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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要，其实文学史料研究早在新中国成立有了，鲁迅先生就非常重视史料研究的工作。
关键词：史料研究；文学研究；鲁迅
晚近几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越来越重视起了“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文献问题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面。
文学史料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是与文学研究的目的相互勾连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去追问文学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樊骏先生曾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的说过的这段话：
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我们研究和评价的任务也远不只是给对象定个高低，而在于准确、全面、深入地认识这段文学历史，尤其是作家作品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以及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进而总结出创作规律和文学工作文学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这段文学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不可缺的。史料的存在要求研究者尊重史料的真实事实，同时还要自觉承担起发掘史料的任务。文学研究没有扎扎实实的文学史料作为有力的论述材料，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充分的文学史料，“什么论或史都建立不起来。即使有了什么正确的观点，那也仅仅是空论，发空论的绝对没有说服力的。”
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一部份学者的重视。更早的一批学者，如王瑶、唐弢、李何林等人，也同样非常重视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史料工作，并且，他们与更早的一批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设工作，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编撰、收集、校勘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等等，内容广泛涉及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方面。在这其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同样是我们不应该忘却的。
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鲁迅，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编辑大家，这不仅体现在鲁迅一辈子都在参与编辑和主持报刊，策划出版图书，还体现在鲁迅对包括文学史料在内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从编辑学的角度出发，鲁迅在这方面做的实际上是“收藏编辑”的工作。
收藏编辑原本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人类编辑实践的远古形态。其主要特点有：(1)编辑参与社会精神文化活动，广及人类生活各方面。(2)编辑活动主要是帮助记言、记事、记占卜祭祀等应用性文化劳作。(3)“辑”的活动大于“编”的创造。概而言之，我们对“收藏编辑”的理解应为：人们从事搜集文献材料、分类编序，使之便于储藏和流传后世的精神文化活动。
作为编辑家的鲁迅，一向重视文献材料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使之便于储藏和流传后世。也就是说，尽管生活在现代，但是鲁迅的这一编辑实践却与人类编辑实践的远古形态的悄然暗合。从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就对收集、抄录古书颇有兴趣到 1935年1月间还重订《小说旧闻钞》并撰写《再版序言》，可以说，对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鲁迅的一生中延续了二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通过分析鲁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特点，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乃至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甚至古代文学史料研究都有着极强的启示性意义。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在于他对搜集文献材料异常重视的态度。鲁迅在撰写杂文之前，总要想方设法查阅有关材料。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就更是在文献材料的收集上下功夫。比如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鲁迅前后几乎用了20年时间收集资料，辑成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三部资料专书。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鲁迅回忆了当年辑录小说史料的困难情况和甘苦心境：“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事，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在进行资料收集时，鲁迅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如抄录、夹纸条、剪报等。尤其是抄录，成了鲁迅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据统计，仅仅是辑校《古小说钩沉》，鲁迅就在各种不同的类书中抄录了六千多张大小不同的纸条。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在于他十分重视将收集来的文献材料分类编序，并加以整理。在漫长的收藏编辑实践中，鲁迅整理了大量古籍，单单根据《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载，鲁迅辑录的古籍就有二十种。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鲁迅勘比异文，校正讹误，厘定篇次，辨析源流，表现出了严谨的编辑态度。比如鲁迅对《嵇康集》的整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嵇康集》是鲁迅校勘最勤、耗时最长的一部古籍。自1913年至1931年近20年中，鲁迅就校勘了10遍，现存手稿三部。手稿朱墨笔兼用，天头地脚以校文，行间也有校文，甚至空白处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校文。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除了辑录典籍，鲁迅还编制过几种目录，如《说目》，录古小说38种。又如《明以来小说年表》，开列1368——1923年间的小说书目及有关情况，分年代、书名、卷数、作者生平、所据文献等情况。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在于他治学过程中独立的史料准备工作。鲁迅独立的史料准备工作，一方面包括辑佚(新史料的发掘、搜寻)，另一方面则是版本的选定、校勘和辨伪。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中鲁迅在问答如何“著手”进行独立的史料准备时，认为应该“先从做长编入手”，同时又强调准备过程中的“史识”。也就是说，鲁迅是强调“ 史识”与“史料”的统一的，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因此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完全有必要自己动手做“独立”的史料准备，特别是在重要的研究课题上。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给予鲁迅高度的评价，在胡适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他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四点启示，则是鲁迅在勤勉收集文献材料并加以整理之后，从不将资料作为私人财产予以垄断，他总是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与他人分享，努力使资料传诸后世。郑振铎在研究中国小说时，就曾多次得到鲁迅在资料方面的帮助。譬如，郑振铎很想看看明末的拟话本小说《西湖二集》，但此书早已绝版，他于是向鲁迅求助。鲁迅就把自己珍藏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赠送给了郑振铎。郑振铎为此感动不已。
通过这一系列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并不仅仅体现他的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严谨的分类整理和独立的准备上，还更加着眼于整个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对文化传承的贡献。鲁迅史料工作的成果，早已成为我们今天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他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所体现出的求实存真的精神以及严谨细致的方法，也给了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以重大启示，这，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载《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1992
[2]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86
[3]陈漱渝：《鲁迅与资料工作》，载《资料工作通讯》，1982
[4]顾农：《鲁迅与书目》，载《唐都学刊》，1992
[5]《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1999
[6]陈建根：《古籍整理的丰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1)
关键词：史料研究；文学研究；鲁迅
晚近几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越来越重视起了“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文献问题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方面。
文学史料的重要地位，实际上是与文学研究的目的相互勾连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去追问文学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樊骏先生曾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目的说过的这段话：
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我们研究和评价的任务也远不只是给对象定个高低，而在于准确、全面、深入地认识这段文学历史，尤其是作家作品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以及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进而总结出创作规律和文学工作文学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这段文学历史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不可缺的。史料的存在要求研究者尊重史料的真实事实，同时还要自觉承担起发掘史料的任务。文学研究没有扎扎实实的文学史料作为有力的论述材料，将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充分的文学史料，“什么论或史都建立不起来。即使有了什么正确的观点，那也仅仅是空论，发空论的绝对没有说服力的。”
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学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一部份学者的重视。更早的一批学者，如王瑶、唐弢、李何林等人，也同样非常重视文学研究中的文学史料工作，并且，他们与更早的一批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设工作，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编撰、收集、校勘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等等，内容广泛涉及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方面。在这其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鲁迅，同样是我们不应该忘却的。
作为一代文学巨匠的鲁迅，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编辑大家，这不仅体现在鲁迅一辈子都在参与编辑和主持报刊，策划出版图书，还体现在鲁迅对包括文学史料在内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从编辑学的角度出发，鲁迅在这方面做的实际上是“收藏编辑”的工作。
收藏编辑原本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人类编辑实践的远古形态。其主要特点有：(1)编辑参与社会精神文化活动，广及人类生活各方面。(2)编辑活动主要是帮助记言、记事、记占卜祭祀等应用性文化劳作。(3)“辑”的活动大于“编”的创造。概而言之，我们对“收藏编辑”的理解应为：人们从事搜集文献材料、分类编序，使之便于储藏和流传后世的精神文化活动。
作为编辑家的鲁迅，一向重视文献材料方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使之便于储藏和流传后世。也就是说，尽管生活在现代，但是鲁迅的这一编辑实践却与人类编辑实践的远古形态的悄然暗合。从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就对收集、抄录古书颇有兴趣到 1935年1月间还重订《小说旧闻钞》并撰写《再版序言》，可以说，对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鲁迅的一生中延续了二十多年漫长的岁月。通过分析鲁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特点，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乃至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甚至古代文学史料研究都有着极强的启示性意义。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在于他对搜集文献材料异常重视的态度。鲁迅在撰写杂文之前，总要想方设法查阅有关材料。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就更是在文献材料的收集上下功夫。比如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鲁迅前后几乎用了20年时间收集资料，辑成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三部资料专书。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鲁迅回忆了当年辑录小说史料的困难情况和甘苦心境：“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自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事，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在进行资料收集时，鲁迅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如抄录、夹纸条、剪报等。尤其是抄录，成了鲁迅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据统计，仅仅是辑校《古小说钩沉》，鲁迅就在各种不同的类书中抄录了六千多张大小不同的纸条。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在于他十分重视将收集来的文献材料分类编序，并加以整理。在漫长的收藏编辑实践中，鲁迅整理了大量古籍，单单根据《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载，鲁迅辑录的古籍就有二十种。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鲁迅勘比异文，校正讹误，厘定篇次，辨析源流，表现出了严谨的编辑态度。比如鲁迅对《嵇康集》的整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嵇康集》是鲁迅校勘最勤、耗时最长的一部古籍。自1913年至1931年近20年中，鲁迅就校勘了10遍，现存手稿三部。手稿朱墨笔兼用，天头地脚以校文，行间也有校文，甚至空白处也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校文。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除了辑录典籍，鲁迅还编制过几种目录，如《说目》，录古小说38种。又如《明以来小说年表》，开列1368——1923年间的小说书目及有关情况，分年代、书名、卷数、作者生平、所据文献等情况。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在于他治学过程中独立的史料准备工作。鲁迅独立的史料准备工作，一方面包括辑佚(新史料的发掘、搜寻)，另一方面则是版本的选定、校勘和辨伪。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书”中鲁迅在问答如何“著手”进行独立的史料准备时，认为应该“先从做长编入手”，同时又强调准备过程中的“史识”。也就是说，鲁迅是强调“ 史识”与“史料”的统一的，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因此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完全有必要自己动手做“独立”的史料准备，特别是在重要的研究课题上。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给予鲁迅高度的评价，在胡适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他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鲁迅在收藏编辑，或者说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给我们的第四点启示，则是鲁迅在勤勉收集文献材料并加以整理之后，从不将资料作为私人财产予以垄断，他总是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与他人分享，努力使资料传诸后世。郑振铎在研究中国小说时，就曾多次得到鲁迅在资料方面的帮助。譬如，郑振铎很想看看明末的拟话本小说《西湖二集》，但此书早已绝版，他于是向鲁迅求助。鲁迅就把自己珍藏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赠送给了郑振铎。郑振铎为此感动不已。
通过这一系列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的工作，并不仅仅体现他的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严谨的分类整理和独立的准备上，还更加着眼于整个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对文化传承的贡献。鲁迅史料工作的成果，早已成为我们今天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他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所体现出的求实存真的精神以及严谨细致的方法，也给了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以重大启示，这，在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载《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1992
[2]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86
[3]陈漱渝：《鲁迅与资料工作》，载《资料工作通讯》，1982
[4]顾农：《鲁迅与书目》，载《唐都学刊》，1992
[5]《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1999
[6]陈建根：《古籍整理的丰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