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结婚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新郎新娘的父母为操办婚事弄得精疲力竭，家财耗尽，希望自家的风头盖过别人。
　　大哥早就结婚，长辈们决定让大我两岁的二哥、大我一岁左右的堂兄，再加上我，三个人一块儿成婚。这样既可以风风光光大办一场，花费还相对较少。
　　当时，在我的观念里，结婚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穿漂亮的衣服、打鼓奏乐、迎接新娘、大摆宴席以及和一个陌生的女孩一块玩耍而已，肉体的欲望后来才有。我和二哥从拉奇科特被带到波尔班达，为了最后在如同演剧一般大操大办的婚礼上抛头露面，我们还要做一些有趣的小准备———比如在全身上下涂抹姜黄膏以除污秽。
　　我父亲从波尔班达到拉奇科特有五天车程，他在最后一程翻了车，受了重伤，全身裹上绷带。我沉浸在对于举行婚礼的孩子气的欢快当中，把对父亲受伤的难过之情抛在脑后。
　　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就这样被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而投身生活的汪洋。之前，嫂子明确地教导我如何在初夜当个新郎。但我并不知道当时我妻子是由谁来教的，我既没问过她，也不愿这么做。我怎么和她说话？说些什么好？这些都让我为难。
　　后来我才明白，新婚初夜的这种教导无关紧要，对于生命本能的领悟足以使这种教导成为多余。过了一些日子，我和妻子逐渐了解对方，我们彼此轻松地交谈，没过多久，我行使了做丈夫的权利。
　　我相当爱恋妻子加斯杜白，哪怕是在学校，我对她仍是牵肠挂肚，一心盼望着夜幕降临，与她相见。我难以忍受与她分开，甚至时常拉着她彻夜长谈，让她无法入睡。
　　印度教社会中，在残酷的童婚制度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另一种习俗：父母不会让年轻的夫妇相处太长时间，童妇生活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自己家里度过的。在我们结婚的头五年，从13岁到18岁，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三年。幸亏是这样才救了我和加斯杜白。
　　18岁那年我远赴英国，这无疑是一段时间较长而又有益于我们彼此身心的分离。从英国回来，因我常常要奔波往返于拉奇科特与孟买之间，每年和妻子待在一块儿的时间也还是不到半年。接着，我收到了来自南非的工作邀请，于是就此彻底从肉体的欲望中挣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