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展雄，笔名含展，甘肃灵台人，青年作家，以散文见长、评论见长，著有散文随笔集《坐听蝉声》。
　　
　　西安是个四方城，有城必有巷，条条巷道东西相连，南北交错。在我看来，与中国书法中的“九宫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西安和平门内西侧，有一条紧挨城墙的小巷叫顺城巷，因为它是古时守城骑兵上下城墙的通道，也有叫马道巷的，还有个俗称：“下马陵”——是因了汉代鸿儒董仲舒墓迁至于此的缘故。
　　此巷缘何叫下马陵？还得从陵墓的主人说起。墓主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据说他自幼聪慧好学，饱读诗书，专治《春秋》。汉景帝时，董仲舒从家乡广川（今河北省枣强东）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儒学博士。在这期间，他足不出户，潜心向学，有着“三年不窥园”之美谈。
　　及至汉武帝召试天下贤良之士，董仲舒以“天人三策”相对，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首开中国以儒学为正统思想之先河。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出于对董仲舒的敬重，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三十丈开外，便下马步行，文武百官自不在话下。从此以后，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凡骑马乘轿者，经过董仲舒墓前，都要下来步行。这就是下马陵名称的由来。唐人韦述的《两京记》中对此也有记载：“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后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这是与关中方言有关。现在关中一带仍把“下（xia）”念为“ha”音，“蛤蟆”与“下马”发音相谐，顺手拈来，与词义无关。下马陵原本不在现在西安和平门这个地方，我曾查阅过大量的史料，却发现无论下马陵，还是虾蟆陵，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均不见记载。唐代史籍诗赋虽一再提及，但从未表明其具体位置。
　　公元815年，唐代诗人白居易从长安被贬为九江郡司马。一个秋天的月夜，他在浔阳江边送客，遇到卖唱女子，听口音来自长安，感触良多，遂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琵琶行》，其中有两句诗“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从诗句中只能知道琵琶女家在下马陵，但究竟在何处，不得而知。唐代还有一位诗僧皎然，也有一首《长安少年行》，诗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从中可知，下马陵那里曾经是个秦楼楚馆，声色犬马之地，至于地在何方，依然是个谜。
　　填补这一历史空白的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这位龙图阁大学士当时任朝廷的史馆编修，在奉旨编修唐史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尚未佚失的唐代长安历史地理文献资料，积二十年之功著成《长安志》。据此书“常乐坊”条目下记载：“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同书“万年县”条目下记载：“虾蟆陵在县南六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载吻合。由此可以推断，下马陵古址在此无疑。宋元明清历代历史地理学家一致赞同此说。
　　直到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董仲舒墓址在时间上才成为一道明显的分水岭。程朱理学的泛滥，使得儒学大师董仲舒声名显赫，身价倍增，成了与孔子并列的“董子”，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沙坡也建了一座董子祠。然而，到了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将原唐长安常乐坊的董子祠移建于今下马陵东段路北，并在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有关下马陵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
　　戊子清明节前夕，作为读书人的我，凭吊了心目中久仰的大儒董仲舒墓。与外面喧嚣的闹市相比，这里多了几分清静与孤寂。在墓地，我没有见到一个游人。也许，对于“争利于市”的现代都市人来说，此地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心中充斥的是发财的欲望，供奉的是财神爷赵公明，哪里还能容得下一介寒儒？也许……真个是“下马陵前感慨深”，我的心情无比沉重了起来。
　　然而，只要圣贤的余脉一息尚存，中国文化的薪火就不会零落断灭，一如这墓冢的青草，春风吹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