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身体转向的时代，有关身体话语的艺术探索热力不减。《南方周末》（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文化栏目刊载了一篇有关丽江国际艺术工作展示节的报道，其中有一段写道，一个中国男性艺术家约请一个来自英国的黑人女性艺术家，就一个有关身体书写和文化交流的创意进行合作，但是因为某种未被清楚指明的原因，双方未达成一致看法而最终没有实现这个创意。
　　报上说，来自四川美院的艺术家张强在丽江展示节上试图和女艺术家合作完成身体书写的行为艺术，因为各种理由，先后被四位女艺术家拒绝。此前，张强已经和一百多位女性合作过。此行为艺术的实践过程是艺术家先在以绢质衣服裹身的女体上书写，然后在赤裸的女体上书写。按艺术家的说法，作品“代表着男性和女性的互动，是两者合作的艺术”。大概在丽江的艺术工作展之前，如此表现男性在女性身体上书写的“互动”创意都没有被女性合作者拒绝过，所以张强在丽江遭遇到的拒绝让他感慨现在和女艺术家的合作很困难。四位拒绝张强提议的女艺术家中，有一个来自英国的叫索尼亚的女艺术家。按张强原来的设想，索尼亚可以在自己的身体上书写字母，然后由张强给她覆上一层绢并在绢上用毛笔书写汉字。书写完后揭开绢，墨汁渗透过绢留下的汉字痕迹和索尼亚的字母就形成了一种交流。针对张强的提议，索尼亚要求张强也应裸体，在张强完成在女体上的书写后，由她完成在张强男体上的身体书写。看到此处，我不禁为索尼亚的提议叫好。很明显，索尼亚的要求是基于她所理解的男女和文化“互动”概念。这个来自英国的女性艺术家意识里的“互动”和出炉于中国本土的男艺术家头脑里的“互动”概念有一个明显的差距，由此形成了这个在丽江发生的有关身体书写行为艺术故事的主体。
　　这个主体在身体、语言以及意识三个层次上均有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的不同表现。在身体的层面上，张强原意中的“互动”实际上是单向的，即由男艺术家单方面在女体上书写。女体在书写过程中被剥夺了“说”的权力，被物化为一个被男性书写的对象，被动地接受作为“他者”的符号界的入侵。语言在这个行为艺术的主体中看似有汉字和英文字母之间的“互动”，但是因为书写过程中的一先一后顺序，男性书写的汉字通过渗透凌驾于女性书写的字母之上，产生了某种不平等的单向关系，所以停留在符号界中的文化交流也产生了某种不平等关系。索尼亚显然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所以她要求把这样的单向关系改为双向关系，在身体和语言的层面上形成平等的互动，但是这个建议被张强拒绝了。
　　双方对此各自陈述的理由在意识层次上恰恰体现了某种男性和女性互动的本质。索尼亚不能接受张强原意的理由是，如此一来，她就成了模特而不是一个艺术家了。以索尼亚的立场来看，她希望成为一个说话的主体，而不是一个被书写的客体。在她的眼里，张强原创意中所谓的“男性和女性的互动”实际上隐含了把女性简单看作是不会说话的主体这样一个预先设定。实际上，这样的一个预先设定正是植根于以男根(Phallus)为中心的权力意识。我不知道其他三位拒绝张强提议的女艺术家是否只是简单的拒绝，还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索尼亚的修改提议形成了对张强艺术创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某种质问。而按张强原意完成的行为艺术，在穿衣的男性艺术家对裸体的女性进行身体书写的过程中，这个在身体和语言两个层次上都不是平等的“互动”潜在地鼓励了观众对女性身体的凝视。让人回味的是，对于这种潜在的心理上的鼓励而使观众产生的视觉愉悦和快感，张强认为这是观众对作品的“误解”。
　　“男根中心主义(phallucentrism)”这个在人们的意识中潜伏着的，拉康式的“大他者（the big other）”，体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位女性和张强合作过这个事实，也体现在索尼亚提出自己的建议后，被张强拒绝这个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以索尼亚为代表的四位女艺术家对张强提议的拒绝和修改是对男根中心主义这个“大他者”的干预，这个干预最终的结果是未实现的艺术创作意图。难怪张强对和女艺术家合作有困难发出了感慨。根据报道，对索尼亚提议的拒绝，他的解释是对他用了十几年的“游戏规则”不能突然改变。这样的坚持体现的正是通常在艺术创作者意识中潜伏的“大他者”，也就是说，张强的身体书写行为艺术的主体性已经被这个“大他者”预先设定了。
　　无视作为身体书写艺术对象的女体中的主体性，张强原创意中的“男性和女性互动”实际上只是在男根中心主义这个“大他者”的预先设定下的艺术思考，是一种表象的思考。索尼亚的提议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表象思考的否定，她要求在张强的裸体上书写，实际上是对男根中心主义这个“大他者”的否定。因为这个否定促使张强完成了某种对身体书写本质上的思考。所以当张强最终决定把以前人体书写所得的绢质衣服和他与索尼亚的对话讲稿放在一起作为一件展品的时候，他正在逼近关于“男性和女性互动”的本质思考。
　　打个比方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索尼亚的提议为张强提供了一面镜子，张强通过这面来自他者的“镜子”有可能看到了所谓的男女互动身体书写中的主体的本质。这个加倍的反思正是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二年)中提出的关于主体要成为绝对主体，必须对“大他者”设定为不存在的论点。也就是说，张强身体书写的主体不是“绝对的”男性和女性的互动，这个不绝对的性质因为男根中心主义这个“大他者”的存在已经被预先设定。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身体书写在西方后现代的语境中是对自我的身体书写，通过对身体自虐式的破坏（通常由女性艺术家或同性恋艺术家来完成），呈现和表达对“男根中心主义”的消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体和意识二者之间的短路。对这种身体书写艺术来说，书写者本人体会的是“男根中心主义”消失后真实的身体感受，对观众来说，特别是潜意识里有“男根中心主义”的观众，女性艺术家或同性恋艺术家这种自虐式的破坏恰恰达到了颠覆这种潜意识的目的，从而把潜在的、压抑性的意识形态具象化，成为身体政治的某种表现。
　　张强对索尼亚提议的拒绝让笔者想到了身体书写的本质，也让我对多达一百多位女性和张强合作而对其男女互动之说没有质疑而颇感意外。一百和四的比例凸显出了“大他者”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意外之余，我又有某种幻想，当另外一个张强和索尼亚遭遇的时候，如果张强接受索尼亚的提议，完成男性和女性互动身体书写在本质意义上的实现后，这个身体书写的行为艺术的意义何在？也许只有在男根中心主义这个“大他者”被消解后，艺术家才不用再顾及男性或是女性的立场，身体书写艺术也才有可能像艺术家所希望的那样，免于落入身体政治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