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流行歌曲赛事，其中共包括东北（沈阳）、华北（北京）、华东（上海）华南（深圳）、西北（西安）和西南（云南）等七大赛区。大赛自去年6月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赛歌词20000余首，歌曲25000余首，最终209首歌曲入围总决赛。与以往音乐赛事不同的是，“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注意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各赛区均开通了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投票方式，仅网络投票，全国就有近4000万网友参与。
　　大赛总决赛将于5月8日开始，央视将全程直播14场比赛。大赛最终的获胜作品也将在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7周年而举办的大型专题演唱会中展示。
　　
　　歌曲创作：放低姿态更得人心
　　
　　此次大赛激发了词曲作者、歌手、群众的空前参与热情：上有80多岁的老人，下有10岁的小学生。他们纷纷用音符记录下对这个时代的感悟，内容覆盖了军旅、儿童、农民工、网络生活、爱情亲情等方方面面。
　　据介绍，此次大赛各个赛区涌现出的作品都很有“个性”：西南赛区很多作品融入了西南边陲的风格，华南赛区比较追求年轻化，华东赛区的作品既时尚又有地方特色。福建的很多作品聚焦海峡两岸的交流，江苏的作品很有江南风情，而上海的作品充满了大都市的感觉，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都非常丰富，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大赛华南赛区组委会副主任、深圳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熊家源介绍到，该赛区入围作品的词作者涉及田地、陈楚生、何沐阳、唐跃生等，曲作者涉及杜明、赵季平、王晓峰、印青等，演唱者有姚贝娜、戴玉强、韩磊、齐秦、阎维文等，既有深圳本土的优秀作者，也有国内的资深音乐人。在报名过程中，在深圳赛区出现了还出现了一幅感人的画面：一位残疾人词作者拄着双拐带来自己的作品，在被告知只有歌词不能参赛之后，他毅然趴在地上，用粉笔字写下了“我征求曲作者”几个大字，他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最终这位词作者如愿找到了愿意为他谱曲的人。在西南赛区比赛中，云南的9首作品脱颖而出。对此云南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罗章斌介绍，“云南参赛作品的特色是将民族风情与流行元素结合起来，云南向来以民族歌曲见长，而流行歌曲的创作水平还要在比赛中见分晓”。
　　除体现地域风情外，这次比赛中有不少作品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了民族、美声的元素。对于这些尝试，主办方之一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徐沛东很是赞赏：“对年轻人、中老年人对时尚文化的需求做一个整合，正是这次比赛的目标之一。时代的发展很快，大众需要不同风格的流行歌曲，创作者必须抓准流行趋势，写出老百姓喜欢的歌。为什么这些歌能流行，因为它反映了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心态。只有融合老百姓需要的优秀流行音乐作品更多地出现，才能遏制粗俗的流行。‘爱听、爱唱、好学、好记’这是词曲作者们应该时时记在心间的宗旨”。
　　
　　创作权益：实施细则期待出台
　　
　　谈到如今歌坛创作的现状，作曲家谷建芬直言不讳：“歌曲数量不少，好歌越来越少”。究其原因，谷建芬用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国内乐坛对词曲创作者缺少尊重！日本视觉系摇滚乐队GLAY曾翻唱了我的歌曲《歌声与微笑》。后来我委托日本的律师打这个官司，对方态度很诚恳地向我解释他们把这首歌曲误以为是一首中国儿歌了，并详细计算出版了多少CD、应支付多少费用，最后连版权费带赔偿费一起给我。其实国外对于版权的保护概念很明确、也很规范，有人用我的歌都会给我版权费。可国内呢？一个歌手参加一个演出唱一首歌就能拿30万报酬，连续参加30场演出，反复唱这一首歌，能拿到900万的演出费，词曲作者却分文没有。我创作的全部歌曲版权代理都给了中国音著协，半年一结帐是4万元左右，全年才8万，这主要原因是硬版权复制的费用，譬如磁带、CD，还比不上歌手唱一遍的收入。这是对作者的不尊重。所以现在有多少晚会、歌手都管我要歌，我抽屉里存了很多作品，但我就不拿出来。我现在更重视给孩子们写儿童歌曲，完成我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对于谷建芬的炮轰，徐沛东表示非常支持：“文化发展的繁荣不只是口号，我们要提倡立法并且要求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来保护词曲作者的维权。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起版权的问题，让社会都能够尊重创作者”。同时，徐沛东也表示中国音协还将大力支持音乐家把创作持续下去，“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如今在经济建设上使用较多，但在精神文明建中却常被忽视。真正优秀的作品要经得住时间考验，而要改变流行歌曲创作现状，单靠一次比赛不可能实现。我们希望此次比赛能够激发更多创作者的热情，能够成为一种启发，留下一批‘可持续’的好歌”。
　　据了解，作者权益保障不利这一情况很快将得以改变。内地词曲作者的“待遇”将得到提高，电视、广播媒体使用音乐作品时将必须支付费用，但具体数额正在确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