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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这只变色龙
如果你越平庸,你就越成功。
恐怖主义大行其道,有人给一些高危职业——比如新闻记者、联合国工作人员、人道主义者安排一项训练——当被恐怖分子绑架后,力争做一名“灰色人”。“灰色人”的要义是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人质中既不能表现得最突出,也不能表现得最落后,一句话,要尽可能地平庸,浑噩,没性格,没脾气,中不溜儿,面目不清,否则引起恐怖分子的注意,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这听起来像一个笑话。多少年来,从小到大,充斥我们耳根的词是“力争上游”、“一马当先”、“不甘人后”……我说咱爸咱妈、老师们领导们、关心和爱护我的“都是为了我好”的朋友们,还有出版无数成功学著作的专家学者们,假如有一天我被恐怖分子绑架,你们还会要求我“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吗?
大约十年前,在我大学的一个课堂上,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不知怎地谈道,“以前我们班成绩最差的一个男生,现在开公司,是同学当中最有钱的。”语气严肃,而且饱含不屑,如果联系到前后语境,那意思很明显——她的这位同学不应该这么有钱,如果有钱,他一定干了非法勾当,因为他的成绩差。
我当时很想反驳她——“学业成功与事业成功没有必然联系”,“此时的成功不等于此后的成功”——当年我是一个颇爱思辩的“愤青”,但不知为何我没有行动,也许是想顾及老师的面子,也许是下课铃声响了,总之,这成了我大学四年最大的遗憾之一,因为,当年我就是班上成绩最差的男生之一。不过工作了若干年,我并没有像我大学女老师的男同学那样,借成绩差的东风成为百万富翁。
这一度成了我真正的遗憾。
无人不想追求成功。细想之下,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定然是成不了什么伟业,也许,不做坏事就意味着成功。若干年前,我在一片疑惑的目光中从一家内地报纸漂到南方,放弃已取得的“成功”和“光明未来”,我坚持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不要浪费国家的纸张,要做一点顺应历史潮流的事,列位还能坚持读本文到此的看官莫笑,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一个人越成功就越失败——我指的是在错误的方向上。
把我关掉吧
电影《All or Nothing》讲了伦敦的一家人:一个很胖很胖的出租车司机爸爸,一个很瘦很瘦的超市收银员妈妈,还有一对很胖很胖的儿女。生活里到处都是一些无法发作的小烦恼,直到有一天胖儿子在院子里踢了两脚足球突然就心脏病发作了,差点死过去。
出事那天,胖爸刚好载了一个话多路远的法国女人。路上就聊到了人生与爱。胖爸若有所思若有所感,就把手机跟出租公司的呼叫器都关了,一个人开车到了海边。继续思,继续感。晚上回家,就是故事的高潮,胖爸和瘦妈两个人吵架。主要是瘦妈在吵,非常愤怒地,高声地,质问:你白天跑到哪里去了,手机也打不通,呼叫器也失灵!?胖爸沉默了一小阵子,然后低声说:我受够了,我把它关了(I've got enough. I switched it off)。瘦妈听了,真是出离愤怒了:你受够了?!我每天在超市里上班,回家给一家人做饭,生活没有乐趣,也没有希望,如果我受够了我能关掉什么?
What can I switch off when I get enough?
瘦妈在说完这句话以后,稍微停了一小下,非常短的一小下,就又接着愤怒地说了些别的。很明显,导演是想让这句台词听起来双关一些,哲学一些,意味深长一些,让人浮想联翩一些。
我姥姥85岁,一字不识。去年春天她一不小心摔倒了,胯骨骨折了。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不能行动,她非常痛苦,寻死觅活。大家把她藏在枕头里的一大块陈年鸦片没收以后,她老人家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绝望。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姥姥就抓住了我的手,非常认真有些急切地问我,到底,有没有神?所以那一天的晚上,我姥姥就异常平静地,仰面朝天地,自言自语说,把我关掉吧。
我姥姥,是和艺术电影导演水平相当的哲学家。
本来我以为,老年生活可以,相对地比较美好。回顾一生时候的惆怅,面对死亡时候的哀伤,我以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当作美感的调料。可是老人家的绝望,原来是如此这般地,雪上加霜。
林青霞的妈妈71岁的时候自杀死了。抑郁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地,绝望。因为我怀疑她过去的71年都在跟自杀的冲动作斗争。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后来的八卦新闻进一步证明,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林妈妈从前确实有过5次的自杀记录,第6次总算成功了。
萨冈说,绝望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人们居然承受得住它。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居然承受得住绝望。可是林妈妈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奇怪的,有些人承受不住,就真的把自己关掉了。
八零凶猛
一个全民博客的时代,最大的好处乃是提供了光明正大的偷窥机会。不仅偷窥熟人的,还可以偷窥陌生人的,不仅偷窥同龄人的,还可以偷窥老的和小的。
最近误点鼠标,撞进几个1980年代生人的博客,立刻发现,这帮昔日的小屁孩们,不仅已经普遍初长成人,而且生猛得狠,不吝得狠,撞得我鼻青脸肿。
某博客,有这话,“我总结过我已经逝去的大学生活,得出一句话——喝酒,抽烟,饭局,朋友,性世间;但却没有爱情。”啧啧,看人家那大学过的……
某博客,题材选择及写作风格都有骄人之处,“男人胸口上长毛是件很奇怪的事。嘿嘿。真奇怪。 不过,我是没有什么理论的,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关键是,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我认为,还是不要长好。长胸毛的男人多少都会有些怪怪的。让人看了害怕……”
假如仅仅是人家活得洒脱出位,或者说话大胆有趣得紧,也就罢了,但让俺们七十年代的老同志忧心忡忡的是,所谓知识和见解——惟一我们以为能赖以德高望重活着的资本,也早被别人超越啦。
我定期去溜达的另一还在上大学的八○博客,简直就是用来羞愧的,里面不仅充满着本雅明、波普尔、德里达等高深的名字,也有各种高端音乐和电影的点评,更可怕的是,此人还经常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直让人低首不语。
不久前,八○年代的刘翔被《时代周刊》亚洲版评为2004年度的“亚洲英雄”。与他一起成了英雄的,还有若干个别国的小屁孩,最小的那个日本影帝才14岁,算来大概应该算九○年代了。
李敖写《老年人和棒子》、敦促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人们尽早把接力棒交出时,骄傲地展示了他三十岁的青春韶华。可我今年三十岁了,怎么已经觉得暮色将至,觉得那棒子放在我们手里还没焐热的功夫,就拿不住了呢?
如果七○年代还有什么功绩的话,那大概就是以此代人纯情而保守的血泪史为代价,为八○年代的凶猛创造了一个宽容祥和的制度环境——有良知的年轻人,吃水不该忘挖井人啊。
日前一帮搞摄影的朋友聚会,某人带了一上大学一上中学的两个侄子前去凑局,侄子们都酷得杀气腾腾的,以致一迟到的艺术家进来时吓了一跳,以为摄影新锐们居然已经新到这个份上了。席间酒酣耳热,叔叔眼神闪烁,开明地指着侄子说:“他们这一代要干些什么,我是不会管的了。”
没想到年轻人们还未表示感谢,迟来的艺术家却惊呼起来:“年轻人,你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啊……”
相忘于城市?
去了家乡小县城的酒吧,到九点半的时候便坐满了人。无所事事的当地人抽着烟喝着啤酒,或站在拥挤的舞池中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跳舞,出奇地投入和自得。这让我突然想起特丽莎和托马斯最后去的乡村小酒吧。她打扮得漂亮,轮流和他以及其他的村民跳舞。
书的最后一章写道:“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我对身边的朋友说,这里过于幸福的氛围就像书中的乡村一样,给人一种结局感。此刻,她正在筹划着离开这里去上海工作,我却在考虑是否该回来。
从小到大我时常做着隐居的梦,从孤岛到荒山。后来我以为隐居,只要离开大城市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就足以了。离开大城市就意味着离开政治、竞争、复杂的人际、进入公众视野的危险和永无止境的欲望,如同特丽莎庆幸自己甩掉了警察、托马斯的情人、骗子和过去……
“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单独”被作者解释为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前后生活一刀两断,但还是在对他们毫无所知的当地人的陪伴下生活工作。
也许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个关于隐居的理想。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里,K几次三番地逃离安乐的营地,躲进一块荒无人烟的高原上吃蜥蜴和蚱蜢过活,不愿被任何人发现。而照顾他的医生竟幻想着和他一起把自己藏起来,躲避战争和社会。梭罗则隐居在瓦尔登湖畔,自认为发现了人生的真谛。隐居,是个永远的话题,不是代表抛弃名利面向单纯。而更像自己把自己丢弃掉,或者自我封闭,只让一个你爱的人“单独”出入。也许越简单越个体的生活越接近幸福。
但是又有朋友说,他一心要来上海的理由,只是想做个小职员,希望自己被淹没掉。如果隐居就是要离开城市,期望淹没又不得不要回到城市。他说世界很小,上海很大。这句话就像每天公交车电视上的宣传词。人们到深圳似乎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到了北京上海似乎只是为了成为城市分子。到了城市不争斗不出声,似乎就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零件,过着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日子,从此相忘于城市。
对于淹没和遗忘,城市和乡间究竟哪个更有用?也许,永远是“生活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