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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期间张晓东结识了日本的很多知名艺术家，与白发一雄、森岗完介、铃木邑治等成为了朋友，还为时任日本首相创作了肖像。日本的“可爱文化”给张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创作了很多融合中国传统元素与时尚元素的“中国式可爱文化”形象”。他着重探索动漫美学本土化的问题，不仅将西方现代写实表现方法与中国水墨寓意抒情传统有机融合，还尝试将布偶与平面结合。
与山口百惠的缘分
“因为喜欢山口百惠，我才到了日本。”张晓东的一句话，把台下的嘉宾和媒体都逗笑了。十月中旬，张晓东在日本大使馆举办了一场艺术沙龙，当天他既是活动的主角，也是画作的分享者，偶尔还用自己流利的日语，替翻译姐姐解决那些复杂的专有名词。
听着像是玩笑，张晓东赴日留学的起因，还真的跟山口百惠有关。“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剧特别少，当时看了日本的电视剧《血疑》后就特别喜欢山口百惠。”张晓东说，学生时代，邓丽君的歌和山口百惠的电视剧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身边的人甚至觉得他长得有点像《血疑》的男主角三浦友和，“别看我现在长这样，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要是整天说你像最红的明星，你什么感觉？”也就是从那时起，张晓东开始慢慢关注日本文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与欧美的粗犷气质相比，日本文化细腻的一面更吸引他，“和我个人的喜好有关吧，我当时画画表达出来的气质，总感觉和日本的文化有一些比较相近的东西。”
当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的张晓东，机缘巧合地结识了东京大学新闻系来中国的一名留学生，并成为了好朋友。没想到与这位日本朋友的交往意外地给张晓东带来了一个难得的留学机会。“他的爸爸和同事一块儿来看望他，他把我作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介绍给他们，一起吃了个饭。”一同前来的还有那位同事的夫人，她见到张晓东，居然说他长得像日本孩子。“我当时还挺不爱听的，因为印象中日本孩子应该长得不太好看。她的意思其实是说我收拾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有点像日本孩子规规矩矩那种感觉。”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眼缘，那位夫人向张晓东提议，如果想去日本留学，他们可以提供帮助。
90年代初，国内还没有所谓的留学机构，加上家庭经济条件的考量，想要出国留学几乎等于痴人说梦，但这对夫妇的资助让张晓东有了希望。他有过犹豫，毕竟自己学的是油画，属于西洋艺术范畴，合理的学习途径要不去法国，要不去美国，“所以我很纠结，要从现代艺术来说，肯定是要往西方走，但是从个人来讲我又对日本文化很好奇。”父母也不太同意他出去，觉得他好高骛远、不踏实，父亲因此训斥了他一番。当然，他们更担心的是儿子远在异国无人照料，“想够也够不着”。
最终张晓东还是坐上了开往日本的那艘船——为了省钱，他没有买机票，而是从天津出发，漂洋过海，历经50多个小时才到达日本。虽说喜欢山口百惠，憧憬日本文化，但真要去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张晓东脑子一片空白。日本到底长什么样？跟《阿童木》里画的一样吗？他无从知晓。“人家有哥哥姐姐在日本的，就很快乐，要奔向自由世界的感觉。船上有各种设施，自动贩卖机、卡拉OK、棋牌室，他们玩的可开心了，但我心里却很沉重，因为兜里没揣几个钱，还是借来的，总共就換了10万日元。”10万日元，连1万人民币都不到，他真没什么底气。那天坐在船上小窗户旁边的小凳子上，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张晓东想了很多，“那时候也倔，觉得这要是不混出个人样来，回都回不去。”
1992-1993年他初到日本时为他人画画
留学生奇遇记
果不其然，这个东方岛国很快给了张晓东“不一般”的印象。首先是语言。尽管在来之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基础语言学习，但真正听当地人说话，他感觉“就跟没学过日语一样”，因此也没法去打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只能刷盘子。“连端盘子都不行，人家点什么你也听不懂。而且日语又很麻烦，有很多暧昧语。比如问你要喝这杯水吗？同一个回答却有两个意思——可以或者不必了。我们留学生就听不懂。”
还有一点困难的是，张晓东的方向感不怎么好，常常找不着路。他称资助他的夫妇为“保人”。保人送他一辆自行车，他每天骑车“探索”，今天往这个方向骑五分钟看看这条路有什么，明天往那个方向骑十分钟看看那条路有什么，不敢拐弯，拐了就骑不回去了。“有一次保人约我去吃饭，结果回来我就找不着路了，转啊转，一个多小时了怎么也转不回去。最后转到警察那儿，也说不清楚，折腾半天才把我给送回去了。”
然而，这个日语磕磕巴巴，每天迷迷糊糊找方向的懵懂的年轻人，却在到日本的第4个月就办了个展，算是留学生当中的一个奇闻。当时日本有法律规定，留学生半年之内不许打工，为了生活开销和偿还保人垫付的学费，张晓东开始给别人画像。“有人一看画的还不错，挺传神的，就一传十——当然没传到百——说我领你去给亲戚画，画完了之后，有的人请我吃饭，有的人请我去理发。当时理发很贵的！”保人一看张晓东的手艺活这么受欢迎也来劲了，介绍了很多周围朋友来找他画像，有时候一张画能挣两三千日元。和在外打工一小时挣几百日元相比，张晓东无疑是幸运的，“当时什么雄心壮志都已经顾不上了，首先是生存，就跟抓着稻草似的，踩着石头过河。”
越画“名气”越大，张晓东就读的语言学校的老师的丈夫、丰田公司总检察官看了他的作品后很是欣赏，便问他想不想做个小展览。“我的水平也不够在丰田美术馆办，但是丰田公司有一些针对大众兴趣爱好的画廊，他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老百姓即使不懂艺术，但觉得好赖是个画廊，对你还会另眼相看的，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画画。” 留学期间，张晓东结识了日本的很多知名艺术家，与白发一雄、森岗完介、铃木邑治等成为了朋友，并为他们创作了肖像。不过真正让张晓东声名鹊起的，是他为时任日本首相的细川护熙画了像，说起来还颇有些戏剧性。“我是先给东京都议员画过像，之后又联系我，说还想让我帮画张像行不行，挺神秘的。”当时张晓东住在名古屋，对方把他请到东京，说想请他给首相画张相，把他吓得不轻，“完全没想到，因为在我们国家这是很严肃的。”他忘了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总之很惊讶。“对方问我要怎么画，我说照片就行，但一般我画之前会跟人见一见，了解一下他的性格，要不然只看照片画不活。”当天晚上张晓东就见到了细川首相，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分钟，也没喝茶，首相夫人还给他找了几张照片供选择，“一见面他先给我递了名片，可那时候我们留学生连名片都没有，战战兢兢的。”
三个月之后，张晓东把画像寄了过去。“其实很快就画完了，画完之后特别没有信心。我最纠结的是要给他配个框，挑了很久。”他们在东京最贵的赤坂饭店里举行了画像交接仪式，当时来了很多媒体和企业家，场面不小，张晓东就这么单枪匹马地去了。后来父亲看到张晓东与细川首相的合影乐得不行，“我爸说你咋照的比首相还首相呢！其实是紧张，因为那时候年轻，稀里糊涂，跟做梦似的。”
从“等身大”的角度出发
1995年张晓东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
初到日本时，学校的同学想看张晓东画画，但他窘迫得买不起颜料和画具。有一次给一位女同学画像，作为还礼，对方送了他一支自动铅笔，后来他就一直用自动铅笔开始画人像，没想到画出了各种门道，也就有了给知名人士画像的缘分。然而在肖像画得到不俗的评价后，他却突然开始排斥画人了。“我觉得艺术不该局限于此。开始觉得能把东西画的像真的一样，多好啊，但画久了之后感觉，艺术表达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吧。我有很多的想法，但大多数画画的人没什么想法，怎么教就怎么画，学完之后，都陷进去了。”他觉得，画人没有创意，画看不懂的东西才有创意。
日本随处可见的“可爱文化”给张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结合中国的文化，创作了很多融合中国传统元素与时尚元素的“中国式可爱文化”形象，其中便包括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胖胖”。创作之初，张晓东准备了几百支自动铅笔，用几个月的时间塑造了第一幅“胖胖”形象的作品。“胖胖”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一个小猪模样的存钱罐。“日本有百元店，相当于咱们的十元店。最早好像是谁送给我的，记不太清了，挺可爱的，后来再买同样的就买不到了。小猪很多，现在也到处都有，但是跟那个存钱罐一样的就没有了。”张晓东惋惜地说，这个具有别样意义的存钱罐被他女儿不小心给打碎了。这个大脑袋、大眼睛、萌萌的小猪形像，表达了“在纠结和矛盾中去寻找自己，超越自己”的主题，传递一种亲和的文化。“我的创作都是从大众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什么前卫、先进的文化。日本叫‘等身大’——跟你相同的价值观，是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每一项服务都是为你个人。”这一系列“胖胖”形象的作品，于2009年在东京和北京两地展出，在中国展出的时候，著名的当代艺术品收藏家烏利·希克前来，并收藏了两幅他的作品。
2006年，张晓东将发展重心放回国内，着重探索动漫美学本土化的问题，将西方现代写实表现方法与中国水墨寓意抒情传统有机融合，除了“胖胖”系列，又先后创作了《大款猫》、《万岁》、《快乐战争》、《自由女神》等作品。期间，他还开始尝试使用布偶与平面绘画相结合的创作，并称这样的表达形式为“布艺装置”。在北京昌平区张晓东的工作室里就摆放着这么一幅几乎占据整面墙的巨大装置，不过目前尚未完成，还是半成品。
只要在创作期，大部分时间张晓东都呆在这个远离市区的空间里——前面是画室，后面是生活区。由于孩子在日本上学，夫人是钢琴老师，要带学生，也走不开，平时他就自己煮些速冻饺子“解决温饱”。
张晓东的夫人山中爱是他保人客户的女儿，两人亦是因为画像相识，后来彼此总能聊到一块儿，加上夫人弹钢琴，张晓东又出身文艺世家，两人志趣相投。“我爸是琴师，拉京胡的，母亲是学舞蹈的，还拍过两部电影呢，所以我也有文艺细胞。”张晓东的女儿在画画方面挺有天赋，9岁时看到父亲的作品，尽管并不知道作品真正的内涵，居然也能解释得头头是道，这让他觉得很神奇。 毕加索说过：用几年的时间学会了像画家一样画画，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学像小孩子那样画画。张晓东感同身受：“开始你似乎要达到很多标准，之后反过来却要忘记这些东西。我现在是刚刚开始要放掉这些东西，但真的很难，这个要花费一生的时间。”
Q=《北京青年》周刊A=张晓东
Q：保人为什么会决定帮助你？你的哪个特质吸引他们？
A：人生有时候还真就是这样的。努力都很难达到的结果，有的时候就是一面之缘。虽然我后来经常提山口百惠的事，但如果我没有兴趣的话，也不会有和他们的相遇，也不会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后来也遇到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都说我这简直是传奇。怎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了呢？都说你的保人怎么这么慷慨？
Q：日本社会都对画像很看重吗？ A：是这样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认为西方文化是高尚文化，因为在西方是贵族才画像的，平民并没有机会。在照相功能出来之前能留个影，是这么一个功能。照片出来之后呢，又便宜又快，就不用这个肖像画了，反过来，它又变成比照片更贵重的东西，物以稀为贵，所以在日本，大家觉得能画一个像就跟别人不一样，挂在家里感觉很有文化品位。
Q：如果当时没去日本，留在中国，或是去了其他国家，你有可能还凭画像来获得这个机遇吗？
A：可能还真不一定，当然我不了解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假如说在中国，你通过画像有这样的机遇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假如说在巴黎或者罗马，或者是欧洲一些国家，也许这画像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他们街头手艺人很多，你恐怕也难有这些机会。但这也不好说，同样是在日本，别的人画像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机遇？我觉得有很多因素综合起来，只能说是一种缘分。
Q：你的画像风格也有转变吧？
A：有，最早画像时也没什么想法。后来慢慢画多了，有余地了之后，就想融进自己更多的艺术追求，不仅仅是给人画个像。我在央视的采访也说过，我接过好几单这样的：有一个老太太，小孩很早就夭折了，有的是老公出车祸，拿一个很久的发黄的黑白照片，一两寸大，还要画油画，这些事给了我很多难题。我本来就希望画像前见一见聊一聊，才能画出气质，画活了，我们也想要跟摄影拼一拼，所以才想办法画出神韵。
Q：怎么想到用自动铅笔作画？
A：很偶然，我在国内的时候都不爱用自动铅笔，一用就断，特简陋，基本上是没法用。别说画画了，一写字就折。我们画画必须要用中华铅笔，还要削很长，削斜面，这样就有靠背，一用力也不容易折，所以不会有人要用自动铅笔。去了日本之后发现大家都在用自动铅笔，因为有时候填一些东西用圆珠笔没法改。后来画画的时候，慢慢就对自动铅笔比较熟悉，也不用削铅笔，而且我功夫还行，基本不用橡皮。因为是师范院校毕业的，画过国画，宣纸画上去就改不了，我就特别不习惯又涂又改，铺满了就铺满了，慢慢形成自己的画画方式。
Q：用自动铅笔有什么讲究吗？
A：其实这是个秘密，但这也可以说。我后来这些作品在日本还挺受认可的，正经意识到要用铅笔去创作的时候，就想怎么跟西洋的素描区分开。中国讲究墨分五色，要通过墨不停的调浓淡，还有积墨成黑，我从这里得到的启发，觉得亚洲人比较喜欢素雅的东西，铅笔比较素雅，同时又像油画一样有厚重感。想画黑的，6B铅笔一涂就黑了，想画淡的，就用6H。我一遍一遍地画，谁也没教过，完全就是自己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铅笔是可以无止境画下去的，没有理论支撑。我不愿意叫它们素描，更愿意叫铅笔作品，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制作、创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Q：你有两幅关于“钱币”的作品《永恒的微笑》、《蓝眼睛》，怎样解读它们？
A：这两幅是在日本比较受关注的作品。《蒙娜丽莎》还有一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最早是美国人，后来是日本人，现在中国富裕起来了，大家都去旅游，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那么“蒙娜丽莎”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从它的角度怎么看这些来看它的中国人呢？蒙娜丽莎怎么看这个现象呢？这其实是一种调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让西方很有压力的。另外《蓝眼睛》里的眼睛里面是蓝色的，就是西方人看人民币。有人说我拜金主义，那就说好了，先吸引你眼球嘛！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没那么简单。
Q：结婚之后还有为夫人画过画吗？
A：有，后来我在日本很著名的画廊做过一次人像克隆展，画的都是身边的人。当时《朝日新闻》评价说，这个时代肖像画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有人用肖像画来表現？当时给我定的题目大概是“给大众带来幸福感的肖像画”。那次我也画了夫人和孩子。一张是夫人抱着我，我是一个婴儿，那时候女儿刚生不久，我把小孩的脑袋换成我的脑袋。一种寓意是我到处做展览，家里人的牺牲很大，生孩子的时候我都不在，就觉得其实我就像一个婴儿，是她帮助我一步步成长。其实画亲人的机会很少。
与山口百惠的缘分
“因为喜欢山口百惠，我才到了日本。”张晓东的一句话，把台下的嘉宾和媒体都逗笑了。十月中旬，张晓东在日本大使馆举办了一场艺术沙龙，当天他既是活动的主角，也是画作的分享者，偶尔还用自己流利的日语，替翻译姐姐解决那些复杂的专有名词。
听着像是玩笑，张晓东赴日留学的起因，还真的跟山口百惠有关。“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剧特别少，当时看了日本的电视剧《血疑》后就特别喜欢山口百惠。”张晓东说，学生时代，邓丽君的歌和山口百惠的电视剧对他的影响太大了，身边的人甚至觉得他长得有点像《血疑》的男主角三浦友和，“别看我现在长这样，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要是整天说你像最红的明星，你什么感觉？”也就是从那时起，张晓东开始慢慢关注日本文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与欧美的粗犷气质相比，日本文化细腻的一面更吸引他，“和我个人的喜好有关吧，我当时画画表达出来的气质，总感觉和日本的文化有一些比较相近的东西。”
当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的张晓东，机缘巧合地结识了东京大学新闻系来中国的一名留学生，并成为了好朋友。没想到与这位日本朋友的交往意外地给张晓东带来了一个难得的留学机会。“他的爸爸和同事一块儿来看望他，他把我作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介绍给他们，一起吃了个饭。”一同前来的还有那位同事的夫人，她见到张晓东，居然说他长得像日本孩子。“我当时还挺不爱听的，因为印象中日本孩子应该长得不太好看。她的意思其实是说我收拾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有点像日本孩子规规矩矩那种感觉。”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眼缘，那位夫人向张晓东提议，如果想去日本留学，他们可以提供帮助。
90年代初，国内还没有所谓的留学机构，加上家庭经济条件的考量，想要出国留学几乎等于痴人说梦，但这对夫妇的资助让张晓东有了希望。他有过犹豫，毕竟自己学的是油画，属于西洋艺术范畴，合理的学习途径要不去法国，要不去美国，“所以我很纠结，要从现代艺术来说，肯定是要往西方走，但是从个人来讲我又对日本文化很好奇。”父母也不太同意他出去，觉得他好高骛远、不踏实，父亲因此训斥了他一番。当然，他们更担心的是儿子远在异国无人照料，“想够也够不着”。
最终张晓东还是坐上了开往日本的那艘船——为了省钱，他没有买机票，而是从天津出发，漂洋过海，历经50多个小时才到达日本。虽说喜欢山口百惠，憧憬日本文化，但真要去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张晓东脑子一片空白。日本到底长什么样？跟《阿童木》里画的一样吗？他无从知晓。“人家有哥哥姐姐在日本的，就很快乐，要奔向自由世界的感觉。船上有各种设施，自动贩卖机、卡拉OK、棋牌室，他们玩的可开心了，但我心里却很沉重，因为兜里没揣几个钱，还是借来的，总共就換了10万日元。”10万日元，连1万人民币都不到，他真没什么底气。那天坐在船上小窗户旁边的小凳子上，望着远处的海平线，张晓东想了很多，“那时候也倔，觉得这要是不混出个人样来，回都回不去。”
留学生奇遇记
果不其然，这个东方岛国很快给了张晓东“不一般”的印象。首先是语言。尽管在来之前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基础语言学习，但真正听当地人说话，他感觉“就跟没学过日语一样”，因此也没法去打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工，只能刷盘子。“连端盘子都不行，人家点什么你也听不懂。而且日语又很麻烦，有很多暧昧语。比如问你要喝这杯水吗？同一个回答却有两个意思——可以或者不必了。我们留学生就听不懂。”
还有一点困难的是，张晓东的方向感不怎么好，常常找不着路。他称资助他的夫妇为“保人”。保人送他一辆自行车，他每天骑车“探索”，今天往这个方向骑五分钟看看这条路有什么，明天往那个方向骑十分钟看看那条路有什么，不敢拐弯，拐了就骑不回去了。“有一次保人约我去吃饭，结果回来我就找不着路了，转啊转，一个多小时了怎么也转不回去。最后转到警察那儿，也说不清楚，折腾半天才把我给送回去了。”
然而，这个日语磕磕巴巴，每天迷迷糊糊找方向的懵懂的年轻人，却在到日本的第4个月就办了个展，算是留学生当中的一个奇闻。当时日本有法律规定，留学生半年之内不许打工，为了生活开销和偿还保人垫付的学费，张晓东开始给别人画像。“有人一看画的还不错，挺传神的，就一传十——当然没传到百——说我领你去给亲戚画，画完了之后，有的人请我吃饭，有的人请我去理发。当时理发很贵的！”保人一看张晓东的手艺活这么受欢迎也来劲了，介绍了很多周围朋友来找他画像，有时候一张画能挣两三千日元。和在外打工一小时挣几百日元相比，张晓东无疑是幸运的，“当时什么雄心壮志都已经顾不上了，首先是生存，就跟抓着稻草似的，踩着石头过河。”
越画“名气”越大，张晓东就读的语言学校的老师的丈夫、丰田公司总检察官看了他的作品后很是欣赏，便问他想不想做个小展览。“我的水平也不够在丰田美术馆办，但是丰田公司有一些针对大众兴趣爱好的画廊，他就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老百姓即使不懂艺术，但觉得好赖是个画廊，对你还会另眼相看的，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画画。” 留学期间，张晓东结识了日本的很多知名艺术家，与白发一雄、森岗完介、铃木邑治等成为了朋友，并为他们创作了肖像。不过真正让张晓东声名鹊起的，是他为时任日本首相的细川护熙画了像，说起来还颇有些戏剧性。“我是先给东京都议员画过像，之后又联系我，说还想让我帮画张像行不行，挺神秘的。”当时张晓东住在名古屋，对方把他请到东京，说想请他给首相画张相，把他吓得不轻，“完全没想到，因为在我们国家这是很严肃的。”他忘了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总之很惊讶。“对方问我要怎么画，我说照片就行，但一般我画之前会跟人见一见，了解一下他的性格，要不然只看照片画不活。”当天晚上张晓东就见到了细川首相，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分钟，也没喝茶，首相夫人还给他找了几张照片供选择，“一见面他先给我递了名片，可那时候我们留学生连名片都没有，战战兢兢的。”
三个月之后，张晓东把画像寄了过去。“其实很快就画完了，画完之后特别没有信心。我最纠结的是要给他配个框，挑了很久。”他们在东京最贵的赤坂饭店里举行了画像交接仪式，当时来了很多媒体和企业家，场面不小，张晓东就这么单枪匹马地去了。后来父亲看到张晓东与细川首相的合影乐得不行，“我爸说你咋照的比首相还首相呢！其实是紧张，因为那时候年轻，稀里糊涂，跟做梦似的。”
从“等身大”的角度出发
初到日本时，学校的同学想看张晓东画画，但他窘迫得买不起颜料和画具。有一次给一位女同学画像，作为还礼，对方送了他一支自动铅笔，后来他就一直用自动铅笔开始画人像，没想到画出了各种门道，也就有了给知名人士画像的缘分。然而在肖像画得到不俗的评价后，他却突然开始排斥画人了。“我觉得艺术不该局限于此。开始觉得能把东西画的像真的一样，多好啊，但画久了之后感觉，艺术表达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吧。我有很多的想法，但大多数画画的人没什么想法，怎么教就怎么画，学完之后，都陷进去了。”他觉得，画人没有创意，画看不懂的东西才有创意。
日本随处可见的“可爱文化”给张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结合中国的文化，创作了很多融合中国传统元素与时尚元素的“中国式可爱文化”形象，其中便包括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胖胖”。创作之初，张晓东准备了几百支自动铅笔，用几个月的时间塑造了第一幅“胖胖”形象的作品。“胖胖”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一个小猪模样的存钱罐。“日本有百元店，相当于咱们的十元店。最早好像是谁送给我的，记不太清了，挺可爱的，后来再买同样的就买不到了。小猪很多，现在也到处都有，但是跟那个存钱罐一样的就没有了。”张晓东惋惜地说，这个具有别样意义的存钱罐被他女儿不小心给打碎了。这个大脑袋、大眼睛、萌萌的小猪形像，表达了“在纠结和矛盾中去寻找自己，超越自己”的主题，传递一种亲和的文化。“我的创作都是从大众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什么前卫、先进的文化。日本叫‘等身大’——跟你相同的价值观，是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每一项服务都是为你个人。”这一系列“胖胖”形象的作品，于2009年在东京和北京两地展出，在中国展出的时候，著名的当代艺术品收藏家烏利·希克前来，并收藏了两幅他的作品。
2006年，张晓东将发展重心放回国内，着重探索动漫美学本土化的问题，将西方现代写实表现方法与中国水墨寓意抒情传统有机融合，除了“胖胖”系列，又先后创作了《大款猫》、《万岁》、《快乐战争》、《自由女神》等作品。期间，他还开始尝试使用布偶与平面绘画相结合的创作，并称这样的表达形式为“布艺装置”。在北京昌平区张晓东的工作室里就摆放着这么一幅几乎占据整面墙的巨大装置，不过目前尚未完成，还是半成品。
只要在创作期，大部分时间张晓东都呆在这个远离市区的空间里——前面是画室，后面是生活区。由于孩子在日本上学，夫人是钢琴老师，要带学生，也走不开，平时他就自己煮些速冻饺子“解决温饱”。
张晓东的夫人山中爱是他保人客户的女儿，两人亦是因为画像相识，后来彼此总能聊到一块儿，加上夫人弹钢琴，张晓东又出身文艺世家，两人志趣相投。“我爸是琴师，拉京胡的，母亲是学舞蹈的，还拍过两部电影呢，所以我也有文艺细胞。”张晓东的女儿在画画方面挺有天赋，9岁时看到父亲的作品，尽管并不知道作品真正的内涵，居然也能解释得头头是道，这让他觉得很神奇。 毕加索说过：用几年的时间学会了像画家一样画画，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学像小孩子那样画画。张晓东感同身受：“开始你似乎要达到很多标准，之后反过来却要忘记这些东西。我现在是刚刚开始要放掉这些东西，但真的很难，这个要花费一生的时间。”
Q=《北京青年》周刊A=张晓东
Q：保人为什么会决定帮助你？你的哪个特质吸引他们？
A：人生有时候还真就是这样的。努力都很难达到的结果，有的时候就是一面之缘。虽然我后来经常提山口百惠的事，但如果我没有兴趣的话，也不会有和他们的相遇，也不会得到他们的帮助。我后来也遇到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都说我这简直是传奇。怎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了呢？都说你的保人怎么这么慷慨？
Q：日本社会都对画像很看重吗？ A：是这样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认为西方文化是高尚文化，因为在西方是贵族才画像的，平民并没有机会。在照相功能出来之前能留个影，是这么一个功能。照片出来之后呢，又便宜又快，就不用这个肖像画了，反过来，它又变成比照片更贵重的东西，物以稀为贵，所以在日本，大家觉得能画一个像就跟别人不一样，挂在家里感觉很有文化品位。
Q：如果当时没去日本，留在中国，或是去了其他国家，你有可能还凭画像来获得这个机遇吗？
A：可能还真不一定，当然我不了解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假如说在中国，你通过画像有这样的机遇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假如说在巴黎或者罗马，或者是欧洲一些国家，也许这画像对他们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他们街头手艺人很多，你恐怕也难有这些机会。但这也不好说，同样是在日本，别的人画像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机遇？我觉得有很多因素综合起来，只能说是一种缘分。
Q：你的画像风格也有转变吧？
A：有，最早画像时也没什么想法。后来慢慢画多了，有余地了之后，就想融进自己更多的艺术追求，不仅仅是给人画个像。我在央视的采访也说过，我接过好几单这样的：有一个老太太，小孩很早就夭折了，有的是老公出车祸，拿一个很久的发黄的黑白照片，一两寸大，还要画油画，这些事给了我很多难题。我本来就希望画像前见一见聊一聊，才能画出气质，画活了，我们也想要跟摄影拼一拼，所以才想办法画出神韵。
Q：怎么想到用自动铅笔作画？
A：很偶然，我在国内的时候都不爱用自动铅笔，一用就断，特简陋，基本上是没法用。别说画画了，一写字就折。我们画画必须要用中华铅笔，还要削很长，削斜面，这样就有靠背，一用力也不容易折，所以不会有人要用自动铅笔。去了日本之后发现大家都在用自动铅笔，因为有时候填一些东西用圆珠笔没法改。后来画画的时候，慢慢就对自动铅笔比较熟悉，也不用削铅笔，而且我功夫还行，基本不用橡皮。因为是师范院校毕业的，画过国画，宣纸画上去就改不了，我就特别不习惯又涂又改，铺满了就铺满了，慢慢形成自己的画画方式。
Q：用自动铅笔有什么讲究吗？
A：其实这是个秘密，但这也可以说。我后来这些作品在日本还挺受认可的，正经意识到要用铅笔去创作的时候，就想怎么跟西洋的素描区分开。中国讲究墨分五色，要通过墨不停的调浓淡，还有积墨成黑，我从这里得到的启发，觉得亚洲人比较喜欢素雅的东西，铅笔比较素雅，同时又像油画一样有厚重感。想画黑的，6B铅笔一涂就黑了，想画淡的，就用6H。我一遍一遍地画，谁也没教过，完全就是自己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铅笔是可以无止境画下去的，没有理论支撑。我不愿意叫它们素描，更愿意叫铅笔作品，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制作、创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Q：你有两幅关于“钱币”的作品《永恒的微笑》、《蓝眼睛》，怎样解读它们？
A：这两幅是在日本比较受关注的作品。《蒙娜丽莎》还有一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最早是美国人，后来是日本人，现在中国富裕起来了，大家都去旅游，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那么“蒙娜丽莎”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从它的角度怎么看这些来看它的中国人呢？蒙娜丽莎怎么看这个现象呢？这其实是一种调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让西方很有压力的。另外《蓝眼睛》里的眼睛里面是蓝色的，就是西方人看人民币。有人说我拜金主义，那就说好了，先吸引你眼球嘛！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没那么简单。
Q：结婚之后还有为夫人画过画吗？
A：有，后来我在日本很著名的画廊做过一次人像克隆展，画的都是身边的人。当时《朝日新闻》评价说，这个时代肖像画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有人用肖像画来表現？当时给我定的题目大概是“给大众带来幸福感的肖像画”。那次我也画了夫人和孩子。一张是夫人抱着我，我是一个婴儿，那时候女儿刚生不久，我把小孩的脑袋换成我的脑袋。一种寓意是我到处做展览，家里人的牺牲很大，生孩子的时候我都不在，就觉得其实我就像一个婴儿，是她帮助我一步步成长。其实画亲人的机会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