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是个十分复杂、难懂的多面体。
　　“精英欧洲”与“平民欧洲”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欧盟从１５国扩大到２５国。扩大使欧盟的经济多样性更加突出。新成员国的经济会在某些领域带动欧盟的发展，但同时，新老成员在诸如科技和生产力等领域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欧盟扩大还意味着进入新成员国市场的手续大大简化。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协议也将适用于新入盟的成员，从而减少以至免除中国同这十国分别谈判，降低操作成本。这些新入盟的国家将统一执行欧盟现行贸易政策、贸易规则、关税标准、管理程序等，使第三国同欧盟做生意更加容易。例如，新成员国加入后的平均关税水平将从原来的９％下降到４％。这意味着在诸如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市场和竞争规则方面经贸活动的可预见性更强，有助于简化外国商品在欧洲范围内的运作程序，提高效率。
　　
　　递进式的提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欧关系连续上了几个台阶。１９９５年，欧盟通过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与欧盟关系长期政策》报告。这既是欧盟有史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全面对华政策文件，也是欧盟调整对华政策、将中国置于优先位置的重要标志。１９９８年，欧盟又通过《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政策报告。２００１年，欧盟在其通过的《新亚洲战略文件》中再次强调了加强对华关系的重要性。２００１年，双方决定建立中欧全面伙伴关系。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欧第六次领导人会晤时，欧盟发表了第五份对华政策文件，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双方领导人在会晤中同意中欧致力于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使中欧关系的定位有了一个新的提高。从致力于建立“长期”关系，到“伙伴”关系，再到现在的“战略伙伴”关系，是递进式的提升。中欧双方自１９９８年起每年举行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迄今已经举行了七次。
　　中欧经济互补性十分明显。２００４年，中欧贸易额达到１７７３亿美元，占中國当年外贸总额的１５．４％，是３０年前双方建交时的７４倍，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还是中国吸收外资的第四大来源地(前三位分别是香港、美国和日本)和中国累计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双方在４０多个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几个制约性因素
　　
　　当前，中欧关系发展上存在这样几个制约性因素：
　　一是反倾销已成为中欧贸易关系的主要障碍。欧盟是最早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贸易伙伴，也是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最多的经济体。有鉴于此，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至关重要。
　　二是军售解禁问题。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是“政治歧视”，却因为少数成员国的作梗或相互推诿而不能及时取消，这与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相悖。还应当看到，欧盟一边在准备取消对华军售禁令，而另一边在制定更为严格的“武器出口行为准则”。外部因素的干扰也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美国与日本等都对酝酿中的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横加阻止，指手画脚。
　　三是欧盟可能出现更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在不久前法国对《欧盟宪法条约》的公决中，反对者担心的就是经济自由化、企业外迁、移民涌入导致福利减少、失业增加等问题。其实，这既反映出法国人对欧盟扩大后的担忧，也体现了他们对全球化给法国带来的影响忧心忡忡。这些忧虑不是法国人所独有的，而是欧盟国家民众普遍存在的心理。这也是为什么“反全球化”运动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根源，也是“精英欧洲”与“平民欧洲”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拉越大的反映。
　　法国或其他国家政府为了迎合公众的需要，不得不承诺采取措施保护其利益，这必然会使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张扬。这从欧盟在纺织品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就可窥见一斑。欧盟所为是逆自由贸易大潮而动，可能打开贸易保护的潘多拉盒子。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不利于欧盟自身的经济改革。
　　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虽已化解，但其他领域仍存在问题。因此，中欧双方建立危机预警和危机处理机制十分必要。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从广度与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难免出现问题，一些小事可能因为处理不当而变成大事。这在经贸领域尤为明显。对双方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除了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加强沟通外，还需要在机制方面加强工作。如对某一问题，在其影响扩大之前应有早期预警，或在遇到了突发事件时，有危机处理机制来应对，等等。这需要双方增进信任，加强沟通，并辅之以广泛的机制联系。而中国国内行业的整合相当重要，既可依法维权，也要提高企业的应诉能力。当然，还要大力培养研究欧盟的专门人才。欧盟是一个十分复杂、难懂的多面体，其决策机制、法律文件、运行机制等都相当复杂，只有了解它、熟悉它才能更好地与之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