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明末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不务正业，不听先贤教诲去“祖法尧舜，宪章文武”，而是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却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不顾，成了名符其实的“木匠皇帝”。
　　明熹宗作为古往今来唯一一位木工皇帝，虽政绩一塌糊涂，其在木艺方面的成就却极为瞩目。在木工界，名气仅次于鲁班。史书上这样描述了明熹宗制作木工的情形：明代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张轻便精美的床来，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俱有神态，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惟妙惟肖。“膳饮可忘，寒暑罔觉”，这已不仅仅是喜爱了，而是万分投入其中、享受其中的木艺发烧友。
　　《甲申朝事小记》中记载，明熹宗制造的漆器、砚床、梳匣等器具非常精巧，尤在雕刻上见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无论是建造宫殿还是制作器具，明熹宗都精益求精，要求严格，每制成一件作品后，先是欣喜，后又不满意，弃之，再做，乐此不疲。
　　正是这位“木匠皇帝”，让海南黄花梨真正地成为明清时期制作硬木家具的上等木材。当然，还有另一说是按道家的学说，明朝的朱氏皇族认为自己在阴阳五行中属土德，居中央，尚黄色。因而，质坚而色泽及纹理秀美的海南黄花梨木材，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宠爱。
　　一片木
　　黄花梨在明代，一直在硬木家具的统领下，并没有单独开列出来。 “黄花梨”一词最早出现在光绪年间，宫廷文本有相应的记录。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区分新、老花梨，将老花梨改为黄花梨，这是最早的公开书籍用“黄花梨”一词。这之前黄花梨一直称为“花榈”或“花梨木”。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就有“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的记载。因此黄花梨木自古至今被誉为华夏第一神木，被公认为世界最高贵的家具和木雕用材。但因为元末明初海运才有大型木料的运输能力，所以明代才是硬木家具广泛使用的年代。当然这与黄花梨细密、易加工、颜色黄中透红、家具整体亮丽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下黄花梨所负载的文化内涵最厚重，其意义已经和现在的黄花梨一样，不仅仅是家具那么简单了。明代黄花梨少见鬼脸，棕眼纹理比现在海南黄花梨普遍粗大，纹理流畅且大都通长，水波纹多为暗纹，这种特点的黄花梨一直持续到清中期黄花梨家具上。
　　海南黄花梨风靡明代的历史机缘，首先从明朝隆庆年间开始，中华大地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禁忌，开始让郑和带着金银财宝和精美器物向西洋各国展示，正是这种海上贸易通道的开辟，让产于海隅深山的优质黄花梨大量地跨海登陆，进入大雅之堂。其次，明代实行以银代役的制度，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尤其是刨子的出现，让黄花梨硬木家具的制作变得不再复杂。
　　明代及清代早期的高档家具大多是用黄花梨木所制。由于前朝过量采伐，加上黄花梨木生长周期极其缓慢，使得清代中期以前黄花梨木材急剧减少及至濒临灭绝。从存世实物和已出版的明清家具资料看，黄花梨木有大材，宽半米、长两米的独板平头案都可以见到。
　　明晚期，明熹宗不上朝，沉醉木工制作，知识分子也开始逃避现实，沉溺于生活享受之中。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造园运动最热情的时期，也是士族豪门造屋筑宅最热情的时期。而精美的园林和高屋大宅又对良材美器的家具陈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人对家具从设计到制作全程参与，把自身的风尚志向和对乾坤万物的理解，把长幼尊卑的规则与天理人欲的触会，全部浓缩在家具的造型及选材之中，这时，海南黄花梨便逐渐登宫入室，成为一代文人墨客的时尚载体。
　　一出传奇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明熹宗对木匠的兴趣超过一切，甚至是万人瞩目的权力也比不上。当了皇帝的他并没有把兴趣从木匠活转移到治国上，九五之尊的身份只是为他兴趣的发挥提供了更加自由广阔的天地。他终于大显身手，集设计、监工、工头、工匠于一身，从宫殿建筑到木器制作，无所不精，无所不能。
　　如果让他当个建设部部长应该是绰绰有余，至少是梁思成一类的人物。但是，历史却阴差阳错地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一个只爱好斧头柄而不爱好权柄的人做了皇帝，这就不可避免地上演了一幕令人扼腕的悲剧。
　　明熹宗成为一代木工传奇，或许源自于近四百年间的故事流传，他所制作的美轮美奂的家具，并未流传于世。跟着这位皇帝起起落落浮浮沉沉的，还有无法言语的黄花梨。历代皇帝的崇尚以及皇室的偏好，让这些生长在海外之岛的精品木材从辉煌走向沉寂，却又在近代的重新发现之下再现它绚烂夺目的光彩。
　　明式黄花梨家具成为西方各大博物馆竞相收藏的艺术品，是中国继书画、陶瓷之后的第三大艺术收藏热点，明熹宗的率先垂范开一代奢侈木器之先河的伟大实践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