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说，按照中央“四个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推动调整过剩产能。相信从金融层面调整产能过剩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治理过剩需要的是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之道。
　　事实上，从2012年四季度开始，实体经济发展乏力明显，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原材料、重化工业领域放大，汽车、冶金、钢铁、建材、水泥等行业遭遇挑战。
　　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投资惯性集聚了巨大的重化工业的产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重化工业对税收和就业的可观影响，促使政府通过自己投资和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投资大、周期长的重化工业。当政府管控力度不够的时候，重化工业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现象严重，这些产能尚未充分利用时，就出现了产品价格下跌和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的问题，产能过剩即成为事实。
　　试图依靠城镇化解决重化工业终端产品的消费问题，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建设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很多地方政府投资国有区域平台公司的短期行为，与政府的任期制度和评价体系一脉相承。很多宝贵的应该投资到实体经济解决流动性困难的资金，流向了不以盈利为目的、较难持续运营的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管理公司，严重伤害了信贷资金的流动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成本，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短期解决了重化工业产品的消费问题，从长期看加重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信贷政策困境与房地产价格虚高严重加剧了产能过剩。由于外汇管制的原因，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被动依靠外汇占款，而外汇主要依靠外贸业务和国际套利游资。国际游资主要投资在行业管制不到位的房地产行业，和利用较高的货币利率进行套利，扭曲了信贷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利润高企，扭曲了市场经济产融结合以产为主的逻辑。消费者也将有限的储蓄资金转而投向了商品住房，一方面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和房租价格，另一方面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的人力成本，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加剧了产能过剩。
　　整体而言，中国的产能过剩除了全球经济周期推动以外，不少属于体制因素。当务之急是解决自己内部的体制问题，让中国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是出路之一。产能过剩问题涉及到政府转型、产业转型、金融市场与创新体系改革、人力资源等要素市场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如下一系列组合拳来解决。
　　改革不适应实体企业竞争力提高的税收制度，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的监管。分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必须促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着力提高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型企业的创新能力问题。
　　建立在科学管制和有效立法基础上来推进准公共服务行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在此基础上吸收社会各类资本投资，提高整体社会的运作效率，有效解决这一领域投资效率低、产能过剩和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强化这些领域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积极推动这些企业“走出去”，是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
　　着力发展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根据行业特征探讨不同的投资主体，是利用社会资源服务社会需求的有效途径。有些公共服务领域依靠财政和信贷资金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比如医疗、教育和养老等。这一领域的发展需要依靠NGO和NPO的力量，并且必须建立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与税收制度的改革上。这样才能根据产品的社会功能利用不同的社会资源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完善金融市场来推动产业结构提升。资本市场对企业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等至关重要。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及各种金融服务公司的管制问题等，是否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都需要不断研究、不断加以解决。
　　总之，激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必须依靠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强化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完善以市场机制改革为中心的底层设计，通过一揽子方案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经济与战略发展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