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斩获诺贝尔奖以来，累计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其实2000年前拿到的，只占了三分之一。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
可从2001年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已经完成了超出目标二分之一的数量。
得诺奖的，都有点“不正常”
斩获这诺奖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个性。
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尤其有着许多“不正常”的经历。
对于201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还害羞。本庶佑似乎对于诺奖看得更为随意，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看到患者获救，比获得诺奖更开心。
“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因为阴差阳错发现并发展“绿色荧光蛋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他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的经历更有趣。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在获奖前，他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发表过。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没那么好的德岛大学。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也许安于现状，中村修二最终也就在公司里安然地待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满腔的怒气促使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比起许多国家的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加接地气，来自五花八门的领域、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在科研领域注入的国民性。
最实际的“神秘力量”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延迟性和滞后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时间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付出换来的成果。这也是日本人“没那么高兴”的原因之一——危机感，也来自曾经的巨额投入。20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失去的二十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
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
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日本科学家职业受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的经费很快拨款到位。
不受外界的干扰、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科研环境为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在幼儿园、小学阶段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都有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据媒体报道，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世界的合作与和谐。日本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学风开明、自由，不唯一两所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总体来说，充足的經费保障、民主的科研环境、开放的教育模式对日本“井喷式”的诺贝尔奖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极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勇于创新，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
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踏实，是对细节的严谨执着，对错误的正确态度。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一辈子坚持只做一件事、十年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二十年。
在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
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矛盾。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创新之间的矛盾：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也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特有的踏实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并源源不断为此提供持续的力量。（摘自微信公众号“网易公开课”）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50年要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当时，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对此争议都不小。
可从2001年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计划进行时间尚未过半，已经完成了超出目标二分之一的数量。
得诺奖的，都有点“不正常”
斩获这诺奖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个性。
日本的诺奖获得者，尤其有着许多“不正常”的经历。
对于201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本庶佑，据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透露，76岁的他得知自己获奖时，表现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还害羞。本庶佑似乎对于诺奖看得更为随意，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看到患者获救，比获得诺奖更开心。
“皆为利往”的时代，日本的科研者却总带着一种特殊气质。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因为阴差阳错发现并发展“绿色荧光蛋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在他看来，获得这项殊荣不过是他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顺便完成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上述两位，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田中耕一的经历更有趣。当时诺奖的报道一出，整个日本的媒体都陷入了“寻找田中耕一”的模式。似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数据库里也未曾录入过与他相关的信息。直到后来，人们发现，他只不过是一家企业里的无名小卒。
田中耕一不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也不是硕士博士出身，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的本科生。毕业后他一直在一家仪器制造会社担任电气工程师，在获奖前，他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论文也没有发表过。人到中年，他却从电气转到化学领域，研究出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拿下了诺奖。
低学历、跨专业，从来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弃的借口。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样平淡无奇。他出生在日本一个小渔村，从小就被别人叫“笨小孩”，高考也只考上了排名没那么好的德岛大学。毕业之后，中村修二进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也许安于现状，中村修二最终也就在公司里安然地待到退休。
他在公司里研发的成果销量一般，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连上司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满腔的怒气促使他开始了疯狂的努力，挑战一项看似无法达成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的LED。在这项研究上，有无数人前仆后继，却也有无数人失败而返。当所有人都觉得中村修二不行时，他只是回答“可以的”。
比起许多国家的诺奖得主华丽的履历，日本的研究者们看似更加接地气，来自五花八门的领域、背景，不那么完美的经历，更让人看到，日本这个国家在科研领域注入的国民性。
最实际的“神秘力量”
让日本狂揽诺奖的科学活力，大多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
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是要保证获奖成就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延迟性和滞后性基础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广泛认可，需要相当时间的检验，因此科学家从发现成果到获奖要经历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21世纪诺奖的“井喷”，或许是几十年前的付出换来的成果。这也是日本人“没那么高兴”的原因之一——危机感，也来自曾经的巨额投入。20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1971年又将目标提到3%。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占国民收入的2.11%，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滞，“失去的二十年”也没有让日本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下跌。
在科研经费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环境也更自由。
由于科学技术的基础计划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老师不需过分担心因没有科研成果受到惩罚。日本科学家职业受尊重、工资待遇较好。日本的科研申报课题采用课题注册制，不用经过层层审批，保障其后续的研究的经费很快拨款到位。
不受外界的干扰、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科研环境为专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促进探索思维的养成。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更注重联系现实生活。在幼儿园、小学阶段重视与自然接触的生活经验，培养孩子的童趣与对自然的好奇，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都有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
据媒体报道，在课程设计方面，日本的教科书引入了很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注重科学精神，尊重个性，关注世界的合作与和谐。日本的研究型大学更是学风开明、自由，不唯一两所高校为尊，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总体来说，充足的經费保障、民主的科研环境、开放的教育模式对日本“井喷式”的诺贝尔奖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极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日本文化中，有一种勇于创新，极致认真，脚踏实地，耐得住寂寞，确定一个目标就执行到底的匠人精神。
从小处看，匠人精神是一种踏实，是对细节的严谨执着，对错误的正确态度。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说：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的小组研讨会上会非常细致认真地研讨错误出现的原因，但不会对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评。这种对待错误的严谨和对出错者的宽容，恰恰激励了人们更加重视错误，防止错误的再发生。
一辈子坚持只做一件事、十年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为诺奖足足等了二十年。
在此前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长跑里，他经历了种种挫折：博士毕业没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转专业……但他仍坚持缩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过枯燥的学术生活。
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矛盾。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深刻地阐述了日本文化中处处体现的这种现象。“日本人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极度勇敢而又极度胆小，极度保守而又极度喜欢新事物……他们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高度重复的匠人精神同创新之间的矛盾：正是匠人精神中矢志不渝的专注力量，才为创新发现时的灵光乍现提供可能，同时，为观点的实现提供保障。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运筹帷幄，也演绎着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刀”。
“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时，日本人特有的踏实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并源源不断为此提供持续的力量。（摘自微信公众号“网易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