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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环境外交起始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在此期间，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为国际环境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在新时期下，我国环境外交面临更多的挑战。
[关键词]环境外交 环境保护 发展
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中国环境外交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环境外交是国家和其他外交主体通过谈判等和平形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活动，是国家推行其环境外交政策、维护其环境权益、促进其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环境外交在近30年迅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扩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但国内环境形势严峻，国际面临绿色贸易壁垒，我国的环境外交道路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一、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的历史进程
谈到外交，传统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外交服务的对象。一国外交服务对象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主要议题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安全主要由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组成，因此传统外交主要服务于军事、政治，大国外交权力外交成为传统外交的决定性因素。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可是说是世界环境外交的开始，也是中国环境外交的起步。1972年中国代表团赴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原则，并且中国还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人类环境宣言草案作了重大的修改一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想在宣言中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终于使宣言删掉了一些完全反映发达国家的观点，使《人类环境宣言》更加切合实际，中国从此也赢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80年中国和美国、日本分别签署了《中美环境保护合作协定议定书》和《中日环境保护合作协定》。1988年中国和荷兰签订了《中荷环境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从此，中国从七十年代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八十年代同发达国家签署协议，表明中国的环境外交开始进入中国对外决策领域的阶段。但是，由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当时不是很重视环境外交，而且当时的环境外交主要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即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中国本身认识到环境将会在国际关系中引发日后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外交活动不是很成熟。但是无论如何，这开启了中国环境外交的第一步。
从1989年开始，中国的外交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和以前的被动的环境外交相比，此时的中国的环境外交开始向着主动，多边的方向发展。1992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予以坚决反对。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中国对西方国家提出的“责任共担”的提法，鲜明的指出“这是无视发达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是‘生存型排放’的事实，是不公平，不现实的。”如此坚决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得中国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称赞，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从初始时的支持转变到对中国的赞许，并表达了“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愿，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友誼。
二、我国环境外交的现状
(一)我国环境外交取得的成绩
目前，中国的区域环境合作已经实现了机制化。周边区域环境合作的机制有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盟与中国环境政策对话会、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环境合作、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政府间会议、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政府间会议、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高官会议等。跨区域环境合作的机制有亚欧环境部长会议、中国一欧盟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议、中非环保合作会议、中国一阿拉伯国家环境合作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环境对话会议、亚太环境会议等。
(二)我国环境外交面临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环境外交具有内向型特征，即：在国内环境问题与全球性环境问题上，主要关注国内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强调，把中国的环境问题处理好了，就是对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大贡献)；在国际环保合作中以争取援助为主，对外援助不多；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上，更重视一国解决机制或者说国内解决机制，而非国际解决机制。
从国际上，中国环境外交表现出其被动性；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环境外交的次要性和辅助性仍较强。随着中国环境外交的日益开展，中国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将会是环境外交大国，在新世纪的发展里，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应进一步增强其主动性。
参与机构多元化，相互协调不够：政策制定机构不够健全，政策冲突、立法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中国制定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外交政策的基础仍相当薄弱，不仅缺乏健全的程序和制度，而且，统计、信息仍不能满足需要，难免会出现政策脱离实际的现象。
三、环境外交与环境保护的互动
环境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环境问题最初的提出并不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工业化问题的反思，而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8大公害”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逐步开始加强国内环境治理工作。但随着内部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环境问题单靠一国力量是不能解决的，不少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因此，它们在治理和改善已受到严重污染的国内环境的基础上，开展科技合作，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些越界的环境纠纷，协调环境保护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一种主动环境外交，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外输出环境保护意识、寻求合作、解决争端。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环境外交为其国内环境保护工作服务这条原则，从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
与此相反，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其所参与的环境外交活动则经历了一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虽然中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虽然看到了环境污染的事实，但暂时还很难认识到环境问题潜在的危险，以及将来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曲格平先生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就其提出的有关中国民众环保意识和观念的问题专门说明，“70年代初不要说中国公众不了解什么是环境问题，就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也很少了解”。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清楚地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国际上积极推动集体性的环境保护活动。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中国相对被动地参与其中。但在环保意识和观念社会化的过程中，中国通过环境外交中的比较和交流也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逐步接受了这些意识和观点。通过环境外交从不同的渠道把这些环保意识和观点传播开来，然后通过政府行为，比如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等，向群众传授环保思想，从而推动了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蓬勃开展。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的环境外交推动了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4
[2]曲格平，梦想与期待：中国环境保护的过去与未来[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11
[3]中国环境年鉴1990[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4]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5]张海滨，《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6]张海滨，论中国环境外交的实践及其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3)
[7]张海滨，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3)
[关键词]环境外交 环境保护 发展
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中国环境外交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环境外交是国家和其他外交主体通过谈判等和平形式，以调整国际环境关系的各种活动，是国家推行其环境外交政策、维护其环境权益、促进其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环境外交在近30年迅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扩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但国内环境形势严峻，国际面临绿色贸易壁垒，我国的环境外交道路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
一、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的历史进程
谈到外交，传统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外交服务的对象。一国外交服务对象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主要议题就是维护国家的安全。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安全主要由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组成，因此传统外交主要服务于军事、政治，大国外交权力外交成为传统外交的决定性因素。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可是说是世界环境外交的开始，也是中国环境外交的起步。1972年中国代表团赴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唐克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原则，并且中国还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人类环境宣言草案作了重大的修改一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想在宣言中完全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终于使宣言删掉了一些完全反映发达国家的观点，使《人类环境宣言》更加切合实际，中国从此也赢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80年中国和美国、日本分别签署了《中美环境保护合作协定议定书》和《中日环境保护合作协定》。1988年中国和荷兰签订了《中荷环境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从此，中国从七十年代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八十年代同发达国家签署协议，表明中国的环境外交开始进入中国对外决策领域的阶段。但是，由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当时不是很重视环境外交，而且当时的环境外交主要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即被动的选择，而不是中国本身认识到环境将会在国际关系中引发日后如此巨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外交活动不是很成熟。但是无论如何，这开启了中国环境外交的第一步。
从1989年开始，中国的外交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和以前的被动的环境外交相比，此时的中国的环境外交开始向着主动，多边的方向发展。1992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针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予以坚决反对。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中国对西方国家提出的“责任共担”的提法，鲜明的指出“这是无视发达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是‘生存型排放’的事实，是不公平，不现实的。”如此坚决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得中国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称赞，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从初始时的支持转变到对中国的赞许，并表达了“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的意愿，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友誼。
二、我国环境外交的现状
(一)我国环境外交取得的成绩
目前，中国的区域环境合作已经实现了机制化。周边区域环境合作的机制有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盟与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盟与中国环境政策对话会、东北亚环境合作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环境合作、东亚酸沉降监测网络政府间会议、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政府间会议、东北亚次区域环境合作高官会议等。跨区域环境合作的机制有亚欧环境部长会议、中国一欧盟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议、中非环保合作会议、中国一阿拉伯国家环境合作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环境对话会议、亚太环境会议等。
(二)我国环境外交面临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环境外交具有内向型特征，即：在国内环境问题与全球性环境问题上，主要关注国内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强调，把中国的环境问题处理好了，就是对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大贡献)；在国际环保合作中以争取援助为主，对外援助不多；在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上，更重视一国解决机制或者说国内解决机制，而非国际解决机制。
从国际上，中国环境外交表现出其被动性；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环境外交的次要性和辅助性仍较强。随着中国环境外交的日益开展，中国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将会是环境外交大国，在新世纪的发展里，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应进一步增强其主动性。
参与机构多元化，相互协调不够：政策制定机构不够健全，政策冲突、立法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中国制定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外交政策的基础仍相当薄弱，不仅缺乏健全的程序和制度，而且，统计、信息仍不能满足需要，难免会出现政策脱离实际的现象。
三、环境外交与环境保护的互动
环境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环境问题最初的提出并不是基于发达国家对工业化问题的反思，而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8大公害”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西方发达国家因而逐步开始加强国内环境治理工作。但随着内部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环境问题单靠一国力量是不能解决的，不少环境问题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因此，它们在治理和改善已受到严重污染的国内环境的基础上，开展科技合作，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些越界的环境纠纷，协调环境保护行动。
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一种主动环境外交，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外输出环境保护意识、寻求合作、解决争端。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环境外交为其国内环境保护工作服务这条原则，从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
与此相反，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其所参与的环境外交活动则经历了一种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虽然中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虽然看到了环境污染的事实，但暂时还很难认识到环境问题潜在的危险，以及将来可能给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曲格平先生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就其提出的有关中国民众环保意识和观念的问题专门说明，“70年代初不要说中国公众不了解什么是环境问题，就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也很少了解”。而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清楚地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国际上积极推动集体性的环境保护活动。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之一，中国相对被动地参与其中。但在环保意识和观念社会化的过程中，中国通过环境外交中的比较和交流也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逐步接受了这些意识和观点。通过环境外交从不同的渠道把这些环保意识和观点传播开来，然后通过政府行为，比如建立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等，向群众传授环保思想，从而推动了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蓬勃开展。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的环境外交推动了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4
[2]曲格平，梦想与期待：中国环境保护的过去与未来[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11
[3]中国环境年鉴1990[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4]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5]张海滨，《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6]张海滨，论中国环境外交的实践及其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3)
[7]张海滨，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