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前，风雨如晦，河山危殆，万民戚惶。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创立民国，为救亡图存，诸志士仁人殚精竭虑。然而，清风无法吹起死水的涟漪，唯内引源头活水，外降雷霆暴雨，才可荡涤污浊，澄清玉宇。
　　一本杂志与一场游行
　　经历器物与制度改革的失败后，人们的目光投向了文化层面。辛亥革命后，文化保守主义失去政权庇护的土壤，却仍不死心，以尊孔复古为自己的旗帜，后期通过“孔教“与帝制复辟联系起来。然而，历史不允许逆流，民主共和的成果亦不可颠覆。“二次革命”后，陈独秀有了通过创办杂志来改变民众思想的念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并于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倡导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改刊后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生理上身体强健、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的“新青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同时，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强调“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呼吁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此后，《新青年》开始成为宣扬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中影响甚深。
　　1917年，由于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杂志编辑部迁至北京，编辑与作者主体也由皖籍学者变为北大教授和北京的知识分子。从此，《新青年》与北大紧密联结，使彼此辐射更广。同年1月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首次提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2月份陈独秀撰文《文学革命论》予以声援。1918年1月起，《新青年》改版，启用白话文与新式标点。新文化阵营针砭时弊，直切要害，戳痛了守旧者的神经。反对的声音夹杂着激烈而恶毒的言辞不断涌入，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揭示了对方的动机：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此外，文中也出现了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先生”：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
　　这一年，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同时迎来了重要转折点。1919年的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群情激愤。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得知后，5月3日后召开学生大会，决定游行示威。5月4日，三千余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号日“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并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6月，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全国多省市纷纷响应。最后，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陆、章三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从一场学生游行，演变为全国性救亡运动，并因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青年》杂志也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于日后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
　　两个运动还是一个运动？
　　无论《新青年》的创立抑或“五四“运动，皆距今久矣。百年后的人们再度回顾之时，只有零星的记忆。但亲历者关于二者关系的认识可谓复杂多相、充满矛盾。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否一回事？这是个伪命题。不过，它引出了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关系探讨的几种倾向：“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毫无关系，二者是不同的存在但彼此影响，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或者说同属一个更大的范畴。
　　少数人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并无多大关联。如参与火烧赵家楼的周予同对新文化运动存在偏见：“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而自称“受冤屈”的曹汝霖则将五四事件斥为一场阴谋，前段“出于爱国心……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
　　更多的人所持的态度是二者虽关系密切，但并非一回事。学运领袖之一罗家伦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早于五四，如《新青年》、《新潮》的出版均早于‘五四’二年或一年。五四运动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终究是两回事。不过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更加弥漫。”顾颉刚页认识到类似的事实，并提出白话文是二者的连接点：“五四运动所以能配合文化运动，并不是参加运动的人都有这个明显的目标，乃是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早了一二年，正当它顺利推进的时候适有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有运动不能沒有宣传，宣传的工作以白话文为接近民众的利器，而白话文运动乃是这个文化运动的核心。“
　　对于五四和新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罗家伦与顾颉刚从不同角度都予以充分肯定。在前者眼中，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五四，而五四反过来促进了新文化的传播：“五四运动的所以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事前已经酝酿许久了！大家有几年的郁积，几年的休息，正是跃跃欲试的时候，陡然一下暴发出来”;在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刊物和报纸不过几种;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顾颉刚则表明正是五四将救亡与启蒙联系在一起了：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
　　相较而言，在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看来，二者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远一些。鲁迅在《热风·题记》里说，五四运动后，革新运动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张革新的人也渐多，这里面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周作人认为，五四从头至尾，是一个政治运动，而前头的一段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新文化运动，乃是焊接上去的。胡适甚至意欲割裂二者，“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在二者关系上，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着政治与文化倾向的区分。 　　此外，还有一种将二者纳入一个更大框架中的定义法。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把五四运动的时间扩为1915-1921年，内容上也不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这也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还对新文化运动进行阐释：“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新”的意义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近代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改革与革命。改革与革命的本质上都是更新，改变既有状态。只是各家各派所诉求之“新“的程度有所区别。于是，新的经济生产力量孕育出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从19世纪晚期开始自上而下的改良皆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亦不彻底。此时，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则揭开了新的帷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有思想文化之更新基础，外有五四之联合工人阶级，二者都属于完整的近代革命史一环，并从思想上与组织上一齐为中共成立做好了准备。
　　然而，上述表述只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阐释。事实上，由于主体的流变，话语在不同的情境中有着多元的表现方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概念一经产生，即再无统一范式，因微观（写作者和研究者的个人经历、身份立场、思想观念等）与宏观（时代背景、群体诉求）原因而呈现差异性。由此导致，二者关系的界定也成为未知的变量。譬如胡适，他有时认为新文化运动也包含了五四后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同属“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时又说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干扰”下“夭折”了，五四运动既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毁灭了它。这种转变与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其革命活动的看法转变有关。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共同服务于历史与现实。一则，二者可继续充任话语的要素，承担新时代赋予其的价值与意义。运动次年开始，人们就开始以写作或聚会等不同的形式加以纪念，在之后的十数年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號。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将其定为“青年节”;1944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订5月4日为“文艺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定为法定“青年节”;1979年开始每逢十年就会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或国际学术研讨会——诚如李大钊所希望的“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再则于民族的文化记忆中铭刻精神的流传。“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最终汇入思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洪流，而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似江河人海，长流不息。
　　过去的话语是历史的建构，未来的意义在于精神的继承。
　　编辑/徐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