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前中国的医疗体制，跟现在的很不一样。1949年以前，公立、国立医院很少，大部分不是私人医院，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医院，多数人生了病就要去看“私人医生”。不管中医、西医都如此。后来私立医院大部分变成了公立。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没有变成公立医院的私立医院，也“公私合营”了。而私人医生，则也大多“合作化”起来，成立了“联合诊所”。据我所知，“私人诊所”，一直存在到1966年“文革”。该年8月，“红卫兵”上街“扫四旧”，上海才真正取消了“私人医生”的“私人诊所”。
有洋文凭的洋派医生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我家传统，凡是大人有病，总请几位所谓的名中医来看病，如：金之久、黄向全。因为只是常听大人在嘴里叨念，这些医生都是杭州近百年前的名医。我父母中西医都相信，所以，有时也看西医，如：江秉甫、黄自雄、张宝春、钱潮等等，都是留学生。我们小孩生病，则看一位叫包金林的西医。记得他总穿西装，打领带，脚上穿黑皮鞋，在杭州，当时是很洋派的打扮。他总给我们喝一种暗红色的药水，有甜味，大概就是咳嗽糖浆之类的东西吧。我们生小病，就去包医生诊所就诊；有热度发烧，就请他出诊来我家看。
我四岁时，不知为何，有一时期眼睛总要不停地眨。现在看起来，大概总是眼睛干燥的原因。于是，就去看杭州一位有名的眼科医生，叫石焕如。石医生配了眼药水，滴了几次就好了。石医生不在杭州了，就去看一位张圣正眼科医生。张医生那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戴金丝边眼镜，穿西装革履，绍兴人，很和气，善言笑。他给我动手术，把眼皮上生的疖子去掉，做得很干净利落。每次我们去看他，总发现他的病人很多。他知道我们是高家的，每次去也必敷衍奉承，要对我们大谈“高义泰”绸布庄，因为那是杭州独一无二的名店了。我母亲对他说：“这家布店属于我们家大房的，不是我们的。”但张医生总不信。后来，我长大了，看病不用母亲陪，自己去了，张医生就叫我“高小姐”，每次去看病，也总要与我谈一会儿闲话。有一天，我家门房突然进来通报我母亲，说张圣正医生来了，要见她。母亲觉得很奇怪，不知有何贵干，乃同我一起到大厅去，请他进来坐。原来，那天张医生下午到我们高家二房开的一个叫“若园”的果园去玩。此园很大，种了桃子、苹果之类的水果树，对外开放。游人交几块钱，可进内采果子吃，也可采了买回家。不知为何，这次张医生去，园里的看园工人对他出言不逊了。他气得对工人说“要告诉东家”，就找到我母亲这里来了。母亲听了，只能派人到账房间请我们的账房先生李先生到大厅来，给他介绍张圣正医生认识。我母亲说了张医生的来意，李先生一听，马上说：“我一定到若园去，把工人骂一顿。如何可以得罪张医生！”母亲也对张医生连连道歉，张医生才消气回家。不久，日寇犯杭，张医生和我们都逃到上海去了。
我弟弟小时候有一阵子鼻子里常有黄浓鼻涕。当时杭州没有看耳鼻咽喉的专科私人医生，所以只好到浙江医院去看那里的鼻科医生。但看了好几次，都不见效。于是父母决定到上海去找美国留学的医学博士、我家世交汤书年医生。那时从杭州到上海无法当天来回，何况还要看医生，所以，先由我母亲带了弟弟去上海，就住在我们家拥有股份的振华旅馆。汤书年医生介绍他们去看那时上海最有名的一位李冈医生，是英国留学的医学博士，耳鼻咽喉专科。李医生诊断说系鼻喉交界处生了一朵菜花状的东西，须进医院，全身麻醉，动手术割除。那时，开刀是件大事情，全身麻醉更是大事。母亲立刻写信给父亲，要他也到上海来。于是父亲立即赴沪，让弟弟进医院开刀，结果一切顺利。从此以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位李冈医师。我们定居上海后，我生了四个孩子，孩子们小时候常常有扁桃腺发炎的毛病。一发炎就有高热，喉咙里还出现满喉咙的白点，看起来像白喉的样子。白喉是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会致命的。认识李冈医生后，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就请李冈出诊。李医生嘴唇上留撮小胡子，身材不高，看起来有点像日本人的样子，总是西装革履，十分精干。他诊病很有把握，是不是白喉一看就能确定，但出诊费却要二十四元一次，连门诊都要四元，比当时上海一般医生的诊费高出好几倍。记得李冈医生的门诊所是在陕西北路平安电影院附近，离开汤书年医生的住宅和诊所都不远。我女儿七八岁时，一次感冒后常说耳朵背后疼痛。记得那天没有请李医生上门出诊，而是坐自己家的汽车去他诊所看病的。李医生一看就说是因为感冒，鼻涕流进耳道，得了中耳炎。他开了一小瓶药水，滴了两三天就痊愈了。解放后，我们还去看过李医生的门诊，但不久，就知道他自杀身亡了，听说是自己注射了一针药剂自杀的，不知为何原因。
我自己在上海看过的名医，就是大名鼎鼎的妇产科专家孙克基医生了。孙医生是湖南人，美国医学博士。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孩子都是他接生的。他在上海延安西路江苏路口有一栋高楼，据说就是蒋介石、宋美龄送给他的，后来他在那里办了一所自己当院长的医院，就叫孙克基妇产科医院。1956年，私立医院公私合营，就改成长宁区妇产科医院，他仍任院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死于“文革”。大概总被“红卫兵”斗死的吧。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个时期我的经期不稳定，阴道常出血，就经人介绍，到他医院去看病。他说是子宫颈发炎，但子宫内有个小块，最好把它开掉。我当时不想开刀，觉得既然是良性的，就先观察一下再说，于是就没有继续去他那里。一直观察到我六十多岁，医生说那个肿块变大了，我才去开刀。但那已是“文革”之后，孙医生早就去世了，我是由他的学生动的手术，很成功。孙医生是名医，架子也很大。听人传说，凡病人去看他，他总劝人开刀。
各路名医自有绝绍
我们定居上海后，跟医生打交道的机会多了，大部分是为了孩子们的病痛，有名的儿科专家认识不少。比如有一位叫高镜朗的医生，算当时上海名气最响的儿科医生了。我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感冒、发高烧，我们就请高医生出诊过几次。高医生身材瘦而高，戴金丝边眼镜，却穿中式灰色哔叽长袍。话说得很少，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所以我跟他不熟，也不常请他。上海还没有解放，听说高医生就去美国子女那里住了。还有传说，讲高镜朗医生有八个子女在美国，他所乘坐的飞机一到美国，八个子女开了八辆汽车到机场迎接，真是“海威”得来（上海话，真是“威风”之意）。他确实很有本事，被誉为儿科界一代宗师。
还有一位富文寿医生，也是当时上海的儿科名医，浙江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在美国也行过医、教过书。因为儿子的病，我们也请他出诊过几次。1949年后，富医生没有离开大陆，还担任过上海儿科医院院长。
自从耳鼻咽喉科专家李冈医生自杀之后，我大儿子扁桃腺一发炎，我们就去看李宝实医生。李医生是北方人，很高大，说一口北方腔的硬邦邦的上海话，话不多。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附近。李医生也算是中国耳鼻咽喉科的创始人之一了，开刀开得很好。我哥哥的大儿子就是由他动的扁桃腺手术。我儿子的扁桃腺是上海另一位耳鼻咽喉科专家许惟新（是不是这几个字已经忘记）医生开的刀。许医生是福建人，说话福建口音很重。我想大概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吴烈忠医生的同乡，所以吴医生就介绍他来给我大儿子开刀的吧。不过不管如何，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后，一直到“文革”开始、私人诊所取消为止，我家孩子有了耳朵、鼻子、喉咙方面的问题，就主要都去看许医生了。有一时期，我二儿子常流鼻血，就去看许医生，许医生说“可以烧一烧”。他用一种药水，放在棉花上，再将棉花固定在一根长钎子上，通进鼻腔去，把常常破裂的小血管封住了。大概就像电焊一样，把血管“焊”牢。以后，他就不再流鼻血了。许医生住宅和诊所都在南京西路静安寺和中苏友好大厦中间那段路上，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段。房子是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是那条弄堂沿马路一排房子中间的一栋。房子前面有个窄窄的小花园，也安有沿马路的大门，但平时进出，却都走开在弄堂里面的后门。每次去他诊所，从来没有看见弄堂里有人进出，真是十分安静、高雅。他很洋派，跟我丈夫谈话，因为怕他的福建口音别人听不懂，常夹几个英文词。讨论我儿子手术时，有时会在纸上画示意图给我丈夫看，旁边注的也是英文。连病历记录都是用英文写的。平时看许医生，都是我带了孩子去的，但关于开刀的事，却总是我丈夫亲自出面跟医生讨论细节。有一次，许医生问我丈夫：“你是不是也学过医的？”大概他觉得我丈夫医学方面懂得很多，谈起来很内行的样子吧。我儿子的刀开好后，我丈夫还送过他一本英文原版书，好像听他说是讲西方中世纪巫术的。
我大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记得他念高中二年级时，大约十五岁吧，一次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膝盖扭伤了，一跷一拐地回到家里。我一看，膝盖都肿了起来，可能伤了骨头，就去问住在同一条路上的我丈夫的堂弟祖伟，问他认识不认识哪位好点的骨科医生。他就介绍了一位杭州医生，叫陈家驭（现在已经忘记是不是这三个字了）。陈医生住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一条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进了黑漆大门，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这是最典型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跨过天井，就是一排落地玻璃门，里面就是陈医生诊所。陈医生诊所里备有小型X光机器，所以，马上搬出来，给我儿子的膝盖照X光、拍片子。他说，膝盖里有一个小碎片，慢慢会自己吸收进去，但是，现在不能动膝关节，要上石膏，固定起来，让它自己慢慢恢复。他要我儿子卧床休息两三个月。
陈医生是杭州人，讲起话来“夹噶、夹噶”（就是“这个，这个”的意思），一口杭州话，很亲切。看病时，他话很多，很随便，喜欢跟我谈前朝后代的事情。我丈夫去，他还谈时势。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儿子腿酸痛，又去让他电疗。他一边做电疗，一边跟我丈夫谈当时缺油缺粮的市场情况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指指上头，用杭州话说“我看他老的勒，头脑子已经糊涂的勒。”（意思是：“我看他老了，头脑已经糊涂了。”）那个“他”指谁，大家当然心照不宣，我们听了也只一笑而已。
我四个小孩年龄相差不大，我们常看的牙医叫李郁文，广东人，生得又高又大，一口广东上海话。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对面那一排公寓里，窗口望下去就是南京路大马路。记得那时，“牙科李郁文大医师”的白底黑字大广告横着挂在公寓墙上，十分醒目，一直挂到“文革”，政府不许私人行医为止。
我们大家庭因抗日战争，全家从杭州移居上海后，不久就在戈登路（现在改为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买了一栋占地好几亩、三层楼五开间的大房子，全家老小都搬进去住了，一直住到五十年代初。一次，我们的老友朱秋岩先生偶然谈起他家小孩生病是请一位叫陈琦的儿科医生看的。陈医生也是国外毕业的医学博士。陈医生诊所设在一栋西式洋房里，有两间房：外间是挂号间和候诊室，有护士挂号，病人也在此候诊；里间是陈医生诊室。每次去，总见不少家长带了孩子在候诊，生意十分兴隆。最特别的是，陈医生的候诊室一角，有木栏拦着的一块地板，里面放着各种玩具，供候诊的小孩子玩弄，这样，等的时间即使稍长，小孩也不会吵闹了。后来我出国，见到国外公共场所常有这样的设施，才知道陈医生这样的做法一定是在国外学医时学来的。当时，上海医生这样做的却不多。
丰厚酬劳之利弊
及私医的消失
五十年代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每个单位都在搞批斗，大家都担心会不会有莫须有的罪名飞到自己头上，尤其是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工作人员。我丈夫那时已经在北京学完共产党的新法律，回沪了，分配在华东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也就是旧时的所谓“法官”，每天与同事们一起打“老虎”（当时对有所谓“三反”罪行的人的称呼）。
一天，天下大雪，我们江苏路家四层楼大平台上积雪甚厚。孩子们兴奋了，打起雪仗。次晨，我那时大约只有十岁的女儿发起高烧来。只见她咬紧牙关正在发抖，上下牙齿碰在一起，咯咯作响。问她何故，她说“肚子痛”。我连忙打电话给江秉甫老医生，请他马上出诊来看看。江医生来后，先按我女儿的肚子，还要她合扑在床上，把双脚伸直，可是我女儿怎么伸也无法把右腿伸直。江医生就说：“那一定是盲肠炎了。”但他又说不知道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要是急性，马上就要去医院开刀，否则有性命危险。千愁万虑之后，我决定请吴烈忠医生来家商量。我家四个小孩全是吴烈忠医生接生的；我的卵巢瘤也是他取出的，我们与他已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吴烈忠医生很快赶来，检查了一番，认为是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开刀。他说，可介绍他的朋友瞿鸿杰医生来动手术，到德济医院去开刀。瞿医生的检查结果也是急性盲肠炎，于是就坐瞿医生的汽车去德济医院开刀，我和吴医生也同车前去。医院离我家只两、三站路，很快就到了。那天开刀，除了吴医生、瞿医生以外，还有一位赵瑾医生也在场。吴医生后来给我解释说：“手术是瞿医生动的，赵医生是内科，之所以也在场，是为了怕开刀中间万一有变化，需要内科医生，可与赵医生商量处理办法。”不一会，吴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玻璃瓶，交给我说：药水里面浸着的就是我女儿的盲肠。他还说：这次得盲肠炎的原因是一条蛔虫钻进盲肠去了。他指给我看，盲肠头上还有一截割下的蛔虫尾巴。
出院时结账，发现原来三位在开刀房的医生每人都收一百元，住院费两百元，总共五百元，还要另加两位特别护士费，每人每天八元。后来听别人说，一般人在医院开刀，只需几十元就可以了！
我认识周颂康医生是在我丈夫中风前好几年，记得是一位我们叫朱小姐的护士介绍的。周医生诊所和住家都在一起，设在北京西路常德路附近一座新式公寓里，房子建得很考究，是上海四十年代后期建造的一批质量较好的西式公寓住宅。那时北京西路一段既无商店，车辆也不多，十分安静。记得他家好像有三房一厅，客厅为候诊室，里面有沙发、小桌、摆设，布置得很高雅、整洁。一般总是他太太做挂号之类的杂事。有时他太太不在，一位替他们做家务的阿姨也会帮忙挂号。室内阳台为门诊室。
后来，因为常去看他，也请他出诊，所以彼此就熟悉了，如同朋友一样，看病除了谈病情，也聊家常，谈笑风生。他太太也常来参加谈话。
我丈夫中风送华山医院医治，住了一个月，情况稳定，就出院了。回到家中，把楼下大书房改成病房，从我丈夫堂弟那儿借了一张可以摇动的病床来。除了护士和佣人老李照料外，每天还有三位医生轮流上门来诊治，其中一位就是周颂康医生。他管内科药。
那时真是病急乱投医，有时，一位医生还没有送走，另一位医生已经在敲我家后门了；有时一位医生还在看病，另一位医生已经来了，只能请他先在客厅坐一会儿！我也被家里这种混乱的场面弄得精神不安，失起眠来。就在此时，“文革”迫近，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命运。但病还得看，我们差老李到周颂康医生家去请他上门出诊，老李回来说：“周医生说的，今天开始，全上海私人医生都停止开业了，他也不能再来。”
上门来看我丈夫的最后一位医生叫曾经臣，广东人，五十多岁，黑黑高高的个子，是神经科专家，之所以请曾医生上门看病，是因为我丈夫中风后就得了严重失眠症。我看到曾医生一边用手给我丈夫按摩手足各个部位，一边与他用广东口音很重的上海话闲谈。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疗法，目的是要病人神经放松。以后，曾医生每隔一两天就来看一次。他见到我子女，也必告诉他们：要时常给父亲做做按摩，使他神经、肌肉都放松起来。
“文革”，当然曾医生也如同别的私人医生一样，不能再开业了，我们也就不知他的情况如何。一天，我大儿子去外滩看大字报，忽然遇见曾医生从对面朝他走来，神情十分忧郁的样子。他对我大儿子说，他曾到我们家门外去看过，只看见贴满了大字报，就不敢进去。我大儿子告诉他：我们已经不再住在老房子里而被扫地出门了，所以即使他进去也不会再找到我们。曾医生又对他说，他们家也被抄了，他太太的首饰全被红卫兵拿去，存款也被冻结，以后不知怎么过日子。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曾医生。“文革”结束，周颂康医生告诉我们：曾经臣医生在“文革”中也自杀了！看来，一位精神病专家，也无法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呀！
似乎以前的私人医生都是很有医德的好医生，其实也并不尽然。我丈夫的一个堂妹嫁给上海某位极为知名的大资本家。大约在1948至1949年光景，也就是快要改朝换代的时候，她婆婆得了重病，可能是某种癌症吧。这种重病，至少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办法治愈的。他们看的那位医生 —— 当然也是上海名医之一，知道她家有钱，就想方设法骗他们的钱了。病人到了晚期一定会有种种疼痛和不适出现，医生就给病人打吗啡，但是不告诉病人的家属打的是吗啡，而说这是美国进口的特效药，很贵。具体多少钱，现在我已经忘记，但那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十分混乱，所以，进口药是以金条计算的。吗啡是麻醉剂，一针下去，病人当然感到十分舒服，于是就真的相信这位医生医术高明，也相信这种特效药效用神奇。然而，吗啡是毒品，多用会上瘾的。所以，不久，普通的剂量不起作用了，医生就只好加大剂量，药钱自然也会按量上涨。到了最后，即使用到最大剂量，也已经对病家不起作用了，于是，医生干脆用蒸馏水代药给病人注射，但是，当然还是骗病家说打的是美国“特效药”，照样收金条作药费。最后，病人就不治而死了。事穿之后，我丈夫堂妹的婆家当然要去上告那位害人的庸医。当时，我丈夫是上海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所以他们家几次来与我丈夫商量怎么上告。最后结果，当然是医生判了刑。
（整理者徐家祯为澳洲华文作协副秘书长，本文中医生的姓名不一定正确，望知情者给予指正。）
责任编辑 张 鑫
有洋文凭的洋派医生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我家传统，凡是大人有病，总请几位所谓的名中医来看病，如：金之久、黄向全。因为只是常听大人在嘴里叨念，这些医生都是杭州近百年前的名医。我父母中西医都相信，所以，有时也看西医，如：江秉甫、黄自雄、张宝春、钱潮等等，都是留学生。我们小孩生病，则看一位叫包金林的西医。记得他总穿西装，打领带，脚上穿黑皮鞋，在杭州，当时是很洋派的打扮。他总给我们喝一种暗红色的药水，有甜味，大概就是咳嗽糖浆之类的东西吧。我们生小病，就去包医生诊所就诊；有热度发烧，就请他出诊来我家看。
我四岁时，不知为何，有一时期眼睛总要不停地眨。现在看起来，大概总是眼睛干燥的原因。于是，就去看杭州一位有名的眼科医生，叫石焕如。石医生配了眼药水，滴了几次就好了。石医生不在杭州了，就去看一位张圣正眼科医生。张医生那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戴金丝边眼镜，穿西装革履，绍兴人，很和气，善言笑。他给我动手术，把眼皮上生的疖子去掉，做得很干净利落。每次我们去看他，总发现他的病人很多。他知道我们是高家的，每次去也必敷衍奉承，要对我们大谈“高义泰”绸布庄，因为那是杭州独一无二的名店了。我母亲对他说：“这家布店属于我们家大房的，不是我们的。”但张医生总不信。后来，我长大了，看病不用母亲陪，自己去了，张医生就叫我“高小姐”，每次去看病，也总要与我谈一会儿闲话。有一天，我家门房突然进来通报我母亲，说张圣正医生来了，要见她。母亲觉得很奇怪，不知有何贵干，乃同我一起到大厅去，请他进来坐。原来，那天张医生下午到我们高家二房开的一个叫“若园”的果园去玩。此园很大，种了桃子、苹果之类的水果树，对外开放。游人交几块钱，可进内采果子吃，也可采了买回家。不知为何，这次张医生去，园里的看园工人对他出言不逊了。他气得对工人说“要告诉东家”，就找到我母亲这里来了。母亲听了，只能派人到账房间请我们的账房先生李先生到大厅来，给他介绍张圣正医生认识。我母亲说了张医生的来意，李先生一听，马上说：“我一定到若园去，把工人骂一顿。如何可以得罪张医生！”母亲也对张医生连连道歉，张医生才消气回家。不久，日寇犯杭，张医生和我们都逃到上海去了。
我弟弟小时候有一阵子鼻子里常有黄浓鼻涕。当时杭州没有看耳鼻咽喉的专科私人医生，所以只好到浙江医院去看那里的鼻科医生。但看了好几次，都不见效。于是父母决定到上海去找美国留学的医学博士、我家世交汤书年医生。那时从杭州到上海无法当天来回，何况还要看医生，所以，先由我母亲带了弟弟去上海，就住在我们家拥有股份的振华旅馆。汤书年医生介绍他们去看那时上海最有名的一位李冈医生，是英国留学的医学博士，耳鼻咽喉专科。李医生诊断说系鼻喉交界处生了一朵菜花状的东西，须进医院，全身麻醉，动手术割除。那时，开刀是件大事情，全身麻醉更是大事。母亲立刻写信给父亲，要他也到上海来。于是父亲立即赴沪，让弟弟进医院开刀，结果一切顺利。从此以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位李冈医师。我们定居上海后，我生了四个孩子，孩子们小时候常常有扁桃腺发炎的毛病。一发炎就有高热，喉咙里还出现满喉咙的白点，看起来像白喉的样子。白喉是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会致命的。认识李冈医生后，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就请李冈出诊。李医生嘴唇上留撮小胡子，身材不高，看起来有点像日本人的样子，总是西装革履，十分精干。他诊病很有把握，是不是白喉一看就能确定，但出诊费却要二十四元一次，连门诊都要四元，比当时上海一般医生的诊费高出好几倍。记得李冈医生的门诊所是在陕西北路平安电影院附近，离开汤书年医生的住宅和诊所都不远。我女儿七八岁时，一次感冒后常说耳朵背后疼痛。记得那天没有请李医生上门出诊，而是坐自己家的汽车去他诊所看病的。李医生一看就说是因为感冒，鼻涕流进耳道，得了中耳炎。他开了一小瓶药水，滴了两三天就痊愈了。解放后，我们还去看过李医生的门诊，但不久，就知道他自杀身亡了，听说是自己注射了一针药剂自杀的，不知为何原因。
我自己在上海看过的名医，就是大名鼎鼎的妇产科专家孙克基医生了。孙医生是湖南人，美国医学博士。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孩子都是他接生的。他在上海延安西路江苏路口有一栋高楼，据说就是蒋介石、宋美龄送给他的，后来他在那里办了一所自己当院长的医院，就叫孙克基妇产科医院。1956年，私立医院公私合营，就改成长宁区妇产科医院，他仍任院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死于“文革”。大概总被“红卫兵”斗死的吧。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个时期我的经期不稳定，阴道常出血，就经人介绍，到他医院去看病。他说是子宫颈发炎，但子宫内有个小块，最好把它开掉。我当时不想开刀，觉得既然是良性的，就先观察一下再说，于是就没有继续去他那里。一直观察到我六十多岁，医生说那个肿块变大了，我才去开刀。但那已是“文革”之后，孙医生早就去世了，我是由他的学生动的手术，很成功。孙医生是名医，架子也很大。听人传说，凡病人去看他，他总劝人开刀。
各路名医自有绝绍
我们定居上海后，跟医生打交道的机会多了，大部分是为了孩子们的病痛，有名的儿科专家认识不少。比如有一位叫高镜朗的医生，算当时上海名气最响的儿科医生了。我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感冒、发高烧，我们就请高医生出诊过几次。高医生身材瘦而高，戴金丝边眼镜，却穿中式灰色哔叽长袍。话说得很少，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所以我跟他不熟，也不常请他。上海还没有解放，听说高医生就去美国子女那里住了。还有传说，讲高镜朗医生有八个子女在美国，他所乘坐的飞机一到美国，八个子女开了八辆汽车到机场迎接，真是“海威”得来（上海话，真是“威风”之意）。他确实很有本事，被誉为儿科界一代宗师。
还有一位富文寿医生，也是当时上海的儿科名医，浙江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在美国也行过医、教过书。因为儿子的病，我们也请他出诊过几次。1949年后，富医生没有离开大陆，还担任过上海儿科医院院长。
自从耳鼻咽喉科专家李冈医生自杀之后，我大儿子扁桃腺一发炎，我们就去看李宝实医生。李医生是北方人，很高大，说一口北方腔的硬邦邦的上海话，话不多。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附近。李医生也算是中国耳鼻咽喉科的创始人之一了，开刀开得很好。我哥哥的大儿子就是由他动的扁桃腺手术。我儿子的扁桃腺是上海另一位耳鼻咽喉科专家许惟新（是不是这几个字已经忘记）医生开的刀。许医生是福建人，说话福建口音很重。我想大概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吴烈忠医生的同乡，所以吴医生就介绍他来给我大儿子开刀的吧。不过不管如何，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后，一直到“文革”开始、私人诊所取消为止，我家孩子有了耳朵、鼻子、喉咙方面的问题，就主要都去看许医生了。有一时期，我二儿子常流鼻血，就去看许医生，许医生说“可以烧一烧”。他用一种药水，放在棉花上，再将棉花固定在一根长钎子上，通进鼻腔去，把常常破裂的小血管封住了。大概就像电焊一样，把血管“焊”牢。以后，他就不再流鼻血了。许医生住宅和诊所都在南京西路静安寺和中苏友好大厦中间那段路上，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段。房子是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是那条弄堂沿马路一排房子中间的一栋。房子前面有个窄窄的小花园，也安有沿马路的大门，但平时进出，却都走开在弄堂里面的后门。每次去他诊所，从来没有看见弄堂里有人进出，真是十分安静、高雅。他很洋派，跟我丈夫谈话，因为怕他的福建口音别人听不懂，常夹几个英文词。讨论我儿子手术时，有时会在纸上画示意图给我丈夫看，旁边注的也是英文。连病历记录都是用英文写的。平时看许医生，都是我带了孩子去的，但关于开刀的事，却总是我丈夫亲自出面跟医生讨论细节。有一次，许医生问我丈夫：“你是不是也学过医的？”大概他觉得我丈夫医学方面懂得很多，谈起来很内行的样子吧。我儿子的刀开好后，我丈夫还送过他一本英文原版书，好像听他说是讲西方中世纪巫术的。
我大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记得他念高中二年级时，大约十五岁吧，一次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膝盖扭伤了，一跷一拐地回到家里。我一看，膝盖都肿了起来，可能伤了骨头，就去问住在同一条路上的我丈夫的堂弟祖伟，问他认识不认识哪位好点的骨科医生。他就介绍了一位杭州医生，叫陈家驭（现在已经忘记是不是这三个字了）。陈医生住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一条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进了黑漆大门，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这是最典型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跨过天井，就是一排落地玻璃门，里面就是陈医生诊所。陈医生诊所里备有小型X光机器，所以，马上搬出来，给我儿子的膝盖照X光、拍片子。他说，膝盖里有一个小碎片，慢慢会自己吸收进去，但是，现在不能动膝关节，要上石膏，固定起来，让它自己慢慢恢复。他要我儿子卧床休息两三个月。
陈医生是杭州人，讲起话来“夹噶、夹噶”（就是“这个，这个”的意思），一口杭州话，很亲切。看病时，他话很多，很随便，喜欢跟我谈前朝后代的事情。我丈夫去，他还谈时势。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儿子腿酸痛，又去让他电疗。他一边做电疗，一边跟我丈夫谈当时缺油缺粮的市场情况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指指上头，用杭州话说“我看他老的勒，头脑子已经糊涂的勒。”（意思是：“我看他老了，头脑已经糊涂了。”）那个“他”指谁，大家当然心照不宣，我们听了也只一笑而已。
我四个小孩年龄相差不大，我们常看的牙医叫李郁文，广东人，生得又高又大，一口广东上海话。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对面那一排公寓里，窗口望下去就是南京路大马路。记得那时，“牙科李郁文大医师”的白底黑字大广告横着挂在公寓墙上，十分醒目，一直挂到“文革”，政府不许私人行医为止。
我们大家庭因抗日战争，全家从杭州移居上海后，不久就在戈登路（现在改为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买了一栋占地好几亩、三层楼五开间的大房子，全家老小都搬进去住了，一直住到五十年代初。一次，我们的老友朱秋岩先生偶然谈起他家小孩生病是请一位叫陈琦的儿科医生看的。陈医生也是国外毕业的医学博士。陈医生诊所设在一栋西式洋房里，有两间房：外间是挂号间和候诊室，有护士挂号，病人也在此候诊；里间是陈医生诊室。每次去，总见不少家长带了孩子在候诊，生意十分兴隆。最特别的是，陈医生的候诊室一角，有木栏拦着的一块地板，里面放着各种玩具，供候诊的小孩子玩弄，这样，等的时间即使稍长，小孩也不会吵闹了。后来我出国，见到国外公共场所常有这样的设施，才知道陈医生这样的做法一定是在国外学医时学来的。当时，上海医生这样做的却不多。
丰厚酬劳之利弊
及私医的消失
五十年代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每个单位都在搞批斗，大家都担心会不会有莫须有的罪名飞到自己头上，尤其是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工作人员。我丈夫那时已经在北京学完共产党的新法律，回沪了，分配在华东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也就是旧时的所谓“法官”，每天与同事们一起打“老虎”（当时对有所谓“三反”罪行的人的称呼）。
一天，天下大雪，我们江苏路家四层楼大平台上积雪甚厚。孩子们兴奋了，打起雪仗。次晨，我那时大约只有十岁的女儿发起高烧来。只见她咬紧牙关正在发抖，上下牙齿碰在一起，咯咯作响。问她何故，她说“肚子痛”。我连忙打电话给江秉甫老医生，请他马上出诊来看看。江医生来后，先按我女儿的肚子，还要她合扑在床上，把双脚伸直，可是我女儿怎么伸也无法把右腿伸直。江医生就说：“那一定是盲肠炎了。”但他又说不知道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要是急性，马上就要去医院开刀，否则有性命危险。千愁万虑之后，我决定请吴烈忠医生来家商量。我家四个小孩全是吴烈忠医生接生的；我的卵巢瘤也是他取出的，我们与他已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吴烈忠医生很快赶来，检查了一番，认为是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开刀。他说，可介绍他的朋友瞿鸿杰医生来动手术，到德济医院去开刀。瞿医生的检查结果也是急性盲肠炎，于是就坐瞿医生的汽车去德济医院开刀，我和吴医生也同车前去。医院离我家只两、三站路，很快就到了。那天开刀，除了吴医生、瞿医生以外，还有一位赵瑾医生也在场。吴医生后来给我解释说：“手术是瞿医生动的，赵医生是内科，之所以也在场，是为了怕开刀中间万一有变化，需要内科医生，可与赵医生商量处理办法。”不一会，吴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玻璃瓶，交给我说：药水里面浸着的就是我女儿的盲肠。他还说：这次得盲肠炎的原因是一条蛔虫钻进盲肠去了。他指给我看，盲肠头上还有一截割下的蛔虫尾巴。
出院时结账，发现原来三位在开刀房的医生每人都收一百元，住院费两百元，总共五百元，还要另加两位特别护士费，每人每天八元。后来听别人说，一般人在医院开刀，只需几十元就可以了！
我认识周颂康医生是在我丈夫中风前好几年，记得是一位我们叫朱小姐的护士介绍的。周医生诊所和住家都在一起，设在北京西路常德路附近一座新式公寓里，房子建得很考究，是上海四十年代后期建造的一批质量较好的西式公寓住宅。那时北京西路一段既无商店，车辆也不多，十分安静。记得他家好像有三房一厅，客厅为候诊室，里面有沙发、小桌、摆设，布置得很高雅、整洁。一般总是他太太做挂号之类的杂事。有时他太太不在，一位替他们做家务的阿姨也会帮忙挂号。室内阳台为门诊室。
后来，因为常去看他，也请他出诊，所以彼此就熟悉了，如同朋友一样，看病除了谈病情，也聊家常，谈笑风生。他太太也常来参加谈话。
我丈夫中风送华山医院医治，住了一个月，情况稳定，就出院了。回到家中，把楼下大书房改成病房，从我丈夫堂弟那儿借了一张可以摇动的病床来。除了护士和佣人老李照料外，每天还有三位医生轮流上门来诊治，其中一位就是周颂康医生。他管内科药。
那时真是病急乱投医，有时，一位医生还没有送走，另一位医生已经在敲我家后门了；有时一位医生还在看病，另一位医生已经来了，只能请他先在客厅坐一会儿！我也被家里这种混乱的场面弄得精神不安，失起眠来。就在此时，“文革”迫近，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命运。但病还得看，我们差老李到周颂康医生家去请他上门出诊，老李回来说：“周医生说的，今天开始，全上海私人医生都停止开业了，他也不能再来。”
上门来看我丈夫的最后一位医生叫曾经臣，广东人，五十多岁，黑黑高高的个子，是神经科专家，之所以请曾医生上门看病，是因为我丈夫中风后就得了严重失眠症。我看到曾医生一边用手给我丈夫按摩手足各个部位，一边与他用广东口音很重的上海话闲谈。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疗法，目的是要病人神经放松。以后，曾医生每隔一两天就来看一次。他见到我子女，也必告诉他们：要时常给父亲做做按摩，使他神经、肌肉都放松起来。
“文革”，当然曾医生也如同别的私人医生一样，不能再开业了，我们也就不知他的情况如何。一天，我大儿子去外滩看大字报，忽然遇见曾医生从对面朝他走来，神情十分忧郁的样子。他对我大儿子说，他曾到我们家门外去看过，只看见贴满了大字报，就不敢进去。我大儿子告诉他：我们已经不再住在老房子里而被扫地出门了，所以即使他进去也不会再找到我们。曾医生又对他说，他们家也被抄了，他太太的首饰全被红卫兵拿去，存款也被冻结，以后不知怎么过日子。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曾医生。“文革”结束，周颂康医生告诉我们：曾经臣医生在“文革”中也自杀了！看来，一位精神病专家，也无法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呀！
似乎以前的私人医生都是很有医德的好医生，其实也并不尽然。我丈夫的一个堂妹嫁给上海某位极为知名的大资本家。大约在1948至1949年光景，也就是快要改朝换代的时候，她婆婆得了重病，可能是某种癌症吧。这种重病，至少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办法治愈的。他们看的那位医生 —— 当然也是上海名医之一，知道她家有钱，就想方设法骗他们的钱了。病人到了晚期一定会有种种疼痛和不适出现，医生就给病人打吗啡，但是不告诉病人的家属打的是吗啡，而说这是美国进口的特效药，很贵。具体多少钱，现在我已经忘记，但那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十分混乱，所以，进口药是以金条计算的。吗啡是麻醉剂，一针下去，病人当然感到十分舒服，于是就真的相信这位医生医术高明，也相信这种特效药效用神奇。然而，吗啡是毒品，多用会上瘾的。所以，不久，普通的剂量不起作用了，医生就只好加大剂量，药钱自然也会按量上涨。到了最后，即使用到最大剂量，也已经对病家不起作用了，于是，医生干脆用蒸馏水代药给病人注射，但是，当然还是骗病家说打的是美国“特效药”，照样收金条作药费。最后，病人就不治而死了。事穿之后，我丈夫堂妹的婆家当然要去上告那位害人的庸医。当时，我丈夫是上海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所以他们家几次来与我丈夫商量怎么上告。最后结果，当然是医生判了刑。
（整理者徐家祯为澳洲华文作协副秘书长，本文中医生的姓名不一定正确，望知情者给予指正。）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