务范围的扩大，其客户范围最终必然会扩大到当地制造业企业，从而有当地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获得生产性服务及蕴含在其中的软技术。
4 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效率，进而能够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推动作用。综合上文的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3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引进力度。相较于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更能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因此，中国应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外资的引进力度，改变目前生产性服务业FDI占比较小的现状。
第二，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结构。政府在引资过程中要注意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可适度增加诸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外资流入。
第三，加强制造业与外资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交流与合作。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制造业企业购买外资生产性服务，加强其与外资服务供应商的交流与合作。例如，“营改增”就是一个“改在服务业，惠及制造业”的政策措施。总体来看，下游制造业企业购入生产性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这就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与外资生产性服务供应商的交流，进而有利于发挥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
注 释
①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指导意见》，本文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运输、计算机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②更合适的指标为外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产出占生产性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但由于中国服务业数据尚不能区分内、外资企业，因此使用该指标替代。这里需要注意到，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一般较高，因此使用该指标可能会低估外资企业在产出方面的作用，从而低估生产性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参 考 文 献
[1]Johnson，Harry G.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a-
cific[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
[2]Francois J F，Woerz J M.Producer Services，Ma-
nufacturing Linkages，and Trade[J].Journal of Indu-
stry，Competition and Trade，2008，8（3）：199-229.
[3]屠莉佳.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J].浙江金融，2015（1）：32-36.
[4]张如庆，时媛，刘国晖.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4（10）：91-97.
[5]胡朝霞.FDI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15-122.
[6]韩德超.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效率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2011，28（2）：65-70.
[7]胡国平，杨诗宇，景宏鑫.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关联效应的视角[J].投资研究，2013，32（8）：153-158.
[8]Fernandes A M，Paunov C.Service FDI and Manu-
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There is A Link[Z].Working Paper，World Bank，2008.
[9]刘艳.中国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0.
[10]李随成，杨功庆.中国制造业的效率分析及国际比较
[J].生产力研究，2006（2）：166-168.
[11]时春红.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效率关系实证分析[J].价格月刊，2011（2）：70-73.
[12]Arnold J，Javorcik B，Mattoo A.Does Services Li-
beralization Benefit Manufacturing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Z].World Bank Policy Re-
search Working Paper No.4109，2007.
[责任编辑：邓进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