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时，一场潜藏的、更为深刻的危机正在邻近叙利亚的中东国家发酵。
　　400万难民背井离乡，踏上逃亡路。叙利亚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难民单一来源国，制造了四十多年来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抵达欧洲的难民仅占其中的极小部分，大部分难民都身处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国。在这里，难民的苦泪、不安与惊恐为世人忽视，而世人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危机进一步加剧。

偷渡欧洲的高门槛

　　“这根本就不是生活，”贾里马哈·艾哈迈迪说道。今年53岁的他和7岁的孙女现在居住在一个叫明尼亚的难民营里，难民营位于黎巴嫩北部沿海高速公路旁，里面分布着一些由难民自己搭建的帐篷，环境条件恶劣。“我们还活着，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死。”
　　如今超过四分之一的叙利亚难民（约110万人）散落在黎巴嫩各地，他们涌向城市，靠贩卖面巾纸、玫瑰花过活，或者不得不委身向路人乞求些零钱。在天桥下、公园里或商店门口，你能看到互相紧握双手，蜷缩着在那里睡觉的母子。在农田里，散布着用塑料布、广告牌等搭建的粗糙窝棚。
　　那些有能力的人会想方设法离开黎巴嫩，他们耗尽自己的储蓄，向朋友借钱，以期从蛇头那里换来一张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的船票。少数“幸运”的人踏上了这一惊险旅程，到达了欧洲。而在希腊海滩上露营的难民和行驶至奥地利的卡车里挤着的71具尸体终于让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他们的处境。
　　过去两年，叙利亚人成为欧洲申请庇护的最大来源群体，而且数量增长迅猛——16万偷渡到希腊的人中，63%都是叙利亚人。
　　不过只有当你支付得起蛇头要求的5000到6000美元偷渡费，前往欧洲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众多住在黎巴嫩、土耳其的难民后发现，大部分走上偷渡欧洲之路的都是那些在战前就很有钱的人，另外也有一小部分是砸锅卖铁，攒了很久钱，最后孤注一掷前往欧洲的。
　　“所有我认识的人都想去，”37岁的娜达·曼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支付了6500美元后经由利比亚偷渡到欧洲，她在等待批准前往瑞士找她的丈夫。

　　“我很高兴，”她带着期待的眼神说道，“因为我将让我的孩子过上好的生活。”
　　但对于大多数难民来说，他们无法摆脱肮脏的难民营、行乞的耻辱，只能安静又绝望地等待战争的结束。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有三分之二生活在黎巴嫩和约旦的难民处于绝对贫困。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离开，但是我们没有钱。”费特娜·阿里说道。40岁的她有七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偶尔打打工。自从她为了支付丈夫的医疗费用，把联合国补给的食品券卖掉后，联合国就切断了对她的补助。“有些天我们都吃不上东西。”她说。

被剥夺希望的一代

　　对于本来就脆弱动荡的国家来说，再卷进这场人类苦难的波折所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75万名叙利亚儿童没法上学，他们的父母无所事事，十几岁的青年也无法找到全职工作。
　　这场危机持续了太久，以致有些孩子已经忘了他们来自哪里。9岁的哈马蒂说，他记得家里有自己和兄弟姐妹的卧室，有一个种着玫瑰的花园。他也记得坦克、子弹和在其中惊慌逃命的经历。但当他被问及他的家乡的名字时，他却犹豫了，“我不记得了。”
　　阿里11岁的女儿布莎拉慢慢遗忘该如何阅读了。她说，三年前在叙利亚的学校里，阅读是她最喜欢的科目。她兴高采烈地冲到阴暗帐篷的后面找到她仅有的一本阅读材料——一个伊斯兰慈善机构发的禁烟传单。她吞吞吐吐地指着上面的字读。“我能读的越来越少，”她说，“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中东问题高级顾问彼得·哈灵说，这些孩子的未来是黯淡的，离他们更近的是各类潜藏的风险。“整整一代人都被剥夺了期待或相信的权利，”他说，“可怕的是这又为未来的更大的冲突与不幸埋下了种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黎巴嫩的官员安东尼·麦克唐纳表示，从自己的国家逃到黎巴嫩后，叙利亚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着贫困、暴力频发和失学的境况，心理普遍遭受创伤，但得不到相关的救助。去年年初，国际拯救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黎巴嫩15岁至24岁之间的叙利亚难民中，有41%的人曾想过自杀。
　　“给叙利亚人民带来重大伤害的不只是化学武器，动乱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创伤更是难以消弭。”麦克唐纳说道。

寄居黎巴嫩的“二等公民”

　　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副教授罗谢尔·戴维斯说，目前尚未有与难民相关的重大暴力事件，这证明了叙利亚难民和收留叙利亚人的国家调适得不错。
　　但是她又补充道：“你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在容纳了相当于本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外来人口的情况下不发生社会动荡。对黎巴嫩是这样，对约旦也是如此。”

　　447万人口的黎巴嫩已经接纳了110多万叙利亚难民，是世界上接纳难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即便如此，黎巴嫩政府仍不愿意建立正式的难民营，也不允许联合国或其他国际NGO建设难民营，而是让叙利亚难民自生自灭。
　　黎巴嫩的基督徒、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在人口上维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大概各占三分之一。但这种平衡很可能被蜂拥而入的叙利亚难民打破，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逊尼派穆斯林。发生在1975年至1990年的全国内战历史让黎巴嫩对这颇为警惕：在1948年以色列政府建立后，10万名逊尼派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破坏了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平衡，最终紧张的关系触发了黎巴嫩内战。 　　在没有官方难民营的情况下，叙利亚难民的生活成本取决于他们的运气，有些地主可能愿意提供给他们免费的搭营地，但有些则对他们收取高价，以致一些难民不得不返回叙利亚。
　　今年1月，黎巴嫩政府对叙利亚难民入境增加了签证要求;4月，黎巴嫩政府收紧对叙利亚难民的政治庇护，规定没有陪同的未成年人及残疾人才能算“难民”。“难民新标准”出台后的三个月内，联合国难民署在黎巴嫩的难民登记人数就下降了80%。更糟的是，难民署从5月开始暂停处理难民申请。
　　难民进入黎巴嫩后几乎不可能不违法，因为他们被要求每人每年缴纳200美元费用，届满一年要交钱更新难民身份，否则被发现可能遭驱逐。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大笔钱，因为联合国每月救助仅19美元。另外难民还被要求承诺不在黎巴嫩工作。这让叙利亚难民成为二等公民，很多人不敢离开他们的住所。还有一些城镇对叙利亚人实施宵禁。
　　25岁的马赛特夫说：“这就像坐牢。”他在三年前逃到了黎巴嫩。他现在不敢离开住所，甚至在白天都害怕被黎巴嫩当局拘留或被当地居民殴打。“人权观察”组织称，2014年8月到9月，黎巴嫩发生了11例当地居民攻击叙利亚难民的案件，其中有4例，警方拒绝介入。
　　“他们在搭建恐怖主义的温床，”马赛特夫说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难民和当地人之间将会爆发冲突。”

人道主义援助面临巨大挑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造成这一悲剧的首先是外交上的失败，各国至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推动和平进程。然而，人道主义努力同时也面临溃败。联合国在援助叙利亚难民经费上早已捉襟见肘。
　　“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联合国负责黎巴嫩人道主义工作的协调员罗斯·芒廷说道，“绝望的难民是难以获得安全与稳定的。”
　　但整个救援工作资金越来越不足。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难民署在给叙利亚人提供的住房、食物和医疗等的花费就超过了56亿美元，但这还不到难民署所声明的需求的一半。今年已过半，但联合国仅收到2015年所需的45亿美元捐款的3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不断削减月度人均食物津贴标准，现在已从去年的40美元下调至13.50美元，9月已完全停止援助160万最贫困难民中的20万人。
　　紧随声称已花费60亿美元来照顾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之后，美国是第二大的单一捐献国，今年已经为援助叙利亚难民提供了40亿美元的资金。折算成单日的数据相对比，这与去年的捐献数额大致相等，却不到美国用于对抗“伊斯兰国”武装的费用（每天1050万美元）的三分之一。
　　另外，救援机构表示，私人捐助也在下滑。美国的援助团体World Vision曾在两周内为尼泊尔地震中的受害者筹集了800万美元，这场地震使50万人无家可归。但四年来给叙利亚难民的捐款只有270万美元，据组织主席理查德·斯登透露，人们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冲突的复杂性和人们对穆斯林广泛的不信任。
　　“美国人对这一危机感到麻木。人们会说，‘这太疯狂了，他们老是互相攻击。真搞不懂他们。’”斯登说，“另外，美国人感觉穆斯林不太友好，因此对他们没有那么多同情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政策研究中心的迈克尔·道尔说，此前国际社会对难民的庇护体系是在二战后针对从苏联出逃难民建立的，人数大概是数千数万级别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每年百万级别的。“现有庇护体系太滞后了，我们需要摸索建立新的体系。”
　　德国在今年8月宣布，将为所有抵达德国的叙利亚难民提供临时住所，并预测到2015年底将有80多万难民涌入。同时，联合国敦促世界各国在未来一年为13万名叙利亚难民提供庇护。
　　截至今年8月，美国仅安置了1500名叙利亚难民，数量之少让美国广受国际诟病。9月10日，美国白宫终于表示美国将从10月开始接收叙利亚难民，预计未来一年将接待超过1万名难民。
　　然而，人道主义工作者认为，对叙利亚难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战争本身。“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让叙利亚回归和平，这样叙利亚人不会被杀，同时难民也可以回家。”联合国协调员芒廷说。
　　但战争局势丝毫没有好转，越来越多的叙利亚难民质疑和平是否会到来。一些难民开始显露出扎根当地的迹象。在黎叙边境的一个难民营里，瓦特法·萨利赫和她的家人给他们的小屋添置了木制屋顶、墙壁和用陶瓷狗装饰一番的小书架。萨利赫经常能听到家乡遭空袭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邻居告诉她，他们的家已经被夷为平地，萨利赫开始质疑自己以后还会不会回叙利亚。
　　“还是希望老天显灵吧，”她叹了口气，“但我不认为我们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