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6日，来自广东省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海吞噬了。
　　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不过，事发前并没有任何飓风来临的征兆。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一位72岁的深圳土著人士说起这一幕时不胜欷歔：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
　　“5·6事件”彻底戳破了因在20世纪60年代拍摄反特片《秘密图纸》和《跟踪追击》而名扬天下的“反帝前哨”的“宁静”面具，也再次唤醒了人们对20年来100万村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往香港的骇人记忆。
　　1949年10月19日，深圳获得解放。但由于中、英交恶，双方从1951年便封锁了边界。随后的20年里，深圳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第一次1957年前后，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最后外逃3万人。对于只有11万劳动力的宝安县来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刘宝树的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
　　制止村民外逃，不仅是当地政府的颜面所在，更攸关珠江三角洲的稳定和发展。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深圳边防部队对此也几乎无力防守。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发现在上任的头一个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一个人口不足３万的边陲小镇，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高小林在他的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的深圳市市委书记吴南生。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
　　吴南生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万元，两者相隔近100倍；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币，两者差距也是百倍的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底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摘自中信出版社《中国为何如此成功：引领中国走向成功的高层重大决策纪实〈1978～2008〉》 编著：陈炎兵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