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深刻的社会转型使每个人都深刻体验到了精神上的阵痛。在举国同赞改革开放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人在摆脱物质贫困的过程中，正在面对精神世界的危机与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神领域巨大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文化由单一转向多元，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文化与亚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各类文化并存。多元文化价值的断裂与融合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极度痛苦。改革开放前主调明朗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在大众阶层受到与市场经济连为一体的各种亚文化的冲击，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的商场成功、冒险刺激、情场风云、暴力崇尚骤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文化快餐”，传统名著和价值观念无暇顾及和关注。然而，“文化快餐”毕竟属于大众世俗生活的延伸，它追求的是浅层而短促的感官需要和心理满足，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稳定的文化价值向导。如果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世界里除了“文化快餐”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追求，那么，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正在“荒漠化”。精神的“荒漠化”必然造成严重的精神危机。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还表现为严重的“信仰迷惘”。信仰是人类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本质，维系着人的生存意义和理想追求。正因如此，一个时代信仰的迷惘和危机是“一种最为深刻的带有总体性的危机”。改革开放之前，与计划体制、领袖崇拜和政治挂帅联系在一起的对主流文化的信仰曾一度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主体。市场体制、大众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地位使传统的主流文化大大削弱，加上苏东剧变引起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使中国传统的主流信仰在大众阶层受到一定消解。信仰的消解意味着精神世界中“可信”的神圣对象的消失，人们完全被卷入市场化的整个流程之中，除了遵循交换价值、优胜劣汰的“铁律”，人们别无选择。而市场经济中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增多，更是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自身命运的失控。当以往被奉为神圣和威严的东西已经消失，甚至已经世俗化或者成为人们调侃的对象的时候，“金钱”便成为各种不稳定性因素中最稳定、最可靠的因素。然而，人毕竟是人，作为希望的存在和信仰的存在，人类无法忍受长期的不稳定的生存环境，人总是要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寻求稳定的精神家园，以使灵魂得到安宁。“金钱”的力量终究不能满足人类对于高尚信仰的渴求，物质生活的富足没有自然带来精神境界的升华，精神的空虚和痛苦呼唤着新的信仰的诞生。然而，能够维系人们灵魂的新的信仰在哪里呢?旧的信仰已经渐微，新的信仰尚未树立，结果必然是信仰的危机与迷惘。有人这样来描述中国人信仰迷惘的情景：“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编织的具有文化意义的网上的动物，但是传统社会为我们编织的‘意义之网’已被冲得千疮百孔，新的‘意义之网’尚未编织成功，于是，人被挂在这张破碎的‘网’上怎么也不得安宁，极不稳定的情绪搅得人心烦意乱，并为整个世界披上了一层灰色的柩衣。无聊、空虚、烦恼、冷漠、急躁、一边倒，笼罩着人们的心理世界，心态表现出严重的不平衡，好象抽掉了主心骨似的震颤起来。”于是，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提出了“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的疑问，不愿“俗化”的知识分子惊呼“人怎么了”，老百姓也深切地感到“时代变了”，甚至一些与共和国同龄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感受到了精神的困惑。
　　面对当代中国人遭遇的精神困境，我们发现，中国目前出现的精神危机是结构复杂、意涵厚重的特殊现象，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重要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贫困。这种朴素而现实的出发点从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观：对世俗物质生活世界的追求乃是眼下最迫切的任务。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蕴涵着灵与肉的分离、世俗物质世界与神圣精神世界的分裂。尽管党和政府也大力提倡“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状况，决定了很多人无暇顾及与发财致富无关的精神世界的建设。加上市场机制的引入，结构调整造成的就业压力的加大，人们不得不把生存问题放在第一位。黑格尔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事与趣味给予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精神世界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精神的“放逐”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贫乏。在物质与精神、世俗与神圣、金钱与道义、物性与人性、私欲与公德、低俗与高雅等多重矛盾中，前者无可争议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惊呼“人文精神的危机”。
　　精神家园的失落往往比物质生活的艰苦更加难以承受。西班牙思想家阿特嘉疾呼：没有丰富的、神圣的精神生活世界，即使物质生活再富足，一种精神“失业似的生存”对于生命的否定，比死亡的境地还要可怕。信仰危机必然带来心灵的痛苦和挣扎，一种无根的感觉油然而生，人们开始焦虑、彷徨、苦闷，各种不健全的诉求比比皆是。人群中出现了“消化不良”、逆反心理、攀比心理、变态剥夺心理、模仿心理、怀旧心理、抱残守缺心理、反理性心理、虚荣奢侈和金钱崇拜的心理等等，不一而足。更有甚者，为了寻求生命的超脱，竟陷入邪教的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在观念与体制裂变和整合的过程中，在新与旧的痛苦冲撞与合理的对接过程中，在风险与困难骤增、机遇与希望同在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现代人在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如何营造精神的绿洲，使人们实现灵与肉的统一?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了人类永远无法脱离世俗生活世界，也决定了人类增长技艺、开拓自然、发展生产的原动力。而人又不是满足于吃饱喝足的动物，人还有超脱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更高的精神生活的渴求。罗素指出：“即使人人都是经济充裕的，即使贫困和疾病已经减少到不能再小的程度，为了创造一个有价值的社会，还是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即使是在目前的社会之中，心灵所需要的东西至少也是和肉体所需要的东西同样重要。”正是人的高尚、神圣的精神生活，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正是由于人有高尚的精神需求，正义、道德、良知、价值关怀、人生意义、人性之爱、人性之美才成为人类永恒的话题，人类精神生活世界的不断充实和拓展，才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重要尺度。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现代人类在生产技艺和物质财富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并没有普遍地带来精神生活世界的完美，更没有使人类的精神世界神圣起来、高尚起来。“物质与精神失衡”、灵与肉的矛盾一直困惑着现代人，成为20世纪世界性的难题。面对20世纪人类的精神境遇，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立场面对人们的生活世界，要以理想的情怀为人们营造精神的绿洲，为人们的灵魂提供一片栖息之地，使人们在21世纪，不仅感受到科学进步的辉煌和物质财富的繁荣，更能够体会到精神世界的神圣和内在信仰的高尚。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崔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