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各个往来香港的口岸，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内地旅客拎着大包小包归来。而在改革开放前，拎着大包小包进入内地的几乎都是香港人。
　　61岁的李秀恒祖籍广东清远，他至今还记得，年少随父母回老家探亲的情景，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每一次都是大包小包地要拿上很多礼物。
　　改革开放后，很多香港人来内地不再只为了探亲，而是投资兴业。1987年，李秀恒在深圳坪山开建工厂，成为其中一位最早投资内地的“吃螃蟹的人”。
　　在李秀恒看来，和三十多年前大不一样的是，以前投资内地还要教内地人怎么做外贸，然而如今，“香港经济要跟着内地经济走，因为内地的经济体量太大了，内地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提供什么，而不是由香港来主导内地的经济发展。” 在位于中环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大楼的办公室，李秀恒不无感慨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秀恒如今的身份，不仅是旗下多家企业的老板和董事，也是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会长。创立于1934年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拥有各行各业的会员超过3000家，是香港四大商会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业至今，打工起家的李秀恒发展成为身家百亿的香港“钟表大王”，并坐拥酒店等多个产业，而30多年里，中国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贫弱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关系也经历了一次反转。

“不是由香港来主导内地的经济发展”

　　2015年5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等机构在香港中环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5》（《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报告称，2014年全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第一位被深圳夺得，香港、上海和台北紧随其后，而香港更是该报告发布13年来首次跌落综合竞争力排行榜首位。
　　超越香港的深圳与其毗邻。这个如今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在30多年前还只是人口仅3万人的边陲小镇，当时，前来投资建厂的李秀恒面临的是一下雨就泥泞难行的道路和时常“罢工”的电力供应，发电机成为工厂开建时的标配。
　　从1987年在深圳坪山投资建厂，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十年是李秀恒的钟表公司的黄金时代，也是香港工业的巅峰时期。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95年全球钟表市场容量约为6亿只，而香港的钟表产出量约占其中7成，把老牌表业强国瑞士和新兴表业强国日本都甩在后头。
　　“价廉物美的石英电子表当时非常流行，我主要做这一块。”那时的香港，李秀恒不愁订单，愁的是招不到充足的工人，找不到能用于工厂扩建的土地。李秀恒将目光转向内地，虽然对内地改革开放之初的优惠政策能否持续仍有担心。李秀恒逐步将相对落后的设备和几条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工厂。
　　出口量在全球都名列前茅的钟表、玩具、服装工业等引领了香港工业在上世纪80年代走向黄金时代，最高峰时香港的工业产值占香港经济总量的3成，并吸纳了将近半数的就业人口。
　　根据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份有关香港制造业发展趋势的调查报告，从事制造业的港商，在向内地迁移后，很多从原本的小厂，迅速发展成为在内地拥有数千员工的大规模生产基地。
　　在李秀恒看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走上腾飞之路到现在，香港工业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香港的经济自由港的优势，再加上一定程度上因为香港并非高福利社会，所以香港人非常勤奋，物美价廉的“香港制造”发展迅速；第二个阶段为八十年代中后期到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工业腾飞正盛，工人严重短缺，工业用地供应也跟不上，而内地逐渐开放，成为香港工业发展的后盾，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劳动力，配合香港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香港工业的生产加工也纷纷向内地转移；香港回归后至今，由于内地的开放程度加深以及自身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内地给香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内销市场，另一方面很多外国企业进入内地，而内地自身的加工企业也快速兴起，与香港企业直接竞争。靠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的香港工业，在人力等成本上劣势尽显，香港经济开始由工业主导转向金融、旅游、娱乐、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主导。
　　“一开始，港商在内地投资建厂时，内地人不会做外贸，我们帮内地出口。过一段时间，内地跟香港一起走，有竞争有合作。但是再往后，香港要跟着内地经济走，内地的经济体量太大了。内地市场需要什么，香港企业就提供什么，而不是由香港来主导内地的经济发展。”李秀恒说。

“在内地，能发挥的地方很多”

　　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十多年里，香港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
　　在这个过程中，李秀恒却选择了与内地加强合作和联系。“第一是因为我去内地比较多，在内地也有投资，对内地的政策和环境都已经熟悉并理解，对与内地进行合作的信心也不断增加。”李秀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内地政府的思路越来越活跃，经济上也一步步跟同际接轨。”
　　“我从来没有做移民的准备，包括家人。”李秀恒说。他的现实考量是，移民去外国，港商并没有自己的优势。其次，西方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港人的专业水平在西方也没有什么优势。反而在内地，能发挥的地方很多，竞争力上还会有一定的优势。
　　但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香港工业开始下滑的情势下，李秀恒的钟表生意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曾经不愁订单的他面对着订单量的不断下滑。在内地，一大批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快速兴起，也开始生产钟表。虽然李秀恒选择了向钟表高端化方向转移，但高端钟表的市场规模要小很多。
　　李秀恒的应对之道是，“与其恶性竞争，不如分散投资”。
　　在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鼓励港商进入内地发展，香港本地留下了很多空置的工业楼宇。再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一些建筑成本达每平米1万港币的工业楼宇，售价却只要每平米三四千港币。 　　香港地少人多，楼市的需求低迷只是暂时的。李秀恒出手买下一些工业楼宇后，进行装修改造，或出租，或做酒店运营。
　　2003年非典结束后，香港的房价开始走出低谷，一路飙升。
　　同年的7月28日，出现了内地与香港之间人员往来的转折点。广东中山、东莞、江门、佛山4个城市的居民只需办理港澳通行证，就可以个人身份到香港旅游。这就是后来大家俗称的“自由行”。一年后，“自由行”扩展至华南及华东的32个城市，这些城市里1亿5800万居民可以申请“自由行”，之后范围不断扩大。
　　统计显示，2002年“自由行”尚未展开时，访港游客仅为1660万人次，其中682万为内地旅客，占整体旅客量41.2%。而十年后，到2012年底，访港旅客大幅增至4861万人次，内地旅客占整体访港旅客的七成以上。
　　香港的零售业和酒店业成为“自由行”的最大获益者。在旅游旺季，香港三星酒店房价会超过千元每晚。
　　不过，赴港内地旅客数量的激增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争议也开始变得激烈。2013年3月，香港特区政府实施“奶粉限购令”，将婴幼儿配方奶粉列为法定储备食品。法定储备食品意味着，无论是奶粉进口数量还是出口数量都会受到严格限制。
　　对于香港面临的奶粉短缺情况，李秀恒认为，港人应该正面地去看待。“内地人士来香港买需要的东西，这是很好的事情，政府需要找到好的解决办法，要思考怎么去把物流搞好，把进货渠道搞好。就世界整体市场而言，是不缺奶粉的。”

“我们那个时候不流行找政府”

　　服务业代替工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导，在李秀恒看来，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体现。“这是全球的一种经济现象，社会要进步，老百姓生活水平要提高，就会有一个转变，要做高增值的部分。”
　　如今，香港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总量都面临着被深圳和其他诸多内地大城市赶超的情况，但李秀恒并不对香港经济过分担忧，因为香港的经济体系本来就不大，不过700多万人口，就业人口才300多万，其中政府的公务员，学校老师等有固定工资的职员加起来就超过100多万。有统计显示，香港的失业率非常低，只有3%，接近全民就业。
　　李秀恒认为，眼下，香港要考虑的是怎么样跟内地多配合，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扩展增量，而不是只把眼光盯着竞争；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服务领域，要考虑应该怎样发挥香港的优势。
　　谈及目前年轻人对香港未来的担忧，李秀恒说起自己上大学时的经历。土生土长在香港的他，一毕业后什么社会福利都没有，而因为家里条件不太好，就拼命读书，“主要是为了工作后能多赚些钱，也希望尽可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社会对老人也没有什么照顾，自己有责任去照顾。”
　　“当时我们都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也不流行找政府。”李秀恒说。
　　在他看来，香港由于过去长时间殖民统治，没有受过爱国教育，年轻人的国家意识比较薄弱，对国家不太理解。年轻人参与政治是应当的，有助于理解社会，但年轻人又很容易受其他人的影响。他希望年轻人应该多了解历史，多思考自己的实际情况，有独立的判断，而不要片面地去看问题。
　　“不能都是批评，而没有一点实际的建议。”李秀恒说。
　　就在李秀恒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当天，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举行发布会，介绍“香港大学生赴天津考察团”的情况。两天后，来自香港9所大学的62名大学生会前往天津进行为期四天的考察，全部费用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承担。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青年委员会主席、考察团团长张永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察团的天津之行的主题为“创意创新创业”。“我们发现，在培育新一代企业家方面，香港的力度比不上内地，这方面需要向内地好好学习。”
　　这次参访团的主要目的，还是加强香港年轻人对内地的了解。“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未来去当民运领袖，但是大部分人在进入职场并跟不同阶层的人沟通后，会更理性地考虑现实问题，也会明白香港跟内地其实是分不开的。”张永鸿说，“但这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等着这些年轻人慢慢成长，慢慢改变。香港和内地双方都要尽可能多做一些加强交流和沟通的事，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
　　（实习生杨懿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