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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评论,许多对《十七岁的单车》这部影片的讨论集中在“城乡冲突”或“城乡矛盾”上,但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并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首先,作为城里人的代表,小贵的老板并不是以盘剥农村人的形象存在的。相反,他拿出钱来购买单车,承担了巨大的成本与风险,并且以分账的形式与员工共享成果。其次,小贵的遭遇有很大的偶然性,他丢车是因为自己没有锁好车。但就算锁好了车,无论是谁都有可能遭遇单车被偷的事情,这并不只出现在农村人的身上。小贵的悲惨遭遇不能归因于他是农村人,而小坚也同样不能将自己的悲惨归因于城里人这个身份。小贵与小坚的悲剧更多聚焦在单车上,而在影片中单车普遍象征着金钱。金钱则象征地位、更好的生活等等。而作为金钱的追逐者,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独特的意义,她们是被塑造的被凝视的他者,同樣也映射出影片背后的金钱观念。
影片中的女性虽然出场少,但存在感却并不低。她们往往以一种往往以一种脸谱化的形象存在着,例如“白玫瑰”潇潇,清纯柔美,又或者“红玫瑰”红莲张扬夺目。但在影片中我们很难体会到红莲和潇潇的情感,她们的高兴与不高兴都只是一种情绪,而非一种情感。她们不立体也不丰满。她们被双重建构着,她们一方面是影片中男性的想象和建构,是被符号化了的存在,另一方面她们则被藏在影片之后的男性(导演或编剧)建构和凝视着。无论是红莲还是潇潇都被塑造成追逐金钱的女人,她们是衡量金钱的秤,她们向钱看,向利益看。这是对影片中的女性又一次无理地建构和凝视。
在小贵和朋友的窥视中,红莲是个城里人,整天没个笑脸,衣服一套又一套地换,浪费又不知足。镜头一次又一次聚焦在红莲身上,她哒哒作响的红色高跟,飘扬的裙摆,白皙的脸颊和热烈的红唇都宣告着她的美丽。她被描绘成一位女神。然而女神的堕落来得飞快,剧情推进,只需要两个女人的对话和小贵朋友的转述就完成了一次女神到小偷的转变。对于这个转变,小贵的朋友愤愤不平,他说:“早知道她是个乡下人,我就。”虽然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我们也可以从语境中窥探一二。如果红莲是个乡下人,小贵的朋友就可以暴露自己对她的欲望。对于小贵的朋友来说,他并不关注红莲是否偷了东西,他关注的是红莲的实际形象是否与他建构的一致。在他眼中,红莲是欲望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必须具有“城里人”这个属性。同样的,影片对红莲的建构同样也存在巨大的遮蔽。当红莲还被看作是个城里人的时候,她是不知足的,是不快活的。她有很多的衣服,但她不快乐。没有人愿意探究她不快活的原因,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和经历。她的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凸显城里人“不知足,没个笑脸”这一特点。而当她偷东西被发现后,也仍然没有人关心她偷东西的理由。影片只是快速地通过对话直接地告诉观众,红莲偷东西拿去卖钱。红莲卖东西的钱去哪了呢?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也不知道她的行踪一样。这巨大的遮蔽是对女性形象巨大的扭曲。没有缘由,只有结果。红莲被建构成一个贪财的女性,贪婪似乎成为了她的特性而无需解释。
而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潇潇,同样也是被建构的存在。影片中小坚与潇潇的初次见面就已经确立了潇潇的弱者形象。她穿着合身的校服裙子,有着一头柔顺的乌黑的学生短发,说话细声细气的,推着单车柔柔地向小坚求助:“我车链子掉了。”她与小坚之间的感情快得像一场疾风。与小坚不欢而散之后,再一次见面她已经转投有钱人大欢的怀抱。这样快速的转变令人咂舌,影片毫不遮掩地将潇潇塑造成拜金女。初恋突兀的转变与她清纯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作为男朋友的小坚同样也对潇潇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为什么小坚不找潇潇的麻烦而是一砖头拍向大欢呢?这里暗含着小坚对金钱的态度。在小坚看来,潇潇的做法虽然无情却是合理的,他自己也认同这种“向钱看”的做法。技高者、钱多者得美人,潇潇作为争夺的对象,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一把宝剑一颗宝石,但却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除了红莲和潇潇这两位女性形象,小坚的妹妹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性形象。被爸爸发现偷钱去买单车后,小坚在屋顶闷闷不乐。这时,妹妹也来到了屋顶上,她用朗诵腔安慰小坚说:“爸爸妈妈都觉得他们做的不对,光想着我了没想着你。”当这句看似宽慰的话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出来,看电影的大家都笑了。在小坚的眼里,妹妹是利益的争夺者,是一个鸠占鹊巢的侵入者,是敌人。而影片则跳出了双方之间的敌视,以一种第三方的观察视角向观众呈现出一种违和的幽默。小小的女孩说出这样成熟的话,又是用这样排练过的语气,使得话语中安慰的意义被消解了。深思妹妹的行为,倘若有一分真心和一丝感同身受,怎么也不会是这样的语气来为哥哥抱不平。于是妹妹的形象也在镜头下被建构起来。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与男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照关系,也体现出了导演与编剧的双重标准以及对男女的不同态度。同样是追求物质和生活,影片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在控诉金钱和物质的虚无以及对人的伤害的同时,对小贵和小坚抱有深深的同情,批判努力却最终一无所有、金钱换不来所有权的社会现实。金钱无主却也有主,努力得不到,追不来,没有金钱的人只能在追逐中获得短暂的拥有的快乐和迅速失去的痛苦。追逐物质享受,想让自己过得更好,这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可是小坚和小贵的努力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因此影片流露出浓浓的悲剧意味。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向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在影片歌颂男性主人公的奋斗,同情于他们的遭遇时,却对同样追求物质享受和金钱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无理地扭曲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影片将片面地建构了追逐金钱的女性们,忽略了她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一味地将她们的正常欲望扭曲建构成一种拜金主义。女神的堕落,爱人的转变,妹妹的腔调与冷眼,女性同事甘做八十老男人的情妇……所有的女性都成为了金钱的代言人,是金钱的奴隶,她们的人性受到了金钱的扭曲。但谁又能说小坚的单车不是一种追求金钱的虚荣呢?谁又能说小贵的执拗不是追求金钱而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呢?在金钱的追逐上,没有谁比谁清高,也没有谁的姿态更好看。为什么男性主人公追求金钱可以被赞扬成坚持理想,而女性却成为了高歌着金钱礼赞的她们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影片中的女性虽然出场少,但存在感却并不低。她们往往以一种往往以一种脸谱化的形象存在着,例如“白玫瑰”潇潇,清纯柔美,又或者“红玫瑰”红莲张扬夺目。但在影片中我们很难体会到红莲和潇潇的情感,她们的高兴与不高兴都只是一种情绪,而非一种情感。她们不立体也不丰满。她们被双重建构着,她们一方面是影片中男性的想象和建构,是被符号化了的存在,另一方面她们则被藏在影片之后的男性(导演或编剧)建构和凝视着。无论是红莲还是潇潇都被塑造成追逐金钱的女人,她们是衡量金钱的秤,她们向钱看,向利益看。这是对影片中的女性又一次无理地建构和凝视。
在小贵和朋友的窥视中,红莲是个城里人,整天没个笑脸,衣服一套又一套地换,浪费又不知足。镜头一次又一次聚焦在红莲身上,她哒哒作响的红色高跟,飘扬的裙摆,白皙的脸颊和热烈的红唇都宣告着她的美丽。她被描绘成一位女神。然而女神的堕落来得飞快,剧情推进,只需要两个女人的对话和小贵朋友的转述就完成了一次女神到小偷的转变。对于这个转变,小贵的朋友愤愤不平,他说:“早知道她是个乡下人,我就。”虽然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我们也可以从语境中窥探一二。如果红莲是个乡下人,小贵的朋友就可以暴露自己对她的欲望。对于小贵的朋友来说,他并不关注红莲是否偷了东西,他关注的是红莲的实际形象是否与他建构的一致。在他眼中,红莲是欲望的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必须具有“城里人”这个属性。同样的,影片对红莲的建构同样也存在巨大的遮蔽。当红莲还被看作是个城里人的时候,她是不知足的,是不快活的。她有很多的衣服,但她不快乐。没有人愿意探究她不快活的原因,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和经历。她的存在的作用只是为了凸显城里人“不知足,没个笑脸”这一特点。而当她偷东西被发现后,也仍然没有人关心她偷东西的理由。影片只是快速地通过对话直接地告诉观众,红莲偷东西拿去卖钱。红莲卖东西的钱去哪了呢?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也不知道她的行踪一样。这巨大的遮蔽是对女性形象巨大的扭曲。没有缘由,只有结果。红莲被建构成一个贪财的女性,贪婪似乎成为了她的特性而无需解释。
而影片中的另一位女性潇潇,同样也是被建构的存在。影片中小坚与潇潇的初次见面就已经确立了潇潇的弱者形象。她穿着合身的校服裙子,有着一头柔顺的乌黑的学生短发,说话细声细气的,推着单车柔柔地向小坚求助:“我车链子掉了。”她与小坚之间的感情快得像一场疾风。与小坚不欢而散之后,再一次见面她已经转投有钱人大欢的怀抱。这样快速的转变令人咂舌,影片毫不遮掩地将潇潇塑造成拜金女。初恋突兀的转变与她清纯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作为男朋友的小坚同样也对潇潇进行了符号化的处理。为什么小坚不找潇潇的麻烦而是一砖头拍向大欢呢?这里暗含着小坚对金钱的态度。在小坚看来,潇潇的做法虽然无情却是合理的,他自己也认同这种“向钱看”的做法。技高者、钱多者得美人,潇潇作为争夺的对象,既可以是恋人,也可以是一把宝剑一颗宝石,但却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除了红莲和潇潇这两位女性形象,小坚的妹妹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女性形象。被爸爸发现偷钱去买单车后,小坚在屋顶闷闷不乐。这时,妹妹也来到了屋顶上,她用朗诵腔安慰小坚说:“爸爸妈妈都觉得他们做的不对,光想着我了没想着你。”当这句看似宽慰的话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出来,看电影的大家都笑了。在小坚的眼里,妹妹是利益的争夺者,是一个鸠占鹊巢的侵入者,是敌人。而影片则跳出了双方之间的敌视,以一种第三方的观察视角向观众呈现出一种违和的幽默。小小的女孩说出这样成熟的话,又是用这样排练过的语气,使得话语中安慰的意义被消解了。深思妹妹的行为,倘若有一分真心和一丝感同身受,怎么也不会是这样的语气来为哥哥抱不平。于是妹妹的形象也在镜头下被建构起来。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与男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对照关系,也体现出了导演与编剧的双重标准以及对男女的不同态度。同样是追求物质和生活,影片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在控诉金钱和物质的虚无以及对人的伤害的同时,对小贵和小坚抱有深深的同情,批判努力却最终一无所有、金钱换不来所有权的社会现实。金钱无主却也有主,努力得不到,追不来,没有金钱的人只能在追逐中获得短暂的拥有的快乐和迅速失去的痛苦。追逐物质享受,想让自己过得更好,这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可是小坚和小贵的努力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因此影片流露出浓浓的悲剧意味。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转向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在影片歌颂男性主人公的奋斗,同情于他们的遭遇时,却对同样追求物质享受和金钱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无理地扭曲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影片将片面地建构了追逐金钱的女性们,忽略了她们追求物质享受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一味地将她们的正常欲望扭曲建构成一种拜金主义。女神的堕落,爱人的转变,妹妹的腔调与冷眼,女性同事甘做八十老男人的情妇……所有的女性都成为了金钱的代言人,是金钱的奴隶,她们的人性受到了金钱的扭曲。但谁又能说小坚的单车不是一种追求金钱的虚荣呢?谁又能说小贵的执拗不是追求金钱而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呢?在金钱的追逐上,没有谁比谁清高,也没有谁的姿态更好看。为什么男性主人公追求金钱可以被赞扬成坚持理想,而女性却成为了高歌着金钱礼赞的她们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