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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在中国古代，只有“藏书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收藏家，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的确，翻开中国传统收藏史，我们不难发现，书籍，这一看似再寻常不过的物品曾是中国传统收藏家的最爱。
而在当前的收藏领域，古籍善本也是门槛最高的收藏门类，其极强的专业性，似乎非大学问家就无法“染指”。古籍，可谓真正的收藏之巅。
书籍：传经载道 敬惜字纸
中华民族是以圣贤文化为其特征的，因此，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所谓“敬惜字纸”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形象化喻指。古人关于图书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隋书经籍志》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正是由于书籍的重要性，我国历朝对于刻书事业都极为重视。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印刷术开始推广和应用，一些佛经及儒家典籍的刻书开始出现。
肇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在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发展后，终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官、私、坊刻书系统的庞大网络铺展开来，刻书内容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刻印儒家经典著作，又遍刻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品类丰富繁多。也因此，宋代的图书事业迎来了一个繁荣的高峰。明代的印刷业规模大、分布广、品种多，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全盛时期。明代印刷技术更加成熟，图版刻印更为精良。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也多有特色。
藏书：重要事宜 文化自觉
中国的藏书传统并非源起于宋。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机构。私家藏书也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但早期图书的载体多为笨重的竹木简，贮藏、书写、携带均不方便，靠手抄复制，成之不易，聚之更难，私藏者寥寥。随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学术文化的大发展，以及造纸技术的突破，藏书数量和规模才有了明显增加。
北宋时，各地政府也都建有藏书机构，至南宋时已极为普遍。如江南十一府，每府都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私人藏书之风，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官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北宋初期的江正、李方、宋缓、王诛等，后期又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这些藏书家的收藏都达到万卷以上。
到了明清时期，藏书之风尤盛，藏书家遍及全国，逐渐形成了江、浙、闽三个藏书中心地域。明清两代的知名藏书家多以千计，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达到几十万卷。
正是基于对典籍的崇尚，古人视藏书为重要事宜。司马光曾教育其子说：“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清孙树礼说：“积财以贯计，积书以卷计。积财十万贯，子孙日夕取求焉，不数年而用已罄。积书十万卷，子孙日夕取求焉，终其身用之不尽，更传诸子若孙，数十世亦不能尽也。故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清张金吾称：“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它，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古人把藏书之积累视为比钱财的积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从现实的功利说金玉之利有限且坐吃山空，而藏书之利无穷且作养后代，而且藏书远比积财更为高贵。正是由于对书籍的尊崇和藏书的重要，中国很早就有了藏书的文化理念，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藏书传统。积累藏书，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他们秘惜自好，不肯轻易示人，把借出与售卖同视为不孝。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明代范钦。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藏书家：知识渊博 多种功夫
清代学者洪亮吉曾将藏书家分为5种：其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所谓掠贩家。洪氏所说的考订家等，无一不具有专门之学，就连他最瞧不起的“掠贩家”也大多有“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的过硬本领。其实洪氏所说仍有偏颇，古代藏书家除了具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的功夫，许多人同时还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如赵明诚与李清照、元好问、杨士奇、王世贞、黄宗羲等人便是。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曾说，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游、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等也与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因而可以说，藏书事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书籍的保存不仅延绵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对前人书籍的保存继承发展的。正因为如此，藏书也成为了收藏之巅。
而在当前的收藏领域，古籍善本也是门槛最高的收藏门类，其极强的专业性，似乎非大学问家就无法“染指”。古籍，可谓真正的收藏之巅。
书籍：传经载道 敬惜字纸
中华民族是以圣贤文化为其特征的，因此，对于传经载道的典籍十分尊崇，所谓“敬惜字纸”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形象化喻指。古人关于图书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隋书经籍志》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正是由于书籍的重要性，我国历朝对于刻书事业都极为重视。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印刷术开始推广和应用，一些佛经及儒家典籍的刻书开始出现。
肇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在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发展后，终于在宋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官、私、坊刻书系统的庞大网络铺展开来，刻书内容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刻印儒家经典著作，又遍刻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品类丰富繁多。也因此，宋代的图书事业迎来了一个繁荣的高峰。明代的印刷业规模大、分布广、品种多，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全盛时期。明代印刷技术更加成熟，图版刻印更为精良。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也多有特色。
藏书：重要事宜 文化自觉
中国的藏书传统并非源起于宋。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收藏档案、简册的官方机构。私家藏书也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但早期图书的载体多为笨重的竹木简，贮藏、书写、携带均不方便，靠手抄复制，成之不易，聚之更难，私藏者寥寥。随着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学术文化的大发展，以及造纸技术的突破，藏书数量和规模才有了明显增加。
北宋时，各地政府也都建有藏书机构，至南宋时已极为普遍。如江南十一府，每府都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私人藏书之风，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官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北宋初期的江正、李方、宋缓、王诛等，后期又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这些藏书家的收藏都达到万卷以上。
到了明清时期，藏书之风尤盛，藏书家遍及全国，逐渐形成了江、浙、闽三个藏书中心地域。明清两代的知名藏书家多以千计，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达到几十万卷。
正是基于对典籍的崇尚，古人视藏书为重要事宜。司马光曾教育其子说：“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清孙树礼说：“积财以贯计，积书以卷计。积财十万贯，子孙日夕取求焉，不数年而用已罄。积书十万卷，子孙日夕取求焉，终其身用之不尽，更传诸子若孙，数十世亦不能尽也。故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清张金吾称：“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它，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
古人把藏书之积累视为比钱财的积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从现实的功利说金玉之利有限且坐吃山空，而藏书之利无穷且作养后代，而且藏书远比积财更为高贵。正是由于对书籍的尊崇和藏书的重要，中国很早就有了藏书的文化理念，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藏书传统。积累藏书，也就成为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文化自觉。他们秘惜自好，不肯轻易示人，把借出与售卖同视为不孝。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明代范钦。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其例严密如此，所以能久二也。”
藏书家：知识渊博 多种功夫
清代学者洪亮吉曾将藏书家分为5种：其一是“推求本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其二是“辨其版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其三是“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其四是“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鉴赏家；其五是“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所谓掠贩家。洪氏所说的考订家等，无一不具有专门之学，就连他最瞧不起的“掠贩家”也大多有“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的过硬本领。其实洪氏所说仍有偏颇，古代藏书家除了具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的功夫，许多人同时还是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如赵明诚与李清照、元好问、杨士奇、王世贞、黄宗羲等人便是。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曾说，藏书家并非桃花源中人，其家世渊源、社会交游、专业联系，乃至生活时代之政治风云、学术潮流、价值取向等也与藏书活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学术角度看，与藏书密不可分的更有目录学、文献分类学、版本学、考据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有人统称之“治学之学”，不无道理。因而可以说，藏书事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
书籍的保存不仅延绵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正是通过对前人书籍的保存继承发展的。正因为如此，藏书也成为了收藏之巅。