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相机是我旅行的行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拍出不同景色的美感，我还会力求完美地携带不同规格的镜头。这样做的弊端是，在旅行途中，它们令双肩背包过于沉重，我那纸片一般的单薄肩膀不堪重负。沉重的相机和镜头使我的身体感觉疲累、心情不佳，令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我变得更为安静。有时，这份异乎寻常的沉默感会令旅行同伴感觉遭受了冷暴力。 许多学者都提醒人们，不要滥用相机。苏珊·桑塔格说：“相机既是解毒药，又是疾病，是侵占现实之途，也是淘汰现实之路，照片是一种囚禁现实的方式……摄影已经使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去柏拉图化，使我们根据形象与事物、复制与原件之间的区别来对我们的经历做出思考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没有道理。”
　　专栏作家斯蒂芬妮·罗森布鲁姆曾经在某个周六早晨穿过乌菲兹美术馆的安检门，进入了波提切利展厅，那里空无一人。她小心翼翼地走近《维纳斯的诞生》，与世界上最有名的这位女性单独待在一起。她掏出了手机，开始拍照。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大厅里响起了脚步声，人群涌了进来。事后，她进行了深刻反省，她在那天早晨获得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近乎不可能的机会来欣赏一幅杰作。通常一个人只能勉强扫一眼这幅名画，然后，别人的后脑勺就会挡住这个人的视线，她却用拍照毁掉了“在一个最精彩、最不可能的场合拥有的最难得的安静与私密空间”。
　　如果说斯蒂芬妮的反省是由于错过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那么，哲学家翁贝托·埃科舍弃相机的理由则更为坦诚直白。他曾经前往法国参观各地的教堂，一路上疯狂地拍照。但是回到家后，他发现自己拍的照片质量相当差，而且已经完全想不起来自己究竟看过些什么了。于是从1960年起，他就不再用相机拍照了。之后的每次旅行，他都用大脑来记录看到的一切。
　　在悠闲的旅行途中，我们应该效仿埃科对相机及拍照所采取的态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潜在的固有观念显然更为“流行”。作家杰夫·戴尔与朋友在吴哥旅行，因为不拍照，他们成了游客中最低的那一等，因为大多数游客认为“拍照的人在所有最佳位置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权，除非你在拍照，否则你简直没有权利在那些标志性的景点停留”。于是，杰夫与朋友经常要等到那些旅行團拍完照片后，才能走过去看一看。
　　甩掉相机带来的沉重羁绊，用双眼来代替镜头，用记忆来代替照片，其实是极其美妙的旅行体验。
　　（洛夫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9年第45期 图/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