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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马英九时任台北市市长,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龙应台却表现得非常傲慢,傲慢到不近情理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筹划一趟单车旅行,带两个孩子去走莱茵河岸。五天单骑,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接到台北马英九市长的秘书来电,大意是说,因为马市长希望邀请龙教授回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我记得自己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复:“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没几天,接到马市长自己的越洋电话。从电话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个人,还真的读过我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了。
又过了几个礼拜,接到市长贴身秘书的电话:市长将亲自到法兰克福来,晚上八点多到,“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
于是市长风尘仆仆从台北飞到罗马,在罗马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一人,摆脱了记者团,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寻找我离城二十里路乡下的家。
是在进入了政府的公务系统之后,在长达近四年的公务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高压后,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回想到当初的“跨星际”接触,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多么的不食人间烟火,多么的自视清高。
我不是个高傲的人。曾经有记者观察到,在签名售书的场合里,当我坐着为排队的读者签名时,如果年长的读者出现,我一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签名。但是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近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自何处?立正
从记忆深处第一个浮上来的,竟然是孟子。十三岁的时候读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斩钉截铁的语言所释出的一种简单但绝对的力量,显然让年幼的我深深震动。
有一天,在乡下和几个同学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突然听见很大声的“立正”的命令。声音那样熟悉,原来是父亲,穿着一身整齐的警官制服,带着几个警察,向前来视察的分局长敬礼。我正要继续打球,球才举起,就看见父亲吓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后的警员更是一个箭步过来,把我们几个穿着拖鞋短裤的初中生连推带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让我们举起右手抵着额头,做出军警的敬礼姿势。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岁的我拿出孟子《尽心篇》,走到父亲面前,说,“你看!”
在那一天,十五岁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难,不知道自然法则的残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岁的我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以后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做那必须向人立正敬礼的人,也不做那被别人立正敬礼的人。
等到后来读到《公孙丑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而对齐王表达“士”与“王”分庭抗礼的独立位置时,我大概已经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独立
没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进入了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我发现自己一方面做决策,发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也就是说,当上位的决策者给出错误的指令时,作为下属的人,如何能够不盲从。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上,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的机会。
有一天,一份盖满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盖了那么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员全同意了。仔细读,却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这是市长室下来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官员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开幕时现场表演节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写下推翻一切的局长批示:
1、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2、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
公文批好之后,再把科员、股长、专员、科长一路到主秘、副局长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台北市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对市民负责,它不是市长的幕僚或“化妆师”。官员本身有文化独立的意识,就可以避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以后市长室再来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后,同仁一一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孟子的学生:“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一个官员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片刻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主秘无奈地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市长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测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教训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那是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大学毕业,管的事情庞大复杂。她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
傲慢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正在筹划一趟单车旅行,带两个孩子去走莱茵河岸。五天单骑,一天二十公里,大概可以沿河百里。正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接到台北马英九市长的秘书来电,大意是说,因为马市长希望邀请龙教授回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我记得自己当时不假思索地答复:“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没几天,接到马市长自己的越洋电话。从电话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个人,还真的读过我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了。
又过了几个礼拜,接到市长贴身秘书的电话:市长将亲自到法兰克福来,晚上八点多到,“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我也记得自己当时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答复:“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
于是市长风尘仆仆从台北飞到罗马,在罗马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后,只身与秘书一人,摆脱了记者团,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寻找我离城二十里路乡下的家。
是在进入了政府的公务系统之后,在长达近四年的公务生涯每天工作十六小时的高压后,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回想到当初的“跨星际”接触,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傲慢”是多么的不食人间烟火,多么的自视清高。
我不是个高傲的人。曾经有记者观察到,在签名售书的场合里,当我坐着为排队的读者签名时,如果年长的读者出现,我一定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签名。但是面对代表“权势”的市长,却表现得如此傲慢,傲慢到不近情理。于是在思索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养成过程时,不禁自问:这种对权势的“傲慢”,究竟其来自何处?立正
从记忆深处第一个浮上来的,竟然是孟子。十三岁的时候读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斩钉截铁的语言所释出的一种简单但绝对的力量,显然让年幼的我深深震动。
有一天,在乡下和几个同学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突然听见很大声的“立正”的命令。声音那样熟悉,原来是父亲,穿着一身整齐的警官制服,带着几个警察,向前来视察的分局长敬礼。我正要继续打球,球才举起,就看见父亲吓阻的眼神。立正在他身后的警员更是一个箭步过来,把我们几个穿着拖鞋短裤的初中生连推带拉排成一列,挺身站直,让我们举起右手抵着额头,做出军警的敬礼姿势。
不知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受到了此生未曾有的侮辱。晚上,十五岁的我拿出孟子《尽心篇》,走到父亲面前,说,“你看!”
在那一天,十五岁的我——不知道人世的艰辛,不知道生活的磨难,不知道自然法则的残酷,不知道人性的脆弱和黑暗;十五岁的我心中暗暗发誓:长大以后做什么都可以,但绝不做那必须向人立正敬礼的人,也不做那被别人立正敬礼的人。
等到后来读到《公孙丑下》孟子引述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而对齐王表达“士”与“王”分庭抗礼的独立位置时,我大概已经被孟子熏陶得差不多了。
独立
没想到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真的去“做官”,进入了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我发现自己一方面做决策,发出指令,一方面努力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也就是说,当上位的决策者给出错误的指令时,作为下属的人,如何能够不盲从。在培养官员的独立意识上,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育的机会。
有一天,一份盖满章的公文一路旅行到了我桌上。盖了那么多章,表示下面一串官员全同意了。仔细读,却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这是市长室下来的公文。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官员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开幕时现场表演节目。
不需多想,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写下推翻一切的局长批示:
1、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2、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
公文批好之后,再把科员、股长、专员、科长一路到主秘、副局长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台北市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对市民负责,它不是市长的幕僚或“化妆师”。官员本身有文化独立的意识,就可以避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以后市长室再来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后,同仁一一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孟子的学生:“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一个官员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片刻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主秘无奈地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市长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测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教训
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我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也要求属下官员培养独立意识。三年后,有这么一个下午,我在视察一个剧院工程时,看见工地上一排被拆卸一半的楼房露出一整面难看的墙壁;准备上油漆暂时遮丑的鹰架已经搭设完成。黄昏迟迟的阳光,刚好把鹰架那横七竖八的竹影,淡淡地,错错落落地,斜斜洒在那颓废斑驳的墙上。
我被那刹那间发现的美,惊呆了。站着不动,好像听见阳光在那墙上悠悠移动的声音。从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我交代随行的高级官员:不要上油漆了。就请艺术家把阳光自然投射的鹰架的影子,淡淡地画在墙上,就是最美的公共艺术了。
高级官员说,马上办。过了两个星期,我问专管公共艺术的承办人,那面墙做好了吗?
那是个讲话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大学毕业,管的事情庞大复杂。她说“还没”。又过了两周,仍是“还没”。过了一个月,仍是“还没”时,我准备发火了。把科长和科员请到面前,板着脸质问延宕原因。这个娇滴滴、十分腼腼的科员,轻声地说:“局长,公共艺术,您不是说,‘公共’的意义就是,它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
她静静地陈述。我静静地听。那面墙,没有处理。
真的,除了孟子,小科员也给我上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