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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年终奖最初和年底的腊祭有关。在古代，腊日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且备受重视的节日，也被视作今日腊八节的淵源之一。君王在敬天法祖之后，会把一些祭品送给重臣们飨用。但真正意义上的年终奖励制度，到东汉才确定下来。
汉朝
东汉时期，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金已有了定例，称为“腊赐”。顾名思义，就是在腊月的腊日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
在古代，腊日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且备受重视的节日，也被视作今日腊八节的渊源之一。但由于受历法变更的影响，具体日期并不固定，也就是古人说的“腊有常月而无常日”。到了汉代才明确称“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南朝一度将腊日固定为十二月初八，到了唐代，又出现“唐以大寒后辰日为腊”的说法。
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多寡不一。杨侃《两汉博闻》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官名）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
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到五毛钱，二十万钱折算下来，大概就等同于现在的八至十万元左右。而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汉代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钱，合人民币七千元，年薪则有八万多。这样一算，仅实打实的年终奖这一项，就超过了全年工资。
高级别官员的待遇丰厚，低级别官吏的年终奖也是如此吗？《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千石奉，月八十斛。”荀绰《晋百官表注》记载：“（汉延平中）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也就是说，像俸禄为千石这样的官职，腊赐为六千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俸禄为千石在汉代属于比较高的官职，至于那些百石以下的斗食吏，能领到的年终奖就更少了。
汉朝相对高额的腊赐，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也勉励百官来年撸起袖子加油干。清代的徐昂发，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金数额后，不禁感叹说：“汉世优恤臣下，可谓厚矣。”
除此之外，在造纸术还没普及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其中一些单位，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既占地方，也无法再循环使用，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算是年终分成，金额还算可观。
唐朝
至德二年，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准备在腊日这天好好地犒赏一下大臣们，这里面包括千里迢迢回到长安的杜甫。
腊日之夜，肃宗赐宴紫宸殿，君臣尽兴欢饮，赏赐众臣。当时庆祝的场景在杜甫所作《腊日》诗中可见一二：“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第二天，杜甫拿着赏赐喜滋滋地回了家。家人们迎了出来，却见他手里只有两个小盒子。如果你看到小盒子里放的东西，估计要大跌眼镜。因为，皇上的赏赐就是这么简单——口脂面药、翠管银罂。
所谓“口脂”，是寒冬时防止口唇开裂的唇膏，《释名》说“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面药则用以洁面护肤，均有滋润皮肤、预防皴裂的效果。至于“翠管”和“银罂”，则是拿来盛放口脂面药的器具。
辛辛苦苦一年，皇上的赏赐就是包装精美的护肤礼包。其实，这在唐朝是一种习俗。据唐朝小说家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忠志》记载：“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腊脂，盛以碧镂牙筩。”《太平御览》也记载：“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唇膏面霜几乎是唐代“年终奖”的标配。
年终奖不发钱，为什么要发护肤品？这是因为腊日一般在岁尾，加上长安靠近西北，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杜甫诗中开篇就说“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以珍贵的御寒护肤品作为年终奖，也算得上人性化的考虑。
宋朝
到了宋朝，随着腊节逐渐衰微，发年终奖的日子变成了冬至。冬至对宋人的重要性不亚于现在的春节，皇帝在这天要祭天赐宴，顺便赏赐众臣各种食物。
按照官员品级，宰相、亲王、使相、枢密使会得到五只羊、两石米、五石面、二斗米酒;知枢密院、宣徽使与宰相差不多，惟有米减至一石;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三司使、三师至大夫、管军节度使会得到三只羊、一石米、三石面、二斗糯酒。其余官员按照等级，所获得的食物依次递减。
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文书谕旨，财权、事权都不怎么突出，年终奖相对较少。不过，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遇到官员升迁，需要翰林学士院起草任命书，官员就会送些礼物，权当润笔。一年下来，礼物积少成多，积零成整，成了翰林学士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
宋代，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马匹、铜钱等，动辄几十匹、几千贯的送，数量着实不少。
谢礼怎么分配？一般来说，一年中分两次，三伏天发一次，年末时发一次。为了公平，翰林官员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一个人能够做完的活儿，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张三起草，李四润色，王五誊录。如此一来，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
宋朝时还出现了发红包的风俗。春节之前，“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这里的“利市”，即指赏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包”。
说粤语的人，习惯将“红包”叫成“利是封”。用来装“利市”的“利是封”，至迟在宋朝时已经出现了。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每一年的除夕，皇帝照例要给嫔妃送上“岁轴儿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儿、小样金银器皿，并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利市袋儿”相当于今天的“红包”，“随年金钱”便是压岁钱。“旋亦分赐亲王贵邸宰臣”，也就是说，过年时，皇帝还要给王公大臣发“红包”。
宋人所说的“利市”，还含有“吉利”“发财”之意。“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小诗，便寓意着好运气、好财运。
清朝
清宫有“冬至赐貂”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如意馆、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
临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一幅、“岁岁平安”荷包一个、灯盏数对，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
福字、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既然受赐于皇上，自然意义非凡，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格外珍惜。
单凭皇帝赏赐，或是同僚自筹，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长久以来，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春节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金，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
最有名的就是“炭敬”。炭敬，又称节敬，是清朝外官在冬季馈赠京官的银钱，因地方官多在冬季替京官购置木炭取暖而得名，由于是春节前后发放故又称节敬。
炭敬金额不一，但最低额度是八两。炭敬终究不是合法的款账，实际上是属于“三敬”之一的陋规，但积习既久，查不胜查。
民国
年终奖金不只是官员们的专利，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金，关键要看平日表现，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相继在沿海口岸开工设厂，大量招募民众务工。外国资本家们剥削欲太过旺盛，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金。
1940年代的上海，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金发放问题。
据民国三十七年《工商法规》记载，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4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其中一条特意提到：
“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来源：《北京晚报》、“博物馆I看展览”微信公众号）
汉朝
东汉时期，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金已有了定例，称为“腊赐”。顾名思义，就是在腊月的腊日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
在古代，腊日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且备受重视的节日，也被视作今日腊八节的渊源之一。但由于受历法变更的影响，具体日期并不固定，也就是古人说的“腊有常月而无常日”。到了汉代才明确称“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南朝一度将腊日固定为十二月初八，到了唐代，又出现“唐以大寒后辰日为腊”的说法。
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多寡不一。杨侃《两汉博闻》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官名）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
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四到五毛钱，二十万钱折算下来，大概就等同于现在的八至十万元左右。而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汉代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钱，合人民币七千元，年薪则有八万多。这样一算，仅实打实的年终奖这一项，就超过了全年工资。
高级别官员的待遇丰厚，低级别官吏的年终奖也是如此吗？《后汉书·百官五》记载：“千石奉，月八十斛。”荀绰《晋百官表注》记载：“（汉延平中）一千石月钱四千，米三十斛。”也就是说，像俸禄为千石这样的官职，腊赐为六千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俸禄为千石在汉代属于比较高的官职，至于那些百石以下的斗食吏，能领到的年终奖就更少了。
汉朝相对高额的腊赐，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也勉励百官来年撸起袖子加油干。清代的徐昂发，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金数额后，不禁感叹说：“汉世优恤臣下，可谓厚矣。”
除此之外，在造纸术还没普及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其中一些单位，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既占地方，也无法再循环使用，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算是年终分成，金额还算可观。
唐朝
至德二年，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准备在腊日这天好好地犒赏一下大臣们，这里面包括千里迢迢回到长安的杜甫。
腊日之夜，肃宗赐宴紫宸殿，君臣尽兴欢饮，赏赐众臣。当时庆祝的场景在杜甫所作《腊日》诗中可见一二：“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第二天，杜甫拿着赏赐喜滋滋地回了家。家人们迎了出来，却见他手里只有两个小盒子。如果你看到小盒子里放的东西，估计要大跌眼镜。因为，皇上的赏赐就是这么简单——口脂面药、翠管银罂。
所谓“口脂”，是寒冬时防止口唇开裂的唇膏，《释名》说“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面药则用以洁面护肤，均有滋润皮肤、预防皴裂的效果。至于“翠管”和“银罂”，则是拿来盛放口脂面药的器具。
辛辛苦苦一年，皇上的赏赐就是包装精美的护肤礼包。其实，这在唐朝是一种习俗。据唐朝小说家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忠志》记载：“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腊脂，盛以碧镂牙筩。”《太平御览》也记载：“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唇膏面霜几乎是唐代“年终奖”的标配。
年终奖不发钱，为什么要发护肤品？这是因为腊日一般在岁尾，加上长安靠近西北，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杜甫诗中开篇就说“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以珍贵的御寒护肤品作为年终奖，也算得上人性化的考虑。
宋朝
到了宋朝，随着腊节逐渐衰微，发年终奖的日子变成了冬至。冬至对宋人的重要性不亚于现在的春节，皇帝在这天要祭天赐宴，顺便赏赐众臣各种食物。
按照官员品级，宰相、亲王、使相、枢密使会得到五只羊、两石米、五石面、二斗米酒;知枢密院、宣徽使与宰相差不多，惟有米减至一石;观文殿大学士、学士、三司使、三师至大夫、管军节度使会得到三只羊、一石米、三石面、二斗糯酒。其余官员按照等级，所获得的食物依次递减。
翰林学士院负责起草文书谕旨，财权、事权都不怎么突出，年终奖相对较少。不过，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遇到官员升迁，需要翰林学士院起草任命书，官员就会送些礼物，权当润笔。一年下来，礼物积少成多，积零成整，成了翰林学士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
宋代，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马匹、铜钱等，动辄几十匹、几千贯的送，数量着实不少。
谢礼怎么分配？一般来说，一年中分两次，三伏天发一次，年末时发一次。为了公平，翰林官员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一个人能够做完的活儿，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张三起草，李四润色，王五誊录。如此一来，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
宋朝时还出现了发红包的风俗。春节之前，“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这里的“利市”，即指赏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包”。
说粤语的人，习惯将“红包”叫成“利是封”。用来装“利市”的“利是封”，至迟在宋朝时已经出现了。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每一年的除夕，皇帝照例要给嫔妃送上“岁轴儿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儿、小样金银器皿，并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利市袋儿”相当于今天的“红包”，“随年金钱”便是压岁钱。“旋亦分赐亲王贵邸宰臣”，也就是说，过年时，皇帝还要给王公大臣发“红包”。
宋人所说的“利市”，还含有“吉利”“发财”之意。“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小诗，便寓意着好运气、好财运。
清朝
清宫有“冬至赐貂”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如意馆、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
临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一幅、“岁岁平安”荷包一个、灯盏数对，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
福字、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既然受赐于皇上，自然意义非凡，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格外珍惜。
单凭皇帝赏赐，或是同僚自筹，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长久以来，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春节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金，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
最有名的就是“炭敬”。炭敬，又称节敬，是清朝外官在冬季馈赠京官的银钱，因地方官多在冬季替京官购置木炭取暖而得名，由于是春节前后发放故又称节敬。
炭敬金额不一，但最低额度是八两。炭敬终究不是合法的款账，实际上是属于“三敬”之一的陋规，但积习既久，查不胜查。
民国
年终奖金不只是官员们的专利，一些供职于银柜票号、粮米油店、丝绸布庄的雇员或学徒，也会在春节来临时收到老板的过节奖励。一名员工能够得到多少年终奖金，关键要看平日表现，也就是自我奋斗和付出，但也要考虑到店面效益。
近代以来，外国资本相继在沿海口岸开工设厂，大量招募民众务工。外国资本家们剥削欲太过旺盛，经常克扣工人们的年终奖金。
1940年代的上海，丝织业、邮政业、船舶业经常发生工人争取年奖的罢工行动，以致上海工商界还联合成立了“年奖问题处委会”，专门负责调解协商各工厂的年终奖金发放问题。
据民国三十七年《工商法规》记载，年奖问题处委会曾出台过4条决议，针对工厂不发年奖、工人罢工等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其中一条特意提到：
“本年度工商业情形萧条，该会为求了解实际情形起见，择定重要各业，由工业会、市商会及各该工会领导人员，协助调查，并由年奖处理会指派委员参加，综合劳、资、政府三方面调查所得，作该会调处工作之参考。”（来源：《北京晚报》、“博物馆I看展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