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必须区分事实和价值判断，不能说负面的价值判断就是诽谤
　　
　　在这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一个麦克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针对一些或者身边的或者公共的事件发表一些看法，而这些言论一旦涉及到被评论者的名誉，则会引来麻烦。比如韩寒与方舟子的论战，最后引起争讼。作为旁观者，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评论中如何区分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对于如何判断侵权有如下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该司法解释其实与国外通常做法一样，将言论分为两类：事实与意见。事实，是指事情的实际情况，事实陈述是对存在的事情的叙述。意见，是对事物所产生的看法或想法，相较于前者，更为主观。但实务中如何区分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方舟子说，“韩寒在1997年写了《三重门》，书中有这么一段话（略）”，这是关于事实的陈述，但随后他评论说：“这段文字写得很烂”，那后者就是一个意见表达。
　　为什么要区分事实和意见？影响个人名誉的主要是传播了虚假事实，因为这样会造成多数人的错误认知，而使其受到偏见。但如果是根据事实发表意见，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因为司法只能判断事实真假而不能判断意见对错。司法必须区分事实和价值判断，前者是否存在可以得到证实，而后者则不然，不能说负面的价值判断就是诽谤。
　　事实的真假，是用证据去证明的。在方舟子质疑韩寒的过程中，方应该举出证据，这些证据包括韩寒写的书、接受的访谈，以及相关人的证言。就像国学考据一样，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本身也是证据调查的方法之一。
　　在分析的过程中，作出判断和推断，应该属于意见表达的自由。对意见表达的特别保护源于言论自由理念。其限制条件，只在于评论者不能侮辱他人的人格，也不能捏造事实进行诽谤式的评论。
　　按照美国式的标准，在“确实恶意”的情况下，评论者是构成诽谤的，这实际上以严格的认定诽谤标准更大限度地保证了评论的自由。尤其是对于公众人物的评价，对言论更是宽容。英美法的诽谤法，有一项重要的抗辩事由是“公允评论”，即言论是针对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实而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只要是通常人都可能具有的，即使是夸张的、片面的甚至偏激的，也不构成诽谤。
　　在韩方大战中，双方及其支持者打了很多口水战，其中有不少是混淆法律概念的。例如，认为质疑韩寒就是质疑私权，认为这属于个人隐私。韩寒实际上就是公众人物，而且属于“自愿的公众人物”，他这十年累积的知名度使他出现在哪里都成为话题。相比于普通人，他显然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公共资源可以利用，不能在享受利益和权利时是公共的，接受监督和质疑的义务时就变成隐私了，何况其公开的作品又不是私人信件。他可以要求质疑者提出证据，也有权以证据回应质疑者，并随时提起侵权之诉。
　　最后，让我们回味一下《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判词中，法官就评论方式阐释的经典名言：对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能以无限强制、强烈、公开且应能包括以激烈、尖酸刻薄、与某些时候得以不留余地的批评（该条初适用于公务员，后扩展至公众人物）；错误陈述在自由辩论时难以避免，表达自由有赖于自由生存的呼吸空间，自应获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