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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德公园演唱会上的煽情大合唱，到大张旗鼓地再版发行旧作品，Blur让人们看到了一丝重出江湖的曙光。但随着乐队主脑Damon Albarn对个人项目的日益沉迷，这支英国国宝级乐队还有未来可言吗？
排练室被挤得满满的。舞蹈演员们像往常一样，把四肢扳成各种变态的姿势；伴唱歌手们阴阳怪气地在真假声之间转换；置景师傅们在搬椅子时频频弄伤手指；大片大片的纸板被折成手风琴的样子，环绕着整个屋子。他们在弄一种特殊的声效，有点像“嘘”的声音，也有点像海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
Damon Albarn大跨步地走了进来，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以确保在监督排练的同时观察导演Rufus Norris的面部表情。一切就绪后，排练开始了。这次排练的内容并不是Blur乐队的演唱会，而是一部名为《Dr Dee》的音乐剧，Damon是这部剧的音乐总监。故事发生在15至16世纪，主角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贴身顾问John Dee。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我们看到演员们模拟了船舶启航、穿越时空以及多次从天而降，而扮演John Dee的演员则表情夸张地挥动着双手，用手指比划出正在计算的动作，诠释着我们对天才数学家的一切想象。而Damon则在一旁开始唱歌，期间还一直用脚猛烈地敲打地面，似乎这样能使一切发生得更快似的。
此刻Damon的角色是音乐剧的配乐作者。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又身兼过艺人、制作人、媒体红人和电影原声作曲等多个角色。当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身份，依然是Blur乐队的主唱兼词曲作者。而正是这支乐队，此时正计划重组演出，并发行一首新单曲和一套回顾合辑……也许还有一张新专辑？毕竟这么想挺符合逻辑的。
一支成功的乐队是否经得起这样折腾？试想一下，假如Blur不是Damon Albarn的第一支乐队，而是像Gorillaz一样只是他无数个人项目中的一个呢？他们还会有如今的地位吗（或者说他们还会继续存在吗）？那么对于Graham Coxon、Alex James和Dave Rowntree另外三位成员来说，他们这么陪Damon折腾值得吗？这次所谓的“重组”缺乏对未来的规划，看上去更像几个各自为战的音乐人恰好都有空，一起怀怀旧而已。
今年2月，Damon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假，整天穿着马丁靴在纽约的Denvonshire Hills地区独自散步，试图为Blur的未来理清头绪。“我得好好想想，”他解释说。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了：《Dr Dee》的彩排已进入收尾阶段，Blur的重组也已迫在眉睫。
“你没法选择自己成名的方式，”贝斯手Alex James对我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心中的Blur永远停留在1995年：当时这些身着Fred Perry、脚踩马丁靴的小伙子们正处在Brit-pop运动的风头浪尖，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当然就是Oasis了—那场“Blur vs Oasis”的所谓“战争”，其背后承载的阶级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谎言和余波，至今仍然被大家津津乐道。
从起初醉醺醺的俊俏才男，到摆酷耍狠的摇滚硬汉，再到如今定义一整代人的流行巨星，Blur无疑经历了复杂的蜕变过程。在那场喧嚣的争斗之外，他们对主流文化进行了核心上的颠覆：关于海洛因的“Beetlebum”和关于非主流青年的“Song 2”（也有种说法称这首歌是在调侃美国的grunge运动）都曾成为过冠军单曲。可就在这时，他们却选择了远离流行音乐的中心地带，而且渐行渐远，最终在2003年发行的《Think Tank》里（或者说从1999年的《13》就已开始），Blur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专辑里充满异域色彩的摩洛哥元素对英国听众来说，好像来自外太空一样陌生。
在乐队成立24年后的今天，他们都成了大忙人。Damon和吉他手Graham Coxon都在单飞生涯中成就显著，Graham今年还刚刚发行了第八张个人专辑《A&E》。相比而言，Alex James在Blur之后的生活虽然没那么光鲜，却听起来更酷一些：他给报纸写过美食专栏，在牛津地区开了个奶酪加工厂，还不时跑跑电视通告，并在Classic FM电台主持一档古典音乐普及类节目。鼓手Dave Rowntree则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做起了见习律师。每个人都有长期固定的女友或已结婚，而且除了Dave之外都有孩子。
这个夏天，整个英国，乃至全世界的乐迷们，都因Blur的重组而兴奋起来。8月12日，伴随着伦敦奥运会的闭幕，乐队在海德公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演唱会，还有The Specials和New Order这样的老牌天团加盟助阵。在此之前，Blur就在一些小场馆进行了造势演出，还要发行一套名为《21》的乐队回顾精选辑，其中包括了乐队的所有录音室专辑和未发行过的单曲录音；另外还有一张DVD，里面包含了乐队还叫“Seymour”时的珍贵视频资料、制作第二张专辑《Modern Life Is Rubbish》时一次未被采用的录音以及一首名为“Sir Elton John's Cock”的单曲；这还不算完，这个大礼包里还有乐队最新单曲“Under The Westway/The Puritan”的限量版黑胶。这么多东西让Blur忙得不可开交，包括选曲、投票和做采访等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体成员亲历亲为。
和以前一样，Damon Albarn依然是整个项目的主导，而他在为Blur卖命的同时，居然还抽出时间做了以下几件事：1. 联手Red Hot Chilli Peppers乐队贝斯手Flea和尼日利亚Afro-beat鼓手发行专辑《Rocket Juice & The Moon》；2. 与XL唱片的Richard Russell一起为灵魂乐大佬Bobby Womack制作新专辑（Womack曾作为客座歌手出现在Gorillaz的《Plastic Beach》里）；3. 刚才提到的音乐剧《Dr Dee》；4. 在忙完这三个夏天的项目后，Damon还要在秋天参与一个非洲音乐人团队在英国的巡演，对于这个项目，他是这么解释的：“如果其他三个项目都没弄好，那至少我还有这个保底。” 谣言宣称Blur要再出一张专辑，不过看目前这架势……再说吧。
GRAHAM：
“我今年43岁了，却在做19岁小孩做的事。”
在我对面的Graham Coxon正在发出一些很独特的动静。“滋儿—滋哩哒咩儿，”他说。“biuuu—吧啦吧呱呜—”
好吧，其实不是他说的，而是他的吉他“说”的。不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Graham更喜欢用乐器与人交流。此刻我们正在位于伦敦Kentish Town的Forum酒吧，Graham正在调音。台上发出的噪音跟他的新专辑《A&E》如出一辙：扭曲、怪诞、易怒，但充满了愉悦而旺盛的声场。不过貌似我们的吉他狂人此时既不愉悦也不旺盛，反而有点疲惫。“我累死了快，”他调完音后，趁着演出开始前跟我聊道。
此时配合专辑宣传的全国巡演才刚进行了一半，Graham却已是伤痕累累：先是脑袋被掉下来的灯砸了一下，后来手上还起了水泡。“当时被砸的时候，我觉得简直是被辆卡车撞了，”他回忆道。到了他这个年龄，这也不能算大惊小怪了：“我今年43岁了，却在做19岁小孩做的事。”他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本次巡演的预算很低，导致Graham和乐队只能睡在同一辆巡演大巴上，因为如果在每个城市都订酒店的话，可能就没得赚了。
虽然和乐队乘大巴巡演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一点都不好玩。“我根本睡不着，”Graham说。“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Blur就是这么巡演的。不过那会儿我都是最晚起床，然后带着起床的怒气搞出一张专辑。”
其实他十年前就戒酒了，但性格却一点都没变。
“现在不一样了。我这两天经常到凌晨四点多才躺下，得先看会儿书才能慢慢睡着。可没睡几个小时就会被弄醒，因为车在转弯……我也不想老抱怨，可人只要上了年纪，即使是干站着都能觉得累。实在没法再那么自high了。”
在创作《A&E》时，他的本意是吸引20多岁（甚至青少年）的人群，就是那种看上去比较酷，整天在indie演出现场喝得烂醉如泥的小孩；但在这次巡演中，除了这些人以外，人群里还站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听Blur长大”的那拨）。“就是这帮上了年纪的人，”他说。“就是他们，总跟个木头桩子似地杵在那儿—你买票来干嘛的啊？！于是我就老想办法在台上煽动气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躁起来。”难怪会受伤。
Graham是个很有自嘲精神的人，但他现在明显是真不高兴。他从不去酒店餐厅吃早饭，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实在受不了“跟陌生人一起吃软塌塌的煎蛋和香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这是他的巡演，所以他要对团队里所有整日不着家的人负责。“我要是一脸怒气地出现在餐厅，大家会是什么心情？还不如呆在屋里吃早餐，等大家见到我时，我就能一脸阳光地跟他们问好。”
他目前的境遇和Blur时期大相径庭。《Parklife》大卖之后，乐队生活质量也随之显著提升：每站巡演都住高级酒店，而且长途一律坐飞机，短途一律坐火车。四位成员整天腻在一起，所以在单飞之后也没觉得有多寂寞。我在跟Damon聊天时提到过Graham的不满情绪，Damon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主角是个苦差事。”而贝斯手Alex则说得更直接：“Graham这个人就是有办法让你觉得全天下都欠他的。”不过Graham最近的确不太走运。他给我讲了最近和一个粉丝的遭遇：当时他正在咖啡店门口抽烟，一个小伙子认出了他，走上前来说他和他老婆从Pirate Bay网站下载了《A&E》，俩人听了都喜欢得不得了。你猜Graham怎么说？
“如果你妈逼花钱买张专辑，我会更高兴的。然后他还有理了，一脸不忿地对我说：‘要是能让你好受点儿，我现在就去唱片店买一张。’我告诉他不用了。你说怪不怪？好像我们这些做音乐的人多在乎名声似的。我要是在乎名声，我早就去画画了，画家可比音乐人听着高级多了。我之所以从13岁就开始学吉他，就是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要靠做音乐养活自己。”
Graham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感觉他好像比正常人少层皮似的。虽然他不是那种喜欢怀旧的人，但他的品味却一成不变：他现在还住在Camden区的老房子里，和女朋友、女儿以及一只叫Frankie的小狗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并依然对匡威鞋、d小调、条纹t恤和Levi's牛仔裤情有独钟。
Blur成立最初的十年里，他们的创造力是惊人的，有个故事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在《Parklife》之前，乐队处在破产的边缘，以至于基本生活都成困难。为了解燃眉之急，他们与一个录音棚老板达成了协议：此人每天给他们50英镑，足够给四个人买匹萨和烟；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多录些歌给这位老板。《21》中那些珍贵的小样很多都来自这个时期，也多少折射了乐队当时潦倒的境遇。“Beetlebum”小样里的吉他部分就透着浓浓的悲伤；以Seymour名义录制的四轨小样虽然简单直接，但曲调却十分优美，Damon的哀嚎和Graham无规则的吉他噪音与其相得益彰；飘渺的小夜曲“Woodpigeon Song”也很不错；而“Sir Elton John's Cock”虽然有个乐呵呵的名字，但其沉思般的曲调却透露出浓浓的离别情结。也许这一切都预示着什么。
ALEX：
“我不仅失去了很多酒肉朋友，就连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对我的决定感到不解。”
lex James的房子坐落在牛津郡Kingham。这个安静的小村庄也许与Blur取得的伟大成就无法匹配，但却是个很适合隐居的世外桃源。在Alex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屋里堆着一摞摞的书，音箱上放着孩子们的玩具，桌上摆着苹果电脑。“我很清楚我的东西都放在哪儿！”他说。工作室旁边有个厨房，里面的食材都是传统英国人的最爱—烘豆、炸鱼薯条、鸡块咖喱。Alex现在是《太阳报》的美食专栏作家。墙上挂着他五个孩子的合影，其中一个的小名就叫“Beetlebum”。“我还有张他们笑着的合影，这张太严肃了，看起来就跟Joy Division的宣传照似的，”他笑着说。 乐队解散之后他除了做奶酪就是上通告，很多Blur的乐迷都无法理解。不过Alex毫不在乎，他是在为自己生活。在结婚之前，Alex一直过着放荡的摇滚明星生活，但后来他认识了电影制作人Claire Neatre并向她求婚。婚后两人火速搬到了乡下，双双戒酒并开始生娃。“我不仅失去了很多酒肉朋友，就连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对我的决定感到不解，”他说。“虽然我和Claire认识时间不长，在乡下也没什么朋友，但我觉得是种强大的信仰力量促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Think Tank》之后，Blur逐渐走向萎靡。Graham本来就没有参加这张专辑的录制，而且他与Damon的矛盾也激化到了极点，两人此时已形同陌路，乐队基本上已被闲置。
虽然有信仰的力量，但买房子毕竟需要钱。所以Alex在《独立报》上开设了一个关于在乡下置业的专栏，还写了本关于Blur的书，叫《A Bit Of A Blur》。他在BBC Radio 4和Classic FM做起了电台主持人，还频繁出现在真人秀上，其中以BBC电视2台选拔交响乐团指挥的节目《Maestro》最为知名。“直到2009年之前，我的孩子们都以为我是个指挥家，对Blur的事情完全不了解。”他似乎已经走出了Blur的影子，一方面因为Damon在乐队中的地位过于强势，另一方面因为他自己有了新的生活重心—他的奶酪加工厂。
好吧，那就跟他聊聊奶酪吧。Alex觉得这年头美食比摇滚还摇滚。“你看那些大厨，哪个不是整天飙着脏话让人滚蛋的，而且他们的老婆都是超模，私家游艇更是一艘艘的买，这些不都是80年代摇滚明星干的事吗？可现在做音乐的都得早早起床赶早班节目的通告，还得装老好人。美食才是过去10年里最受大家追捧的东西，你看现在电视台一到周末就放美食节目。”
不过他毕竟是个音乐人，所以总想把自己的两个爱好结合起来。2011年9月，他在牛津郡办了个名为“Alex James大丰收”的音乐美食节，虽然歌迷们很买账，但在业内却是臭名远扬，因为票卖得不好，据称好多乐队都没收到演出费，还欠了制作商的钱。更糟糕的是，Alex还在现场跟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与《Top Gear》主持人Jeremy Clarkson合了张影—多丢人啊……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位能光临实属赏光，而且卡梅隆在做首相之前是Alex所在选区的议会代表。
“你想想，我在一个工党支持者（指Blur的鼓手Dave Rowntree）身边弹了20年贝斯，然后又跟一个保守党政府的首相呆了10秒钟并亲密合影……这说明我对政治压根没兴趣。”
说到这里，你可能认为他已经完全不做音乐了，其实不然。“我每天都练琴，但感觉有点凄凉，就跟自己跟自己踢球一样。所以我现在主要给孩子们弹琴听。”除此之外，他还与KT Tunstall、Florence & The Machine和Kevin Rowland合作过。
在Blur的所有四位成员中，Alex貌似是最想再做张新专辑的。“我们需要张更成人化的专辑，Blur有这个能力，完全有潜力再强势回归一次。谁知道呢？但有时候我也觉得，也许真的该结束了，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微笑着说。
Dave Rowntree：“出于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和Dave约在一家酒吧见面。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以典型的商务男形象出现。虽然我对此并不意外，但还是有些感慨：这居然是Blur的鼓手。
Dave这些年来一直在接受法律培训，为伦敦Kingsley Napley律师事务所打工，准备在以后转为刑事诉讼的辩护律师。“我这行不能算是法律援助，”他解释道，“很难解释，但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意义重大。当年开始玩音乐也是这种感觉。”
Dave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是在帮一个律师朋友找“技术性证据”时。在Blur停歇之后，他开了家小的动画公司。随后彻底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中。“我是活动家，不是政客。我不会对着一群人慷慨陈词，而是挨家挨户地敲门，倾听民众们面临的问题。”做着做着，他发现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Dave很理解Damon目前的处境。“Damon不可能永远都有好点子，他的好点子已经够多了。想做张烂专辑很容易，而且也能卖出不少，但好的音乐不仅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还要有超出音乐之外的概念，这些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对Damon来说，的确很伤脑筋。”
可见Dave心里一直都把Blur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为了这次重组，他已经将25天的年假都留给了乐队。
Dave他永远在想事情，而且总能说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话来。他父亲个是电台工程师，所以Dave从小就学会了用无线电接收像莫斯科广播（Radio Moscow）这样的外国电台。最近他又重拾这个爱好，建起了自己的电台：“现在全世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Dave开始跟我解释让人造卫星近距离环绕地球所需的成本，他说这个成本最近降低了，每年只需要2万5千英镑。也许再过几年，1万英镑就够了。不过这些钱只能发射很小的设备，比如说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机之类的，传出的信号也顶多能覆盖地球上一小部分地区，而且会在几秒钟后就消失。这些知识让我开始思考一个至今没找到答案的问题：如果可以在短短几秒内对全世界人说一句话，我会说什么？
看着吃完的土豆饼，我突然觉得：一般跟鼓手聊天都不会聊到这些。那我们到底对Blur这样一支乐队有怎样的期待呢？是希望他们永远不变吗？也许是吧。也许我们只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在发现年少时喜欢的乐队丝毫未变时，发出“他们没变”的感慨，用来逃避自己的生活已发生巨变的事实。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Damon Albarn做再多的项目，我们也会把它们当作是Blur的附属品，连Gorillaz也不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歌迷们对Alex的奶酪产业嗤之以鼻，对Dave转行做律师无法理解，却对Graham依然心存敬意—他的生活不仅丝毫未变，还不停加固着我们对音乐人的原始想象。但归根结底，流行音乐也不过是一个营生行当而已，像其他任何职业一样，你可以随时可以辞职、跳槽、转行，而成长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实现。 DAMON：
“现在我的确很享受自己做事。”
年头想在工作室以外的地方见Damon Albarn比登天还难。他的工作室名叫“13”，坐落在伦敦西部，有好几层楼。工作室里总是人气很旺，不修边幅的小伙子们赖在录音棚里，高效干练的姑娘们坐在办公室里，还经常有Damon根本不认识的人在忙跟他相关的事情。再加上市场公关、摄影师、唱片公司的人……而现在他真正应该操心的，是音乐剧《Dr Dee》。正像他之前做的《西游记》（Monkey）音乐剧一样，《Dr Dee》在还未完全成型的状态下，就被拿到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首演。这让他很不开心。
“我在这方面是个新手，”他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可他们这么弄，会让很多工作了好几个月的人白白努力。”Damon的口气一听就是典型的“创意精英”口吻，多少有点圆滑，说难听点就是装逼；而他流行歌手的一面似乎已无处可寻。虽然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想变成一个“创意精英”，仅仅是想用舞台呈现想法，无论是《Dr Dee》，还是《西游记》，甚至是Gorillaz都没有偏离这个宗旨。
《Dr Dee》最早的雏形是一套英国传统民歌组曲。“我听到之后就被感动了，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附着在了上面，”他解释说。不过文章开头处说过，这部音乐剧讲的是一个17世纪神秘学大师的故事。我们能搞明白怎么回事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Damon去录音棚拿了一本用围巾包着的旧书。这是John Dee本人的记事本，写于1689年，是Damon在佳士得的一次拍卖中买下的。令人意外的是（其实也不是那么令人意外），他是唯一一个竞价的买家。能这么近距离地看这么老的手写真迹，的确很令人激动。在这本记事本里，John Dee详细记录了他与精神世界的沟通体验。Dee是个原始科学家，对数学极其精通，相信鬼神的存在，并认为世界远大于人们了解的范畴。
我知趣地换了个话题：“你对演唱Blur的老歌有什么看法？”“我不喜欢在老歌上做改动，”他说。“如果你要唱老歌，就尽量还原它们原来的样子。”
“Blur还会做新专辑吗？”我接着问道。“我想过这事。但现在因为手头项目太多，导致情感要不停地转换，有点累。所以还定不下来。现在的问题是，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我实在不知道。”
摆在Damon面前最大的困难，无疑是他与Graham的关系。两人从12岁起就在学校里一起玩乐队，而现在Damon的女儿都12岁了。“有个从小一起玩乐队的朋友挺好，”Damon说。“但现在我的确很享受自己做事。”
“那你意识到让Graham、Alex和Dave这样干等着有多熬人吗？还是说你也在等其他事情确认？”我终于问了这个问题。
“我不想光演出，”他说。“我需要一些更有启发性的东西，这样才能说服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有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才能解决根本问题，John Dee就是用他疯狂而难懂的精神世界吸引了我。”
他也意识到，人们对他在Blur之外做的事情有些微词，很多人实在不明白他到底在他妈搞什么复杂的名堂。可Damon自己觉得一点都不复杂。“我没想故意搞得很玄秘，只不过是抓住了生活中充满魔力的时刻而已。比如说，托雷斯在跟巴塞罗那比赛时晃过守门员进的那个球；再比如说，在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后，空气中依然会漂浮着我们留下的磁场，这些都是魔力的作用。”
在一间白墙林立，屋顶高耸的厂房里，Blur正在拍宣传照。四个人站在一起，面朝前方，肩膀和四肢互相勾搭着，摆出经典的乐队宣传照pose。他们很少跟彼此说话。Damon偶尔会开个玩笑，比如“一般来说，前一万张照片都不能用”，但除此之外大家都是公事公办。也许没人想到这样一个事实：此时此刻，他们是Blur。
在开始拍照前，Damon一看到Graham就微笑着掏出打火机，两人有说有笑地出去抽烟了。Dave留在室内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天文学趣闻，说他想去美国的内华达州，因为据称那里是新的航天探索基地。Alex带来了自家产的奶酪样品，“这些只是试吃的，你们先尝尝。”
当这四人聚在一起时，他们的默契依然还在，就像一个由四个大男人组成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曾山盟海誓的兄弟帮派。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似乎回到了20年前：当时的我和今天一样，站在摄影师身后，在小本子上写着采访记录。
拍摄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一起离开了厂房，像一支乐队一样。
排练室被挤得满满的。舞蹈演员们像往常一样，把四肢扳成各种变态的姿势；伴唱歌手们阴阳怪气地在真假声之间转换；置景师傅们在搬椅子时频频弄伤手指；大片大片的纸板被折成手风琴的样子，环绕着整个屋子。他们在弄一种特殊的声效，有点像“嘘”的声音，也有点像海浪拍打鹅卵石的声音。
Damon Albarn大跨步地走了进来，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以确保在监督排练的同时观察导演Rufus Norris的面部表情。一切就绪后，排练开始了。这次排练的内容并不是Blur乐队的演唱会，而是一部名为《Dr Dee》的音乐剧，Damon是这部剧的音乐总监。故事发生在15至16世纪，主角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贴身顾问John Dee。在整个排练过程中，我们看到演员们模拟了船舶启航、穿越时空以及多次从天而降，而扮演John Dee的演员则表情夸张地挥动着双手，用手指比划出正在计算的动作，诠释着我们对天才数学家的一切想象。而Damon则在一旁开始唱歌，期间还一直用脚猛烈地敲打地面，似乎这样能使一切发生得更快似的。
此刻Damon的角色是音乐剧的配乐作者。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又身兼过艺人、制作人、媒体红人和电影原声作曲等多个角色。当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身份，依然是Blur乐队的主唱兼词曲作者。而正是这支乐队，此时正计划重组演出，并发行一首新单曲和一套回顾合辑……也许还有一张新专辑？毕竟这么想挺符合逻辑的。
一支成功的乐队是否经得起这样折腾？试想一下，假如Blur不是Damon Albarn的第一支乐队，而是像Gorillaz一样只是他无数个人项目中的一个呢？他们还会有如今的地位吗（或者说他们还会继续存在吗）？那么对于Graham Coxon、Alex James和Dave Rowntree另外三位成员来说，他们这么陪Damon折腾值得吗？这次所谓的“重组”缺乏对未来的规划，看上去更像几个各自为战的音乐人恰好都有空，一起怀怀旧而已。
今年2月，Damon给自己放了一个星期假，整天穿着马丁靴在纽约的Denvonshire Hills地区独自散步，试图为Blur的未来理清头绪。“我得好好想想，”他解释说。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了：《Dr Dee》的彩排已进入收尾阶段，Blur的重组也已迫在眉睫。
“你没法选择自己成名的方式，”贝斯手Alex James对我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心中的Blur永远停留在1995年：当时这些身着Fred Perry、脚踩马丁靴的小伙子们正处在Brit-pop运动的风头浪尖，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当然就是Oasis了—那场“Blur vs Oasis”的所谓“战争”，其背后承载的阶级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谎言和余波，至今仍然被大家津津乐道。
从起初醉醺醺的俊俏才男，到摆酷耍狠的摇滚硬汉，再到如今定义一整代人的流行巨星，Blur无疑经历了复杂的蜕变过程。在那场喧嚣的争斗之外，他们对主流文化进行了核心上的颠覆：关于海洛因的“Beetlebum”和关于非主流青年的“Song 2”（也有种说法称这首歌是在调侃美国的grunge运动）都曾成为过冠军单曲。可就在这时，他们却选择了远离流行音乐的中心地带，而且渐行渐远，最终在2003年发行的《Think Tank》里（或者说从1999年的《13》就已开始），Blur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专辑里充满异域色彩的摩洛哥元素对英国听众来说，好像来自外太空一样陌生。
在乐队成立24年后的今天，他们都成了大忙人。Damon和吉他手Graham Coxon都在单飞生涯中成就显著，Graham今年还刚刚发行了第八张个人专辑《A&E》。相比而言，Alex James在Blur之后的生活虽然没那么光鲜，却听起来更酷一些：他给报纸写过美食专栏，在牛津地区开了个奶酪加工厂，还不时跑跑电视通告，并在Classic FM电台主持一档古典音乐普及类节目。鼓手Dave Rowntree则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做起了见习律师。每个人都有长期固定的女友或已结婚，而且除了Dave之外都有孩子。
这个夏天，整个英国，乃至全世界的乐迷们，都因Blur的重组而兴奋起来。8月12日，伴随着伦敦奥运会的闭幕，乐队在海德公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演唱会，还有The Specials和New Order这样的老牌天团加盟助阵。在此之前，Blur就在一些小场馆进行了造势演出，还要发行一套名为《21》的乐队回顾精选辑，其中包括了乐队的所有录音室专辑和未发行过的单曲录音；另外还有一张DVD，里面包含了乐队还叫“Seymour”时的珍贵视频资料、制作第二张专辑《Modern Life Is Rubbish》时一次未被采用的录音以及一首名为“Sir Elton John's Cock”的单曲；这还不算完，这个大礼包里还有乐队最新单曲“Under The Westway/The Puritan”的限量版黑胶。这么多东西让Blur忙得不可开交，包括选曲、投票和做采访等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体成员亲历亲为。
和以前一样，Damon Albarn依然是整个项目的主导，而他在为Blur卖命的同时，居然还抽出时间做了以下几件事：1. 联手Red Hot Chilli Peppers乐队贝斯手Flea和尼日利亚Afro-beat鼓手发行专辑《Rocket Juice & The Moon》；2. 与XL唱片的Richard Russell一起为灵魂乐大佬Bobby Womack制作新专辑（Womack曾作为客座歌手出现在Gorillaz的《Plastic Beach》里）；3. 刚才提到的音乐剧《Dr Dee》；4. 在忙完这三个夏天的项目后，Damon还要在秋天参与一个非洲音乐人团队在英国的巡演，对于这个项目，他是这么解释的：“如果其他三个项目都没弄好，那至少我还有这个保底。” 谣言宣称Blur要再出一张专辑，不过看目前这架势……再说吧。
GRAHAM：
“我今年43岁了，却在做19岁小孩做的事。”
在我对面的Graham Coxon正在发出一些很独特的动静。“滋儿—滋哩哒咩儿，”他说。“biuuu—吧啦吧呱呜—”
好吧，其实不是他说的，而是他的吉他“说”的。不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Graham更喜欢用乐器与人交流。此刻我们正在位于伦敦Kentish Town的Forum酒吧，Graham正在调音。台上发出的噪音跟他的新专辑《A&E》如出一辙：扭曲、怪诞、易怒，但充满了愉悦而旺盛的声场。不过貌似我们的吉他狂人此时既不愉悦也不旺盛，反而有点疲惫。“我累死了快，”他调完音后，趁着演出开始前跟我聊道。
此时配合专辑宣传的全国巡演才刚进行了一半，Graham却已是伤痕累累：先是脑袋被掉下来的灯砸了一下，后来手上还起了水泡。“当时被砸的时候，我觉得简直是被辆卡车撞了，”他回忆道。到了他这个年龄，这也不能算大惊小怪了：“我今年43岁了，却在做19岁小孩做的事。”他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本次巡演的预算很低，导致Graham和乐队只能睡在同一辆巡演大巴上，因为如果在每个城市都订酒店的话，可能就没得赚了。
虽然和乐队乘大巴巡演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一点都不好玩。“我根本睡不着，”Graham说。“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Blur就是这么巡演的。不过那会儿我都是最晚起床，然后带着起床的怒气搞出一张专辑。”
其实他十年前就戒酒了，但性格却一点都没变。
“现在不一样了。我这两天经常到凌晨四点多才躺下，得先看会儿书才能慢慢睡着。可没睡几个小时就会被弄醒，因为车在转弯……我也不想老抱怨，可人只要上了年纪，即使是干站着都能觉得累。实在没法再那么自high了。”
在创作《A&E》时，他的本意是吸引20多岁（甚至青少年）的人群，就是那种看上去比较酷，整天在indie演出现场喝得烂醉如泥的小孩；但在这次巡演中，除了这些人以外，人群里还站了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听Blur长大”的那拨）。“就是这帮上了年纪的人，”他说。“就是他们，总跟个木头桩子似地杵在那儿—你买票来干嘛的啊？！于是我就老想办法在台上煽动气氛，竭尽全力地让他们躁起来。”难怪会受伤。
Graham是个很有自嘲精神的人，但他现在明显是真不高兴。他从不去酒店餐厅吃早饭，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实在受不了“跟陌生人一起吃软塌塌的煎蛋和香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这是他的巡演，所以他要对团队里所有整日不着家的人负责。“我要是一脸怒气地出现在餐厅，大家会是什么心情？还不如呆在屋里吃早餐，等大家见到我时，我就能一脸阳光地跟他们问好。”
他目前的境遇和Blur时期大相径庭。《Parklife》大卖之后，乐队生活质量也随之显著提升：每站巡演都住高级酒店，而且长途一律坐飞机，短途一律坐火车。四位成员整天腻在一起，所以在单飞之后也没觉得有多寂寞。我在跟Damon聊天时提到过Graham的不满情绪，Damon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主角是个苦差事。”而贝斯手Alex则说得更直接：“Graham这个人就是有办法让你觉得全天下都欠他的。”不过Graham最近的确不太走运。他给我讲了最近和一个粉丝的遭遇：当时他正在咖啡店门口抽烟，一个小伙子认出了他，走上前来说他和他老婆从Pirate Bay网站下载了《A&E》，俩人听了都喜欢得不得了。你猜Graham怎么说？
“如果你妈逼花钱买张专辑，我会更高兴的。然后他还有理了，一脸不忿地对我说：‘要是能让你好受点儿，我现在就去唱片店买一张。’我告诉他不用了。你说怪不怪？好像我们这些做音乐的人多在乎名声似的。我要是在乎名声，我早就去画画了，画家可比音乐人听着高级多了。我之所以从13岁就开始学吉他，就是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要靠做音乐养活自己。”
Graham是个极其敏感的人，感觉他好像比正常人少层皮似的。虽然他不是那种喜欢怀旧的人，但他的品味却一成不变：他现在还住在Camden区的老房子里，和女朋友、女儿以及一只叫Frankie的小狗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并依然对匡威鞋、d小调、条纹t恤和Levi's牛仔裤情有独钟。
Blur成立最初的十年里，他们的创造力是惊人的，有个故事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在《Parklife》之前，乐队处在破产的边缘，以至于基本生活都成困难。为了解燃眉之急，他们与一个录音棚老板达成了协议：此人每天给他们50英镑，足够给四个人买匹萨和烟；作为交换，他们必须多录些歌给这位老板。《21》中那些珍贵的小样很多都来自这个时期，也多少折射了乐队当时潦倒的境遇。“Beetlebum”小样里的吉他部分就透着浓浓的悲伤；以Seymour名义录制的四轨小样虽然简单直接，但曲调却十分优美，Damon的哀嚎和Graham无规则的吉他噪音与其相得益彰；飘渺的小夜曲“Woodpigeon Song”也很不错；而“Sir Elton John's Cock”虽然有个乐呵呵的名字，但其沉思般的曲调却透露出浓浓的离别情结。也许这一切都预示着什么。
ALEX：
“我不仅失去了很多酒肉朋友，就连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对我的决定感到不解。”
lex James的房子坐落在牛津郡Kingham。这个安静的小村庄也许与Blur取得的伟大成就无法匹配，但却是个很适合隐居的世外桃源。在Alex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屋里堆着一摞摞的书，音箱上放着孩子们的玩具，桌上摆着苹果电脑。“我很清楚我的东西都放在哪儿！”他说。工作室旁边有个厨房，里面的食材都是传统英国人的最爱—烘豆、炸鱼薯条、鸡块咖喱。Alex现在是《太阳报》的美食专栏作家。墙上挂着他五个孩子的合影，其中一个的小名就叫“Beetlebum”。“我还有张他们笑着的合影，这张太严肃了，看起来就跟Joy Division的宣传照似的，”他笑着说。 乐队解散之后他除了做奶酪就是上通告，很多Blur的乐迷都无法理解。不过Alex毫不在乎，他是在为自己生活。在结婚之前，Alex一直过着放荡的摇滚明星生活，但后来他认识了电影制作人Claire Neatre并向她求婚。婚后两人火速搬到了乡下，双双戒酒并开始生娃。“我不仅失去了很多酒肉朋友，就连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对我的决定感到不解，”他说。“虽然我和Claire认识时间不长，在乡下也没什么朋友，但我觉得是种强大的信仰力量促使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Think Tank》之后，Blur逐渐走向萎靡。Graham本来就没有参加这张专辑的录制，而且他与Damon的矛盾也激化到了极点，两人此时已形同陌路，乐队基本上已被闲置。
虽然有信仰的力量，但买房子毕竟需要钱。所以Alex在《独立报》上开设了一个关于在乡下置业的专栏，还写了本关于Blur的书，叫《A Bit Of A Blur》。他在BBC Radio 4和Classic FM做起了电台主持人，还频繁出现在真人秀上，其中以BBC电视2台选拔交响乐团指挥的节目《Maestro》最为知名。“直到2009年之前，我的孩子们都以为我是个指挥家，对Blur的事情完全不了解。”他似乎已经走出了Blur的影子，一方面因为Damon在乐队中的地位过于强势，另一方面因为他自己有了新的生活重心—他的奶酪加工厂。
好吧，那就跟他聊聊奶酪吧。Alex觉得这年头美食比摇滚还摇滚。“你看那些大厨，哪个不是整天飙着脏话让人滚蛋的，而且他们的老婆都是超模，私家游艇更是一艘艘的买，这些不都是80年代摇滚明星干的事吗？可现在做音乐的都得早早起床赶早班节目的通告，还得装老好人。美食才是过去10年里最受大家追捧的东西，你看现在电视台一到周末就放美食节目。”
不过他毕竟是个音乐人，所以总想把自己的两个爱好结合起来。2011年9月，他在牛津郡办了个名为“Alex James大丰收”的音乐美食节，虽然歌迷们很买账，但在业内却是臭名远扬，因为票卖得不好，据称好多乐队都没收到演出费，还欠了制作商的钱。更糟糕的是，Alex还在现场跟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与《Top Gear》主持人Jeremy Clarkson合了张影—多丢人啊……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两位能光临实属赏光，而且卡梅隆在做首相之前是Alex所在选区的议会代表。
“你想想，我在一个工党支持者（指Blur的鼓手Dave Rowntree）身边弹了20年贝斯，然后又跟一个保守党政府的首相呆了10秒钟并亲密合影……这说明我对政治压根没兴趣。”
说到这里，你可能认为他已经完全不做音乐了，其实不然。“我每天都练琴，但感觉有点凄凉，就跟自己跟自己踢球一样。所以我现在主要给孩子们弹琴听。”除此之外，他还与KT Tunstall、Florence & The Machine和Kevin Rowland合作过。
在Blur的所有四位成员中，Alex貌似是最想再做张新专辑的。“我们需要张更成人化的专辑，Blur有这个能力，完全有潜力再强势回归一次。谁知道呢？但有时候我也觉得，也许真的该结束了，毕竟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他微笑着说。
Dave Rowntree：“出于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和Dave约在一家酒吧见面。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以典型的商务男形象出现。虽然我对此并不意外，但还是有些感慨：这居然是Blur的鼓手。
Dave这些年来一直在接受法律培训，为伦敦Kingsley Napley律师事务所打工，准备在以后转为刑事诉讼的辩护律师。“我这行不能算是法律援助，”他解释道，“很难解释，但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意义重大。当年开始玩音乐也是这种感觉。”
Dave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是在帮一个律师朋友找“技术性证据”时。在Blur停歇之后，他开了家小的动画公司。随后彻底投身于当地的政治活动中。“我是活动家，不是政客。我不会对着一群人慷慨陈词，而是挨家挨户地敲门，倾听民众们面临的问题。”做着做着，他发现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Dave很理解Damon目前的处境。“Damon不可能永远都有好点子，他的好点子已经够多了。想做张烂专辑很容易，而且也能卖出不少，但好的音乐不仅建立在音乐的基础上，还要有超出音乐之外的概念，这些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对Damon来说，的确很伤脑筋。”
可见Dave心里一直都把Blur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为了这次重组，他已经将25天的年假都留给了乐队。
Dave他永远在想事情，而且总能说出让人意想不到的话来。他父亲个是电台工程师，所以Dave从小就学会了用无线电接收像莫斯科广播（Radio Moscow）这样的外国电台。最近他又重拾这个爱好，建起了自己的电台：“现在全世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Dave开始跟我解释让人造卫星近距离环绕地球所需的成本，他说这个成本最近降低了，每年只需要2万5千英镑。也许再过几年，1万英镑就够了。不过这些钱只能发射很小的设备，比如说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机之类的，传出的信号也顶多能覆盖地球上一小部分地区，而且会在几秒钟后就消失。这些知识让我开始思考一个至今没找到答案的问题：如果可以在短短几秒内对全世界人说一句话，我会说什么？
看着吃完的土豆饼，我突然觉得：一般跟鼓手聊天都不会聊到这些。那我们到底对Blur这样一支乐队有怎样的期待呢？是希望他们永远不变吗？也许是吧。也许我们只是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在发现年少时喜欢的乐队丝毫未变时，发出“他们没变”的感慨，用来逃避自己的生活已发生巨变的事实。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Damon Albarn做再多的项目，我们也会把它们当作是Blur的附属品，连Gorillaz也不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歌迷们对Alex的奶酪产业嗤之以鼻，对Dave转行做律师无法理解，却对Graham依然心存敬意—他的生活不仅丝毫未变，还不停加固着我们对音乐人的原始想象。但归根结底，流行音乐也不过是一个营生行当而已，像其他任何职业一样，你可以随时可以辞职、跳槽、转行，而成长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实现。 DAMON：
“现在我的确很享受自己做事。”
年头想在工作室以外的地方见Damon Albarn比登天还难。他的工作室名叫“13”，坐落在伦敦西部，有好几层楼。工作室里总是人气很旺，不修边幅的小伙子们赖在录音棚里，高效干练的姑娘们坐在办公室里，还经常有Damon根本不认识的人在忙跟他相关的事情。再加上市场公关、摄影师、唱片公司的人……而现在他真正应该操心的，是音乐剧《Dr Dee》。正像他之前做的《西游记》（Monkey）音乐剧一样，《Dr Dee》在还未完全成型的状态下，就被拿到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首演。这让他很不开心。
“我在这方面是个新手，”他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可他们这么弄，会让很多工作了好几个月的人白白努力。”Damon的口气一听就是典型的“创意精英”口吻，多少有点圆滑，说难听点就是装逼；而他流行歌手的一面似乎已无处可寻。虽然他一直强调，自己不想变成一个“创意精英”，仅仅是想用舞台呈现想法，无论是《Dr Dee》，还是《西游记》，甚至是Gorillaz都没有偏离这个宗旨。
《Dr Dee》最早的雏形是一套英国传统民歌组曲。“我听到之后就被感动了，觉得自己的灵魂都被附着在了上面，”他解释说。不过文章开头处说过，这部音乐剧讲的是一个17世纪神秘学大师的故事。我们能搞明白怎么回事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Damon去录音棚拿了一本用围巾包着的旧书。这是John Dee本人的记事本，写于1689年，是Damon在佳士得的一次拍卖中买下的。令人意外的是（其实也不是那么令人意外），他是唯一一个竞价的买家。能这么近距离地看这么老的手写真迹，的确很令人激动。在这本记事本里，John Dee详细记录了他与精神世界的沟通体验。Dee是个原始科学家，对数学极其精通，相信鬼神的存在，并认为世界远大于人们了解的范畴。
我知趣地换了个话题：“你对演唱Blur的老歌有什么看法？”“我不喜欢在老歌上做改动，”他说。“如果你要唱老歌，就尽量还原它们原来的样子。”
“Blur还会做新专辑吗？”我接着问道。“我想过这事。但现在因为手头项目太多，导致情感要不停地转换，有点累。所以还定不下来。现在的问题是，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我实在不知道。”
摆在Damon面前最大的困难，无疑是他与Graham的关系。两人从12岁起就在学校里一起玩乐队，而现在Damon的女儿都12岁了。“有个从小一起玩乐队的朋友挺好，”Damon说。“但现在我的确很享受自己做事。”
“那你意识到让Graham、Alex和Dave这样干等着有多熬人吗？还是说你也在等其他事情确认？”我终于问了这个问题。
“我不想光演出，”他说。“我需要一些更有启发性的东西，这样才能说服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有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才能解决根本问题，John Dee就是用他疯狂而难懂的精神世界吸引了我。”
他也意识到，人们对他在Blur之外做的事情有些微词，很多人实在不明白他到底在他妈搞什么复杂的名堂。可Damon自己觉得一点都不复杂。“我没想故意搞得很玄秘，只不过是抓住了生活中充满魔力的时刻而已。比如说，托雷斯在跟巴塞罗那比赛时晃过守门员进的那个球；再比如说，在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后，空气中依然会漂浮着我们留下的磁场，这些都是魔力的作用。”
在一间白墙林立，屋顶高耸的厂房里，Blur正在拍宣传照。四个人站在一起，面朝前方，肩膀和四肢互相勾搭着，摆出经典的乐队宣传照pose。他们很少跟彼此说话。Damon偶尔会开个玩笑，比如“一般来说，前一万张照片都不能用”，但除此之外大家都是公事公办。也许没人想到这样一个事实：此时此刻，他们是Blur。
在开始拍照前，Damon一看到Graham就微笑着掏出打火机，两人有说有笑地出去抽烟了。Dave留在室内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天文学趣闻，说他想去美国的内华达州，因为据称那里是新的航天探索基地。Alex带来了自家产的奶酪样品，“这些只是试吃的，你们先尝尝。”
当这四人聚在一起时，他们的默契依然还在，就像一个由四个大男人组成的家庭，或者是一个曾山盟海誓的兄弟帮派。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似乎回到了20年前：当时的我和今天一样，站在摄影师身后，在小本子上写着采访记录。
拍摄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一起离开了厂房，像一支乐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