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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是事业成功的規律,谦虚是学业进步的规律,勤奋是耕耘探索的规律,自省是为人处事的规律,低调是个人生活的规律,知足是内心世界的规律。
中图分类号:B0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01-04
编者按:周鸿铎教授是我国最早对传媒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培养传媒经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者,是最先揭示传媒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双重属性的学者,是最早创建传媒经济和广播电视经济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媒经济学和应用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沉醉”于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三十余载,他所创立的一个核心理论、三大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十二个分支理论体系以及六十九个理论假设经过了传媒实践的检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国家的传媒与文化政策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是特约周鸿铎教授的学生对其进行的专访,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稿对本刊顾问周教授的幕后故事多一些了解。
周鸿铎(1940—),男,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标兵”、“传媒经济终身成就奖”、“世界传媒经济特别贡献奖”、“中央三台”奖教金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主要著作有《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管理概论》、《市场营销策略》、《中国实用广告知识手册》、《电视节目经营策略》、《广告策划》、《广告实务》、《传媒产业经营实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网络经济》、《网络传播与知识经济》、《媒介产业制度论——周鸿铎自选集》、《传媒经济丛书》(1～8卷)和《媒介经营与管理》(上、中、下辑,共12卷)、《应用传播学丛书》(1～6卷)、《媒介产业案例分析》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共七十余部。
在传媒界提起周鸿铎教授的名字,许多人都不会陌生,与他接触过的人们油然而生的感觉便是平易和亲切。笔者有幸在近日对周鸿铎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那平凡中的智慧、平静中的勇气、平淡中的真诚、平实中的超然再次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一、认真是事业成功的规律
(一)认真求学
周鸿铎出生在中原大地的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和家人一起干农活,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了意志品质。少年时代的他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一面学习文化知识,虽然条件差,但他凭借着一股认真劲儿学习上从不落人后,农业劳动也是一把好手。周鸿铎在回忆自己当年求学的经历时说,“做事情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是成功的关键,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周鸿铎从一个贫寒农家子弟,迈入了省城大学殿堂。周鸿铎在郑州大学读书前期,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大多数时候粮食是不够吃的,年轻的周鸿铎虽然常常被饥饿困扰,但仍然认认真真抓好学业,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对学业有任何怠慢。他的认真精神不仅体现在治学上,在生活中那种认真的钻研精神也时有体现。他回忆了一件事:由于同学们吃不饱饭,非常痛苦,于是辅导员老师给了当时是学生干部的周鸿铎一个任务,想办法帮助同学减轻饥饿感。接到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他冥思苦想,反复试验,还是找到了一些减轻饥饿感的食物和方法,并积极和同学们分享经验。今天看来,当年的往事已成笑谈,但其中的苦涩只有他自己知晓。
周鸿铎的大学生涯是在“认真”中度过的,他深知要立志报国就要苦学本领,经过不断努力,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1964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他面临着工作的选择,在那个人才奇缺的时代,当同学们大都将未来发展的平台定位在内地和城市的时候,他却在认真思考后在就业意向表上填上了新疆和黑龙江这两个艰苦地区。“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他的观念中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认真实践、贯彻到个人决策中的行动指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他早已被纳入了国家外事部门的视野之中,他作为“革命的一块砖”,被搬到了祖国首都北京。从此,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成为了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一位干事。事后他才得知,这个命运的转折早已发生在他毫无察觉之中:在他毕业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就已经派专人到郑州大学对他的个人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与此同时,还在“暗地”里观察了他一个多月时间,由于周鸿铎一贯严谨认真,他平时的优异表现顺利通过了审查,他立志边疆的梦想当时也未能实现。
(二)认真工作
优秀是一种习惯,认真是这种习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的工作中,意气风发的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习掌握了西班牙语。八年认真、努力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赞许。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增加中国和古巴的文化交流,对外文委在慎重考察后决定派既具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又能讲流利西班牙语、同时工作一贯严谨认真的周鸿铎赴古巴大使馆负责文化交流工作。外交无小事,上级的这一决定也正是对他认真精神的一种肯定。然而,正当他准备动身启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浪潮冲击到了对外文委,机构被取消,工作人员听候国家安排,周鸿铎的这次赴外工作也被淹没在了社会运动的大潮中。
在对外文委被解散不久,周鸿铎被安排到了《北京日报》社工作,天性积极乐观的他并没有沉浸在身份变化的苦恼之中,而是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的态度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从一名普通记者做起,认真学习、不断总结,很快胜任了新的工作并成为了骨干。经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工作的历练之后,他被调到内参部做编辑,新的岗位加深了他对报业运作流程的认识。认真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器重,后来他成为总编辑秘书和助理,从而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以一个更全面的视野来审视报业。
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工作认真甚至有些“较真”的他开始了对报业经济发展的深入思考,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媒介现象,在他那里却隐隐感到了“不合理”,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媒介操作的实践经验、协助总编辑管理媒介的管理经验使他的脑海里已经在勾勒媒介改革的图景。善于思考和写作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写了一系列关于报业改革与发展文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文章只能他和总编辑之间沟通分享的思想成果,难有发表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报业经济的钻研,周鸿铎主动向总编辑提出希望回到一线,进一步了解社会经济、文化变化规律,于是在总编辑的安排下,周鸿铎被下派到工商部、理论部再次做记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工商部、理论部的记者岗位上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于媒介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回忆说,“当时我看到社会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报业在生产流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报业产品却和工业企业的产品形态十分不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不一样,这引发我思考媒介的视角从单纯的经济角度拓展提升到对媒介性质与功能的思考”。
(三)认真科研
命运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当周鸿铎在报社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一场大病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航线。1982年,手术之后的周鸿铎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在报社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于是在组织安排下他结束了10年的报业生涯,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全身心投入到了人生的第三个角色——传媒研究与教学工作中。
周鸿铎的认真精神并没有因为疾病和工作的改变而有任何变化。在病榻之上,他还在思考着《资本论》中的问题,在手术前他还和亲友探讨劳动价值规律及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那份对学问的真诚、对理想的执着实在令人感动。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他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全方位展开了对媒介经济的研究,从报业经济到广播电视经济、从知识经济到网络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到传播学的角度、从媒介视野到文化视野,每一个探索都在理论思考和扎实求证的基础上前进,每一份成果都透出了他的认真和诚恳。
光阴荏苒,一晃28年的教师生涯中,周鸿铎凭借着认真和执着坚守在传媒经济的研究阵地上。早期的传媒经济研究面临很大的风险,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对于传媒经济问题的思考一度被视为禁区,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学者也是他的好朋友善意劝诫他不要再研究这个充满风险、没什么人关注的领域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研究也的确在逆境中艰难前行。由于他一以贯之的坚持学术独立性、思维创新性和理论批判性,因此在早期曾遭遇了很大的学术打压和科研阻力,但他认真做事、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探索开拓的精神使他在逆境与困境中成为了一位“带着镣铐”的卓越“舞者”,在禁锢中他不断的得以突破和超越,取得了一次次学术上的成功,创立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理论体系。问到坚守传媒经济阵地、甘坐冷板凳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规律是发展最好的路标,我通过研究,发现了媒介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了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迟早要按照规律的要求办事”。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对科学的态度,使他坚信这项研究一定会从隐到显,一定会有一片广阔天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证明了他的观点:传媒经济领域的学者从最初的凤毛麟角到如今的名家云集,相关研究成果从早期寥寥无几的著作和论文到如今丰硕的成果,改革实践方面从最初排斥传媒经济理论到现在的全面接纳与应用,这些变化在一个坚守传媒经济规律的学者心中怎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慰。认真的钻研、认真的开拓,换来了一片理论新天地,换来了人们对一个领域的重申认识,换来了媒介在与规律相吻合的道路上改革、发展与进步。周鸿铎在回首往事时,最为此感到高兴。
(四)认真于细节
周鸿铎在曾经的广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传媒大学)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称号——“广院博导第一帅”,据说是在2003年前后,当时广院的博士生导师还比较少,学生们私下对几位博导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周鸿铎在学生心目中便是最帅的博导。这个“帅”字并非仅仅源于外貌形象,还来自于很多细节。比如,周鸿铎由于过去常年做外事工作,因此养成了注重仪表的习惯,在校园里衣服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步伐轻快矫健、举止文质彬彬、面容和蔼可亲的一位老先生,那一定是周老师。无论何时见到周老师,总给人以整洁、干练的帅气之感。当被问及此事时,周老师的回答是,“这是一种习惯,注重仪表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周鸿铎对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要求很严,同学们写的一些文章送给他审阅,当第二天来取稿听取意见时常常发现文章稿纸已经到处是修改的笔迹,他不仅对学生文章的结构、论点、论据、理论进行一一指点,甚至对文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逐一订正,同学们每每接过这样的修改稿都会心生敬意和感动。“有时候修改学生的论文比我自己写论文还要费心力,但我坚持这么做,因为这是给学生指导、使他们认识到不足、不断提高的必要过程”。周老师给笔者看了几份过去研究生的作业,打印稿的空白处布满了红笔修改的痕迹,有的文稿删去的大量内容都由他在空白处用红笔补充。细节之中见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认真态度下,周鸿铎桃李满天下,为我国传媒界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材。
二、谦虚是学业进步的规律
周鸿铎坚信规律是发展最好的路标,而他自己也在学业的道路上也秉承了谦虚的规律,正是在谦虚这个路标的指引下,他取得了学业上的长足进步。谦虚使人进步的格言已经汇入他的人生历程。
在年轻求学时,他便以谦虚来要求自己,虽然有好的成绩,可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而是不断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读大学时,他阅读伟人的名著,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可是他却并不以此为傲,反而通过阅读名人传记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来鞭策和激励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他更是虚心向长辈、领导和同事们请教,以一个“空杯子”的心换来了不断进步。谦虚使他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不会被世事的变迁而迷茫。为了更好的从事外事工作,他潜心学习掌握了原本陌生的外语——西班牙语;为了胜任报社工作,他向有经验的编辑记者求师问道,有些同事甚至比他年龄小很多,但只要是别人的长处,他就积极学习;为了提高大学课堂的教学质量,他频繁进行调研搜集素材,激活了理论的灵性,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
在周鸿铎从事过的对外交流、编辑记者、教学科研三个职业中,他最喜欢的是最后一个,他说,“做大学老师学习的机会是最多的,在学校向同事们学习、在调研中向一线的同志们学习、在课堂上向同学们学习、在家里向书本学习,特别是在和同学们的交流中使我收获很大,教学相长是一种幸福”。
在和周鸿铎的交流中,“不知道”、“我不太懂”、“这个我不了解”等是他常用的语言,他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妄加评断,不懂的地方他会直言相告。他喜欢倾听同学、倾听朋友的意见,在倾听与平等的交流中来学习他人的长处。一位谦虚的长者,一位平易的智者,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时至今日也仍然与谦和为伴、仍旧虚心好学,实在难能可贵。
三、勤奋是耕耘探索的规律
很多熟悉周鸿铎的人在评价他时总忘不了一个词汇——“勤奋”,他也正是在勤奋中实践了耕耘探索的规律。周鸿铎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勤奋在他看来是本应该的事情,他将勤奋并不视为一种特别的美德,仅仅看作一种习惯,因为年轻时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他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很勤奋,没有什么特别的,勤奋才能生活,勤奋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工作中,勤奋成为了他效率的保障。由于勤于思考、勤于阅读、勤于写作,周鸿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平时,他时刻注意搜集各种和专业有关的素材,并将积累的大量素材条理化、规范化,这样在做研究、写文章时便可方便使用。我在周鸿铎的书架上看到了几个剪报贴成的册子,他说这是他过去搜集信息的方法,“以前不会用电脑,都是靠剪报,将期刊报纸上有用的信息剪下来,分门别类贴在笔记本上,用的时候方便查询,这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现在电脑时代,就在学生的帮助下用电脑存贮、管理信息了”。
周鸿铎身边的人都知道他长期的生活规律:早上四点起床,冷水浴一个小时,然后看书、写文章两个小时,吃完早点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回来看书、写文章,然后十点早早入睡。在我们一般人眼里,这样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就是周鸿铎的生活。他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拿来工作和钻研了,无怪乎他能取得沉甸甸的成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周鸿铎凭借着认真、谦虚、勤勉的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自从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他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北京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央三台”奖、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标兵等奖励,由于他的突出成绩,自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几十年来,周鸿铎笔耕不辍,在经济学领域撰写了《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概论》、《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政治经济学答疑》、《市场营销策略》等著作,在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领域撰写了《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实用广告知识手册》、《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管理概论》、《电视节目经营策略》、《传媒产业经营实务》、《广告策划》、《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传媒经济学丛书》、《媒介经营与管理丛书》、《应用传播学丛书》、《媒介产业案例分析》、《传媒经济三论说》、《洞悉媒介》、《传媒经济学教程》、《创意传媒经济》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在以他为代表的学术团队的努力下,从经济学角度切入,从应用传播学角度立足,开创了以一个核心理论、三大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十二个分支理论体系、六十九个理论假设为标志的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学与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为媒介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为媒介实践的发展变革、为媒介经济教育体系的健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自省是为人处事的规律
周鸿铎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自省精神。他常常告诫学生,“愚昧并不可怕,愚昧而不自知是最可怕的,要常常反省自己,找到差距,看到进步的方向”。周鸿铎这样教诲学生源自于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崇尚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精神,自己也乐于在总结中积累前进的经验。自年轻上学时,他便有记日记的习惯,通过日记的方式检省一天的言行。这样的习惯直到“文革”中日记全被抄走没收方止,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更多的自省方式,比如静静地思考,做完一件事之后及时总结,通过发现别人的长处来映射自身的不足等等。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中,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学术上的造诣,与此同时,自省成为了他为人处世的一种习惯。
在事业上,自省成为了他积累经验、取长补短、发扬优点的根基,工作中保持严谨认真、不骄不躁、谦虚平和的精神都和常常自省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学术上,这种反思精神是继承基础上锐意创新的有力支撑。早期,由于周鸿铎揭示了媒介产品的商品特性,指出除了新闻之外的媒介产品都可视为商品,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場原则进行市场交易,进而提出了传媒的经济属性说。这样的学术观点在一个“左”的思想尚未完全肃清的时代是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于是有一些媒介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学界的同行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这样的时候,他仍然以自省的精神对自我进行反思,“当时我思考的是,我的论断是不是符合客观规律,理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符合规律的事物不被人们接受,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规律作用的发挥,到底是什么原因遮蔽了人们认识规律的眼睛,我需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要首先能说服自己”。在思想的激烈碰撞与自我反思的心灵对话中,他不断完善了传媒经济的理论体系,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夯实了传媒经济的理论基础,跳出了单纯依托经济学理论框架来研究传媒问题的局限,开始从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多视角切入,以更加立体、更具阐释力、更有实践指导性的方式面对传媒问题,从而大大推进了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得人们对媒介的理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传媒经济的许多理论成果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五、低调是个人生活的规律
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周鸿铎并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自视清高。“我就是一个从农家走出的教书匠,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学生很多都会超过我的,年轻人才是时代的主人;和年轻人相比,我无非走的路长一点、经历的事多一点而已,等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会有更大成绩,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他常常都这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贡献。他对马克思有着由衷的敬意,他常常讲,“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世界和社会贡献面前,我们这些小人物有什么可自满和骄傲的”。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豁达的观念,他的成就并没有成为他的包袱,当与他人、与社会分享了自己的成果之后,他便跳出了世俗的羁绊,继续自己低调、平淡的生活。
在周鸿铎的观念中,低调是自由、自我、自信、自知的一种生活态度。他认为,在低调中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华章,在平淡中才能审视自己脑海中的波澜,人不能被名与利、被过去的成就与辉煌所裹挟,抛掉这一切才能找到迷失的自我,才能以一个新的“我”去面对未来变化的新世界,才能在新的道路上迈出新的轻快步伐。他也常常以自己的观念来教育学生,当有的学生为一点成果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会及时提醒学生戒骄戒躁;当有学生在面对前人的思想体系(如孔孟思想、古希腊哲学、经济学思想、马克思哲学等)表现出不屑和年轻人特有的轻蔑时,他会劝诫学生先在没有读全、读懂、读透相关著作时先别急于下结论,草率的结论不如扎实的阅读;当有学生希望大肆宣扬他们研究团队的成绩时,他总是加以阻止,告诫同学们多做实事、少去张扬。
在低调中,周鸿铎显得那样的真实、可亲、可敬。在他那里,你找不到学术权威的霸气,找不到大牌学者的牛气、看不到资深教授的清高、感受不到理论家的距离,笼罩你的是平实质朴、真水无香。
六、知足是内心世界的规律
如果用一句具有时代特点的语言来形容周鸿铎的话,可以说它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观来自于他内心的知足。周鸿铎从年轻时即保持了这种来自于知足的乐观。读大学时,虽然要与饥饿为伴,但他还常常和同学们津津乐道他的“防饿秘方”;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由于他宅心仁厚、与人为善,很多被“改造”的高级领导和老干部和他成为了忘年之交,在漆黑的寒夜里,他常常“掩护”这些被迫害的老同志使他们能喝上一口酒,那时虽然艰险,但这些老同志如愿后的微笑就是他内心的满足;从事教育后,他的一批一批学生是他最大的满足,同学们在他和其他师长的共同培养下成为了社会的栋梁,这种欣慰只有他自己心中才能够品味。
周鸿铎从来都对培养他、锻炼他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怀念郑州大学,在那里他积累了知识、真正开启了人生的智慧旅程;他怀念对外文委,那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文化交流工作的历练使他形成了后来优秀的工作品格;他怀念北京日报社,在那里他真正认识了解了媒介,为日后的学术研究、为后来的理论思考积淀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确立了后续几十年的探索方向;他感激传媒大学,这里给了他思想的空间,给了他科研的阵地,给了他教学的平台,给了他心灵的净土,他正是在这里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华章。这份感情来自于感恩,这份感恩来自于知足。他总觉得别人给予他的太多,而自己给予社会的太少。因此,对别人的给予,他无比知足,而对于自己的奉献,他时常知不足,知足是内心世界的规律,知不足是努力工作的规律。时至今日,周鸿铎依然置身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一线,他希望和他的研究团队一道为养育他们的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的知识探索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中图分类号:B0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01-04
编者按:周鸿铎教授是我国最早对传媒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培养传媒经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者,是最先揭示传媒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双重属性的学者,是最早创建传媒经济和广播电视经济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媒经济学和应用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沉醉”于中国传媒经济研究三十余载,他所创立的一个核心理论、三大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十二个分支理论体系以及六十九个理论假设经过了传媒实践的检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对国家的传媒与文化政策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是特约周鸿铎教授的学生对其进行的专访,希望大家能通过此稿对本刊顾问周教授的幕后故事多一些了解。
周鸿铎(1940—),男,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标兵”、“传媒经济终身成就奖”、“世界传媒经济特别贡献奖”、“中央三台”奖教金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主要著作有《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管理概论》、《市场营销策略》、《中国实用广告知识手册》、《电视节目经营策略》、《广告策划》、《广告实务》、《传媒产业经营实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网络经济》、《网络传播与知识经济》、《媒介产业制度论——周鸿铎自选集》、《传媒经济丛书》(1～8卷)和《媒介经营与管理》(上、中、下辑,共12卷)、《应用传播学丛书》(1～6卷)、《媒介产业案例分析》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共七十余部。
在传媒界提起周鸿铎教授的名字,许多人都不会陌生,与他接触过的人们油然而生的感觉便是平易和亲切。笔者有幸在近日对周鸿铎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那平凡中的智慧、平静中的勇气、平淡中的真诚、平实中的超然再次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一、认真是事业成功的规律
(一)认真求学
周鸿铎出生在中原大地的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他从小就和家人一起干农活,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了意志品质。少年时代的他一面从事农业劳动,一面学习文化知识,虽然条件差,但他凭借着一股认真劲儿学习上从不落人后,农业劳动也是一把好手。周鸿铎在回忆自己当年求学的经历时说,“做事情一丝不苟、严谨认真是成功的关键,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周鸿铎从一个贫寒农家子弟,迈入了省城大学殿堂。周鸿铎在郑州大学读书前期,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大多数时候粮食是不够吃的,年轻的周鸿铎虽然常常被饥饿困扰,但仍然认认真真抓好学业,没有因为生活的困难而对学业有任何怠慢。他的认真精神不仅体现在治学上,在生活中那种认真的钻研精神也时有体现。他回忆了一件事:由于同学们吃不饱饭,非常痛苦,于是辅导员老师给了当时是学生干部的周鸿铎一个任务,想办法帮助同学减轻饥饿感。接到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他冥思苦想,反复试验,还是找到了一些减轻饥饿感的食物和方法,并积极和同学们分享经验。今天看来,当年的往事已成笑谈,但其中的苦涩只有他自己知晓。
周鸿铎的大学生涯是在“认真”中度过的,他深知要立志报国就要苦学本领,经过不断努力,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1964年,大学即将毕业的他面临着工作的选择,在那个人才奇缺的时代,当同学们大都将未来发展的平台定位在内地和城市的时候,他却在认真思考后在就业意向表上填上了新疆和黑龙江这两个艰苦地区。“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在他的观念中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要认真实践、贯彻到个人决策中的行动指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申请没有被批准,他早已被纳入了国家外事部门的视野之中,他作为“革命的一块砖”,被搬到了祖国首都北京。从此,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成为了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一位干事。事后他才得知,这个命运的转折早已发生在他毫无察觉之中:在他毕业之前,国家有关部门就已经派专人到郑州大学对他的个人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与此同时,还在“暗地”里观察了他一个多月时间,由于周鸿铎一贯严谨认真,他平时的优异表现顺利通过了审查,他立志边疆的梦想当时也未能实现。
(二)认真工作
优秀是一种习惯,认真是这种习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的工作中,意气风发的他全身心投入到了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其间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习掌握了西班牙语。八年认真、努力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赞许。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增加中国和古巴的文化交流,对外文委在慎重考察后决定派既具有丰富外事工作经验、又能讲流利西班牙语、同时工作一贯严谨认真的周鸿铎赴古巴大使馆负责文化交流工作。外交无小事,上级的这一决定也正是对他认真精神的一种肯定。然而,正当他准备动身启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浪潮冲击到了对外文委,机构被取消,工作人员听候国家安排,周鸿铎的这次赴外工作也被淹没在了社会运动的大潮中。
在对外文委被解散不久,周鸿铎被安排到了《北京日报》社工作,天性积极乐观的他并没有沉浸在身份变化的苦恼之中,而是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的态度投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从一名普通记者做起,认真学习、不断总结,很快胜任了新的工作并成为了骨干。经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工作的历练之后,他被调到内参部做编辑,新的岗位加深了他对报业运作流程的认识。认真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器重,后来他成为总编辑秘书和助理,从而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以一个更全面的视野来审视报业。
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工作认真甚至有些“较真”的他开始了对报业经济发展的深入思考,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媒介现象,在他那里却隐隐感到了“不合理”,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媒介操作的实践经验、协助总编辑管理媒介的管理经验使他的脑海里已经在勾勒媒介改革的图景。善于思考和写作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写了一系列关于报业改革与发展文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文章只能他和总编辑之间沟通分享的思想成果,难有发表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报业经济的钻研,周鸿铎主动向总编辑提出希望回到一线,进一步了解社会经济、文化变化规律,于是在总编辑的安排下,周鸿铎被下派到工商部、理论部再次做记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工商部、理论部的记者岗位上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于媒介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回忆说,“当时我看到社会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报业在生产流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报业产品却和工业企业的产品形态十分不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不一样,这引发我思考媒介的视角从单纯的经济角度拓展提升到对媒介性质与功能的思考”。
(三)认真科研
命运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当周鸿铎在报社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就的时候,一场大病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航线。1982年,手术之后的周鸿铎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在报社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于是在组织安排下他结束了10年的报业生涯,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全身心投入到了人生的第三个角色——传媒研究与教学工作中。
周鸿铎的认真精神并没有因为疾病和工作的改变而有任何变化。在病榻之上,他还在思考着《资本论》中的问题,在手术前他还和亲友探讨劳动价值规律及生产力、生产关系问题,那份对学问的真诚、对理想的执着实在令人感动。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他结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全方位展开了对媒介经济的研究,从报业经济到广播电视经济、从知识经济到网络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到传播学的角度、从媒介视野到文化视野,每一个探索都在理论思考和扎实求证的基础上前进,每一份成果都透出了他的认真和诚恳。
光阴荏苒,一晃28年的教师生涯中,周鸿铎凭借着认真和执着坚守在传媒经济的研究阵地上。早期的传媒经济研究面临很大的风险,由于社会环境的原因,对于传媒经济问题的思考一度被视为禁区,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学者也是他的好朋友善意劝诫他不要再研究这个充满风险、没什么人关注的领域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研究也的确在逆境中艰难前行。由于他一以贯之的坚持学术独立性、思维创新性和理论批判性,因此在早期曾遭遇了很大的学术打压和科研阻力,但他认真做事、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探索开拓的精神使他在逆境与困境中成为了一位“带着镣铐”的卓越“舞者”,在禁锢中他不断的得以突破和超越,取得了一次次学术上的成功,创立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理论体系。问到坚守传媒经济阵地、甘坐冷板凳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规律是发展最好的路标,我通过研究,发现了媒介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了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迟早要按照规律的要求办事”。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对科学的态度,使他坚信这项研究一定会从隐到显,一定会有一片广阔天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证明了他的观点:传媒经济领域的学者从最初的凤毛麟角到如今的名家云集,相关研究成果从早期寥寥无几的著作和论文到如今丰硕的成果,改革实践方面从最初排斥传媒经济理论到现在的全面接纳与应用,这些变化在一个坚守传媒经济规律的学者心中怎能不感到由衷的欣慰。认真的钻研、认真的开拓,换来了一片理论新天地,换来了人们对一个领域的重申认识,换来了媒介在与规律相吻合的道路上改革、发展与进步。周鸿铎在回首往事时,最为此感到高兴。
(四)认真于细节
周鸿铎在曾经的广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传媒大学)有一个尽人皆知的称号——“广院博导第一帅”,据说是在2003年前后,当时广院的博士生导师还比较少,学生们私下对几位博导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周鸿铎在学生心目中便是最帅的博导。这个“帅”字并非仅仅源于外貌形象,还来自于很多细节。比如,周鸿铎由于过去常年做外事工作,因此养成了注重仪表的习惯,在校园里衣服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步伐轻快矫健、举止文质彬彬、面容和蔼可亲的一位老先生,那一定是周老师。无论何时见到周老师,总给人以整洁、干练的帅气之感。当被问及此事时,周老师的回答是,“这是一种习惯,注重仪表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周鸿铎对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要求很严,同学们写的一些文章送给他审阅,当第二天来取稿听取意见时常常发现文章稿纸已经到处是修改的笔迹,他不仅对学生文章的结构、论点、论据、理论进行一一指点,甚至对文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也逐一订正,同学们每每接过这样的修改稿都会心生敬意和感动。“有时候修改学生的论文比我自己写论文还要费心力,但我坚持这么做,因为这是给学生指导、使他们认识到不足、不断提高的必要过程”。周老师给笔者看了几份过去研究生的作业,打印稿的空白处布满了红笔修改的痕迹,有的文稿删去的大量内容都由他在空白处用红笔补充。细节之中见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认真态度下,周鸿铎桃李满天下,为我国传媒界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材。
二、谦虚是学业进步的规律
周鸿铎坚信规律是发展最好的路标,而他自己也在学业的道路上也秉承了谦虚的规律,正是在谦虚这个路标的指引下,他取得了学业上的长足进步。谦虚使人进步的格言已经汇入他的人生历程。
在年轻求学时,他便以谦虚来要求自己,虽然有好的成绩,可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而是不断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读大学时,他阅读伟人的名著,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可是他却并不以此为傲,反而通过阅读名人传记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来鞭策和激励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他更是虚心向长辈、领导和同事们请教,以一个“空杯子”的心换来了不断进步。谦虚使他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不会被世事的变迁而迷茫。为了更好的从事外事工作,他潜心学习掌握了原本陌生的外语——西班牙语;为了胜任报社工作,他向有经验的编辑记者求师问道,有些同事甚至比他年龄小很多,但只要是别人的长处,他就积极学习;为了提高大学课堂的教学质量,他频繁进行调研搜集素材,激活了理论的灵性,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使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
在周鸿铎从事过的对外交流、编辑记者、教学科研三个职业中,他最喜欢的是最后一个,他说,“做大学老师学习的机会是最多的,在学校向同事们学习、在调研中向一线的同志们学习、在课堂上向同学们学习、在家里向书本学习,特别是在和同学们的交流中使我收获很大,教学相长是一种幸福”。
在和周鸿铎的交流中,“不知道”、“我不太懂”、“这个我不了解”等是他常用的语言,他从不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妄加评断,不懂的地方他会直言相告。他喜欢倾听同学、倾听朋友的意见,在倾听与平等的交流中来学习他人的长处。一位谦虚的长者,一位平易的智者,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时至今日也仍然与谦和为伴、仍旧虚心好学,实在难能可贵。
三、勤奋是耕耘探索的规律
很多熟悉周鸿铎的人在评价他时总忘不了一个词汇——“勤奋”,他也正是在勤奋中实践了耕耘探索的规律。周鸿铎从小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勤奋在他看来是本应该的事情,他将勤奋并不视为一种特别的美德,仅仅看作一种习惯,因为年轻时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他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很勤奋,没有什么特别的,勤奋才能生活,勤奋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工作中,勤奋成为了他效率的保障。由于勤于思考、勤于阅读、勤于写作,周鸿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平时,他时刻注意搜集各种和专业有关的素材,并将积累的大量素材条理化、规范化,这样在做研究、写文章时便可方便使用。我在周鸿铎的书架上看到了几个剪报贴成的册子,他说这是他过去搜集信息的方法,“以前不会用电脑,都是靠剪报,将期刊报纸上有用的信息剪下来,分门别类贴在笔记本上,用的时候方便查询,这是一部分,还有很多。现在电脑时代,就在学生的帮助下用电脑存贮、管理信息了”。
周鸿铎身边的人都知道他长期的生活规律:早上四点起床,冷水浴一个小时,然后看书、写文章两个小时,吃完早点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回来看书、写文章,然后十点早早入睡。在我们一般人眼里,这样的生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就是周鸿铎的生活。他几乎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拿来工作和钻研了,无怪乎他能取得沉甸甸的成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周鸿铎凭借着认真、谦虚、勤勉的精神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自从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他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北京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中央三台”奖、北京市教育创新工程标兵等奖励,由于他的突出成绩,自1997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几十年来,周鸿铎笔耕不辍,在经济学领域撰写了《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概论》、《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政治经济学答疑》、《市场营销策略》等著作,在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领域撰写了《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实用广告知识手册》、《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管理概论》、《电视节目经营策略》、《传媒产业经营实务》、《广告策划》、《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传媒经济学丛书》、《媒介经营与管理丛书》、《应用传播学丛书》、《媒介产业案例分析》、《传媒经济三论说》、《洞悉媒介》、《传媒经济学教程》、《创意传媒经济》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在以他为代表的学术团队的努力下,从经济学角度切入,从应用传播学角度立足,开创了以一个核心理论、三大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十二个分支理论体系、六十九个理论假设为标志的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学与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为媒介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为媒介实践的发展变革、为媒介经济教育体系的健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自省是为人处事的规律
周鸿铎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自省精神。他常常告诫学生,“愚昧并不可怕,愚昧而不自知是最可怕的,要常常反省自己,找到差距,看到进步的方向”。周鸿铎这样教诲学生源自于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崇尚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精神,自己也乐于在总结中积累前进的经验。自年轻上学时,他便有记日记的习惯,通过日记的方式检省一天的言行。这样的习惯直到“文革”中日记全被抄走没收方止,但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更多的自省方式,比如静静地思考,做完一件事之后及时总结,通过发现别人的长处来映射自身的不足等等。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中,他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学术上的造诣,与此同时,自省成为了他为人处世的一种习惯。
在事业上,自省成为了他积累经验、取长补短、发扬优点的根基,工作中保持严谨认真、不骄不躁、谦虚平和的精神都和常常自省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学术上,这种反思精神是继承基础上锐意创新的有力支撑。早期,由于周鸿铎揭示了媒介产品的商品特性,指出除了新闻之外的媒介产品都可视为商品,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場原则进行市场交易,进而提出了传媒的经济属性说。这样的学术观点在一个“左”的思想尚未完全肃清的时代是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于是有一些媒介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学界的同行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这样的时候,他仍然以自省的精神对自我进行反思,“当时我思考的是,我的论断是不是符合客观规律,理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符合规律的事物不被人们接受,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规律作用的发挥,到底是什么原因遮蔽了人们认识规律的眼睛,我需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要首先能说服自己”。在思想的激烈碰撞与自我反思的心灵对话中,他不断完善了传媒经济的理论体系,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夯实了传媒经济的理论基础,跳出了单纯依托经济学理论框架来研究传媒问题的局限,开始从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多视角切入,以更加立体、更具阐释力、更有实践指导性的方式面对传媒问题,从而大大推进了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也使得人们对媒介的理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传媒经济的许多理论成果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五、低调是个人生活的规律
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周鸿铎并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自视清高。“我就是一个从农家走出的教书匠,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学生很多都会超过我的,年轻人才是时代的主人;和年轻人相比,我无非走的路长一点、经历的事多一点而已,等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会有更大成绩,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他常常都这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贡献。他对马克思有着由衷的敬意,他常常讲,“在马克思开创的理论世界和社会贡献面前,我们这些小人物有什么可自满和骄傲的”。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豁达的观念,他的成就并没有成为他的包袱,当与他人、与社会分享了自己的成果之后,他便跳出了世俗的羁绊,继续自己低调、平淡的生活。
在周鸿铎的观念中,低调是自由、自我、自信、自知的一种生活态度。他认为,在低调中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华章,在平淡中才能审视自己脑海中的波澜,人不能被名与利、被过去的成就与辉煌所裹挟,抛掉这一切才能找到迷失的自我,才能以一个新的“我”去面对未来变化的新世界,才能在新的道路上迈出新的轻快步伐。他也常常以自己的观念来教育学生,当有的学生为一点成果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他会及时提醒学生戒骄戒躁;当有学生在面对前人的思想体系(如孔孟思想、古希腊哲学、经济学思想、马克思哲学等)表现出不屑和年轻人特有的轻蔑时,他会劝诫学生先在没有读全、读懂、读透相关著作时先别急于下结论,草率的结论不如扎实的阅读;当有学生希望大肆宣扬他们研究团队的成绩时,他总是加以阻止,告诫同学们多做实事、少去张扬。
在低调中,周鸿铎显得那样的真实、可亲、可敬。在他那里,你找不到学术权威的霸气,找不到大牌学者的牛气、看不到资深教授的清高、感受不到理论家的距离,笼罩你的是平实质朴、真水无香。
六、知足是内心世界的规律
如果用一句具有时代特点的语言来形容周鸿铎的话,可以说它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观来自于他内心的知足。周鸿铎从年轻时即保持了这种来自于知足的乐观。读大学时,虽然要与饥饿为伴,但他还常常和同学们津津乐道他的“防饿秘方”;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由于他宅心仁厚、与人为善,很多被“改造”的高级领导和老干部和他成为了忘年之交,在漆黑的寒夜里,他常常“掩护”这些被迫害的老同志使他们能喝上一口酒,那时虽然艰险,但这些老同志如愿后的微笑就是他内心的满足;从事教育后,他的一批一批学生是他最大的满足,同学们在他和其他师长的共同培养下成为了社会的栋梁,这种欣慰只有他自己心中才能够品味。
周鸿铎从来都对培养他、锻炼他的地方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怀念郑州大学,在那里他积累了知识、真正开启了人生的智慧旅程;他怀念对外文委,那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文化交流工作的历练使他形成了后来优秀的工作品格;他怀念北京日报社,在那里他真正认识了解了媒介,为日后的学术研究、为后来的理论思考积淀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确立了后续几十年的探索方向;他感激传媒大学,这里给了他思想的空间,给了他科研的阵地,给了他教学的平台,给了他心灵的净土,他正是在这里谱写了波澜壮阔的学术华章。这份感情来自于感恩,这份感恩来自于知足。他总觉得别人给予他的太多,而自己给予社会的太少。因此,对别人的给予,他无比知足,而对于自己的奉献,他时常知不足,知足是内心世界的规律,知不足是努力工作的规律。时至今日,周鸿铎依然置身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一线,他希望和他的研究团队一道为养育他们的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人类的知识探索尽他们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