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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黎渠道是促成中美和解的三个渠道之一。它在在最终中美关系解冻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一是中法建交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它在沟通中美关系中更便捷安全，更符合中美关系新阶段的要求，三是中美驻法代表卓越的外交才能。
关键词：巴黎渠道；中法关系；中美关系；黄镇；沃尔特斯
巴黎渠道是促成中美和解的三个渠道之一。它开始于1971年7月，次年3月转为公开。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晤，平均每月接触7次，基辛格也先后三次利用各种掩护参加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了大量周全细致的准备工作，为最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巴黎渠道起关键作用的原因。
一
1964年中法建交，为巴黎渠道开辟了有利的环境
新中国成立时，法国追随美国实行反共反华的政策。但法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却从开始就与新中国有来往。1951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皮佑﹑邦特等提出议案，要求法国政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友好协会于1952年5月成立，并在1954年9月，应邀访问中国。新中国在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上法国人民推动，法国政府不能再无视中国存在的事实；从5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政府开始逐渐向中国靠近，经济﹑政治﹑文化及民间交往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中法最终建交创造了条件。尤其是1958年戴高乐将军再次执政，对外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不再听从美国的控制，主张东西方和解，为中法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63年，戴高乐召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指出法中建交应由他去谈。10月，富尔以私人性质访华，实则是戴高乐的特使，前往中国密谈建交事宜。周恩来与富尔就中法建交方式和程序达成一致，双方在1964年1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法国是西方国家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同时同中美苏三家直接对话的惟一西方大国。[1](P140)中法建交标志着中法关系发展到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新阶段。建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频繁，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进一步发展。中法建交，为中法政府和人民的往来彻底清除了障碍。在巴黎出现了“中国热”，不仅法国各阶层人民对新中国兴趣浓厚，热情友好，而且法国官方也对发展两国关系极为关注和重视。戴高乐强调，中国的作用是“头等重要”的，“没有中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同中国一起，也许能解决问题”。[2](P1045)
法国总统蓬皮杜对中美在巴黎秘密接触非常支持，积极配合，给予了全面协助。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去巴黎会晤黄镇就得到蓬皮杜的帮助。基辛格不仅在美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全球都引人注目，要想隐藏行踪并不容易。在蓬皮杜的协助下，他绕过法国海关和边境检查，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这件事。[3](P281)以后基辛格来巴黎也得到蓬皮杜的帮助；有了蓬皮杜的大力协助，基辛格才得以顺利地秘密到巴黎与中国大使会晤，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
美国虽不满法国对其地位的挑战，但仍认为它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又是阵营中的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美国选择巴黎作为秘密渠道，是作了全面分析和考虑的。
二
相对于巴基斯坦渠道，巴黎渠道更为安全和便捷。
巴基斯坦国小力弱，社会结构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由于东巴不满西巴的统治，在人民联盟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争取自治的非暴力斗争，致使东西巴关系日趋紧张。1971年3月26日，叶海亚总统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去控制，人民联盟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挫败为由，派军进入东巴镇压。这本与印度无关，但印度却利用这次机会，以“孟加拉人民的解放者”的姿态，通过发动战争想达到肢解巴基斯坦的战略目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4](P112)战争的爆发令原本动荡不安的巴基斯坦国内局势愈加不安定。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商定开辟巴黎渠道，而不再用巴基斯坦渠道，这其中就考虑到巴国内外局势动荡的因素，不再适合传递消息。巴领导人忙于战争，也无力旁顾。因此，与巴基斯坦相比，巴黎的稳定局面，更有利于中美两国口信的传递。
通过巴基斯坦传话，最快也要半个多月，这已经不能适应已发展到新阶段的中美关系的需求。而巴黎渠道传话，不但时间短而且频繁。1971年7月19日，美国就有消息传到中国驻法大使官邸，次日中国就作出答复。基辛格二次访华后，巴黎渠道更加繁忙起来，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此间几乎每天都有消息传到中国驻法大使官邸。从1971年7月到1972年3月，双方通过巴黎渠道进行了45次秘密会晤，平均每月7次，这是巴基斯坦渠道无法相比的，尤其中法之间航线的开通，让消息的传递有了保证，节省了很多时间。
中美双方通过巴黎渠道直接接触，没有中间人，消息从一方直接传递给另一方，不再需要第三者的转述，这样也进一步保证了所传消息的准确性。同时，双方在接触时，能对一些问题及时讨论，交换意见，表明各自的原则立场，不存在向第三方征询意见，询问情况，也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猜测，这也保证了口信的准确性。就连基辛格也说：“当我回想起此行(第二次访问北京)之前双方交换信件的情况时，我简直难以想象三个月以前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我们是怎样与北京进行联系的。”[5](P56)
三
中美双方在巴黎都有担当这项秘密使命的合适人选。
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是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官，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还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经历了几十年革命风雨的洗礼，革命性﹑政治性觉悟很高，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和信任。“9·13”事件后，周恩来郑重地向即将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只告诉黄镇一个人[6](P186)。由此可以看出，黄镇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同一般。
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精通八国语言，以职业军人身份从事情报和外交活动；他曾经在罗斯福到尼克松的五届总统(肯尼迪除外)手下服务，深得上司的赏识；他也曾经几度担负秘密使命，奔波往返于各国之间解决棘手问题。[7](P265)沃尔特斯非常懂得如何从事秘密工作，如为了避开巴黎警察和记者，他没有去位于巴黎市中心闹区的中国驻法大使馆，而是选择去巴黎市郊外的大使官邸，那里四周是花园，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一面，还订有金属板的栅栏以防行人窥视，因而非常隐蔽，不易被发现，是双方秘密会晤的理想之地。他还从寓所步行到中国大使官邸，而没有乘坐带有国家标志的外交人员专用车，不易被人察觉；他安排基辛格到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长达一年多时间。[8](P183)未被新闻界发现，体现出沃尔特斯高超的从事秘密工作的本领。因此，他是担当与中国大使接触的美方代表的最佳人选。在巴黎渠道紧张运转的过程中，他出色的工作，再次证明，美方选择他是对的。
这段时间沃尔特斯几乎每天都来和黄镇商谈，认真做好尼克松一行访华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各种随行人员和机组名单，护照号码；专机电台功率﹑频率﹑呼号和飞行路线；尼克松访问使用的地面通讯卫星终端及播送中心站的全套设备的运送和设置等等。这些工作量大而且集中，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稍有疏忽就易铸成大错。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和越南正在巴黎秘密谈判，基辛格可以利用同越南代表谈判的机会，和黄镇进行秘密会晤，减少基辛格行踪暴露的风险。
正是巴黎具备了以上条件，符合中美关系新阶段的要求，中美双方才选择它作为最后信息传递的渠道，为中美关系解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载入中美关系的史册。
参考文献：
[1]肖月，朱立群.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陈锋，林宏.中美交锋大纪实：1949-2001(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M].杨静予，吴继淦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6]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A].新中国外交风云录[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7]郑剑.跨越太平洋：中美首脑外交5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8][美]弗农·阿·沃尔特斯.秘密使命[M].尤勰，朱州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关键词：巴黎渠道；中法关系；中美关系；黄镇；沃尔特斯
巴黎渠道是促成中美和解的三个渠道之一。它开始于1971年7月，次年3月转为公开。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45次秘密会晤，平均每月接触7次，基辛格也先后三次利用各种掩护参加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了大量周全细致的准备工作，为最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巴黎渠道起关键作用的原因。
一
1964年中法建交，为巴黎渠道开辟了有利的环境
新中国成立时，法国追随美国实行反共反华的政策。但法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却从开始就与新中国有来往。1951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皮佑﹑邦特等提出议案，要求法国政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友好协会于1952年5月成立，并在1954年9月，应邀访问中国。新中国在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上法国人民推动，法国政府不能再无视中国存在的事实；从5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政府开始逐渐向中国靠近，经济﹑政治﹑文化及民间交往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中法最终建交创造了条件。尤其是1958年戴高乐将军再次执政，对外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不再听从美国的控制，主张东西方和解，为中法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63年，戴高乐召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指出法中建交应由他去谈。10月，富尔以私人性质访华，实则是戴高乐的特使，前往中国密谈建交事宜。周恩来与富尔就中法建交方式和程序达成一致，双方在1964年1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法国是西方国家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同时同中美苏三家直接对话的惟一西方大国。[1](P140)中法建交标志着中法关系发展到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新阶段。建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频繁，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进一步发展。中法建交，为中法政府和人民的往来彻底清除了障碍。在巴黎出现了“中国热”，不仅法国各阶层人民对新中国兴趣浓厚，热情友好，而且法国官方也对发展两国关系极为关注和重视。戴高乐强调，中国的作用是“头等重要”的，“没有中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同中国一起，也许能解决问题”。[2](P1045)
法国总统蓬皮杜对中美在巴黎秘密接触非常支持，积极配合，给予了全面协助。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去巴黎会晤黄镇就得到蓬皮杜的帮助。基辛格不仅在美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全球都引人注目，要想隐藏行踪并不容易。在蓬皮杜的协助下，他绕过法国海关和边境检查，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这件事。[3](P281)以后基辛格来巴黎也得到蓬皮杜的帮助；有了蓬皮杜的大力协助，基辛格才得以顺利地秘密到巴黎与中国大使会晤，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
美国虽不满法国对其地位的挑战，但仍认为它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又是阵营中的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美国选择巴黎作为秘密渠道，是作了全面分析和考虑的。
二
相对于巴基斯坦渠道，巴黎渠道更为安全和便捷。
巴基斯坦国小力弱，社会结构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由于东巴不满西巴的统治，在人民联盟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争取自治的非暴力斗争，致使东西巴关系日趋紧张。1971年3月26日，叶海亚总统以东巴法律和秩序失去控制，人民联盟分裂国家的活动必须挫败为由，派军进入东巴镇压。这本与印度无关，但印度却利用这次机会，以“孟加拉人民的解放者”的姿态，通过发动战争想达到肢解巴基斯坦的战略目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4](P112)战争的爆发令原本动荡不安的巴基斯坦国内局势愈加不安定。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商定开辟巴黎渠道，而不再用巴基斯坦渠道，这其中就考虑到巴国内外局势动荡的因素，不再适合传递消息。巴领导人忙于战争，也无力旁顾。因此，与巴基斯坦相比，巴黎的稳定局面，更有利于中美两国口信的传递。
通过巴基斯坦传话，最快也要半个多月，这已经不能适应已发展到新阶段的中美关系的需求。而巴黎渠道传话，不但时间短而且频繁。1971年7月19日，美国就有消息传到中国驻法大使官邸，次日中国就作出答复。基辛格二次访华后，巴黎渠道更加繁忙起来，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此间几乎每天都有消息传到中国驻法大使官邸。从1971年7月到1972年3月，双方通过巴黎渠道进行了45次秘密会晤，平均每月7次，这是巴基斯坦渠道无法相比的，尤其中法之间航线的开通，让消息的传递有了保证，节省了很多时间。
中美双方通过巴黎渠道直接接触，没有中间人，消息从一方直接传递给另一方，不再需要第三者的转述，这样也进一步保证了所传消息的准确性。同时，双方在接触时，能对一些问题及时讨论，交换意见，表明各自的原则立场，不存在向第三方征询意见，询问情况，也就避免了不必要的猜测，这也保证了口信的准确性。就连基辛格也说：“当我回想起此行(第二次访问北京)之前双方交换信件的情况时，我简直难以想象三个月以前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我们是怎样与北京进行联系的。”[5](P56)
三
中美双方在巴黎都有担当这项秘密使命的合适人选。
中国驻法大使黄镇是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官，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还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经历了几十年革命风雨的洗礼，革命性﹑政治性觉悟很高，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和信任。“9·13”事件后，周恩来郑重地向即将去巴黎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说：“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只告诉黄镇一个人[6](P186)。由此可以看出，黄镇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同一般。
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精通八国语言，以职业军人身份从事情报和外交活动；他曾经在罗斯福到尼克松的五届总统(肯尼迪除外)手下服务，深得上司的赏识；他也曾经几度担负秘密使命，奔波往返于各国之间解决棘手问题。[7](P265)沃尔特斯非常懂得如何从事秘密工作，如为了避开巴黎警察和记者，他没有去位于巴黎市中心闹区的中国驻法大使馆，而是选择去巴黎市郊外的大使官邸，那里四周是花园，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一面，还订有金属板的栅栏以防行人窥视，因而非常隐蔽，不易被发现，是双方秘密会晤的理想之地。他还从寓所步行到中国大使官邸，而没有乘坐带有国家标志的外交人员专用车，不易被人察觉；他安排基辛格到巴黎与北越进行秘密谈判长达一年多时间。[8](P183)未被新闻界发现，体现出沃尔特斯高超的从事秘密工作的本领。因此，他是担当与中国大使接触的美方代表的最佳人选。在巴黎渠道紧张运转的过程中，他出色的工作，再次证明，美方选择他是对的。
这段时间沃尔特斯几乎每天都来和黄镇商谈，认真做好尼克松一行访华前的各项工作，包括：各种随行人员和机组名单，护照号码；专机电台功率﹑频率﹑呼号和飞行路线；尼克松访问使用的地面通讯卫星终端及播送中心站的全套设备的运送和设置等等。这些工作量大而且集中，技术性﹑政治性很强，稍有疏忽就易铸成大错。
此外，这一时期，美国和越南正在巴黎秘密谈判，基辛格可以利用同越南代表谈判的机会，和黄镇进行秘密会晤，减少基辛格行踪暴露的风险。
正是巴黎具备了以上条件，符合中美关系新阶段的要求，中美双方才选择它作为最后信息传递的渠道，为中美关系解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载入中美关系的史册。
参考文献：
[1]肖月，朱立群.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陈锋，林宏.中美交锋大纪实：1949-2001(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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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M].杨静予，吴继淦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6]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A].新中国外交风云录[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7]郑剑.跨越太平洋：中美首脑外交50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8][美]弗农·阿·沃尔特斯.秘密使命[M].尤勰，朱州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