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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岁时,我第一次听评书,就是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直到现在,《隋唐演义》中的十八条好汉,我都能背下来: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还有各种“绝”,大傻子罗士信是一绝,秦琼的交朋友是一绝,杨广的混蛋也是一绝。
那时,“文革”刚结束,一听是单先生,所有老听众都热泪盈眶,就好像当年的说书先生柳敬亭复活了。柳敬亭曾入左良玉幕僚,南明覆灭后走南闯北,看遍人间百态。单先生也是这样,他一生受尽苦难,评书中的一句感慨就让你心生唏嘘。比如《童林传》里,混元侠、厉胆侠、安良侠、济世侠、紫面昆仑侠……说了一堆“侠”,他会突然冒出一句:“侠客多少钱一斤?”如果没有生活底蕴,就说不出这么五味杂陈的话语。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uzh/duzh201824/duzh20182409-1-l.jpg)
我第一次见先生,是2008年在北京电视台录节目。当时我便向他表达了倾慕之情,说从小就有两个心愿:一是与蒋百里(著名军事理论家)为友,二是拜单田芳为师。我给他说了一段“八大锤”——“岳家军”里最能打的四员大将,每人两锤,先生听完笑道:“现在想拜师也可以呀。”
从此,我一有空就去先生家拜访。我写东西像章回小说,喜欢“挖坑”,类似先生的“且听下回分解”,所以我们俩常在一起探讨。我还记得他拖着长音说:“主要还是要写人哪。写故事是次要的,把人物的灵魂写出来,作品就好了,就亮了。”
任何時候,先生的眼睛都是张开的,随时捕捉生活中有趣的东西。他有很多“先进”的爱好,当年在东北就是最早骑凤头自行车的,到北京也是最早开上私家车的,70多岁了还经常开车带上弟子,沿着三环路兜风。有一年,他过生日,我祝他长命百岁。先生说:“你知道长命的诀窍吗?就是没心没肺,傻吃闷睡。”意思是,像我们这些思虑过度的人,长寿恐怕不太容易。
他对什么事儿都好奇。有一次,他问我:“日本那个森喜朗是怎么回事儿呀?”我告诉他:“那个首相不得人心,支持率只有5%,电视里看着人挺大个儿,其实只是肚子大,人不高。”
我写过一些公安刑侦题材的故事,都是小时候从前院派出所警察那儿听来的,诸如十八里店飞毛腿,电车上活捉盲眼独行大盗,帮北京动物园追河马、擒蟒蛇之类的。我讲给先生听,他听着也觉得好玩儿。我和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肖璞韬计划把这些故事录成评书,原想请先生说第一段,我们再跟上,现在只能我们自己慢慢摸索了。
其实这也是我和先生比较投缘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讲故事,尤其是市井民间的故事。当年柳永“奉旨填词”,有井水人家处便有人唱柳词。而今天,或可说有中国人处,便可听到先生说的书。他代表的是民间艺术,不沾官气,永远“草根”。
我曾经问先生,说书应该怎么说?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梅兰芳与杨小楼的故事。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梅兰芳送杨小楼回乡。到运河畔,杨小楼问梅兰芳还唱戏吗?梅兰芳说不唱了。杨小楼说我也不唱了,演了一辈子忠臣孝子,不能临了失节。说完这番话,二人在码头上最后演了一出《霸王别姬》。一年后,杨小楼病故。
我想,先生要说的,是艺人的气节。他们在旧社会是“下九流”,但在动荡乱世,将军可以走,大员可以走,艺人心中的良心不能走。
说书人上了台,把惊堂木一拍,代表的就是忠孝节义、天地良心。“文革”那时候,很多人彼此揭发,互相争斗,在权力面前不讲良心,但先生却宁折不弯,打断了腿也坚持:“我没错,我不服!”
所以先生的书,幽默有之,诙谐有之,就是找不到猥琐,看不到迎合。单先生做人,永远捍卫自己的原则,“一力降十会”。我佩服先生的艺术,但更尊敬的,还是他做人的气节。
(星 宇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19期)
那时,“文革”刚结束,一听是单先生,所有老听众都热泪盈眶,就好像当年的说书先生柳敬亭复活了。柳敬亭曾入左良玉幕僚,南明覆灭后走南闯北,看遍人间百态。单先生也是这样,他一生受尽苦难,评书中的一句感慨就让你心生唏嘘。比如《童林传》里,混元侠、厉胆侠、安良侠、济世侠、紫面昆仑侠……说了一堆“侠”,他会突然冒出一句:“侠客多少钱一斤?”如果没有生活底蕴,就说不出这么五味杂陈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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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先生,是2008年在北京电视台录节目。当时我便向他表达了倾慕之情,说从小就有两个心愿:一是与蒋百里(著名军事理论家)为友,二是拜单田芳为师。我给他说了一段“八大锤”——“岳家军”里最能打的四员大将,每人两锤,先生听完笑道:“现在想拜师也可以呀。”
从此,我一有空就去先生家拜访。我写东西像章回小说,喜欢“挖坑”,类似先生的“且听下回分解”,所以我们俩常在一起探讨。我还记得他拖着长音说:“主要还是要写人哪。写故事是次要的,把人物的灵魂写出来,作品就好了,就亮了。”
任何時候,先生的眼睛都是张开的,随时捕捉生活中有趣的东西。他有很多“先进”的爱好,当年在东北就是最早骑凤头自行车的,到北京也是最早开上私家车的,70多岁了还经常开车带上弟子,沿着三环路兜风。有一年,他过生日,我祝他长命百岁。先生说:“你知道长命的诀窍吗?就是没心没肺,傻吃闷睡。”意思是,像我们这些思虑过度的人,长寿恐怕不太容易。
他对什么事儿都好奇。有一次,他问我:“日本那个森喜朗是怎么回事儿呀?”我告诉他:“那个首相不得人心,支持率只有5%,电视里看着人挺大个儿,其实只是肚子大,人不高。”
我写过一些公安刑侦题材的故事,都是小时候从前院派出所警察那儿听来的,诸如十八里店飞毛腿,电车上活捉盲眼独行大盗,帮北京动物园追河马、擒蟒蛇之类的。我讲给先生听,他听着也觉得好玩儿。我和先生的另一位弟子肖璞韬计划把这些故事录成评书,原想请先生说第一段,我们再跟上,现在只能我们自己慢慢摸索了。
其实这也是我和先生比较投缘的地方,我们都喜欢讲故事,尤其是市井民间的故事。当年柳永“奉旨填词”,有井水人家处便有人唱柳词。而今天,或可说有中国人处,便可听到先生说的书。他代表的是民间艺术,不沾官气,永远“草根”。
我曾经问先生,说书应该怎么说?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梅兰芳与杨小楼的故事。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梅兰芳送杨小楼回乡。到运河畔,杨小楼问梅兰芳还唱戏吗?梅兰芳说不唱了。杨小楼说我也不唱了,演了一辈子忠臣孝子,不能临了失节。说完这番话,二人在码头上最后演了一出《霸王别姬》。一年后,杨小楼病故。
我想,先生要说的,是艺人的气节。他们在旧社会是“下九流”,但在动荡乱世,将军可以走,大员可以走,艺人心中的良心不能走。
说书人上了台,把惊堂木一拍,代表的就是忠孝节义、天地良心。“文革”那时候,很多人彼此揭发,互相争斗,在权力面前不讲良心,但先生却宁折不弯,打断了腿也坚持:“我没错,我不服!”
所以先生的书,幽默有之,诙谐有之,就是找不到猥琐,看不到迎合。单先生做人,永远捍卫自己的原则,“一力降十会”。我佩服先生的艺术,但更尊敬的,还是他做人的气节。
(星 宇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