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这只变色龙
　　
　　如果你越平庸，你就越成功。
　　恐怖主义大行其道，有人给一些高危职业——比如新闻记者、联合国工作人员、人道主义者安排一项训练——当被恐怖分子绑架后，力争做一名“灰色人”。“灰色人”的要义是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人质中既不能表现得最突出，也不能表现得最落后，一句话，要尽可能地平庸，浑噩，没性格，没脾气，中不溜儿，面目不清，否则引起恐怖分子的注意，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这听起来像一个笑话。多少年来，从小到大，充斥我们耳根的词是“力争上游”、“一马当先”、“不甘人后”……我说咱爸咱妈、老师们领导们、关心和爱护我的“都是为了我好”的朋友们，还有出版无数成功学著作的专家学者们，假如有一天我被恐怖分子绑架，你们还会要求我“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吗？
　　大约十年前，在我大学的一个课堂上，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不知怎地谈道，“以前我们班成绩最差的一个男生，现在开公司，是同学当中最有钱的。”语气严肃，而且饱含不屑，如果联系到前后语境，那意思很明显——她的这位同学不应该这么有钱，如果有钱，他一定干了非法勾当，因为他的成绩差。
　　我当时很想反驳她——“学业成功与事业成功没有必然联系”，“此时的成功不等于此后的成功”——当年我是一个颇爱思辩的“愤青”，但不知为何我没有行动，也许是想顾及老师的面子，也许是下课铃声响了，总之，这成了我大学四年最大的遗憾之一，因为，当年我就是班上成绩最差的男生之一。不过工作了若干年，我并没有像我大学女老师的男同学那样，借成绩差的东风成为百万富翁。
　　这一度成了我真正的遗憾。
　　无人不想追求成功。细想之下，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定然是成不了什么伟业，也许，不做坏事就意味着成功。若干年前，我在一片疑惑的目光中从一家内地报纸漂到南方，放弃已取得的“成功”和“光明未来”，我坚持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不要浪费国家的纸张，要做一点顺应历史潮流的事，列位还能坚持读本文到此的看官莫笑，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一个人越成功就越失败——我指的是在错误的方向上。
　　
　　把我关掉吧
　　
　　电影《All or Nothing》讲了伦敦的一家人：一个很胖很胖的出租车司机爸爸，一个很瘦很瘦的超市收银员妈妈，还有一对很胖很胖的儿女。生活里到处都是一些无法发作的小烦恼，直到有一天胖儿子在院子里踢了两脚足球突然就心脏病发作了，差点死过去。
　　出事那天，胖爸刚好载了一个话多路远的法国女人。路上就聊到了人生与爱。胖爸若有所思若有所感，就把手机跟出租公司的呼叫器都关了，一个人开车到了海边。继续思，继续感。晚上回家，就是故事的高潮，胖爸和瘦妈两个人吵架。主要是瘦妈在吵，非常愤怒地，高声地，质问：你白天跑到哪里去了，手机也打不通，呼叫器也失灵！？胖爸沉默了一小阵子，然后低声说：我受够了，我把它关了（I've got enough. I switched it off）。瘦妈听了，真是出离愤怒了：你受够了？！我每天在超市里上班，回家给一家人做饭，生活没有乐趣，也没有希望，如果我受够了我能关掉什么？
　　What can I switch off when I get enough？
　　瘦妈在说完这句话以后，稍微停了一小下，非常短的一小下，就又接着愤怒地说了些别的。很明显，导演是想让这句台词听起来双关一些，哲学一些，意味深长一些，让人浮想联翩一些。
　　我姥姥85岁，一字不识。去年春天她一不小心摔倒了，胯骨骨折了。躺在床上三个多月不能行动，她非常痛苦，寻死觅活。大家把她藏在枕头里的一大块陈年鸦片没收以后，她老人家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绝望。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姥姥就抓住了我的手，非常认真有些急切地问我，到底，有没有神？所以那一天的晚上，我姥姥就异常平静地，仰面朝天地，自言自语说，把我关掉吧。
　　我姥姥，是和艺术电影导演水平相当的哲学家。
　　本来我以为，老年生活可以，相对地比较美好。回顾一生时候的惆怅，面对死亡时候的哀伤，我以为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当作美感的调料。可是老人家的绝望，原来是如此这般地，雪上加霜。
　　林青霞的妈妈71岁的时候自杀死了。抑郁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地，绝望。因为我怀疑她过去的71年都在跟自杀的冲动作斗争。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后来的八卦新闻进一步证明，我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林妈妈从前确实有过5次的自杀记录，第6次总算成功了。
　　萨冈说，绝望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人们居然承受得住它。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居然承受得住绝望。可是林妈妈的事情告诉我们说，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奇怪的，有些人承受不住，就真的把自己关掉了。
　　
　　八零凶猛
　　
　　一个全民博客的时代，最大的好处乃是提供了光明正大的偷窥机会。不仅偷窥熟人的，还可以偷窥陌生人的，不仅偷窥同龄人的，还可以偷窥老的和小的。
　　最近误点鼠标，撞进几个1980年代生人的博客，立刻发现，这帮昔日的小屁孩们，不仅已经普遍初长成人，而且生猛得狠，不吝得狠，撞得我鼻青脸肿。
　　某博客，有这话，“我总结过我已经逝去的大学生活，得出一句话——喝酒，抽烟，饭局，朋友，性世间；但却没有爱情。”啧啧，看人家那大学过的……
　　某博客，题材选择及写作风格都有骄人之处，“男人胸口上长毛是件很奇怪的事。嘿嘿。真奇怪。 不过，我是没有什么理论的，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关键是，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我认为，还是不要长好。长胸毛的男人多少都会有些怪怪的。让人看了害怕……”
　　假如仅仅是人家活得洒脱出位，或者说话大胆有趣得紧，也就罢了，但让俺们七十年代的老同志忧心忡忡的是，所谓知识和见解——惟一我们以为能赖以德高望重活着的资本，也早被别人超越啦。
　　我定期去溜达的另一还在上大学的八○博客，简直就是用来羞愧的，里面不仅充满着本雅明、波普尔、德里达等高深的名字，也有各种高端音乐和电影的点评，更可怕的是，此人还经常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直让人低首不语。
　　不久前，八○年代的刘翔被《时代周刊》亚洲版评为2004年度的“亚洲英雄”。与他一起成了英雄的，还有若干个别国的小屁孩，最小的那个日本影帝才14岁，算来大概应该算九○年代了。
　　李敖写《老年人和棒子》、敦促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人们尽早把接力棒交出时，骄傲地展示了他三十岁的青春韶华。可我今年三十岁了，怎么已经觉得暮色将至，觉得那棒子放在我们手里还没焐热的功夫，就拿不住了呢？
　　如果七○年代还有什么功绩的话，那大概就是以此代人纯情而保守的血泪史为代价，为八○年代的凶猛创造了一个宽容祥和的制度环境——有良知的年轻人，吃水不该忘挖井人啊。
　　日前一帮搞摄影的朋友聚会，某人带了一上大学一上中学的两个侄子前去凑局，侄子们都酷得杀气腾腾的，以致一迟到的艺术家进来时吓了一跳，以为摄影新锐们居然已经新到这个份上了。席间酒酣耳热，叔叔眼神闪烁，开明地指着侄子说：“他们这一代要干些什么，我是不会管的了。”
　　没想到年轻人们还未表示感谢，迟来的艺术家却惊呼起来：“年轻人，你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啊……”
　　
　　相忘于城市？
　　
　　去了家乡小县城的酒吧，到九点半的时候便坐满了人。无所事事的当地人抽着烟喝着啤酒，或站在拥挤的舞池中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跳舞，出奇地投入和自得。这让我突然想起特丽莎和托马斯最后去的乡村小酒吧。她打扮得漂亮，轮流和他以及其他的村民跳舞。
　　书的最后一章写道：“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我对身边的朋友说，这里过于幸福的氛围就像书中的乡村一样，给人一种结局感。此刻，她正在筹划着离开这里去上海工作，我却在考虑是否该回来。
　　从小到大我时常做着隐居的梦，从孤岛到荒山。后来我以为隐居，只要离开大城市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就足以了。离开大城市就意味着离开政治、竞争、复杂的人际、进入公众视野的危险和永无止境的欲望，如同特丽莎庆幸自己甩掉了警察、托马斯的情人、骗子和过去……
　　“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单独”被作者解释为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把前后生活一刀两断，但还是在对他们毫无所知的当地人的陪伴下生活工作。
　　也许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个关于隐居的理想。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里，K几次三番地逃离安乐的营地，躲进一块荒无人烟的高原上吃蜥蜴和蚱蜢过活，不愿被任何人发现。而照顾他的医生竟幻想着和他一起把自己藏起来，躲避战争和社会。梭罗则隐居在瓦尔登湖畔，自认为发现了人生的真谛。隐居，是个永远的话题，不是代表抛弃名利面向单纯。而更像自己把自己丢弃掉，或者自我封闭，只让一个你爱的人“单独”出入。也许越简单越个体的生活越接近幸福。
　　但是又有朋友说，他一心要来上海的理由，只是想做个小职员，希望自己被淹没掉。如果隐居就是要离开城市，期望淹没又不得不要回到城市。他说世界很小，上海很大。这句话就像每天公交车电视上的宣传词。人们到深圳似乎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到了北京上海似乎只是为了成为城市分子。到了城市不争斗不出声，似乎就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零件，过着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日子，从此相忘于城市。
　　对于淹没和遗忘，城市和乡间究竟哪个更有用？也许，永远是“生活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