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儿童文学选刊》（以下简称《选刊》）横空出世。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沉浸于哲学、美学、文艺学学习，整日游荡、陶醉于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世界的中文系学生。对于发生在邻近的大都市上海的这一事件浑然不知。
　　与《选刊》相遇、结缘是在几年后的1984年秋天，那时候我开始了专业的儿童文学学习。细细阅读《选刊》，暗暗等待着下一期刊物的到来，成为我今天能够想起的那段学生时光最重要的心情记忆之一。
　　打开每一期《选刊》，只觉得每一篇入选的作品都是那么令人玩味，每一个作者的名字都是那么闪闪发光。我能感受到，这些作品的遴选、亮相，都是经过了《选刊》编者的用心审视，精心掂量才完成的。对我来说，阅读《选刊》，就是在打量、感受那个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身影与激情，捕捉、思考那些岁月里儿童文学的艺术交锋与脉动。
　　“笔谈会”和“年度述评”等自然是特别让我期待和着迷的栏目。宏论短章，分析点评，成为我了解儿童文学艺术前沿和思想腾挪的最便利迅捷的平台和路径。真的，那些文章里的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曾经在我的阅读视线和心里细细揣摩、反复玩味过。也许可以说，这些阅读和体味，无形中为我最初的儿童文学思考和专业起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细节，甚至，一条紧贴现实的理论河床。
　　《选刊》每一期封二、封三上的“本期部分作者近影”“本期插页部分画家近影”，也是令读者兴趣盎然、赏心悦目的内容。这些作家、画家影像所保留、传递的关于作家、画家生活和文学生命的信息，与阅读作品和想象作家、画家时的体验，构成了一种微妙有趣的呼应和补充。《选刊》创刊一周年时，“笔谈会”曾邀请十余位作家撰写纪念文字。记得王安忆女士在题为《祝愿》的短文中写到，《选刊》还能让读者在封二认识各位作者的面貌，再不至于将“叔叔”误认为“阿姨”，“奶奶”误以为“爷爷”。
　　早期的《选刊》，每一期还曾附有近期“报刊儿童文学作品选目”。这也是我常常用心浏览的内容。想了解那些熟悉的作家近期又有哪些作品，哪些陌生的作家开始登台亮相，不同报刊发表作品的数量、特色、联系团结的作家群体及其特色，等等。用心阅读、揣摩每一期《选刊》，成了我初入儿童文学领域的重要功课之一。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份贴近时代、令人激动，也富有智性，令人放心的刊物。
　　1986年11月8日，我辗转得知了《选刊》编辑部约稿的信息。当时“笔谈会”正开设“现代童话创作漫谈”专栏，我因此也写了一篇题为《童话的立体结构与创新》的短文，并于11月14日寄给了《选刊》编辑郑开慧老师。此文后来发表在1987年第1期《选刊》“笔谈会”的专栏里。
　　那时候我正迷恋于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和所谓的新潮文学理论的阅读和吸收。这篇小文章中多多少少也融入了我在这种学习状态下的阅读心得和理论上的稚拙尝试。一位年长的学友读了拙文，见到我时笑眯眯地说：“是有点不太一样。”
　　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年轻一代学人的知识结构、思考路径、理论话语等，与传统的理论面貌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
　　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选刊》的一次珍贵的接纳。在我的心里，也是《选刊》气度、格局的一次自然的展现。
　　1987年5月，具体主持《选刊》事务的评论家周晓先生应邀来学校为第三期全国中幼师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讲课。我正处在准备毕业答辩的紧张时刻，但仍在周晓先生住处与他有过一次难忘的长谈，并奉上了自己1986年在《文艺评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拙文《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现状的初步考察》《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
　　那是我与周晓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周老师回到上海后给我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在回上海的火车上，很有兴味地读了你的大作”，并不吝给予了我许多宝贵的鼓励。
　　此后，周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就一发而不可收了。这年秋天，周老师应一家出版社之约，编选了一部少年小说的“探索与争鸣集”。他约我为这部荟萃、保存了1980年代儿童文学探索潮流中的许多重要作品和争鸣文章的集子写一篇长序，这就是当年11月我写作的那篇近万字的《少年小说：对新的艺术可能的探寻》一文。1988年底、1989年初，周老师的第二部评论集《少年小说论评》即将出版，他又邀我为该书写一篇序文。1989年二、三月间，我完成了题为《批评的品格》的序文。那时候我二十六七岁，算是儿童文学理论评论领域初出茅庐的新手，而周老师是1980年代儿童文学界叱咤风云的评论家、编辑家。周老师给我如此信任和提携，对于我个人的早期专业起步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温暖和力量。
　　作为一名评论界的新手，渴望更多地写作和发表，应是情理中的事情。以我留校后次年的1988年为例，这一年我在《儿童文学研究》《百家》《文艺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当代创作艺术》《光明日报》《文艺报》《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宁波师范学院学报》《衡阳师专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理论、评论文字。但是说实话，在我心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刊物，是我十分向往、渴望亮相的发表园地，这就是1980年代深度参与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历史身影和艺术面貌，在整个儿童文学界影响巨大的《儿童文学选刊》。这几乎是那个时代聚焦儿童文学艺术，呈现儿童文学风貌最集中、最权威、最令人神往的园地和舞台。在这个平台上，一篇作品一经选载，就可能成为一个时期甚至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或文学经典；一个论题一经推出，就可能成为整个儿童文学界的前沿话题；一位新作者一经亮相，就可能成为儿童文学界瞩目的文学新人。
　　但是，我克制了自己心里常常涌起的给《选刊》投稿的念头和冲动。一方面，我不愿意自己心底哪怕有一点点的利用周老师和《选刊》编辑部的信任从而获取发表机会的想法；另一方面，在我印象中，《选刊》是一份在理论评论方面特别领先、特别有规划的刊物。因此，从1987年第一次在《选刊》发表文章，到1999年底《选刊》改版之前，十余年间我在《选刊》上只发表了八篇长短文章。记忆里，这些文章都是《选刊》的约稿，开始是周晓先生，后来是接任《选刊》主编的秦文君女士。
　　每一次的约稿我都十分重视，认真写作，暗暗希望不辜负《选刊》的重托。1995年，《选刊》创刊十五个年头，我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儿童文学选刊〉》《寻求新的艺术话语——再论〈儿童文学选刊〉》两篇文章。关于《选刊》，我当时做了这样的评价：“《选刊》事实上已成为十多年来儿童文学发展面貌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和档案，具有一种文学发展的历史索引价值”；“《选刊》在自己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稳重而绝不僵化迟钝、新锐而绝不走火入魔的艺术分寸感，表现出一种严肃认真深思的理性品格与灵敏迅捷开放的编辑策略融合为一体的办刊品质”；“《选刊》以其不同凡俗的文学趣味和格调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界展示了她独特的魅力。在我看来，《儿童文学选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维护、保持了作为一份文学意味纯正的儿童文学刊物的矜持、高雅和尊贵。”今天，我仍然想说，《选刊》的文学史地位和艺术品质，还需要我们继续做出更深入、更准确的研究和评说。
　　从1981年创刊，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到2011年恢复以《儿童文学选刊》的刊名出刊，《选刊》已经伴随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近四十年峥嵘难忘的岁月。此時此刻，我们怀念当年富有眼光、提议创办《儿童文学选刊》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先生，感激《选刊》近四十年风雨中携手走过、弦歌不辍的历任主编和各位编辑，感谢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默默坚守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我个人有幸与《儿童文学选刊》一同走过近四十年，成为《选刊》忠实的读者、作者，见证《选刊》的辉煌与沧桑，这是我个人儿童文学生涯里一笔无比幸运珍贵的记忆和财富。
　　2019年10月28日于丽泽湖畔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著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儿童文学教程》《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